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一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政治哲学史）

差不多算一口气读完。 现在国内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有两派人，一派多出身历史学，他们将中国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专制统治史结合，极力揭露传统政治思想的王权主义本质（其实我觉得无论历史还是思想史，揭露专制权力的往往起的都是相反效果）。以刘泽华先生为代表，一般以“政治思想史”为称。代表作为皇皇巨著《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另一派多出生哲学，他们拿西方现代化政治思想作为标准，或对传统政治思想进行批判或希望能从传统中找出创造营转化的因素，希望传统文化能符合西方现代化的标准。这一派源自民国时期的新传统主义者，后为海外新儒家所借鉴，八十年代后，返销大陆。通常以“政治哲学”为称。此套书便可以说是其代表（尽管里面的作者也有宗前者的）。但是，还有一派，人数不多，他们希望用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方法（本人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中国政治思想进行研究。也就是尽可能地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时代，面向人物所处的生活世界，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和政治问题，尽可能地回到文本和历史本身，分析研究对象是如何对这些时代和政治问题所作出的思想反应，以及当时社会和后世对其思想的接受（或拒绝）过程。在此基础上，再以总体史观为基础，对之在中国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和影响作出评价。目前这种路径的研究成果尚少，在中国思想研究界属于边缘半边缘状态。这本书中也有个别地方也有接近第三种方法的思考。 回到这本书，主要是讲先秦的政治思想，以人物为线索。包括老子，孔子，墨子，商君，孟子，庄子，黄老，名家，荀子，韩非十人的政治思想的评介。首先，将黄老，名家列入，结合庄子一起介绍，是非常有见识的。从战国后期到秦汉，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周天命人伦为基础的德礼政治的自然天道思想，最终到董仲舒，达至完成。而这一转变的关键节点就是庄子，黄老名家这一时期。庄子提出天道自然的观念，并将之提升到道之上的地位；黄老将自然天道作为人事政治的规律规定性，从而形成新的政治合法化基础；名家则通过形名之辨赋予自然天道以具体的“物”的世界形式。有了这些积淀，才有法家彻底地抛弃西周天命伦理的合法性，提出基于现实的人事治理的法和强国之术。但是法家虽然抛弃了天命人伦的合法性，它也抽到了自然天道的超越性（在韩非那里，天道就是君主），所以它的这套治理方式缺乏合理性和正当性，其建立的秩序维持必然会呈现边际成本递增（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个问题要到汉代董仲舒，重新结合黄老并参合阴阳五行才最终建立自然天道政治的合法性。所以黄老名家思想可以说是从西周春秋到战国秦汉思想转变关键节点，研究思想史者不可不多加注意！ 下录一段文中批注：黄老要将天道放在本源，根本的位置上，才能为人事提供合法性。但这样天道就必须与人相分离，成为人的外在规则。这似乎是战国末期自然天道观的共同点，包括荀子的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都包含此意。但它的问题在于，既然天道和人是相分的，又如何可以推出人可以共参天道？其动机何在？其原理何在？这个问题是董仲舒之前的自然天道观的最大问题。所以法家干脆给这个天道一个独断性的界定，天道即君道，天道就是为君之道。表面上法家继承了黄老的道与天道，其实韩非子那里，道已经完全没有了道家那种本源的意味了，而完全变成了现实的君臣相处之术。但法家却面临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它的那套现实君臣相处之术缺乏天道的支撑，完全变成了利害关系，这就很难保障其创建的秩序的合法性。只到董仲舒的出现，通过结构性的天人关系才具体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其次，对庄子后学的介绍多有发明。提出了庄子后学的两种思想倾向，一派庄子后学是将庄子齐物思想贯彻到底，万物独化，翻译到政治上可以说接近一种无政府主义，他们否定了君主治理的任何正当性，认为任何有君主的治理都会戕害物性，百姓应该各自按其本性生活，不应该有任何外力干涉。（当然，本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还要组成社会？为什么还要生活在一起？）另一派庄子后学发扬庄子的天道思想，认为庄子的齐物主要是一种纵向的相对性，即是在时间维度，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本性，这是天道发展的必然。所以，采用无为之治，仁义之治还是名法之治，是时代变迁的自然结果。所以，这派庄子后学和战国后期的黄老和法家思想已经非常接近。这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孟子之后的战国思想。 其他人物思想的论述，或有些细节较为精彩，但创见并不明显。 从政治哲学的路径，这本书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出现一本采用第三种路径书写的中国政治思想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