中国反腐败立法研究
刘艳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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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红等
一是以强化腐败预防立法体系建设为核心的发展路线，主要为英美、欧陆等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所采用。扩张公共权力作为现代化的结果，导致了现代腐败的泛滥，为有效控制腐败，这些国家尝试从探究腐败发生的根源性原因入手，建构以防范、制约公共权力为中心的反腐法律制度体系，将腐败治理与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有机结合，从腐败发生的源头探寻使公共权力不能腐败、公共权力行使者不敢腐败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缓解了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分配之间的紧张关系。二是以强化腐败惩治立法体系为核心的发展路线，主要为中国以及其他后现代化国家所采用。基于加快社会发展、缩短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此类国家的公共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由此导致腐败的盛行。面对腐败的泛滥，为迅速扼制腐败蔓延扩张的趋势，特别是受到此类国家法律文化传统中所固有因素的影响，这些国家普遍采取了以突出腐败惩治性措施为核心的立法战略。强调不断完善腐败惩治法，注重腐败的事后惩治，这种立法模式尽管使腐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根本无法实现腐败有效控制的目标，腐败治理的形势正日趋严峻。反腐败立法体系建设与发展路线选择，对腐败治理成效的影响重大。不仅如此，两种反腐败立法模式根本的差异在于，所奉行的立法理念不同，前者是以积极治理主义为导向的立法活动，而后者则是以消极治理主义为导向的立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