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小琴
“人文清华”讲坛是清华大学于2016年初开启的大型活动,遍邀当代人文大家,阐述经典学说、独特思考和重大发现,致力于构建一个人文思想持续发声的公共空间,推动人文日新、社会进步。 本书汇集2016年“人文清华”讲坛演讲稿七篇,包括文学家格非、国学家陈来、社会学家李强、伦理学家万俊人、历史学家彭林、思想史家汪晖等清华人文学者,和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等,并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知名主持人张小琴女士对以上人士的精彩访谈。公众演讲呈现各位学者长期研究积累的人文成就和思想成果,深度访谈全面反映学者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经历,使读者不仅知其学术之所然,也能知其所以然。
一个学校人文精神的传播很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具有深厚功底的人文精神的群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传播的土壤!
格非:文学到底有什么功能。我在来之前跟李强老师有过交流,我说当今文学家应该多向社会学家学习,因为社会学家在第一线对于社会的状况了解非常多,但是文学作者很多实际上跟现实是脱离的。但是我觉得文学家即便到现实当中去,他写出来的虚构的文学作品,也不能够直接来改变这个现实,这就涉及刚才你问景芳的问题,就是文学它到底功能是什么?你描述这个黑暗有没有意义?这个坑是不是我要跨过去?或者我没跨过去它就没意义?不是这样。文学描写它荒谬到什么程度,它黑暗到什么程度,恰恰是希望从反面让我们看到希望的存在,这个是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不是我描写一个灰暗的消极的社会,这个文学本身就没有意义,它对人还是有很重要的警示,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文学最重要的功能是让我们重新反省我们的生活,它达成这样一个契机,就是你读了这个作品,你会受到它的感染,然后你会有所反思,聪明的人可能会就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都是文学带来的非常大的动力,不是说像李强老师说的那样,像社会学家那样立竿见影地可以提供制定政策、法规的参考,这是不一样的。…格非:李强老师刚才说他们社会学家在致力于加强这种流动,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刚才景芳也讲到,我们可以对穷困的人有一些帮扶,这个也是非常必要的,她刚才讲得很对。我前不久到纽约去,碰到美国一些朋友,他们都说:“我们现在的救助制度也很麻烦,我们给穷人发了一些钱,但刚发给他们,他们不到半个月就喝酒喝掉了。剩下半个月你还没办法的话他还得露宿街头。”那怎么办?美国开始改变,他们改变成每个礼拜发,让穷人能够有一些饭吃。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从根本上来讲不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到分层的问题,简单分层就是对穷人的一种不尊重。首先还是要解决我们怎么样在社会上建立起人人平等,对人有基本的尊重。比如说当一个老板拿着钱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救助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羞辱感。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写过这个东西,就是被救助的人会感觉到强烈的羞辱。我大概四五年前去印度,印度的底层研究做得非常好,它也有很多社会学家、作家、艺术家在帮助那些最底层穷苦的孩子,让我非常吃惊。他们不是说给那些孩子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他们拒绝给那些孩子钱,因为孩子有吃的,尽管吃得不太好。他们直接去跟这些孩子做朋友,每个星期一次,然后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个世界的问题,讨论文学问题,讨论哲学问题。我们中国这些作家去印度看这些项目的时候,那些孩子在跟我们聊天时,你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很有尊严,他们嘴里经常提到德里达的书,提到福柯[插图]的书,或对西方理论很熟。张小琴:多大的孩子?格非:有的十几岁,有的七八岁,一大群孩子男男女女看到你就微笑,很有尊严,他跟你讨论问题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学者,其中有两个孩子在一个很小的社区里面,他们已经在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他们自己的著作。印度这个救助方式就是,孩子们跟我们是一样平等的,我们得教会他们怎么来判断这个世界,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怎么发现生活的意义,这是最根本的。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个逻辑就是大家都要挣钱,大家都要变成有钱人。如果社会阶层分成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大家都等着挤向那个第一空间,那这个社会是非常可怕的。我们需要反思,印度的底层研究给我们很多启示。我们当然需要做希望小学,需要对农村赤贫的孩子给予强大的经济上的救助。但是我觉得光有这个东西是不够的,我觉得根本的是要把穷人当人看,你要特别尊重他,他跟你一样。这个东西从文学来讲,或者从社会的帮扶救助来讲,其实有很多思路,我们可以打开眼界。张小琴:这个对景芳你们基金会的工作,应该也会有一些启发。郝景芳:最重要的就是人,人的投入。之前太多年我们一直太在意一些实际食物,一些钱或者一些物质给贫困地区,甚至那边也有建立一些电脑学校等等,但实际上真的利用率都很低。真正需要的就是人过去,我们有一个人跟那边的孩子就有这种直接的沟通对话,像格非老师说的这种形式。这种面对面去沟通去聊天,其实都是很大的财富,因为如果他们都有充分的选择权利,那么每个人自己就有这种很强的动力去改善生活,有时候人会被自己现有的眼界所局限,局限到了他自己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这样的话成为一个内部循环,他就不太知道外部的信息是什么样的。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这种人的关怀,人的信息发挥了巨大作用,真的有人去到贫困人群中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张小琴《守望与思索:人文清华讲坛实录2016》
听人文清华播客找来读的,最好的是开篇格非讲文学时空观那部分。
格非部分推荐,李强那个也还行,其他不可 关于格非 格非不停地在讲时间性的东西才能提供意义,文学要书写意义,讲生命意义要每个人自己寻找,讲现代后现代文学以及类型小说是空间性的(不能提供意义);最后是一个学生的提问(见本评语最后一段),终于有人提出异见,说意义的死亡(时间的死亡),应该坦然面对这一现实,而格非的这个讲座 谈不能忘记对时间的沉思就沦为了一种复古 【摘我个人最有感触的两段】 学生:格非老师您好,在后现代很多文学作品里有大量的空间性的描述,从阅读的体验来说是不舒服的。这种不舒服会把我们引入到一种焦虑中,这种焦虑可能是对永恒或对时间的焦虑。空间性的永恒的焦虑是不是也有可能提供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否代表了从空间性向时间性文学的转向? 格非:今天我们把现代主义的文学叙事,称为“共时性叙事”,也叫“空间性叙事”。今天更多是空间性。这个同学说,空间性叙事也是有意义的,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比较卡夫卡、乔伊斯[插图]、普鲁斯特几位作家,乔伊斯的写作里没有时间的连续性,全是空间的并置。上来就是空间、空间、空间,就像电影胶片,一格一格全是画面,当这个电影胶片在流动的时候你感觉时间在变化。所以这种叙事也是依据一种绘画的逻辑来展开,诗歌和小说都是如此。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叙事?刚刚这位同学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意见。因为时代和世界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现代主义文学也在模仿这个世界,它把这个社会里面触目惊心的一面呈现给我们,它的困惑,它对永恒思考的困惑,也一起呈现给了我们。虽然卡夫卡、托尔斯泰他们呈现出某种困惑、焦虑甚至荒谬感,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对永恒,对上帝的思考。所以托尔斯泰才会说“天国在我心中”。 学生: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您演讲的题目要叫《重返时间的河流》?我觉得这个题目里包含了一个预设,就是,人原来在河流里,然后主动选择了从河流里出来了,来到岸上。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是河流里的水,自己干涸。所以我们现在不可能说,重返时间的河流。这个重返,它本身是一个悖论。现代主义的文学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它们并不是所说的那种无谓的空间性。就比如说,空间性的文学作品,确实有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这种纯粹供娱乐的。但是还有好多优秀的作品,它们同样是空间性的。但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一种是无意识的无意义,就是说纯粹的娱乐,另外一种是有意识的无意义。我觉得有意识的无意义,它是揭示世界无意义的真相,就是它事实上不是无意义,而是一种勇敢。它是直视现代社会中时间的死亡、意义的死亡、答案的死亡的。所以,所谓重返时间的河流,它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复古的情怀?就像昆德拉说,无意义是可以庆祝的。我觉得这种庆祝,我们可以叫它超意义。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地方因为是荒原,所以就不能居住,就要回到一条事实上已经干涸的河流?是不是可以选择以一定的方式,在这个地方居住下去,然后勇敢地面对这些现实?
??怎么感觉还真就事论事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