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

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落幕仅三年，在英美两国的支持下，以色列正式宣告独立，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就此拉开序幕。这场震动世界的民族回归与地区战乱，深深触动了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也成为她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契机，她开始着手创作这本《圣经与利剑》。彼时的塔奇曼，早已退出新闻一线与政府公职，常年居家抚育三名子女，正是在这段沉淀期，她潜心研究史料、梳理脉络，历时八年打磨书稿，最终在1956年完成并出版了这部经典著作。 塔奇曼想要回答，英国何以成为犹太复国运动当中的关键推手，甚至出台了《贝尔福宣言》为犹太人背书。“圣经”与“利剑”，塔奇曼用这两个意象，揭示了英国人的动机绝非单一的道义扶持，而是精神信仰与帝国利益双重驱动的结果。 所谓 “圣经”，根植于英国社会数百年的宗教精神内核。宗教改革后，英国人脱离罗马教廷的管控，得以自主解读《圣经》，重塑了属于自身的宗教认知与文明体系。英国清教徒尤为推崇旧约先知预言，形成了独特的基督教锡安主义认知：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流散千年的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故土，是圣经预言应验的必要前提；唯有犹太人回归锡安圣地、完成救赎，基督才会重临人世，降临和平的千禧国度，让世界终结纷争、迎来盛世。 而所谓“利剑”，则代表冰冷务实的大英帝国地缘政治与霸权算计，是英国推动犹太复国运动的现实核心动因。巴勒斯坦地处中东核心地带，战略价值无可替代，是大英帝国全球霸权体系的关键支点。彼时，印度是“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是帝国财富与霸权的核心支柱，而苏伊士运河是连接英国本土与印度殖民地的生命航线，掌控运河便能掌控帝国的贸易与军事大动脉。巴勒斯坦作为苏伊士运河东侧的天然门户，谁掌控这片土地，谁就能直接威胁英国的帝国根基。 自近代以来，英国始终奉行“大陆均势”策略，极力杜绝欧洲出现单一霸主，更严防任何强国独占中东战略要地。从拿破仑时代，到德皇、希特勒，再到崛起的苏联，英国始终坚定不移地阻击列强染指巴勒斯坦，防止对手掌控中东资源与航道、整合欧亚大陆力量。在此背景下，扶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成为英国最优的战略选择：依托犹太定居者形成亲英势力，英国无需投入高昂的驻军与治理成本，就能间接掌控巴勒斯坦，稳固中东势力范围，延续帝国全球影响力。 搞清楚本书的创作时代背景，能够让读者更清楚地理解作者的表达。 二战结束后，反思战争罪责、同情犹太民族的苦难，成为全球主流思潮，世人对犹太族群的遭遇普遍抱有愧疚与共情，这让支持以色列建国具备了广泛的道义基础。而西奥多·赫茨尔的《犹太国》，早已为犹太复国运动完成了完整的世俗理论建构，打破了犹太人此前“融入所在国”与“独立建国”的路线摇摆。二战期间，全球性的反犹暴行与种族屠杀，彻底击碎了犹太人融入欧洲社会的幻想，唤醒了犹太民族意识，让复国从少数人的主张，变成整个民族的迫切诉求。 从时代格局来看，1948年的大英帝国早已不复昔日荣光，霸权颓势尽显，史学界公认的英国霸权终结标志——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也已近在咫尺。日落西山的英国，仍在竭力维系最后的全球影响力，而扶持犹太复国、布局中东，正是其维系霸权的最后博弈。对英国而言，这是一场低成本、高收益的政治交易，完美契合了帝国末期的战略需求。 塔奇曼出身犹太精英阶层，兼具专业新闻从业经历与政府工作经验，既擅长以叙事笔法还原历史细节，又深谙国际政治与国家运作逻辑。她笔下的“圣经与利剑”，并非简单的历史归纳，更是一套说服力很强的历史解释体系。这是一种对支持以色列行为的合理化与鼓吹，不可谓不用心良苦。 在这本书1983年新版的序言中，塔奇曼直言，当下美国人普遍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定居点，却十分健忘，早已遗忘美国当年在并无生存危机的前提下，通过移民渗透、策动独立、最终吞并得克萨斯的扩张历史。塔奇曼试图以此类比，解构美国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指出大国领土扩张的双重标准。 但这一类比并不严谨，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与时代偏见。现代国际法体系早已完善，当代定居点建设涉及原住民权益、领土主权与人道危机；而 19 世纪美洲扩张处于国际法萌芽阶段，时代规则本就不同，无法简单对等类比。这段论述带有冷战时期共情犹太苦难的时代情绪，一定程度弱化了巴勒斯坦本土阿拉伯居民的生存权与遭遇的苦难。 塔奇曼在全书末尾感慨：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难以令人满意，经常击败那些试图解释她的人。 而她自己这部《圣经与利剑》，恰恰印证了这句论断。她以 “圣经” 与 “利剑” 精妙拆解英国介入巴勒斯坦事务的双重动力，为理解巴以问题提供了极具穿透力的框架；可即便是她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依然难以完全跳出自身时代、立场带来的局限，无法穷尽这段复杂历史的全部面向。 正如理想国丛书的总序言所说“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可以一劳永逸地还原全部真相。面对百年巴以纷争，我们既要循着塔奇曼的视角，看清宗教理想与帝国利益如何交织塑造历史；也应当保持审慎，持续看见冲突各方的苦难，在不断重读与反思之中，无限靠近复杂的历史真实。 —————————————————————————————— 【在十二使徒中，罗马选择了彼得，西班牙选中了雅各，法国挑选了腓力，而拥有“世间最好的利剑”的约瑟，便成为了不列颠教会的创始人。】 【人类为巴勒斯坦流的血，比为地球上任何地方流的都要多。正如寇松勋爵[插图]所说，对信奉基督教新教的英格兰来说，它是“地球上最神圣的土地”，是基督教经文的诞生地，是十字军东征之地，是“我们埋入教堂墓地后脸要朝向的那片土地”。不仅如此，这片土地是东方和西方的分界线，是三个大陆交汇的桥头堡，是帝国战略的焦点，保卫苏伊士运河的战略要地，通往印度和摩苏尔油田的必经之地。】 【宗教改革所到之处，《圣经》就取代了教皇成为最终的精神权威。为了打击罗马的权威，基督教源自巴勒斯坦这一事实被不断加以强调。那些过去被教皇诏书统治的地方，如今改由上帝直接管理，上帝的旨意通过希伯来人的约书传达给了亚伯拉罕、摩西、以赛亚、以利亚、但以理、耶稣和保罗。】 【到本书上一章为止，我们已经讲到了约公元1600年，在英国人心目中，巴勒斯坦仅是一片纯粹的基督教圣地，但不幸落入穆斯林手中。但此时，这片土地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故土，《圣经》中承诺以色列人将会重返的土地。实现《圣经》中的承诺成为清教徒的重点。随着清教的兴起，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运动在英国开启了。这场运动并不是为了犹太人本身，而是为完成《圣经》中对犹太人的承诺。根据《圣经》的说法，当以色列人回到锡安后，全人类的以色列国将会到来。此时弥赛亚，或者按基督教的术语——基督将再次降临。】 【用最简单的话说，这个战略就是：无论哪个骄横的专制君主——当然不包括英国自己——将要控制整个欧洲，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不能允许它再控制中东。拿破仑时代如此，德皇时代如此，希特勒时代如此，今天[插图]对苏联也是如此。不能允许任何想成为世界统治者的人占据开罗、君士坦丁堡及位处其间的地区，不能允许他把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从而阻断通往远东的道路。从战略角度看，小小的巴勒斯坦在谁手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必须符合中东的战略大局。最初是土耳其人，后来是英国人，如今是以色列人。就权力政治而言，谁掌握巴勒斯坦并不重要，只要他不是统治欧洲的霸主。】 【但拿破仑的梦想与前人有所不同——在他华丽的梦想中，他不仅要成为亚历山大第二，还要重现亚历山大那个从埃及绵延至印度河甚至恒河流域的帝国。他视埃及为摧毁英国的机会。他将开辟一条新苏伊士运河，将地中海变成法国的内湖，引导印度和黎凡特的贸易都进入法国人之手。欧洲太小了，东方广阔的空间、丰富的资源、庞大的人口才是真正值得赢取的帝国。东方是永恒的荣耀之地，那里能给人史诗般不朽的名誉。拿破仑渴望的不是贸易、财富，甚或权力，他真正渴望的是不朽，像亚历山大和恺撒一样。“这世上的一切都会消逝，我的荣耀已经开始消减。”他对他忠实的记者布里耶纳（Bourienne）说。此时他还不到30岁。“欧洲这个小角落太小了。我们要去东方，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人都是在东方获得他们伟大的名誉。”】 【长久以来，犹太人像病夫一样缺少建国的胃口。犹太人必须先有建国欲望才行，因为没有建国欲望，犹太人就是游魂一样的民族，好像一群没有祖国的游魂在世界各国流浪一样。犹太人是永恒的外国人，其他外国人都有某个国家挂靠自己的爱国之心，只有犹太人没有，走到哪里都是异族人。“一个曾经出现过马加比的民族竟沦落至此！”抱怨反犹主义没有用处，只要犹太人仍然像鬼魂和异族人一样，反犹太主义就会继续。“一个没有领土的民族是不自然的，就好像一个人没有影子一样。”】 【犹太法典和拉比的统治结束了，欧洲的百叶窗全都打开了。犹太人阅读了伏尔泰、卢梭、歌德和康德。随后而来的宗教改革运动，抛弃了旧有的宗教仪式，犹太教也开始试探着适应现代社会。公民解放变成目标。1791年，法国立宪会议颁布法令给予犹太人公民权；之后，拿破仑批准这项法令在他拥有的所有领土上执行。这项法令在拿破仑下台后被取消了，于是各国犹太人必须各自争取。19世纪中叶，犹太人获得了公民解放，如果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犹太教便会停下脚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反思失败的过程中，犹太人发现了民族主义。他们意识到犹太教正在死去，在拉比的晦涩教导中僵化为干糠皮，并在西方“启蒙”的开放环境中逐渐瓦解。犹太教要想生存，必须找到新的灵魂，民族主义满足了这个需要。】 【美国国务卿兰辛（Lansing）在最高委员会质询时问了魏茨曼那个关键问题：“民族家园”的确切含义是什么？魏茨曼给出了他的著名回答：逐步在巴勒斯坦建设“犹太人国家”的机会，建设一个“像法国一样法国化、像英国一样英国化的犹太化国家”。】 【在利剑逻辑的指挥下，英国在100年的时间里实实在在地来到了中东。但《圣经》的影响力要比利剑长远得多，它建立起一种思维方式，使获取圣地不能仅为了“战略缓冲”，而必须有更高的目的。所以，当巴勒斯坦到手后，英国陷入了自己历史的陷阱。尽管帝国主义者的企图并不复杂，但英国人的道德感却使问题变得极度复杂。英国获取巴勒斯坦却只是为了给其原始拥有者提供空间，英国成了新国家的接生婆。】

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家园。这话我说过，以后我还照样说。（英国约克大主教） 人类为巴勒斯坦流的血，比为地球上任何地方流的都要多”。从远古看，曾被亚述帝，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罗马帝国征服，近代看，有阿拉伯，蒙古，十字军，奥斯曼，拿破仑，希特勒，无不染指过，英国更是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塔奇曼在书中呈现了大不列颠的基督教化，十字军东征，帝国争霸战，以及以色列建国等诸多事件。 是的，英国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实在是过于紧密，不客气的说，打开英国的心脏，其实留着巴勒斯坦的血，无论在宗教启蒙阶段，巴勒斯坦用上帝的神旨带去不列颠，还是在近代，巴勒斯坦服务大英帝国扩张，为英国在印度和中东的贸易奠定了基础，还是在帝国争霸战中，英国为了和俄罗斯在土耳其争夺的利益，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巴勒斯坦无论在神圣的道德信仰上，还是战略利益上都和英国有着紧密历史联系。 这本书最精彩的莫过于十字军东征和以色列建国篇章，英格兰在十字军东征历史上塑造了传奇人物”狮心王理查”。他与萨拉丁数次交战成为经典，虽然最后还是没有收复耶路撒冷，但是在近代，大英帝国通过贸易和帝国路线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等于说英国重新在约旦河从穆斯林手中抢过了巴勒斯坦，这里《贝尔福宣言》诞生以及最英国在背后给予赫茨尔，以色列国父威茨曼大力支持的故事讲的是非常精彩。 从《圣经》到利剑，似乎英国的决策主导着这片巴勒斯坦神圣的土地，但英国的政治家不是先知，英国最后还是失去了对于巴勒斯坦的控制，《贝尔福宣言》还是流产，中东地区绝对不是靠着某些国家的一厢情愿就能建立起“西方式”的文明，冲突和矛盾依旧。

对历史进行反思，这是人类已经觉醒。但是，要真正走上“人间正道”，路漫漫，夜长长。本书是享有“历史学者中的艺术家”美誉的巴巴拉·塔奇曼的处女作。作者通过生动的细节、文学的笔法，以及坚实的史料支撑，追溯了英国在基督教教化、十字军东征、近东贸易和帝国争霸中民族精神的逐步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巴勒斯坦作为不列颠人的精神家园成为英国支持以色列复国的重要文化原因，而帝国战略的需要则是英国的政治动机。 本书记述了从不列颠起源到《贝尔福宣言》的漫长历史中，文化动机和政治动机——即《圣经》与“利剑”——是如何塑造了英国的近东政策，并深刻影响了近代中东地区的历史进程。

对于中东的解读，莫过于古老的圣经开始，犹太民族的建立了犹大国和以色列，在受到外族的攻击，犹太人做过法老的奴隶和罗马人的奴隶。作为失去土地的民族，犹太人星散四方，等待他们的弥赛亚。作为移民群体，受到帝国的歧视，不肯同化为本国人民，受到基督教的排挤，东正教的排挤，在圣城的耶路撒冷被奥斯曼帝国所拥有，朝圣的路上，欧洲的圣骑士团始终和伊斯兰教在搏斗。以色列的犹太教和英国清教徒，有着相似的处境，清教徒在反对英国国教，进行了光荣革命。克伦威尔也砍了查理国王的头，让清教徒也远走美洲，建立宗教乐土。犹太人的商业阶层遍布世界，因为缺少主体民族政权的保护，受到那些失败政权欠钱不还的苦恼。让犹太人恢复故国的打算，让犹太的拉比成立了犹太复国委员会。对于英法德在世界划分领土，中东的英国劳伦斯建立了阿拉伯国家，也可以建立犹太国家。在托管地之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起建立民族家园。随着历史的进程，英美在中东的较量，威尔逊的一系列民族自决，社会主义理念，国际联盟，让英国觉得在贸易中纽建立犹太人作为英国代表有必要性，发表了贝尔福宣言。经历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考量，二战中英国的帝国崩溃，以色列犹太人建立国家的希望出现了转机。

读懂盎撒和犹太的合流 本书是犹太作家，普利策奖得主、犹太裔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的作品，它并非完整讲述以色列1948年建国的全过程，而是从青铜时代梳理至1917年英国《贝尔福宣言》发布，聚焦以色列建国的“前传”。 巴巴拉·塔奇曼提出的 “清教徒”​ 与 “希腊主义”​ 是两个核心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英国社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深层文化心理与政治传统。它们共同构成了英国行动的“精神双翼”。 一、清教徒（The Puritan） 此处的“清教徒”并非单指历史上的清教教派，而是泛指英国深厚的圣经传统与选民意识。 神学根源：英国自宗教改革后，英译《圣经》的普及使普通民众直接阅读《旧约》成为可能。清教徒尤其认同《旧约》中以色列人的故事，视自己为“新以色列”，与犹太民族存在一种精神上的亲缘关系。 预言与使命：许多英国基督徒相信，帮助犹太人重返“应许之地”巴勒斯坦，是完成《圣经》预言、迎接基督再临的神圣前提。这并非单纯的政治同情，而是一种宗教义务和末世论使命。 塔奇曼笔下的英国“清教徒”传统，是一种基于《圣经》叙事的选民意识与道德使命感。这一传统并未随着大英帝国的相对衰落而消亡，而是随着西方世界的权力重心漂移，在美国，尤其是其福音派基督教群体中找到了更炽热的载体。与传统欧洲天主教长期持有的“替代神学”（认为教会已取代以色列成为上帝选民，对犹太人多持宗教排斥态度）不同，美国福音派的“时代论”前千禧年主义神学，将犹太人重返圣地视为基督再临的关键预言。这不再仅仅是塔奇曼所分析的、一种基于历史与文化的情感“亏欠”，而是一种主动推进预言实现的、具有强大政治动员力的信仰议程。由此，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获得了传统欧洲天主教世界所不具备的、自下而上的深厚民众宗教热情基础。这种“清教徒精神”的现代化身，将信仰动力转化为稳固的国内政治同盟，成为美以特殊关系最坚韧的非物质纽带。 二、希腊主义（The Hellenism） 这里的“希腊主义”并非指对古希腊艺术的爱好，而是指英国自视为希腊古典文明继承者的政治文化观，尤其指代其帝国战略中的理性计算与权力政治。 古典政治遗产：英国精英教育崇尚古希腊历史与哲学（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中学习了地缘政治、帝国兴衰和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他们将大英帝国类比为雅典帝国，认为自己承担着传播文明、维护秩序（“Pax Britannica”）的使命。 战略理性：“希腊主义”代表着冷静的国家利益算计和战略设计。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被视为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于中东安置一个亲英的、现代化的“前哨站”，以保护通往印度的苏伊士运河，并抗衡法国、俄国等竞争对手的影响力。 塔奇曼阐释的“希腊主义”，核心是服务于大英帝国利益的冷静地缘战略计算，其焦点是控制苏伊士运河这一世界枢纽。二战后，这一理性计算在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中得以全面升级和拓展。其核心关切从单一的交通线，扩大为对整个中东石油资源、战略通道（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霸权的掌控。支持一个强大、亲西方的以色列，被视为维护这一核心利益的战略支柱。 更重要的是，战后的“希腊主义”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叙事重建。通过将自身的政治谱系直接追溯至雅典民主与罗马法，西方（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集团）构建了一套自身代表“自由”、“理性”与“先进”的文明叙事。在这一叙事下，以色列被塑造为“中东唯一民主国家”、“西方文明在前沿的堡垒”。这种将复杂地缘利益包装成文明冲突与先进守护战的叙事，是“希腊主义”理性最成功的现代应用。它将现实利益之争升华，占据了道德与话语的制高点，从而为其政策提供了“先进性”的合法性辩护。 这代表了“利剑”那一面——一种基于地缘政治、帝国安全和现实利益的冷酷考量。它确保了政策从宗教情感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三、双螺旋的深度绑定：信仰、资本与战略的合流 今日“盎格鲁-撒克逊联盟”（英美为核心）与犹太复国主义项目的深度绑定，正是“清教徒”动能与“希腊主义”理性高度融合的产物，并注入了强大的资本力量。 信仰与政治的合流：美国福音派的庞大选民基础，使其成为任何政治家都无法忽视的票仓。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从宗教呼吁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压力，直接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援助法案乃至使馆搬迁。这实现了塔奇曼所述“精神情感”向“政治行动”的高效转化。 资本与战略的共谋：中东的石油利益、军火贸易、金融网络与地缘战略利益，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资本-战略复合体。一个稳定且亲美的中东符合石油资本、军工复合体及金融资本的根本利益。以色列作为该地区最可靠的战略资产和军事强国，自然成为这一利益网络的关键节点。资本的力量确保了政策连续性，超越了政府更迭。 叙事与行动的循环：“文明先进”的叙事（希腊主义遗产）为行动正名；信仰的动员（清教徒传统）提供国内支持；而行动（军事存在、经济捆绑、外交支持）所维系的利益，又反过来巩固和资助这些叙事与信仰的传播机器。三者形成了自我强化、难以撼动的闭环。 塔奇曼的《圣经与利剑》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穿越时空的钥匙。她揭示的并非一段尘封的往事，而是一个依然在剧烈搏动的历史心脏。“清教徒”所代表的信仰与身份政治动员，与“希腊主义”所代表的地缘利益计算与文明话语权建构，在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主导的秩序转移中，不仅没有褪色，反而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深度交织，形成了更强大的联盟。传统欧洲天主教的排斥性神学，已被一种更具主动性、弥赛亚色彩且与帝国利益精密结合的新教—犹太复国主义同盟所取代。理解这一由信仰、资本与“先进性”叙事编织的双螺旋结构，不仅是理解过去百年中东纷争的锁钥，更是洞察当代世界政治中一些最顽固联盟之根源的必经之路。 2026年#088

犹太民族从流放到建国，纵向二千年，真是一个人间奇迹。世上有那一个民族，二千年仍保持自己民族独立的文化，宗教信仰。这就是圣经，犹太人的民族史，宗教史。铸入了犹太人的血液，流散以后仍保持独立性的原因。 世上有多少民族，在二千余年血与火的融合中，被同化的民族不知凡几，但未独犹太人没有，一个民族能虔诚到如此程度，真是绝无仅有。 但奈何这漫长的二千年间，犹太人为什么没有建国，而处处遭受驱逐，时时遭受屠戮呢？真是成也宗教，败也宗教，一部犹太民族史，就在这里呈现。 如果没有奥斯曼土耳的衰亡，没有英格兰的强盛，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建国是难以想象的。 这是机缘巧合，还是上帝的旨意？ 正是这种千载难逢的意外，造成了如今的阿以，加沙的战火。 事物总是一体二面，种族，宗教信仰一面劝人向善，一边又刀剑向相，血肉交争。 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摩西·赫斯，又一个摩西，提出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要再一次发起“出埃及记”返回迦南，让中东土地再次掀起刀兵，战乱，屠杀。 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一场犹太人发起的殖民运动。以色列教科书刻意淡化巴勒斯坦人的存在，这手法和《摩西五经》记载的对迦南人的漠视和残暴屠杀如出一辙。 但是这本《圣经与利剑》说了什么呢？ 「赫斯与后来的赫茨尔很相像，都是“被解放的”早期德国社会主义者领袖。他们认为自己首先是社会主义者，其次是德国人，再次才是犹太人，甚至可以不是。」（《圣经与利剑》） 只看这段文字，我简直要被这个摩西感动了，还以为他是社会主义战士。 但格拉茨和摩西·赫斯，他们不仅是实实在在的犹太人，还认同并且鼓吹种族主义，认为犹太人是高级种族，仇视德意志的所有非犹太人，是现代以色列人的缔造者。 他自我认同的言论，不过是一种犹太式智慧。 特赖奇克曾阅读过格拉茨的书并被其激怒： 一定要读读格拉茨的《犹太史》：对基督教这个“宿敌”是多么狂热的愤怒，对从路德到歌德和费希特（Fichte）这些日耳曼民族最纯正和最伟大的代表的仇恨是多么的不共戴天！多么过分、空洞和无礼的傲慢！……这种对德国“非犹太人”不择手段的顽固仇恨也不是局限于单独一个狂热者的思想中。（《虚构的犹太民族》） 对此，格拉茨回应：“任何惩罚性的制度和任何肉体上的折磨，都不可能导致一个低级种族毁灭或击败一个高级种族。”（《虚构的犹太民族》） 格拉茨自称犹太人是高级种族，纳粹主义本质暴露了。 1975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72票赞成、35票反对（和32票弃权）通过了3379号决议，确认“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是的，美国当然投了反对票。） 1862年，赫斯出版了《罗马和耶路撒冷》，副标题是“最新的国家问题”。他在书中写道：“在约旦河两岸安置移民的时机到来了。”建国是必需的。“由于犹太人是受压迫民族，没有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与其他民族相比，要想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所发展，就更加需要先实现民族独立。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圣经与利剑》） 但其实，这是典型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想，是制造恐怖主义和战乱的毒瘤。民族主义运动作为一种身份政治，和性别叙事、种族叙事一样，只有在反抗真正的系统性压迫时才合理。一旦极端化扩大化，就是人类的灾难祸端。 然后这位新时代的摩西就开始了三千年后重返巴勒斯坦的计划： 赫斯以此为基础，勾勒出在巴勒斯坦殖民的计划，他希望欧洲列强能帮助犹太人从破产的土耳其宫廷那里购买土地。但他主要是针对法国而言，因为他就住在法国，路易·拿破仑正渴望得到叙利亚。他认为法国可以充当中间人，在法国的支持下，他预计犹太人的殖民地可以“从埃及扩展到耶路撒冷，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他给蒙蒂菲奥里和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写信，请求他们为殖民团体提供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运送移民，帮助懂得开荒的人在免费土地上定居下来，雇佣老师，给定居者贷款直到他们能自给自足，建立警察制度、军事护卫和农业培训机构。（《圣经与利剑》） 看看这些都理直气壮的说了什么，懂得都懂。 血与土是纠缠在一起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以牺牲巴勒斯坦人为代价的殖民扩张。 所谓“应许之地”的概念，就是建立在“神的选民”的族群中心主义之上种族灭绝、种族清洗、殖民主义，这帮神族们根本不承认迦南/巴勒斯坦原住民作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权。 《圣经与利剑》，这本书的作者芭芭拉·塔奇曼是美国犹太人，信仰犹太教，犹太虚拟图书馆将她列为“美国犹太英雄”。她的外祖父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犹太裔政治家老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其家族在20世纪美国政治和金融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 而美国作为犹太人的傀儡，其面对美洲原住民，也和犹太人一样仇视。

整体来说这本书不大吸引人一直读下去，中途好几次想退出。不过对于想了解犹太人复国历史的读者，还是非常值得细读的一本书。这本书非常详细的解释英国与犹太人复国的一些历史渊源。

巴巴拉·塔奇曼，美国著名作家，非虚构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两次获得普利策奖，被誉为“当代修昔底德”。 《圣经与利剑》是塔奇曼的早期作品，讲的是以色列的建国史。本书眼光独到，塔奇曼没有像常见的同类作品那样，描写以色列建国的整个过程，而是把关注点投向了更久远的历史。她从远古的青铜时代，一路写到1917年英国发布《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并且探究了这一切背后的深层原因。所以，确切地说，这本书应该算是以色列建国史的“前传”。 核心内容 这本书的侧重点放在了探讨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中，为什么能够获得英国的帮助。塔奇曼通过梳理英国人和犹太人两千多年来的交往史，发现了两条线索：一条是文化层面的，犹太人的文化和宗教，同化了英国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使英国人愿意帮助他们；另一条是政治层面的，英国人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做法，符合英国人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不易察觉的文化动机，和地缘政治层面的动机，对应的就是书名里的“圣经”与“利剑”。这两种动力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帮助以色列成功建国的那股“看不见的力量”。

在近期巴以冲突期间又读到这本书。2023年的英国，对巴以已经没有当年的影响力，但是2023年的巴以局势，却是英国人“祖祖辈辈”的执念种下的果。英国人在阔起来的过程中，一直纠结于自己从哪里来，想给自己找一个闪光的祖先，失败之后，转为想蹭别人的祖先，给自己找一个崇高的使命。于是，已经形成动态平衡的全球犹太人被激活了。一个想法制造了全球火药桶，也制造了全球最活跃的科技创新中心。 如果没有哈马斯，以色列会迅速吞并加沙。没有法塔赫，以色列可以吞并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进一步以色列可以对西奈半岛和苏伊士运河提出要求，于是不爽的大国和更不爽的阿拉伯，还会制造更多的哈马斯和法塔赫。 如果没有以色列，很多伟大的科技产品和技术会更晚才能出现。 所以可能“上天”并不喜欢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