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从社会学方面看，阎云翔，翟学伟，竹内康浩和杨美惠这四个人可能是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和人情往来方面，最有研究的，而杨美惠的语境中，“关系”一词的涵义不仅仅是用于人际关系，同时也有“社会联系”的意思，更广泛的，父子，家属和亲属关系，以及朋友关系之上的自然的人类感受和情感，都是一种关系，在礼物赠品的交换里，产生了义务和债务，这个和费孝通“差序格局”有点像。 而更远的看，梁漱溟也提出过“关系本位”的道理来，中国社会并不像西方社会是注重个人本位，或者群体本位，并不会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能够彼此相交换，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 但中国人重关系的文化特征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杨美惠这本书也在努力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本书上半部分在探究导致它出现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她要考察的是在特定时空中的关系实践，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关系学的详细描绘与解说，这是一个民族志报告，甚至里面有她自己亲身经历的有趣故事，比如杨美惠作为在美国求学的台湾人首次来到中国大陆时，做的是中国工厂生活的民族志，但在试图通过各种官方和正式渠道进入田野地点时她却处处碰壁，长时间的努力之后，她醒悟到有效的方法乃是“关系”。通过复杂的走关系她最终进入了工厂，并且还要写出这里面的社会主义优点，显然她的经历是每个求学者，工作者，乃至商人普普通通老百姓都遇到的，都要通过复杂的关系网络。 在这里，倒并没有出现对“中国人重视关系”的伦理批评，相反，杨美惠从制度角度去探讨这种重关系文化的再生产，本书的另一部分重头戏，即讨论关系学为什么会在文化革命中再次出现并弥漫于整个社会。 为什么文革反而带来了关系学的“复兴”？当时人们在回忆50和60 年代时，都是美好的，“干净的”，当时的人们为社会主义的新伦理新风尚所感化，这种述说恐怕更多的是官方的话语建构。官方的逻辑很简单，文革前新政权已经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伦理，但文革破坏了政权本身，扰乱了社会秩序，因此旧的关系实践又卷土重来。在某种意义上，在中国的官方话语里，与关系实践相对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非西方的现代化。 所以，这里杨美惠看到了关系的两种张力，其一是情理与利益，这很容易理解，有人义务送礼，也有人义务回礼，但另一种是公益与私利，即关系学当中“国家拥护的‘公’的集体伦理和‘私’的个人关系伦理”互相冲突，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标题里关系学和国家有关系，这两种张力其实分别代表了关系学的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官方所批评的是个人关系伦理，无论其目的是为了情理还是为了利益，总之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的伦理，就是官方所反对的。民间话语极为复杂，对关系学有褒扬的，也有贬抑的，还有中性的评价都有。不同于官方话语，民间话语的分歧更多地在于情理利益这一维度上，为了利益而进行的关系实践有可能是被贬斥的，其他的血缘或者亲密关系实践则会得到中性或褒扬的评价，这确实比较复杂，有人怀念曾经的兄弟情，但也有人喜欢现在商品经济下的关系，一切都用金钱和契约程序去标准化关系，少了很多人情债。 但杨美惠觉得关系又和贿赂是有区别，虽然看起来关系就是正规途径以外的，通过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来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更多的叫”潜规则“，但也没有清晰明确的规则可以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所以“关系”无处不在，很多时候，“关系”甚至是合法不合理的规则的润滑剂，总之，没有好坏，没有褒贬，问题就是这样的关系在怎样的制度实践里被评价

边燕杰：中国文化条件下“关系”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根据我的研究，我将“关系”定义为行动者之间特殊主义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具有人情交换功能的社会纽带（Bian）。在这一定义之下，血亲纽带和姻亲纽带是原初的关系，而非亲缘纽带亦可以通过互动双方人情和义务的增加升级为稳定的亲密关系。关系需要投入相当的时间与资源来建立、维系、发展或重建(Yang)。特别是人生的重要场合，比如传统节日、婚葬嫁娶、生日宴会、社交餐饮等等，都是建构和维系关系的契机（Bian）。关系最为重要的属性之一就是人情交换。而且中国人所说的“人情”在内容上也远比传递有用信息更加丰富，更具实质性。简单地说，在关系文化中，人们有义务向关系人或关系户提供人情帮助，相互期待未来获得人情回报。我们确定了“关系”的文化含义之后，再来把握它的跨文化的知识内涵。这里采用的方法是中西特征比较。在西方，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有三大要素，即关系纽带的弱连带性、承载功能的单一性以及偶发义务性(Nahapiet & Ghoshal)。而构成中国的关系资本也有相应的三个要素，即强关系纽带的特殊性、承载功能的复用性和频发义务性。这就是说，在中西之间，社会资本的含义是同位的，但是构成要素的特征差异很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提出关系社会资本是西方概念的社会资本的“同位素替换”。这就像水（H2O）与重水（D2O）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的元素构成有差异，但是化学和物理功能相似。关系社会资本概念中的“关系”表明知识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则表明概念的一般性。…左上角即理想型I，体现了强特殊主义、强复用和强互惠义务的组合，其相应的例子就是中国关系网络以及西方所谓的“发小”网络（old-boynetworks）(Saloner)。这表明中国的关系网络并不独属于中国，西方也有类似于中国的关系网络，并且已被证明。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及其同事的最新实证研究用统一定义和操作化处理的“关系”变量分别分析了中国、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家，发现依靠“关系”来创业和经营企业的中国企业家占比高达三分之二强，而欧美均为十分之一（Burt & Burzynska）。这说明中国特色的“关系”也存在于欧美国家，只是相对较少。…在学术界，如果人云亦云，将丧失自我而被忽略；独建体系，自说自话，有可能陷入孤立的尴尬。“食洋不化”与“食土不化”对学科发展都没有益处。这个道理对于学者个人是这样，对于学术群体也是这样。我认为，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学科任务。我国社会的本土知识只有走向世界，与世界有效沟通和衔接，才能成为国际社会学的共同知识财富，从而影响世界并为之作出贡献。我以关系社会资本为分析范例，对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作了初步的探讨。我采取了三项研究策略，即接受国际概念、丰富其理论内涵、增加其变量的文化差异性。采取这些策略的前提是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广泛接受、颇具共识的国际流行概念了。在某些领域或某个议题上，全新的本土化概念也可以逐步成为国际概念，只要该概念能揭示跨文化、跨边界的一般性本质特征。有三个著名的例子可以借鉴：一是费老的“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基于对中国的观察，但其阐释的“个体中心网络的交叉”已被社会科学界广为接受；二是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它源于匈牙利计划经济的分析，现已成为关于计划经济本质特征的理论共识；三是罗纳德·伯特的“结构洞”，它产生于对美国企业竞争社会机制的研究，但由于它揭示了社会网络结构的一个根本特征，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所以，在“接受-丰富-增加”这样一种研究策略之外，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显然还存在另一种“创新-操作-应用”的策略，当然也还有其他的策略有待发掘。总之，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是遵循费老的社会学双重性格的思路，推动和发展中国社会学为国际社会学做出学术贡献的一个研究方向。对我国社会学本土知识加以有效提炼，特别是运用中西特征比较的方法创造性地将之加以国际概念化，让全球的社会学家都听得懂、能接受，让本土知识真正走出去，实现与国际社会学界的有效交流，这是我国社会学者的时代重任。…20世纪40年代，胡先缙关于面子的研究颇具国际影响，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他的日常生活社会学学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关系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发表。1992年，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等系列论文集发表英译本，在国际学界产生新的影响。创立和发展关系社会学是时代的召唤。一方面，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世人瞩目，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可能有所上升，这和现代化理论预测相悖，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学界，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在过去30年有了长足进步，但许多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概念、理论、方法，在中国的分析有效性有待证明，而基于中国关系现象的本土化研究，必将反过来丰富这些认识工具，同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进而形成中国的关系社会学的理论流派。

百年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潜规则的评价，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经济强于西方，中国潜规则便是优点，反之便是缺点。 作者对此认为，导致这个现象是来源于西方一直所坚持的“西方中心论”，即世界只有一个标准，除了西方国家以外都是“异文化”。西方学者是把中国当对照，衰弱即用中国反思自己，强大即用中国衬托自己。 作者认为，世界没有统一标准，中国有自己的风格，西方国家也有自己的风格。因此，潜规则研究应该从国家自身出发去研究，而不是通过对比研究。 作者认为，“搞关系”潜规则是对“国家权力”显规则的对抗，是百姓或个人对抗强权或组织的“弱者的武器”。“搞关系”是利用道德伦理达到目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搞关系”基于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当正式规定无法满足目的时候，人们便利用道德规范创造出的一种方式，以便实现预期的目标。 全书除了第二篇都值得多读，第二篇由于涉及专业的人类学术语，难以读懂，但依然有不少闪光点，若时间和能力允许，亦值得一读。

说到“关系”，我们可能都不陌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攀关系、讲人情的文化，深深渗透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就通过《礼物、关系学与国家》这本书，去探讨一下“关系”背后的社会和文化渊源。 本书作者是著名华裔人类学家杨美惠，她出生于台湾，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主任。她长期致力于中国理论的研究，曾多次到中国调研，尤其以对中国社会“关系”的深入研究而著称。 一、“关系学”是什么 关系学实践的基础：双方彼此熟悉，在一个关系网内。 普通人的关系网，一般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亲属关系。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有了父母兄弟、叔叔伯伯，自带一堆血缘亲属关系。待到成年后，通过婚姻，又会增加岳父、岳母、小舅子等一堆姻亲关系。第二，地缘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很多时候老乡、邻居等地缘上的纽带也是重要的关系来源。第三，求学过程中趣味相投的同学、老师，以及工作过程中经常来往的同事、领导等，这也是每个人重要的关系网资源。 关系需要经营和维护，久不来往，自然会变淡。所以，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逢年过节，相互请客送礼，走动一下。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关系网越大，他在社会上灵活处理事情的能力也就越强，很多人都会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关系网。一般而言，有两种渠道：其一可以靠中间人的介绍和背书，与不熟悉的第三者建立关系。其二，利用已有的关系和资源，多帮助别人，从而与更多人建立关系。 关系学实践的方法：持续不断地相互交换，互助互惠。 听上去很简单，但做起来却不容易，因为其中隐含着各种精妙的算计。现在，假设你是求人的一方，遇事需要“找关系”解决，怎么办？必须连闯三关。第一关是找对人。无论你遇到什么难题，想要走捷径，首先必须找对人。人找错了，送多少礼都白搭。如果你已经找对了人，那就要闯第二关了，送对礼。具体送什么，送多少才合适，本质上取决于办事的难度。送礼前，你最好透过熟悉的中间人打听一下对方的喜好。知道送什么后，还必须闯过第三关，那就是要在合适的场合和时机把礼物送给对方。一般而言，借助过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等契机，和对方多走动最恰当，既能拉近双方关系，又能淡化礼物的工具性。 说完送礼的一方，咱们再来聊聊收礼的一方。人类学家马歇尔·莫斯曾提出过一个“送礼要义”公式，“有义务地给，有义务地收，有义务地回报”。意思是说，要想办成事，总要投其所好送点什么，即所谓的“有义务地给”，而被求的一方则“有义务地收，有义务地回报”。 对方不能拒绝吗？不能。为什么？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拒绝等于说自己没能力回报，会让自己在朋友圈丢面子。第二，拒绝会给人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从而被周围人孤立。 我们一般总觉得，求人办事，主动权掌握在被求的一方手里，求人的一方是被动的、弱势的；但其实，在讲究人情往来的传统社会，关系这门学问更多是“弱者的武器”，弱者可以通过主动的人情往来，将自己变成债权人，将收礼者变成债务人，从而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 二、关系学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如此盛行 首先，与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特点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是熟人社会，人口流动极少，这导致所有人相互之间都知根知底。这种熟人社会形态，催生了中国独特的传统社会结构，“差序格局”。 什么叫差序格局？你可以想象一下，将一块小石头扔到平静的湖面会发生什么？一圈圈涟漪荡开，越往外，圈越大。这块小石头就是我们每个人，一圈圈的涟漪，就是围绕自我形成的一层层社会关系。在这个结构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关系网的核心，通过一圈圈外推的波纹和其他人发生关系，最终形成一大张关系网。每一圈关系离圆心的自己远近不同，自然亲疏有别，越是亲近的人，彼此之间的互助义务也就越强。 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关系学几乎是每个人的人生必修课。大家如果遇到事，首先想到的都是找关系私下解决。今天，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熟人社会有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趋势，但我们的文化之根始终是那绵延千年的熟人社会，它深刻塑造了我们的国民性。所以，时至今日，“关系学”依旧无处不在。 其次，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 作者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资源分配大约有三种模式，国家权力主导的再分配经济，以关系学为依托的礼物经济，以及刚刚复苏的商品经济。其中，国家再分配占绝对的主流。 国家再分配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中央政府能完美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并以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但当社会需求超过了国家的满足能力时，国家便只得建立标准，根据各种规章制度按需分配，看上去公平公正，但实践中很容易受一些关键人物的影响，以致关系学实践十分盛行。 在杨美惠看来，改革开放初期关系学的兴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们在试图消减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希望不再总是根据政治的评估，而是通过私人关系来进行重新分配。因此，“关系”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它也通过再分配站在了国家权力的对立面。所以，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层面，拉关系、送礼，一律被斥为不正之风，需要严厉打击、禁止。 总之，80年代关系学在我国的盛行，既受传统社会结构特点的影响，也有时代环境的助推。 那么，在市场经济已经得到极大发展的今天，关系学究竟是日渐式微，还是依旧盛行呢？很多专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随着国家再分配经济模式在很多领域的退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法制的健全，关系学实践的空间越来越小，日渐“式微”。但是本书作者杨美惠认为，关系的运作是一个多重的、且不断变化的实践，中国盛行的关系学，并没有随着市场化和制度化而日渐衰弱，它仍然在不断适应并塑造新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展现出非凡的韧性和生命力。

书评：⭐ 这是一本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中国热的时候，西方对中国好奇，如对日本“武士道”，中国“关系”成为热词。作者虽然是华裔，但受西方传统价值观影响，对中国观感还是隔靴搔痒，本书也是哗众取宠之作。如果从大历史观来看，中国处于农业乡村文明向工业城市文明的转换期，在农业乡村社会，人民固定在土地上，相互之间要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就要讲究揣摩心思，人情往来，千年积累下来的繁文琐节，讲究的是有礼有面，社交习俗都在其中，无论是《儒林外史》还是《金瓶梅》都有生动描写，我现在山东号称的礼仪之邦，也是送礼之邦。农业社会的宗亲乡党结构的各种外延，到现在也纠葛不断。作者访问中国期间，中国一方面刚从清教徒式的文革中醒来，又还没有和市场经济完全接轨，自然社会运转就产生需要“关系”这种特殊沟通方式。 西方游牧民族，经商传统，从来就是亲兄弟明算账，丑化说在前面，我90年到国外，感到所谓人情冷漠，本质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果，一切服务都商品化，社会运转效率提高，自然在日常交往就越来越少“关系”。西方社会普通人有“关系”也进不了圈子，不是廉洁而是阶层固化的产物，如同种姓制度，不看“关系”看出身。 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商品化，“关系”也明码标价，城市工业化的必然。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没有什么优劣高下。作者再来现在中国已经不需要“关系”，但要金钱了，她不应该鄙视当年的“关系”，而应该怀念那时中国人淳朴的人情“关系”。

前面几百页很顺地就看下来了，中间突然延伸了三百多页的历史研究，感觉有点跑远了？这块有点读不下去，跳着看了看。 这本基于田野调查的书，想看的人一定要注意其背景是 90 年代中国，那个时候跟现在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这本书总体来说应该对于中国 90 年代的人情社会环境分析还是比较深入细致的，前几章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阐释这种自然而然形成的关系学环境，但是同时也充分论证关系学环境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还是略微带有一定的后验视角。比方我假如说 90 年代的中国并没有从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脱胎出经济上升的形势，这种解读可能就更容易偏向于关系学所带来的制约性，而不是从多个角度充分论证其价值。不过这本书逻辑上还是比较严谨的，毕竟一开始也表明了是以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为起点，所以着手分析的数据来源也是基于田野调查所得。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一书的主要观点是： 关系学的定义与特征 定义：关系学是在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复杂人际关系网络，涵盖感情、交换和抵抗三个特征。 感情基础：关系学建立在人情之上，通过情感联系构建信任和亲密关系。 交换机制：关系是互惠的，涉及礼物、恩惠等资源的交换，形成长期的义务和回报关系。 抵抗功能：关系学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国家权力的垂直运作，为个体提供灵活应对社会环境的策略。 关系学在国家与社会中的角色 与国家权力的互动： 抵制与切断：关系学网络干扰了国家机器的垂直运作，为个体提供了规避正式制度约束的空间。 互补与共生：在国家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背景下，关系学作为非正式机制，补充了正式制度的不足。 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微观政治学：关系学实践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微观政治，塑造了个体的行为模式和主体性。 社会资本：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为个体获取资源、提升地位提供了重要途径。 关系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变 历史根源：关系学源于儒家伦理制度，与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紧密相连。 现代转型：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关系学不断演变，呈现出新的形式和功能。 文化认同：关系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国人对人情、面子和关系的独特理解。 关系学的实践与运作机制 礼物交换：礼物是关系学实践的重要载体，通过礼物的给予和接受，建立和巩固关系。 人情与面子：人情是关系的核心，面子是关系的象征，两者在关系学实践中相互交织。 关系网络：个体通过构建和维护关系网络，扩大社会影响力，实现自身利益。 这些核心观点揭示了关系学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强调了其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个体行为模式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深远影响。

一、清代以前：儒家“礼治”对法家“法治”的早期抵抗 1. ​​思想根基​​：儒家将“礼”视为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同一物，强调通过亲属伦理与德性教化来实现治理，而不是依靠冷峻的成文法与刑罚。 2. ​​运作方式​​—以“家—国同构”为范式：国被想象成家的放大，君主以“父”之形象自居，臣民被要求在血缘逻辑内行孝、行悌，从而天然服从政治权威。 3. ​​结果​​：在这种伦理—政治结构里，“关系”不是工具，而是秩序本身；它抵制了法家官僚体系的外在强制，为后世“找关系”提供了文化土壤。 二、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对关系网的再塑 1. ​​国家暴力与制度化​​：革命胜利后，中央集权的法家式“硬制度”迅速铺开，但要深入乡土与单位，必须借助原有亲属、同乡、师生等纽带进行动员与分配，于是“单位—街坊”网络被重新编织进体制。 2. ​​关系学的功能转变​​：它不再主要是抵抗国家，而是帮助国家“润滑”计划分配、化解动员阻力，也成为普通人嵌入体制的通道。 3. ​​债务与忠诚并存​​：官方提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实质是将亲属伦理扩展为单位内部的互助债务，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式人情账本。 三、改革开放至今：市场逻辑与关系学的加固 1. ​​市场力量叠加​​：市场经济引入等价交换原则，但正式制度尚不完善，于是“走后门”“找关系”成为弥补制度缺口的生存术，关系网从纵向（单位）向横向（商界、跨区域）迅速扩张。 2. ​​“第二社会”成形​​：国家在形式上“一竿子插到底”，但政策执行常被礼物—人情—负债循环阻滞或扭曲，基层出现“权力的利益网络”。 3. ​​关系学的新特征​​： • ​​工具性​​—用礼物与人情换取市场机会，而不再主要对抗国家； • ​​流动性​​—城乡流动、资本流动使关系可以跨阶层、跨地域生成； • ​​双刃剑​​—既帮助个体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获得安全网，也加剧寻租与分配失衡。 四、演化逻辑小结 1. ​​从“礼治抵制法治”到“体制嵌入润滑”，再到“市场互补加固”​​，关系学始终扮演填补正式制度缺口的角色。 2. ​​其核心机制始终是“礼物—人情—负债”循环​​，只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受益主体与对抗对象有所变化：古代对抗皇权、计划经济时期配合官方、当下与市场力量相互成就。 3. 面对现代治理与共同富裕目标，如何在保留必要社会互助的同时削弱关系学的负面外溢，仍是制度建设的关键议题。

应该来说，这是一本还不甚成熟的书。这样说的原因，一是此书研究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大碰撞的时代，当时的许多世情，过几年一下子就变样了，很难作为一个持续的研究对象；二是因为作者研究的东西太杂，她将书名里提到的全写了个遍，但是关系学与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没那么深，更多情况下，作者是将礼物、关系学和主体性凑在一起来讲了；三是作者的方法论还不够成熟，在论证过程中，极其喜爱引用福柯、德勒兹等人著作，但是对其解释偏少，默认读者“懂”，所以评论区有很多人抱怨看不懂，我也是看着一知半解。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给我们回顾那个年代的一种视角，我仍觉得有阅读之必要。

1982年，中国刚刚对外开放不久，我很吃惊地听到一个工人说他看过“内部电影”，这些外国电影有《星际大战》、《超人》、《欲望街车》、《教父》、《现代启示录》（这部电影在单位放给干部看，解释的理由是这部片子揭露了美国军方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