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 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 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并非宿命。500年来，西方做成的唯一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唤醒了中国。 1、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观察和解释历史。治史的三重视野：上看货币财政，下看基层建设，外看世界大势。 2、从地缘看世界交往方式之变迁，从财政金融思考顶层制度之改革，从基层组织研究国家社会组织能力之革命。 3、学问和思想的落脚点在于研究社会制度之发展。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4、中国之逐步衰落不是由于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由于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是由于“体制”的无为、“无力”和低效。一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脱节；二是货币—财政体系混乱，金融长期依赖外部，货币体系一朝崩溃，财政体系亦随之瓦解。 三是兵农分离，中央与基层脱节。 5、明清两个帝国突然间迅速瓦解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一个银矿储量高度短缺的国家，竟匪夷所思地选择别的国家所富藏的白银贵金属构建自己的货币和税收体系，并维持300多年不变。银根的短缺和外流，势必造成周期性的、剧烈的通货紧缩，成为制约明清两朝经济发展最为致命的软肋，而且随着资本主义体制在西方的形成，中国日益由一个货币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 6、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是宋明以降中国政治弊端的核心处。（柳宗元《封建论》:自秦以来，中国政治之缺失，在“政”而不在“制”。） 7、近代欧洲所采用的如下两种方式，恰是中国从来不具备的：其一是国家以发行国债的方式投资战争和殖民（这是英国最常采用的方式），其二则是国家授权公司对外战争和殖民的权力（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特征）。 8、没有国家的组织，仅凭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完成资本的积累和市场的不断扩大的。以为单凭市场经济本身就可以完成市场的扩张和资本积累，无论从中国还是从西方历史上看，都属于无稽之谈。 9、中国是现代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而是通过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农民的组织化推动完成工业化的国家。 10、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建构:“无权利则不纳税”与“战争税务动员机制”。 11、致力于对战争债务“年金”的管理，这就是现代官僚制度，特别是银行制度的起源。 12、资本产生的最为必要和充分条件是国家借贷并成为永久的需求。雇佣劳动和高利贷利息，这在历史上到处都存在过，它们不可能自然地、自发地发展成为“资本”。 只有当“国家”成为借贷方时，利润和信用才成为可保障的；只有当国家的借贷成为永久的需求时，利润的积累才是可持续的。 13、资本主义起源于金融业而非一般的物质生产和市场经济（资本的真正起源是“债务利息”，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是一个“债务体系”）。赌博、冒险和作弊。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其实是面对市场的习惯机制，而制造一种逆向活动，使得市场以另外的方式或者相反的方式运转。 14、历史乃是人类为争夺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博弈。 15、在欧洲的现代性条件下，“伦理是不可能的”。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再到‘人的权利’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西方走向政治虚无主义的过程。” 16、“现代性”不是任何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而是与人类所有文明传统的大断裂，更是欧洲传统自身的大断裂。 17、所谓共产主义，不是指剥夺私人财产，而是使资本成为公共的。 18、资本就是货币化的信用。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做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中介，但是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为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 19、“人权”是相对于教权而言的，正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说法深刻表明，西方“人权”思想的最终根源就是基督教。基督教是贵族阶级的经济学，“基督教国家只知道特权”，而犹太教则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其追求的人权就是私有产权，即“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产权这一人权”。 20、“公民权”是相对于国家主权而言的，它的基础则是卡尔·洛维特所谓的“第三等级利益的共同性”，即“公民权”所厘定的其实就是纳税人的权利和国家的义务。

最大的感觉还是每次读教员的话都会心情澎湃。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挡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此类型的是历史书。书中的观点让我耳目一新，虽然有些观点目前还不能完全认同。本书的序言对我的感触反而比正文更深，尤其是“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虽然这话不是作者的原话，但是我是从这里看到这句话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这句话基本可以完整描述目前基层治理的顽疾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基层工作的现状。

锐眼与迷障：读《五百年来谁著史》的思辨之旅 韩毓海先生的《五百年来谁著史》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五百年全球史的血肉，其以“国家能力”为核心的分析框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书中对西方崛起的解构——将其归因于“军事-金融-国家”三位一体的精密机器，而非简单的文化优越或技术领先，堪称全书最璀璨的洞见。这一视角如一道强光，刺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迷雾，让我们看到殖民霸权背后冷酷的金融逻辑：国债支撑战争，战争掠夺资源，资源反哺资本，环环相扣的掠夺链才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真实骨骼。 然而，这部野心之作亦如一座棱镜过于复杂的迷宫。当作者试图以“货币短缺”彻底否定“闭关锁国”的文化归因，以“吏有封建”囊括明清官僚体制的全部症结时，论述的锋芒渐显武断。历史的肌理本是多层织物，而书中某些结论却如单色拓片，将复杂动力简化为单向因果。尤其是将中国落后全然归咎于国家能力衰退，却未充分探讨东亚朝贡体系与欧洲殖民体系的结构性差异，这种“执剑斩乱麻”的论断，难免令人疑心其中是否夹杂着对当代叙事的过度投射。 更大的割裂感来自文本气质的骤变。上篇以“白银困局”“基层失控” 等案例编织出16世纪的史诗图景，史料与观点交融，读来酣畅淋漓；但下篇闯入“漫长的19世纪”后，却骤然遁入晦涩的哲学深谷。金融资本、国家理性等概念的庞式漩涡，吞噬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书中用数页篇幅辨析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清代财政的关系时，那些曾鲜活的历史主角——在鸦片战争中挣扎的渔民、因铜钱贬值破产的匠人——仿佛被抽象成理论注脚。史实退场，哲思凌空起舞，阅读的锚点就此迷失。 这种分裂或许正是本书的隐喻性命运：它一面以唯物史观的手术刀精准解剖历史脏腑，另一面却因过度追求理论颠覆性而悬空了双脚。当“国家能力”的解释膨胀成万能钥匙，当白银叙事遮蔽了土地制度、文化思想等变量的相互作用时，洞见与偏颇已如双生藤蔓般缠绕难分。   结语：在灼见与迷思之间 《五百年来谁著史》终是一把双刃剑。它以恢弘视野重构五百年兴衰棋局之功不可没，尤其对金融权力与地缘政治的勾连揭示，堪称本土学界的一次破壁；但刀锋所及之处，亦留下刻意锐化的划痕。或许韩毓海先生早已明示：历史从非温顺的标本，而是一场需要不断重写的残酷辩论。这本书的价值，恰在于它迫使我们带着刺痛去思考——在“国家能力”的强光之外，历史的暗房中是否还有其他未显影的底片？这未完成的叩问，反而成了它最深刻的遗产。

令人耳目一新，犹如醍醐灌顶，穿过历史的层层迷雾，告别泥泞不堪的昨天，我们从睡梦中醒来，我们从屈辱中觉醒，我们从苦难中奋起，我们在曲折中前进，历史是一把钥匙，岁月是一把刻刀，我们用这把钥匙打开一扇又一扇通向未来的大门，我们用这把刻刀勤劳勇敢地雕刻着属于我们人民大众的美好生活。。。

书是一个月前看完的，忙着毕业和旅行，本来想要写的长书评一直顾不上写，回来后又小病了一场，复遇上杭州大暑，着实难耐。先写个不成体统的书评应付一下聊慰拖延吧。 首先要指出的是，每次看韩教授的书，我总是忍不住一边赞叹，一边大骂。其书，优点与缺点一样明显。韩教授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很多理论问题的理解是片面的，且在书中总是以片面当深刻的真理，造成混乱。但我还是忍不住以极大的宽容给他的书点推荐，一是毕竟他的书不是辩经之学，仅是应用分析之论，实践的结果对其理论的推理做了矫正，降低了其理论错误的危害；二来即便是这样饱含错误的论调，也有一堆反马克思的小丑们来攻讦，又足以证明至少韩教授的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不管怎么说，韩教授的这本《五百年来谁著史》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我的视野，激发了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虽然其中许多关于历史发展的观点论证并不严谨，但也并非完全空口白话，只不过需要自己更多地去小心求证罢了。但是在个别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上，我要略加批判： 一是关于国家能力。韩教授认为中国五百年来的问题主要的是国家能力的衰弱，基层治理与国家治理脱节。我认为这个看法问题不大，还很有意思，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韩教授导出的结论是仅仅是要增强国家能力，这至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片面认知了。国家能力强的国家只能是代表社会普遍利益的国家，社会普遍利益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能做到国家能力强，而代表少数特权阶级利益的国家在过去是封建贵族专政的国家，现在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些国家为了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必然要抛弃普遍利益，国家也因此成为少数阶级垄断的分赃机构，无法凝聚起强大的国家能力。由此，对“国家能力”的理解就称为一个要点：首先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国家是维护阶级统治的机构，国家能力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能力；其次，从国家的起源可以发现，国家生来就有代表公共利益的基因，只不过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资本的膨胀，国家的公共利益逐渐被占少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垄断，成为特权利益，国家能力由此演变为维护少数特权阶级利益的能力。这本书在逻辑上的混乱就在于，明朝的国家能力和新中国的国家能力所处的阶级立场是不同的，能比较但不能混同。明朝的国家能力在于维护官僚特权阶级利益的能力，白银带来的冲击在于对国家财政的冲击，降低了统治阶级的财政管控能力。因此官僚阶级为了与外商争利则必然要实行一条鞭法的改革。而外商、地方商与官僚对农民的剥削则必然激起激烈的阶级矛盾，引发冲突。新中国的国家能力则不然，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主要的应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韩教授却把我们现在对国家能力的理解套用到明清，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国家能力在500年内持续下降。很明显，他忽视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是一种国家，它们的国家能力也根本不是同一种能力。事实上，从作者分析的角度去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能力”，或者说“组织生产的能力”是作者所谓“国家能力”的内核。也由此能够透析作者为什么强调对基层的掌握，因为这是组织生产的最基本单位。我们由此可以回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表述：管理能力。并进一步回到国家消亡的必要条件：无产阶级自己来管理生产、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教育无产阶级自己来管理生产、对物的管理代替对人的管理。当我们谈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能力时，我们实际上在谈论的是怎样消灭这样一种国家能力。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多次强调的，“必须把国家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计算的手续，使大多数居民，而后再使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胜任。”也就是说要让全体人民来自我管理，不要一个专门从事管理的群体，一个总是异化为社会主人的“社会公仆”。 其次，韩教授在多本书中都表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是片面的，在《马克思的事业》一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韩教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这是错误的）。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天而降的资本家，在国王缺钱的时候，韩教授安排他代表耶稣借钱给他。韩教授这种直接安排金融资本家来降维打击的写法，忽视了经由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充分但曲折的发展才出现成熟的金融资本的历史，从而出现了把资本主义等同于金融帝国主义的隐性错误。韩教授还有一个隐藏的错误观点就是认为资本一经诞生，资本主义就应运而生了，而忽视了资本发展壮大才催生资本主义的历史。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韩教授脑海中简单的资本主义图式，也是通常的认知误区，认为资本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同于工厂生产。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涉及上层建筑；而工厂生产仅仅是资本剥削发生的一个时空，而不是全部时空。为此，有必要廓清“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和一种矛盾运动结构。在下层建筑（即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已经演变出极复杂的社会分工；生产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剥削关系，即资本家阶级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论是直接的占有还是间接的占有，前者表现为产业资本，后者表现为金融资本）来支配他人的劳动。在上层建筑中，资本主义更是一种政治的、军事的、艺术的、宗教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综合体。但归根结底正如资本家在下层领域对社会财富（即资本）做的那样，资本主义下的上层建筑也面临被资本家阶级独占的窘境。特别是当这个阶级已经掌握国家机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通过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监狱、法等）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校、家庭、教会、媒体等）来保障资本主义生产（剥削）关系的再生产。 以上看法实为一家之言，供人批判。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 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的核心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能力决定兴衰 作者韩毓海提出，近500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关键在于“国家能力”的强弱，即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中国的兴衰也主要取决于此。 强大的国家能力促进发展 基层组织：有效的基层组织是国家能力的基础。明朝初期通过里甲制度、粮长制等，强化了基层控制，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财政金融：合理的财政金融政策能够为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例如，清朝前期实行摊丁入亩等政策，增加了财政收入，巩固了统治。 国家能力衰弱导致衰落 基层组织崩溃：明朝中后期，里甲制度瓦解，基层治理失效，导致社会动荡和农民起义频发。 财政金融困境：清朝晚期，财政危机加剧，无力应对内忧外患，最终走向衰落。 批判“现代化”理论 韩毓海批判了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是因为没有遵循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他指出： 西方现代化的特殊性：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殖民扩张和掠夺，积累了大量财富，并非单纯的内部发展结果。 中国发展的独特路径：中国的发展道路应基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 金融与历史的关系 作者从金融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强调金融对国家和世界发展的重要影响： 货币体系的演变 白银资本：明朝中后期，大量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等问题。 货币依赖：中国长期依赖进口白银，缺乏独立的货币体系，易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 金融资本的崛起 西方金融资本的优势：西方国家通过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掌握了资本运作的主动权，推动了工业革命和全球扩张。 中国金融发展的滞后：明清时期，中国金融业发展缓慢，未能形成强大的金融资本，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世界大势与中国命运 作者将中国历史置于全球视野中，分析了世界大势对中国的影响： 地理大发现与全球贸易 机遇与挑战：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全球贸易时代，中国既有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也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冲击。 闭关锁国政策：明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了对外交流，错失了发展机遇。 殖民主义与民族危机 列强侵略：19世纪，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等方式，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导致国家主权受损，经济衰退。 民族觉醒与抗争：面对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中国复兴的关键 韩毓海认为，中国的复兴需要： 理论与现实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政治与民众结合：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凝聚共识，共同推动国家发展。 财政金融与生产、民生结合：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 综上所述，该书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国家能力、金融体系、世界大势等因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为理解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提供了新的思路。

重建东方话语权 五百年的西方航海史、“自由”贸易史、资本主义史是所谓民族国家以战养战，以殖民主义弥补战争亏空，以支撑其全球扩张的历史。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扩张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血和泪上的。 这与中国治权截然不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文化尚和，历史上中华文明建立起的“朝贡贸易”体系，也是更接近于以经济援助换取文化认同的方式，所谓华夏不治夷狄，中国没有对超出自己文化影响力的国家和领土存有任何征服倾向。这与英帝国的铁和血、“征服+殖民”的原始资本主义大不相同。从郑和下西洋开始，中国的海洋力量更近似于文明之师、和平之师，对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区域的经济文化之利远远大于弊。 可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以资本积累、武力征服为基础的西方帝国主义，日益掌握了世界话语权，东方智慧、东方模式日益遭到蚕食、掠夺乃至诋毁，我国近代史的“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等说法也肇始于此。西方文化真的与东方文化对立吗？西方模式真的比东方智慧高级吗？我看不是。没有郑和团队和中华先民的航海积累和科技发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现是不可能的；没有东方智慧的西渐，那么拿破仑法典、康德的启蒙思想都将大打折扣；没有发达的东方对白银的强烈渴求，西方将陷入白银过剩的区域通胀，也不能够从贸易手段出发与中华帝国接轨。且不论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形成本就是一系列偶然性的组合，不否认其存在必然性，但也不构成对其他文化颐指气使的资本，正如书中所揭示的，正是英国的穷导致其后来的发达，也正是由于中国的发达、市场的广阔导致其后来的贫弱。 无论如何，欧洲不间断的兼并战争制造并凝练了战争金融制度，并使得这一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生长、不断取胜。小国可以被金融资产阶级控制，大国却是万万不能，一旦可以，就诞生世界资本主义的现实危机策源地——美国。危机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与军事并驾齐驱，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不再是和平守护者，反而退化为麻烦制造者，霸权制度已经开始衰落。回到中国，理论脱离实际、政治背离群众、财政金融制度不能与生产和民生相协调，三者一起导致的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下降成为明清以降国家式微、民生凋敝、民族蒙尘的根源。道学思想的束缚、胥吏阶层的封建、币值的长期破败成为主要外在表现，使得有“制”而不能“政”成为国之痼疾。叠加白银操于他人之手、列强环伺朝贡体系分崩离析，使得内部矛盾急剧发酵，国家的衰落也就成为必然。 把握当下，必须吸取琉球、恰克图之教训，打通北方、临海贸易通路，构建战略经济屏障，此为国家长治之根本，不能仅仅倚靠经济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真正做到“狡兔三窟”；必须警惕纯粹政治化倾向，官必是能吏、干吏，警惕地方豪族像《中县干部》一样孳生盘踞，造成中央--地方离心离德、尾大不掉；必须仅仅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汇聚民智，让自下而上的改革充分涌流，让民情民心上达中央；必须牢牢把握货币政策的主动权，不能以简单GDP倾向盲目引入国际资本，导致国家经济控制力的下降；必须更加重视发展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警惕发达地区的去粮食化倾向，警惕发达地区新生权贵阶层把持政治话语权，使区域利益服从于国家整体利益；必须保持充分的国际视野，不是被动的开放，而是主动地开放，同时牢牢把握自身命脉。 康有为所著《大同书》所代表的的政治理想无疑启发了一代中国革命者，其对中西文化的洞察不可谓不深，且篇中对共产、简化行政体制、改革币制、提高基层参政议政能力、强化文化输出、发行国债等等主张都超大大超前于时代并切中要害，这无疑刷新了对这位蛰居印度的改革失败者的认知，其激进可谓真激进，保守也可谓真保守。 东方文化也好、西方文化也罢，关键是具有说服力和向心力，随着新儒学的不断严谨，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也渐渐被世界认可。代表着平等、和平、发展的中国模式，还是标榜平等、自由、人权的西方道路，不应是世界的两极。如果丧失了不断改革与革命的勇气，那么无疑都将走向衰落。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不唯上不唯下只惟实，彻底的实事求是，这就是当下中国的决策优势。 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共勉！

本书视野极为开阔，对于“加洲史学派”与“京都史学派”关于“漫长的16世纪”和“漫长的19世纪”的例证使得理论逻辑更趋于丰满，也使得读者得到更加清晰的认知。（推荐推荐！韩毓海老师的书都很深刻！） （一）“漫长的16世纪” 布罗代尔指1350—1650（大致与明朝1368—1644吻合）；彭慕兰指1350—1850（1850中国市场彻底被金融资本控制和支配） ①从“亚洲边疆贸易体系”与“海洋朝贡贸易体系”解读明清“天下——四夷” ②礼——理：“天子之礼——百姓伦理” ③1567，隆庆元年俺答封贡品、平倭寇、开海禁——（西班牙—美洲—中国）白银成官银 （二）“漫长的19世纪” 从英国资场阶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①哈贝马斯：19世纪未完成，20世纪后似乎19世纪再次复活。 ②布罗代尔+马克思：19世纪是颠倒的世纪——虚拟支配实体、资本主义支配物质生产与市场交换、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支配世界经济 ③19世纪是一个军事实力与金融财力垄断支配的时代，权力运行无需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霸权主义时代。 （三）本书几个新颖点： ①对“李约瑟之谜”的新阐释：从国家地缘政治、国债金融（国家货币主权）、国家组织能力等方面解读。 ②结合国家组织能力和财政货币改革解读：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康梁上书 （特别是对康有为《大同书》的解读） ③对于宗教：（如何驳斥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经济组织功能 ④对于山西晋商文化（人民币的诞生）、日升昌的兴衰历程（不投资战争）结合大陆边疆问题（恰克图侵占，沙俄与日本侵扩）与海上贸易重心转移（琉球、台湾失陷） （四）比较学习 ①中国“华夏不治夷狄”Vs西方“武力+商战传教” ②《资本论》、《论道德的谱系》、《大同书》 ③中国式工业革命（大规模煤炭冶铁）——“勤劳革命”  Vs  西方“枪杆子”“债印子”工业革命 ④民族国家 不等于 “民族—国家”（解读黑格尔绝对精神） 注：另外对中国政治的新认知： “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重读《甲申三百年祭》）

这本书的立场很有问题，无限为犹太人，晋商和清朝站队，而且站的还是清朝最恶心的部分，因为他还为康有为站队。康有为等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出卖光绪，直接让清朝最后的改革可能性胎死腹中。 当然书中也是有点靠谱的论证，但真就是瑜不掩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