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 03）

★★★★☆“7、8世纪的唐朝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帝国”✋🏻😭🤚🏻 搭配姊妹篇《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絲路史：遊牧、商業與宗教，前近代歐亞世界體系的形成》读完的，二书虽主题相关，却各有侧重，殊少冗余。陆台译本之异可参看女佛老师辨析。森安教授以充满现实关怀的笔触与犀利诙谐的论辩，令一位活力充沛的光头学者形象跃然纸上——本书是其对当前日本政治的批判和追求历史完美主义思想的结合与体现。 全书以粟特网络为核心叙事线索，铺陈奆唐与突厥、回鹘的互动关系，对我而言最有魅力者，当属对民俗的生动绍介与出土文书的深度解读，伯希和1283号藏文文书描述海东诸国为未开化的食人蛮夷，私以为藏文语境中的霍尔（hor），其语义指涉或与汉文中的“胡”有着相似的演进轨迹。森安氏曾揭橥，汉文之“胡”历经了从对外族泛称，到唐代语境下专指粟特的语义收缩；而藏文的hor，亦可循此理路，完成了从对外族的笼统指谓，到特指回鹘 ［'u-yi-kor（འུ་ཡི་ཀོར）；ho-yo-'or（ཧོ་ཡོ་འོར）；ho-yo-hor（ཧོ་ཡོ་ཧོར）］的语义聚焦。揆诸阿里出土文书与芒韦氏诏书的书写惯例，人物称谓往往以全称彰显礼敬与正式性，而叙其功业时则径取单音节简称以臻简洁，hor的语义流变，或正是这一书写传统的投射。另需辨明的是，【Ⅰ-4】所载之高丽，应为高句丽（ke'u-li/ཀེའུ་ལི），其所指虽为一脉相承的渤海，却恰恰印证了相关族群对从征高句丽的集体记忆，这也可能是其对海东诸国的记载带有妖魔化色彩的原因。至于“拓跋王朝论”，森安教授的高足白玉冬老师已予以有力批判：蒙元时期“Qitay（契丹）”常被用来指称金朝而非辽朝，今日俄语圈也以“Qitay”称呼咱们闹钟，所以突厥鲁尼文碑文中的“Tabγač（拓跋）”亦不过是游牧族群对中原汉地的习惯性旧称，与统治唐的是汉人还是鲜卑人并无关联。至于“征服王朝论”与“中央欧亚型国家论”，我认为秉持多维立体的认知框架，方能跳出单一叙事的桎梏，而不是从“岛夷”的偏见栽进“索虏”的执念。 ps：作者吐槽日本的研究成果往往得不到有效参照，但你倭国电子化这吊样心里没点逼数吗…… 另把吐蕃都算进带唐版图真是印证了东瀛对我唐的精神依恋——“既是父亲又是母亲，同时还是师父的，只有唐朝。”

这本书颠覆了我对唐朝和丝绸之路的认知。 很早以前看到一个说法：唐朝时期甘肃是唐帝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作为一个甘肃人，很难把今天荒芜贫瘠的黄土高原跟繁华的经济重镇联系起来，但是看这本书才对这个说法有了清晰的认识。 从这个角度看，也就不难理解玄奘当时会绕远路，经过中亚到达印度。当时丝绸之路上商贾云集、贸易发达，因为人多，所以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以前的印象里玄奘走的是一条荒无人烟的小路，实际上玄奘走的这条路，相当于沿着东南沿海从广东走到北京。 这本书唯一的缺点，日本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式的思考方式，很难站在中国——这种普世大帝国——的角度去思考其中的历史事件。唐帝国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高峰，当时的气象有点像今天的美帝，今天的美国，奥巴马可以当总统，唐帝国也积极选拔外民族的人才为己所用。但总的来说，白璧微瑕，书中的这点问题并不影响本书的价值。 此外，初唐和盛唐时期，甘肃和丝绸之路的繁荣，也就能让人理解为什么当时的唐朝要把首都设在长安，估计唐初期中央政府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来自于丝绸之路的商税。当时甘肃和长安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上海和南京，从晚清时期到日寇占领上海以前，中国最富裕和高效的部门乃是上海的海关。蒋介石之所以定都南京、号令全国，原因在于南京国民政府可以得到上海海关的关税收入。 安史之乱最大的问题在于，把通过甘肃的丝绸之路打崩了。从此以后，一部分人开始通过东南沿海一线和国外展开贸易，江南和岭南开始繁荣起来，晚唐通过南方送来的赋税又续命一个多世纪。另一部分人通过回鹘(蒙古高原)进入中亚，展开跨国贸易，这条线催生了塞北三朝(西夏、辽、金)的兴起，并为蒙元帝国统一欧亚大陆埋下伏笔。 这本书总体涉及的时间尺度有一千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世界产业链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一部分地区缓慢衰落，另一部分地区又会逐渐兴起。昔日繁花似锦的甘肃，目前的人均GDP全国倒数第一，而香港和上海在近代以前，完全是不起眼的小城镇。 眼下的中美对抗，世界正在逐渐分裂成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双方为了自己的国防安全，各自在想办法将自己的产业链补充完整，或将其迁往自己的盟国。在这个过程中，又会有哪些地区兴起、哪些地区衰落呢？

作者学识渊博，观点新颖，历史的发展，王朝的兴盛，都是很多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人类共同起源于非洲智人，然后发展成不同肤色，不同人种，建立了不同的国家，形成了各色的民族，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化，然而不同人种，国家，文化都是融合发展的过程。随着历史的发展，狭隘的民族主义终究会被更加包容，更加多元的民族文化所取代，和而不同才是正道。

这位日本史学家的视角，还是有一定独到之处：简单说就是既非“欧洲中心主义”，也非“东亚中心主义”，而是“欧亚互动主义”（原谅我生造概念，不过是为了打一个形象的比喻） 此书的最大亮点，其实并非将中亚史置于整个世界互动史框架内进行重估（这种行为近年来国际史学界似已蔚然成风，不再新鲜了）此书的优势还似在于巧妙应用考古和史料证据（国外馆藏，国内罕有提及的部分）重新论证隋唐欧亚互动的历史性质，甚至推翻了中国史学界许多一贯的观念（比如隋唐帝国建立发展，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中亚胡人策划推动的结果，比如当年回鹘军队南下，是在安史之乱的叛乱方和唐朝之间斟酌、考量和取舍后才选择帮助唐朝、比如粟特文献中提到的中亚超自然现象……）你在中国史家的著述中是不可能得见的，这些是最大亮点。 缺憾也有，比如作者对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起源和人类学特征几乎没多少深入的研究（估计是他关注欧亚考古学，尤其2005年之后的新成果严重不足）所以书中仍然有不少谬误。 总体值得一读，我给3.5星。

注：毫无疑问，日本历史上受中国影响很深。但日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书写有一股潮流，就是将中国放在欧亚角度研究，强化放大中国受其他文化的影响，从而间接表明日本历史上并不是受中国的影响，是全球文化交流的一环。阅读本书需要考虑这种视角的影响。 本书定位成对传统唐史研究重要补充，适合用来破除单一王朝史观，理解中古欧亚文明交流的真实样貌，《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能帮读者跳出教科书固化认知；​但不可全盘采信，需中原王朝内政视角 + 内亚游牧丝路视角双向结合。研究唐代既要看到粟特、突厥、丝路对唐朝的塑造，也要承认中原制度、经济、文化的主体性，二者结合才能形成完整、客观的唐代历史图景。 对森安孝夫史学观点的综合评价 一、合理价值与学术贡献 1. 以中央欧亚本位打破中原中心史观，重构中古史叙事框架 传统中外唐史长期以中原王朝为绝对主体，把突厥、回鹘、粟特视作周边附庸、边患、异族。森安孝夫将蒙古高原、中亚绿洲、粟特商业共同体置于历史主轴： - 指出李唐建国、军事强盛、财政繁荣高度依赖内亚力量（借突厥兵力、粟特商贸税收、游牧骑兵），盛唐本质是农耕—游牧复合帝国，并非纯粹汉族农耕王朝； - 把安史之乱从“叛将作乱”升级为丝绸之路地缘经济体系崩溃，安禄山集团是粟特商贸+东北边疆军政复合体，矛盾根源是丝路利益分配冲突，极大拓宽了安史之乱的解释维度。 这套视角弥补了传统汉籍只记政治征伐、忽视内陆族群与跨区域贸易的短板，让唐代史真正纳入欧亚大陆整体史。 2. 多语种史料互证，考据基础扎实 依托粟特文、回鹘文、突厥鲁尼文、藏文、波斯阿拉伯文献、敦煌吐鲁番文书，对照《旧唐书》《新唐书》汉文史料交叉考证： - 厘清粟特人在萨宝制度、丝路贸易、唐代军政里的真实作用，纠正过去将粟特人简单等同于胡商的片面认知； - 厘清回鹘、摩尼教与唐朝的绑定关系，解释中晚唐回鹘掌控北方贸易、掣肘唐廷的内在逻辑。 相比仅依靠中原正史的研究，结论可信度更高。 3. 重新定义丝绸之路内涵 摒弃“丝绸外运商道”的窄化理解，将丝绸之路视为政治同盟、军事联防、金融信贷、宗教传播、人口迁徙一体化网络：丝路通畅则唐兴盛，河西断绝、西域失联直接推动唐朝走向衰败，把丝路兴衰和王朝国运做强关联，为中古经济史、边疆史提供新分析范式。 二、存在的局限与争议点 1. 存在“矫枉过正”，过度弱化中原内生动力 为对抗中原中心论，森安孝夫一定程度低估唐王朝自身制度优势： - 唐完善的均田制、科举制、中央官僚体系、府兵制度（前期）、强大农耕经济基础，是唐朝能够整合内亚、经营西域的根本底盘。没有中原充足粮食、人口、手工业产能，即便掌控丝路、拉拢游牧部族，也无法维持庞大西域驻军与跨区域秩序； - 过分强调粟特、突厥对唐朝的塑造，弱化汉地文化、典章制度对游牧族群、粟特社群的反向同化与吸引力。 2. 对安史之乱归因片面化，放大丝路经济因素、淡化内部社会矛盾 森安将安史之乱核心归于丝路利益冲突，存在单一归因问题： - 忽略盛唐内部核心矛盾：均田制瓦解、土地兼并、藩镇制度固有缺陷、中央朝政腐败（玄宗后期怠政、李林甫杨国忠专权）、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度膨胀等中原内政问题； - 安禄山个人权力野心、唐廷边疆治理制度漏洞，同样是叛乱关键诱因，不能完全简化为商贸利益纠纷。 3. 研究视野偏重内陆欧亚，忽视海上丝路与江南社会 研究重心集中在北方草原、河西、中亚陆上丝路，对唐代江南经济崛起、海上贸易（广州、交州、扬州海外贸易）、南方社会变迁极少讨论。 中晚唐财政越来越依靠江淮赋税，并非只依赖陆上丝路商税，其对唐朝财政体系的判断不够完整。 4. 史学立场带有日本内亚史学传统烙印 日本近代以来形成独立的“中央欧亚史观”，侧重游牧文明的独立历史价值，意在跳出以中国为东亚核心的叙事体系。森安的观点根植这一学术脉络，部分论述带有学派预设倾向，并非纯粹中立客观。

非常精彩的一本书，在中亚游牧帝国兴起的视角下定位唐朝，对传统汉族中心主义的史观降维打击，熟知的唐朝历史变得非常不同。突厥，回鹘，吐蕃一时与唐并立，唐太宗灭亡突厥重掌西域，天可汗实至名归，这一称呼却也并非唐天子独有，蒙古高原不断兴起强大的游牧民族帝国。只是汉文文献为了面子把其他民族的天可汗用译音记载。

一个日本人写的世界史视角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 丝绸之路是世界文明的桥梁，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通过丝绸之路将四大文明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并且造就了周期性的繁荣与崩溃。 安史之乱如同风起于青萍之末，标志着中央欧亚力量的崛起。中央欧亚国家掌握了有效的统治方法，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自安史之乱起，开始搅动世界。 「实际上，唐朝是以异民族，即接受了以汉语为主的中国文化的民族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或者至少应该是由受到了异民族输血的汉民族即“唐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所以，唐朝的统治者对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毫无抵触心理，只要有能力，不分出身地域等，一律平等地加以重用。唐代的世界主义、国际性、开放性，既来自唐朝国家的本质，即唐朝本来就是由汉民族与异民族混血、文化融汇所产生的能量而创建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唐朝是多民族国家，其世界主义、国际性以及开放性才会不断地受到促进与推动。在这一方面，唐朝与后来的蒙古帝国、现代的美国其实是相通的。」 「与生产力、购买力并列，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大的契机和动力是军事力量。公元前一千纪初期，在中央欧亚干燥的大草原地带，擅长骑马的游牧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自从拥有了地面上最强大的骑兵以后，他们的动向便自然成为推动世界的原动力。 也就是说，从“游牧骑马民族的登场”的公元前10世纪前后开始，经过漫长的岁月，游牧民势力对富饶的农耕定居地带的掠夺、征服，或者对农耕定居地带居民的调和、融合、同化的过程中，反复交错上演着成功与失败。到10世纪前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用少数人来对拥有众多农耕民和都市民人口的地区实施稳定统治的方法，或曰秘诀。这些方法包括军事统治制度、税制、人才选拔制度、商业以及信息网络、文字的导入、文书行政、都市建设等方面。而支撑上述这些的最大的基础，则是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和基于丝绸之路的财富积累。 从这一视角来看，安史之乱就成了与10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动向联动的事件。换句话说，安史之乱是整个10世纪欧亚大陆变动的先兆。中国学者荣新江也指出，在发动并维持安史之乱的背景之中，存在着游牧民的军事力量和因丝绸之路贸易而带来的经济力量两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说，安史势力成为征服王朝的基本条件似乎已经充分具备，然而最终安史势力却因未能争取回鹘成为自己的盟友，结果在军事上失败。如果安史之乱成功的话，那么可能会成为安史王朝。然而遗憾的是，在8世纪时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安史之乱可谓是一个“过早的征服王朝”。」

作者在前面疯狂下定义、叠甲篇幅所占比例近两成后才缓缓进入主题已经非常耐人寻味，然而其丝绸之路的标题下隐藏的其实是粟特人在东方的命运这条全书真正的主线属实让奔着唐而来的中文读者略感失望，更遑论后面对于唐以及笔者所谓“中华思想”的解构肯定会让不少大陆读者怒发冲冠。不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粟特商人网络的角度还是可见学术功底，就是论证上限于篇幅？或是类型？很是单薄，说服力非常有限，充满着主观和莫名其妙的民族自豪感，令人怀疑其跳脱西方、中华中心主义的初衷不过是为了树立起与历史事实存在的中心国家平起平坐的意识形态，虽然基于当下的世界观确实如此，但无论如何诡辩，却与史实却又拉开了差距。

囫囵吞枣般读完这本书，可取之处在于，由于读史的内容尚有限且集中于中国史，在涉及对外关系上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民族主义史观的误区内，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点。 治史者，读史者，本就很难脱离母国的民族认同，不必过度反思

森安孝夫，日本著名史学家，历任金泽大学副教授、大阪大学教授、近畿大学教授。现为大阪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代表作有《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地区》，编著有《中亚出土文物论丛》《从粟特到回鹘》等。 跳出中国回看自身，作为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虽然纷乱复杂，但在与南方农耕民族互动中，总体上呈现为从“渗透王朝”模式，向“征服王朝”模式演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界处是最具活力的地区，是孕育创造力、迭代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含义被不断重新定义。 核心内容 第一部分，为什么说“中央欧亚大陆是认识欧亚文明的关键”？它和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 第二部分，以唐代历史为例，站在中央欧亚大陆来重新认识一下中华文明。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