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三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政治哲学史）

初读前言，竟然又是老掉牙的救亡压倒启蒙主旨，差点就没兴趣看下去了。多亏还是咬了咬，往下看了，否则确实会失去很多好东西。 这本书写的最好的是严复的政治思想。众所周知，严复是中国近代有名的进化论者。但是作者从严复所处的时代环境，从一个中国近代爱国思想家所有的生活世界出发，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丰富也更加深刻的严复。严复的思想简单说就是中国化的天演思想。西方进化论更多地是将生物的演化看做一种客观的规律，而严复却出于中国的传统史观，将演化看做道的演化，历史的演化。“由天演而有历史，由历史内籀而得公例，由公例而得政治科学，这是严复历史观的逻辑。道就在历史中，并随着历史不断扩充，这带着浓重的进化主义色彩。道不是一次性就获得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要尊重两个基础——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因此必须同时具备'向前看'和'向后看'两种历史眼光。严复的这种历史观实际上是融合传统的历史观和进化主义史观。”接着，和康有为类似，严复认为进化到当下，中国的演化与西方的演化历史相遇了，由于时运，中国必须改变自己传统大一统的天下观，进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只有通过民族主义的建设，将中国的传统融入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中才可能保存自己的历史演化，以期未来进一步演化形成新的普遍主义天下观。严复明确提出了中国化的天演论就是一种历史政治学。正好最近杨光斌教授提出可以通过历史的路径，建构中国的政治学。可以说这是百年之间的心有灵犀。 其次，对梁启超的评介也很精彩。作者对明治后日本思想界比较了解，他从日本民族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角度梳理梁启超的政治哲学，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我真没想到，梁启超通过明治时代的日本政治学所了解的西方现代国家的本质，比很多当下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所谓学者，要深刻的多（尽管他是通过带有军国主义极端思想的影响而获得的理解）。在梁启超看来，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就是一种不断进化的模式，从民族国家（重民权以团结全民）逐渐演化到民族帝国主义（扩张，弱肉强食，消灭落后民族），这是客观规律。所以不想亡国，中国就必须尽快摆脱落后的传统模式，尽快建立起民族国家，以强力求生存。这是梁启超认为中国必须变法，给予国民民权（有民权才可能团结）的根本原因。当然，正因为梁启超认为民权的最终目的在群（也就是将国民团结成整体的力量），所以梁启超并不认为民权是一种抽象的个人主义权利，要救国就是要唤起民众的国家意识，形成新的国民（《新民说》）。其实这个思路和马基雅维里《论李维》中的思路一致，同马基雅维利一样，梁任公也不会去抽象地思考国体和政体问题。尽管作者整体上还是陷入救亡—启蒙这样的意识形态，但对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到晚年之间思想的特点分析是非常精彩的。至于对梁启超后期的思想反思，并未做出很好的解读。 除此之外，对康有为大同普遍主义思想的解读和对章太炎通过国粹（历史与语言）来团结民族的分析也很有深度。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分析也不错，但是其对民权主义的评论意识形态色彩太重。不想再展开了，写的有点多了，大家可以自己看。这本书是这套书里面最值得一读的。 最后谈谈为什么救亡—启蒙模式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首先，它是一种缺乏历史感（时间感）的说法。在19世纪末20世界初，中国面临全面的危机。在这个时候，却要求思想家抛开现实世界去抽象地思考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这就是“极麻痹而不知痛痒之人”，一个麻木不仁的人也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何况，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思考中国国家的独立和现代国家的建设本身就是启蒙的结果。其次，救亡—启蒙说是一种静态的独断（也可以说是专制）思维，它抽象地将英美现代化的模式当作是一个唯一的不变的模式（事实上用这种模式解释英美自己的历史都是一种理想化的解释）。所以中国落后就是因为对这种“普世”模式学的不彻底或者为了救亡的目的而歪曲所导致的。他们从来不去思考，近代那么多思想家为什么都不去接受西方（主要是英美）那种元子化个人主义的自由。其实，孙中山在三民主义讲演中研究解释过，他们却当没看见。再深一层，正如梁启超对西方政治学的思考，个体主义并非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全部，也不是西方比中国先进的根本原因；相反正是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和公民团结才恰恰是我们近代需要学习的。更深的理由是严复提供的，即中西方历史演化的路径本就不同，无论是要救亡还是启蒙，都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面临的问题出发去思考问题。最后，对于个人自由是否需要国家自由的强大作为基础，睁眼看看叙利亚，乌克兰，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就知道了，不用再费唇舌。

前面部分还行 后边越来越没劲。但可做一个入门了解 读者当谨慎 截取其中有利部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