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是学者曹锦清1996年5月-11月期间深入河南地区的田野调查,是一部当代中国少见的实证考察著作。《黄河边的中国》记录了正在转型中的中原乡村社会,涉及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与血缘人情网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现状;涉及农村、农民、农业、收支、农民负担、计划生育等诸多方面;涉及日益庞大且凌驾于农村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与分散经营的农民为争食有限的农业剩余而引发的各种矛盾,涉及作为一种显示力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努力之间的强大张力。作者在努力描述中原乡村社会事实的同时,着力反映社会转型过程中小农阶层的利益、情绪与态度。曹锦清,著名社会学家。1949年生,浙江兰溪人,现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学教授、博导。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国单位现象研究》、《平等论》、《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其中《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当下农村社会的最权威、最流行的作品,并荣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2005年其英译本出版。
站在1990年代的中国,困难是巨大的、前景是渺茫的、心情是沉重的,本书仅以农村为视角,剖析这种无助感(关于城市的,90年代下岗潮另有其他书籍描述)。 1990年代,离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已经将近20年,分田到户、化肥、农药的红利已经耗尽,农业产量已经见顶,虽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是普遍存在“缺钱花”的问题,农民缺钱、地方政府也缺钱。作者在此背景下,几个月深耕中原,调研农业大省河南的农村生态,阅读本书,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地方政府、地方财政,可以简化为一个简单模型,就是向农民搞钱,搞来的钱除了维持自身官僚体系运转,其他的钱都用于养教师,也就是说农民在养九年义务教育,通过极限压榨的方式,极限爆兵,提升农民子弟的受教育水平,这些通过教育从土地中拔出来的农民子弟,将在后面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这是这一模型的重要贡献; 第二,90年代的农村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淋漓尽致,农村的生活看不到希望,日益严重的官民对立,官僚体系内部的腐蚀性,多级管理体系下的乱象,作者似乎是希望通过调研宗族等现象,得出中国农村是否有希望走出西方式的自组织、契约方式,但似乎没有看到可以下手的地方;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治理的复杂性,五级管理制度,从中央,到村,已经失灵、变形,农民简化为“中央是好的,地方全是贪官污吏”,县以下的部分丧失了自主性,只能僵化的执行上级的指示,县一级的部门,又变成了一个打短工的投机分子,存在严重的治理问题; 站在2020年代,回头看,解决以上问题的出路不在农业,而是在现代化、城市化,是制造业、服务业,解决了就业问题,创造了财富,以上似乎无解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当然,站在2025年,城市化产生的新的问题,例如地方债、地产泡沫、城市病,似乎又是新的无解的问题。 最终,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人类历史、中国人民向前的步伐不会停滞。
听完了书,想着书中的内容,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个慷慨赴死的志士,走在刑场的路上,明知必死,却脚步不停,虽然衣服己经破烂,头发散开,但神采依旧,光芒依旧,慷慨赴死,微笑依然,正气凛然,没有一丝的畏惧...这种画面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常反反复复的出现着,不知道有过多少慷慨赴死的志士,因为明明知道可以不说此话、不做此事,就没有祸水,却非要反着来?明知是死,依然如故。有人说,中国那些正直有血性的先人,因为做人做事正直如山,不惜得罪上峰,早都被杀光了,能够活下来的人都是会看风使舵的人……这话真的假的不做评价。只是,如果要必须有一个选择,是选死?还是生?从生命意义上讲,生命至上,死亡简单粗暴,一了百了?只有活着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只有活着一切才皆有可能?如此对吗?书中说,“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似乎失去了“自我”,以至于我们这些处于大改革时代的一代人,向前忙乱地跑了一阵之后,突然彷徨回顾,既找不到来路,又看不清去路,内心积压着焦虑与困惑。不知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今又处在何时何地?” 现在内心深处的焦虑与困惑己成常态,严重影响着人们身体和心里健康,听书也能引发这样的警觉,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出自骨子里的感应,人的敏感真是好灵犀?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伟大时代,自由创新有了更加广阔空间,对哪些尖锐的批评、评论、只要是好的出发点、只要符合实际、只要规范操作,都可以自由进行……这是盛世来临的前奏!在这种背景下,看完此书,首先感受到了中国学者的进步,其次就是书中讲述的问题符合实地考察的真实情况?反应的是中国的农村真实状况,最后得到的答案是时代进步的结果?由此,对学者的印象产生了质的变化?作者对去黄河周边的农村进行考察表示,“社会生活是个有机的整体,从相互关联的社会现象中选取某类现象作为调查与研究对象,总有人为割裂的意味。研究者在一定时空内若不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一定对象与范围之内,则无法进行研究;但若仅限于某一对象与范围,也无法对该类问题作出全面的分析。”作者自己处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身份对中国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用实话实说,做事务实认真严格的态度,给中国的学者开了一个好头,他实地考察走访,写出来的随录,都是真情实感,在走访考察的过程中,也常常遇到人为的刁难麻烦,他描述;“如果我们真是“微服私访”的记者,他们会把我们请到乡政府去招待,如果我们是“假冒”的——就是说如果没有与他们的县委书记有“私人关系”的话——他们会把我们抓到乡派出所去关押。这场风波在我头脑中激起两个十分强烈的想法:一是中国乡村的行政区域,其实是各级党政官员们的独立“封地”。在“封地”的进出口处,到处树着“非经同意,不得入内”的路牌。中国自己的学者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调查,获取所需的调查资料。”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对发生此类问题又会产生怎样的感想?这种情况正常吗?在农村遇到问题需要靠自己的私人关系脱离苦海,具备逆转思维的智商是有效化解危险的手段,在中国的农村,他了解到,现时宣传报道的哪些所谓光环亮丽的事业,有许多都是表象,甚致是专门造假的结果,而背后隐藏的真正原因,是不得己而为之的权力游戏,在农村如果拥有了权势,许多人都弄个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特别让人讨厌的形象,甚至成为危害一方的黑恶痞子,作者指出,“无限的贪欲被现代经济学家视为推动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注定无法满足的欲求完全有可能冲毁道德与法律设置的脆弱堤坝。一切宗教的目的在于将这股无法在世间实现的欲流引向天国,从而维持世间的秩序”,己经出现的现象说明了中国的农村目前状况,哪些套路深重、丑陋不堪的事件常常发生,人们己经习以为常,这方面的问题引发了作者深刻的关注与思考,作者说,“中国的官吏、知识分子与农民各有一大病症。官吏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广大农民之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此三种病,自古而然,堪称国病。”针对这些问题,作者给出了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其实,人生中出现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是经历的结果。对此,作者直白解释;“当今中国似乎有三套语言:一是传媒官话,空洞无物。二是校园讲义,没有根基。这套从西方传入的学术语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不到它们的所指,成为漂浮在知识分子表层思维与语言中的浮萍。三是民间语言,尤其是酒席语言,反映出变动着的社会事实与社会情绪,语言活泼而富有生气。”翻开中国的历史,那个时代的皇帝做到了千古传承不变?为什么所有的朝代只要经历200年~400年左右的时间都会易主?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所有的朝代固守的哪一套统治制度,随着时间的推转,都远离了人心,由于设置的制度强烈的约束了人们生存欲望的本性,不推翻这种设置,人们无法生存下去,所以必须推翻它,人生存的欲望需要按照自己本性发展,变化,成长、发育,要满足最基本的自由空间……本性的东西是无法改变的,从这方面上来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制度能满足需求?应该怎样用好的制度保障千古传承的延续?而历史上最强的王者、自私自利的皇帝,谁弄明白了这个问题?统治者设置制度的目的,所有朝代无一不是维持统治的需要,制度的类似性影响深远,人们各方面的举止言谈,都受到观念的传承,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消失,对此,作者说,“在我们自以为摆脱了传统纠缠的变革时代,自以为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的今天,猛然回头,历史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观念里、习惯行为里,甚至在用新的形式装潢起来的语言与制度里。”真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吸取历史的教训能为后人指点迷津,中国的农村虽然贫困,人无权无势,在权力面前显得非常渺小,但是,不要轻示中国农村的作用,在这方面作者指出,“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农村放到“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这一历史过程中加以思考的话,那么能否以及如何建设一个精简、廉洁且高效的地方政府,是关涉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我们这个依然是农民占多数的民族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根本性问题。”是不是这样?中国农村的强与弱关系到国家的根基,权力的游戏里面不能忘记中国农村这样的根基?作者指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所制约的。”还有“任何一个小农家庭都处于四重关系之中。一是与土地、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二是利用血缘与情感相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交换关系。三是与市场(在古代主要指集市)相交换。四是家与国之间的“交换”,即农民用“赋税”换取国家的“替民作主”。”希望处于权力的中心位置的人们,永远都要保持一颗公平心,保持厚道,像本书的作者,做人做事永远不要辜负自己的本性,时代前进的脚步,需要这样的品德为动力。感谢作者的提示;要满怀期待看着太阳升起,再黑的黑夜也会迎来黎明,再长的坎坷不平地也会出现平路,我国的农村,总会迎来温暖的阳光雨露,总会让公平正义之光,照耀这片广阔无垠大地上的每个角落,照耀在每个人身上。感谢作者的提示;希望我们每个人要满怀希望向前走,那些曾经转错的弯、走错的路、那些曾经流下的泪水、滴下的汗水、留下的伤痕等等所有的过往及伤痕,都会转变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向上奋进的动力、随着时代的提升发展转化转变,美好一直向你展望未来,幸福一直都在!
又一本极佳的田野调查报告!报告基本按日程加对话模式,深入基层,直面农民和基本干部,原汁原味,曹教授是个沟通高手,没有流于流水账,只要有机会,都是一针见血,直指“病症”。在九十年代,那么浮躁甚至躁动的时候,立意研究国内问题,反其道而行,不跟风,没有选择最热的沿海地区,选择了文明发源地~中原,中原农村,可以说农耕的寻根之旅,学者风范,作者在文中关注和发现的问题,比如农民负担问题,乡政府的教育负担问题,确认是影响基础运作的大问题,现在回头看,国家都已基本解决,曹教授极有远见。最近看的几本田野调查,无论是《天真的人类学家》,项飙老师的《浙江村报告》,都是可读性极强,各显神通,拿到准确的第一手资料,越来越喜欢人类学家了。本书与费老的《乡土中国》一脉相承,特点是在变化迷茫的时候,探寻国内的第三道路,是个极有忧患意识和担当的学者。
二刷,16天,25小时读完。 第一次翻阅的电子书,浮皮潦草地简单看了看。那是2019年,我还很青涩。21年去下乡调研之前,在南开和慧聊起这本书,她向我推荐了这本书。但行程匆匆,来不及再读,延宕到今年暑期,一字不落地通读一遍,结合书本与这几年下乡的感悟,深深地感受到跨越三十年的力量。 90年代,正是中国农村剧烈震荡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越走越远,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已经非常明显了。那时候的人们是迷茫的,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不少农民挣扎在温饱线上,还有许多农民投身城市工商业、乡镇企业,得到了工业化的红利。贫富差距拉大,人们渴望得到更好的生活,但被土地“困住”的农民似乎真的可以被理解为发展的牺牲者。如本书中的内容,农民是如何承受来自各方的负担。工农业剪刀差、官僚资产阶级的腐化、条块不清的盘剥、头脑一热的领导干部…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具特色的政治表现。最终农民问题成为艰巨的问题,直到06年停止征收农业税,三农问题进入决策层,农民才有机会进入属于自己的现代化。 曹锦清教授花费数月,以私人关系进入田野,细致地记录了当时农村的诸多现象。我一直认为,如果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如实地记录问题也是知识分子的分内责任。曹教授不仅忠实地记录着,也给出了不少自己关于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宗族问题、地方政府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风貌的见解。 同时,他对于调研方法的使用上,也有一番思考和抉择。就我个人的调研经历来看,我们使用的方法不谋而合,都是通过私人关系进入田野。带着官方身份去,农民会哭穷、会申诉,往往夸大其辞;以私人身份去,农民或开口吹牛,或闭口不谈。至于什么记者身份、自媒体身份,那些对于农民中的大多数而言,则归于遥远,他们并不感兴趣,也激发不出什么交谈欲。我总结前辈的经验,再结合自己的体会,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调研方法。期待在实践中继续精进。 如今历史的车轮轰轰烈烈地向前奔跑了近三十年,时移事易,但许多事情可以通过90年的的记录找到些渊源和端倪。中国的历史不是断裂的,而是连贯的,是建立在残局之上的。历史具体表现在社会变迁方面,无论是器物、精神、组织方式、个人追求等方面,当下的历史都是改革开放的影响塑造的。要找今天的“解药”,就要诊这四十几年时间的脉。中国人的思想或许会改变,但植根于权力逻辑的根不会改变。而我们要防止的,是不让权力逻辑滑落成一种主奴政治学,这有违新中国的初衷。 中国的官僚阶级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很容易自我化生为官僚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危险的阶级,是远比美国更危险的存在。它是生长在机体内的瘤,汲取营养,破坏健康,又难以切除。90年代的贪污腐败、跑官买官卖官、公款吃喝等是文革之后的新复辟。所以在当下反贪成了常态,是对这一现象的纠正。官僚资产阶级自有利益,自有行为逻辑,我们务必要注意它们。它们强大,中国无宁日,代价全是不在权力体系内的无辜百姓。 越是现代化的国家,就越复杂,越是需要国家机构和国家职能做出调整。我们去往乡村,发现那里的民主基因和自治基因都很微弱。这样是不行的。国家强大不在于经济数据的多少,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于人民的意识是否和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我们越是要建设民主和法治,就要是需要改变过去农村的文化。农村自有其职能,越是期待在未来农村能够有所前途,就越需要将我们渴望的元素注入其中。这是一场三千年的文化变革。 农村的经济组织也是值得关注的。农民依靠土地,但小农经济过于脆弱,不利于整体的局势。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以更市场化的方式服务农业是未来的趋势。农村的合作社是一个抓手。但仍需法律层面的保障。 我们必须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在当下,农民可能并不会种地。引入新知识,引入新技术,引入新的经营理念,让有能力、有意愿的人去种地。农村的种种资源要素在未来会被定价,这才是让农村富裕起来的方法。仅仅依赖几亩地和季节性零工是无法富裕起来的,只有被官僚和资本剥削的命运。 想说的话太多,暂且谈到这吧。 这部书非常好,希望有志于中国事业的同志们可以阅读此书。这本书诞生于本土的文化,使用的本土的方法和理论框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90年代就有的觉悟,今天的人们怎么能落后于他们呢?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向可爱的祖国致敬,向辛勤劳动的人民致敬,向心系天下的中国人致敬。
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田野报告,而是一把刺向现代化神话的手术刀。在1990年代“市场狂热”与“接轨世界”的喧嚣中,作者以近乎残酷的冷静,剖开了中国农村的肉身,暴露出传统与现代、制度与人性、理想与生存之间难以缝合的裂痕。这本书的价值,远超越对农村问题的记录,它直指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困境——当西方现代性话语裹挟着制度、技术与价值观强势降临,一个千年农耕文明如何在撕裂与重构中寻找自我救赎的路径? ### **1. 乡土社会的“现代性不适”** 曹锦清敏锐捕捉到中国农村现代化中的“双重脱嵌”:一方面,传统宗族伦理与共同体精神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分崩离析,农民被抛入原子化的生存竞争中,“善分不善合”的集体行动困境暴露无遗;另一方面,移植自西方的民主制度、契约精神与法治框架,在遭遇根深蒂固的“人情政治”与权力寻租网络时,沦为悬浮于现实之上的符号游戏。书中记录的村民选举被宗族势力操控、基层官员“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腐败逻辑,本质上揭示了制度移植的虚妄——当现代治理体系未经文化基因改造便强行植入,只会催生出畸形的“伪现代性”。 ### **2. 权力结构的毛细血管化** 作者撕开了基层治理的温情面纱,暴露出一个令人窒息的权力生态链:从乡镇官员的“唯上主义”到村干部的“双重代理”角色,从农民对权力的恐惧性服从到利用“弱者的武器”进行的消极抵抗,构成了一套精密的压迫-反抗再生产机制。这种权力结构既不完全是传统“官本位”的延续,也非现代科层制的产物,而是转型期特有的“混合怪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相互寄生,法治话语与人情网络彼此媾和,最终导致公共权力的彻底私有化。这种分析不仅解构了“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简单框架,更预言了后来基层治理中“内卷化”困境的必然性。 ### **3. 文化惯性的历史重力** 书中最为深刻的洞见,在于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基因的顽固性。当学界沉迷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线性叙事时,曹锦清却指出:农民对血缘地缘的依附、对等级秩序的默认、对风险规避的本能,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引力场,不断将现代性承诺扭曲为前现代实践的变体。例如,土地承包制本欲激发个体理性,却因宗族势力介入退化为资源争夺的战场;市场经济本应培育契约精神,反被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异化为“杀熟”经济。这种文化惯性不仅是转型的阻力,更是理解中国道路独特性的密码——现代化无法通过文化断根实现,只能在传统的褶皱中艰难生长。 ### **4. 当代启示:未完成的转型** 今日重读《黄河边的中国》,其价值不在于记录25年前的农村图景,而在于它刺破了三个持久的神话: - **发展主义神话**:书中证明,经济增长未必自动带来社会进步,反而可能加剧文化断裂与权力腐败; - **制度万能神话**:基层民主的虚化表明,制度设计若无视文化土壤,终将沦为技术官僚的空中楼阁; - **城乡二元解构神话**:农民“离土不离乡”的生存策略,早已预言了城市化进程中“半无产阶级化”群体的诞生,这正是当今户籍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困境的历史前奏。 曹锦清的书写,最终指向一个沉重的命题: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一场“带着镣铐的舞蹈”——既要挣脱传统的枷锁,又需在文化基因中寻找重生的养分。这种深刻的历史自觉,让《黄河边的中国》超越了农村研究的范畴,成为解读中国现代性困局的精神镜鉴。
在1990年代“市场狂热”与“接轨世界”的喧嚣中,作者以近乎残酷的冷静,剖开了中国农村的肉身,暴露出传统与现代、制度与人性、理想与生存之间难以缝合的裂痕。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一场“带着镣铐的舞蹈”——既要挣脱传统的枷锁,又需在文化基因中寻找重生的养分。这种深刻的历史自觉,让《黄河边的中国》超越了农村研究的范畴,成为解读中国现代性困局的精神镜鉴。
可读性很强,趣味性也够,但是系统性不太强,毕竟整体而言这属于作者的“游记”,边走访边记录。历时四十多个小时看完这本厚厚的著作,对于我来说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生于河南长于河南,但未生活在黄河边上[旺柴],这本书让我对那个历史时期河南农村的基本状况有了清晰的了解。作者历时数月对河南的走访调查与记录以及对于各种现象的深思,既有着作为知识分子对农村发展进步的探究又有着对农民群体命运的关怀。作者最关注的两个问题是土地承包制下的中国小农和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他最后也对自己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进行调查时作者做了大量的访谈,在一县之内他的访谈对象既有最底层的农户,也有手握大权的“县令”,还有更多的是处于中间的乡镇干部。农户指责乡干部“贪污腐败”,县里的领导嫌乡干部“办事不力”,乡干部也是大倒苦水,说自己夹在中间实在是“难办”,为了保住乌纱帽完成上面交待的各种任务,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向农户摊派,导致矛盾不断。到底是应该对上负责还是应该对下负责,其实对下负责才是真正做到了对上负责(出自我不是潘金莲电影)。 另外,看这本书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上学期看的那本《中县干部》,与此书对县、乡、村三级的官员、干部的描绘(村属于自治组织不属于一级政府)相对照起来。期间穿插着看了于建嵘所著《岳村政治》,感觉可以相互取长补短。 一般不太喜欢写书评,懒得去反复复盘整本书,觉得看完就完了,但是这本书嘛毕竟看了四十多个小时,值得纪念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老百姓总是认为与他们直接接触的乡村干部都是贪官污吏,而越往上的大官员越是好官、清官能够为民做主?我在实际调研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现象现在还是普遍存在的。望诸书友不吝赐教<抱拳>
这是一本内容详实的田野调查笔记,作者以日记形式,将1996年5月至11月在河南县乡的调研发现完整地呈现出来,笔者与本地农民和官员的对话记录得非常完整、真实,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曹老师也很擅长总结发现问题,能够感受到他在思考国家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的时候怀有的忧患意识。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市场经济初有萌芽,国家定调在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欣欣向荣背后,也有许多次生问题和矛盾。这本书很有前瞻性地指出了当时的一些隐忧:市场经济下抬头的官员腐败和道德标准的下滑、繁多农业税和计划生育罚款背后哀怨的社会情绪、县乡在庞大教育开支下的入不敷出、以及广而泛之发展农村工商业造成的资源浪费,这些千头万缕背后体现出改革和变更的必然,发展的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对比上世纪末,很多问题都已成为过去式,但官僚体制的底层逻辑依然不变,可以看到,财政仍有过紧日子的时候,铁饭碗里的饭仍然要自己去找,人情关系思维仍然占据一席之地,我们的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体制机制和民族性格带来的路径依赖仍然存在。 唯一不足的是,可能当时田野调查的规范还不是很成熟,曹老师对很多访谈做了完整的呈现,但是仔细品之,难免有伦理性争议。整体上是瑕不掩瑜的。
一本很好的社会调查。真正步入社会的时候,才知道社会有多难。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从各自位置与处境中,总有一番难处。社会调查难,政府官员难,农民负担重,处处都是难处。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现代化真是必需吗,进步叙事是必须存在的吗,人是必须往前走的吗。 作者通过对河南改革开放后的调查,指出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与困难之处,成为一本可以往回看的社会生活史,也是一本关照过去的史料。看完这本书,我只觉得完美不存在,曲折发展才是大势所趋,没有完美的制度与规则,只有当下最相适应的制度与规则,在旧制度上发展,在旧规则中打破,方能越走越远。
俗话有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本来是在说世事无常,不可逆料。但很多人似乎更愿意理解成人的漂泊。其实真正变幻的还是那条河,在大河的裹挟下,人也不得不因时而动。这本成书于三十年前的考察报告里所揭示的问题,依然"坚决不动摇",也就还没有到痛定思痛的地步。我们的生活状况在这三十年间改进了不少,你说翻天覆地也似乎无有不可,但横贯其中的那些根本矛盾並没有解决,甚至在很多方面还更加尖锐了。所以这本书的意义至于当下,依然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