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 09）

刚刚把这本书给读完了，主要讲的是欧洲东印度公司向亚洲扩张以及垄断各种贸易的过程，不知不觉就萌发了一个念头：自大航海以后，欧洲拼了命的在海上扩张，而那时候的中国，却在干什么？中国为什么不和欧洲一起分一杯羹呢？ 众所周知，古代的中国是领先于全世界的，然而，到了近代，却变成了落后挨打，尤其是甲午战争，连边上的小国日本都能惨败，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子？ 用个很专业的术语来概述上面的问题，那就是“李约瑟难题”。 自己也想了很久，也找了许多资料，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之所以会落后于西方和西化的日本，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皇权的不受限制。 也就是说，中国是被法家韩非子的那一套给害了。 都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漫长，长达两千年，但这是错的，实际上，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秦始皇之后的汉武帝，更是硬生生的把整个中国变成了彻头彻底的大一统社会。 封建社会≠大一统社会！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皇帝下面有王、公、侯，每个贵族都有自己的领地，我下级的下级，就不是我的下级。 你说这样的社会好不好，只能说是有好有坏，坏处就是皇帝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自己想对外打仗，只能指挥下面的王，而不能直接领导公、侯，行政效率不高。 分封制的颁布，同样也会导致后面的混乱，周朝的春秋战国、西晋的八王之乱、朱元璋的分封，到后面，都是惨烈的内战。 当然，有坏就有好，就失就有得，分封制也有好处，好处就是对外抵抗力强、应变能力强、社会活性强。 而日本，在学习中国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最后吸收了中国的分封制，并且在国内发展、演化，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幕藩体制”。 于是乎，“李约瑟难题”的关键点，就是两点： 1.“幕藩体制”要比大一统社会更加能适应社会的转型 2.受到一定限制的君权，这样的社会总体来讲要比君权不受限制的社会要更好 再强调一遍：中国是被法家韩非子的那一套给害了！ 所谓的法家，说白了就是法西斯，其目的就是为了要增强君主的权力，让君主大包大揽的进行个人独裁，在加强君权的同时，还要打倒贵族。 “我下级的下级，不是我的下级！”，法家出现之前就是这样的，但被法家改造过以后，就变成了不管任何人，就是君主的奴才，世界上没有了贵族，有的仅只是代表君主意志和利益的代理人——官僚。 大一统官僚制度，从长远来讲，是敌不过封建贵族制度的，因为前者没活力，且官僚会贪污腐化，然而从短期来看，却能为君主带来很大的利益,一个社会法家化、法西斯化之后，君主爱干嘛就能干嘛，战争机器一运作，那个行政效率可是惊人的，打起仗来也是一个个都同打了鸡血一样。 然而，一时的亢奋，只会带来长久的负面效果，中国法家化以后的大一统官僚社会，所带来的，是不受限制的君权，是积贫积弱，是极大的贫富悬殊，是遍地的愚民。 想来，《韩非子》、《商君书》这两本书，真的是同毒品一般，一吃下去，短期内爽嗨爽爆炸了，但爽劲过后，则是长远的抽搐不起…… 明清时期的君权，是高度高度集中的，大一统官僚制又成熟又发达，结果皇帝是很爽了，但积贫积弱的社会，对于外界的侵略，则变得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一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征服来掠夺了，那就只能gg！ 大一统官僚制的国家，官府对老百姓是非常凶暴、残虐的，而整个国家对于外部的强敌，却又是非常驯服、顺从的。 大一统官僚制的国家，对内积贫积弱，且培养了一堆愚昧无知的傻不啦叽老百姓，只会向权贵磕头，在强敌来侵略的时候，国家会号召这些老百姓一个个都奋不顾身、舍己为国、抛头颅洒热血、奋勇杀敌，但仔细想想，百姓都被不受限制的皇权给奴化成这样子了，还要求百姓都当英雄，这不很搞笑吗？！这就像是两只手使劲的按着刹车，还要让骑自行车的人加油加速的往前冲一样！ 可能有点扯远了，这本书讲的主要是西方国家在亚洲之海的扩张历史，先扩张到西亚，再是东南亚、马六甲，最后则是中国、日本，那时候，英国都工业革命了，都资本主义很久了，而中国却还是“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刀枪不入”…… 君强民弱、君弱民强，只能说君主的权力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太弱的话自己就可能会被篡位者给杀掉，太强的话，贵族、民就会太弱，这样的国家，在对抗外部强权的时候，就会不堪一击。 甲午战争中国输给了日本，想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输在了制度上，光靠买点军舰是不顶用的，中央得给地方放权才行，要让地方自由的去摸索各种方法来应对，要让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权力，要让地方有积极性。 与此同时，君主的权力一定要受到限制！ 总之，君权受到一定限制的贵族分权社会，总体长远来讲，要优于法西斯大一统的官僚社会。 也许，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的核心之所在。

从亚当·斯密到彼得·德鲁克｜东印度公司在“亚洲之海”的制度创新、治理困境与历史终结 一、问题的提出：为何“最成功的公司”必然失败？ 在近代世界史中，东印度公司常被描述为“史上最强大的公司”：它拥有军队、税收权、司法权与外交权，曾在亚洲之海构建起横跨两个世纪的贸易与统治网络。然而，这一制度创新的高峰，却最终以破产、国有化与解散告终。 这一结局并非偶然。若从亚当·斯密对股份公司与垄断的批判，以及彼得·德鲁克对现代组织治理的洞察出发，东印度公司在亚洲之海的实践，恰恰构成了一次从制度创新到治理失效的完整历史实验。 二、亚当·斯密的预警：股份公司与垄断的内在矛盾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对股份公司持极为谨慎的态度。他并未否认其在高风险、长周期事业中的优势，但明确指出： 当股份公司获得垄断特权，并脱离竞争与公共监督时，其效率与道德必然衰败。 东印度公司的崛起，恰恰印证了斯密所承认的“必要条件”： 1. 远洋贸易风险极高，单一商人无法承担 2. 股份制集中资本，分散风险 3. 国家授予特许权，确保航线与市场稳定 在“亚洲之海”这一高风险、不确定性极强的空间中，东印度公司以股份制与特许垄断的结合，成功解决了资本动员与长期投资的问题。这正是其制度创新的合理性所在。 但斯密同时指出，一旦公司不再只是贸易组织，而转向以权力维持利润，其经济理性便会被侵蚀。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演变，正是从“市场中的创新者”滑向“权力中的寻租者”。 三、制度成功的转折点：从贸易公司到“治理组织” 羽田正所强调的“亚洲之海”，为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制度试验场。但正是在这一空间中，东印度公司完成了致命转型——从商业公司变成准国家。 这一转型带来三重结构性后果： 1. 目标错位。公司不再以长期商业效率为首要目标，而以维持垄断收益与政治控制为导向。 2. 代理问题失控。远离本土的公司官员，既非国家官僚，也非私人企业家，而是权力与资本的混合体，腐败与掠夺成为理性选择。 3. 反馈机制断裂。市场竞争无法约束公司行为，而本国议会与公众又无法实时监督其海外治理。 在斯密看来，这正是股份公司最危险的状态：没有竞争约束，却拥有公共权力。 四、德鲁克的视角：组织使命的膨胀与治理失败 如果说斯密指出了股份公司“为什么会坏”，那么彼得·德鲁克则解释了它们是如何失败的。 德鲁克反复强调，任何组织一旦失去清晰、可评估的使命，其治理必然走向崩溃。东印度公司在亚洲之海的后期，正处于一种“使命失真”的状态：它既要为股东创造利润，又要替国家征税、维持秩序，同时还要管理庞大的属地人口… 这种多重使命并未形成有效制衡，而是导致责任边界的全面模糊。德鲁克称之为“组织使命的无限扩张”——组织能力被权力诱惑放大，直至自身无法承载。 从现代治理角度看，东印度公司失败的核心，并非道德堕落，而是治理结构无法承受其功能复杂度。 五、为何失败具有必然性：三重不可调和的矛盾 综合斯密与德鲁克的视角，可以看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之海中面临三重不可调和的制度矛盾： 1. 市场逻辑 vs 权力逻辑 一旦利润来自垄断与征税，市场创新就失去意义。 2. 股东责任 vs 公共责任 股东要求回报，但治理需要长期公共投入，两者难以兼容。 3. 组织规模 vs 治理能力 公司可以无限扩张权力，却无法同步扩展治理透明度与责任机制。 当这三重矛盾同时存在时，失败不再是偶然，而是时间问题。 六、历史终结的意义：失败本身也是制度进步的一部分 东印度公司的解体，常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失败，但从制度史角度看，它更像一次必要的“制度纠偏”。正如斯密所预言、德鲁克所强调的那样：公司可以成为创新的工具，但不能成为治理社会的主体。 在“亚洲之海”中，东印度公司完成了全球贸易、金融与航运的整合实验，却也以失败的方式划清了公司与国家的边界。这一失败，为现代公司治理、国家监管与全球市场秩序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教训。 七、为何当代跨国科技公司正重新走近“东印度公司的危险区”？ 从制度史的角度看，东印度公司的失败并非殖民时代的特殊产物，而是当一种组织同时占据市场、制度与治理关键节点时，所必然遭遇的结构性风险。若将亚当·斯密与彼得·德鲁克的公司治理洞察置于当代背景，可以发现，一批跨国科技公司正在以新的形式，逼近东印度公司曾经跨越却最终难以承受的边界。 （一）从市场中介到“规则节点”：平台权力的转化 与东印度公司最初以贸易中介身份进入亚洲之海相似，当代大型科技公司亦是以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创新者形象出现。搜索引擎、社交平台、云计算与支付系统，最初被视为市场基础设施的优化工具。 然而，随着规模扩张，这些平台逐渐从“市场参与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算法排序、内容审核、数据访问与接口标准，事实上构成了一套准制度体系，直接影响信息流通、商业机会与公共讨论空间。这一转变，与东印度公司从贸易公司转向掌握航道、关税与司法权的过程，在结构上高度相似。 （二）垄断优势的再生产与斯密式困境的回归 亚当·斯密对股份公司最核心的警告，并非针对规模本身，而是针对垄断与缺乏竞争约束的结合。当代科技公司通过网络效应、数据壁垒与资本集中，形成高度稳固的市场支配地位，其竞争压力显著低于传统产业。 在这种条件下，创新逐渐让位于对既有生态的维护与锁定，利润更多来自对入口、接口与规则的控制，而非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一情形，与东印度公司后期依赖政治特权与强制力维持收益的逻辑，在经济结构上呈现出明显的同构性。 （三）治理责任的外溢与德鲁克式“使命膨胀” 彼得·德鲁克强调，组织失败往往源于使命的不可管理扩张。当代跨国科技公司正承担着超出其原始商业使命的社会功能：信息传播、公共舆论、金融基础设施、甚至国家治理能力的补充。 然而，这些公司并不具备与其影响力相匹配的公共问责机制。它们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完全受制于单一司法管辖；既追求股东回报，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公共利益。这种多重身份的叠加，使其治理结构承受与东印度公司晚期极为相似的张力。 （四）“数字海域”中的政治之海回归 在羽田正的框架中，“政治之海”并未消失，而是在特定历史阶段被压制。当代世界正经历这一逻辑的回归。数据主权、技术安全与平台监管，正在成为各国重新介入“数字海域”的主要方式。 跨国科技公司由此进入一个与东印度公司后期相似的情境：它们既依赖国家授权，又试图维持跨国运作的统一性；既需要政治保护，又必须面对政治约束的强化。这一张力，使其制度优势逐渐转化为治理负担。 （五）危险区的本质：功能与权力的失衡 综合历史与当代经验可以看到，所谓“东印度公司的危险区”，并非规模过大或技术先进本身，而在于组织功能与其权力后果之间的失衡。当企业在事实上承担准公共职能，却缺乏相应的责任、透明度与制度嵌入方式时，其合法性与效率都会遭遇根本挑战。 东印度公司的终结，并非源于其创新能力的枯竭，而是其治理结构无法承载所积累的权力。当代跨国科技公司若无法在扩张过程中重塑自身的治理边界，历史所展示的，并非遥远的警告，而是可以被理性推演的风险。

本书试图跳出西方中心史观，以整体世界史观复盘17-18世纪亚洲海域格局与东印度公司兴衰。前近代东亚主导权掌握在中、日、华商及郑氏海上势力手中，华夷秩序稳固，欧洲早期贸易处处受限。后来东印度公司介入，深入改变了南亚，东南亚，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地缘结构，深入推进了世界的交流融合。 其特点有四：一是地缘禀赋决定经济底色，亚洲物产足、成本低具备天然贸易优势，欧洲本土无优势，靠美洲白银完成资本积累，亚洲之海串联了原料，生产和消费市场，形成了近代全球贸易格局的底色；二是两套统治秩序根本对立，亚洲重治人、轻疆域，欧洲是一元化主权民族国家，规则冲突是格局重构根源，推升了19世纪后全球民族主权国家的演进；三是内生悖论自我瓦解，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催生产业革命与自由贸易，亲手培养了颠覆自身的力量，促进了欧洲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权利的重新分配，甚至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动因；四是秩序脱钩+信息差，东亚格局变动、欧亚信息鸿沟，为欧洲规则渗透创造条件，进而导致近200年来西方话语主导权的建立。推荐阅读。

书名应该叫德川幕府时代日本与东印度公司关系浅谈，如果想了解全书又没时间可以直接阅读最后一章。与作者同为亚洲人，同意他在书中的这段内容:如果欧洲人没有把南北美洲变成殖民地，或者没有在北美发现银矿，他们也许就无法准备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亚洲的物产。从这层意义来说，欧洲人所谓的“发现新大陆”，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东印度公司的行为，就像不费吹灰之力地使用从别人家里拿出来的钱，到原本自己无法进入的商店(亚洲)购买一流的商品，然后再把这些商品带回自己家里使用或卖出并得到利益。此类活动如果持续两百年的话，整个西北欧地区变得富裕起来，并拥有统治世界的经济实力，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洲的白银和亚洲的物产造就了“近代欧洲”的经济基础。

虽然开始读的时候充满期待，但是读完发现正如作者谦虚谨慎的表态，这个主题实在太过巨大，仅靠几百页的小册子是无法驾驭的。 几家东印度公司肇始于大航海时代，消亡于现代国家诞生之际，它们既是古代经济体系中的掠食者，也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催产妇，从这一点看，本书还是达到了描绘general picture的目的，并且有相当的启发性。比如读完本书你可能情不自禁会想到： 东印度公司造福的主要对象是谁？ 多少人处于什么目的付出了何种代价加入它们？ 他们的运行机制对现代跨国企业有何影响？ 跨大洋的商品的交流是否催生了以世界市场为驱动的技术革命-比如运输和通信？ 有多少人是籍东印度公司谋生，传教或者是旅游/探险？ 本书留下了许多空白，未尽之言既是遗憾，也是探究心的开始。总体来说，还是一本很不错的书。

推荐是因为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值得了解和深挖，翻译的也还不错。不过日本人处处下意识为欧洲人洗白，看的时候既来气，也更深刻的认识到日本史学研究的局限性。。

关于哥伦布发现西印度的书可谓汗牛充栋，而葡萄牙探索东印度的著作却了了无几，而此书恰好补齐了亚洲之海这块地理大发现的拼图。 东亚作者写的书还是非常适合东方人来阅读理解。作者以西北欧东印度公司为着眼点，串起整个亚洲之海的贸易发展史，填补了我许多知识空白，受教颇多。但结尾处所叙述的"主权国家"概念，不知是作者还是译者原因，论据不凊，逻辑混乱，前后矛盾，有洗脑之嫌，需慎辨之。

中国历代的治国理念多以儒家理论为方针，和商君书有什么关系？ 秦始皇用商君法，那是战时法，为了统一天下而用。正因为秦人统一天下后仍沿用法家理念治国，使秦15年而亡。 汉初文帝景帝多采用老庄之法治国，与民休戚，修养因多年战乱而导致的民不聊生。 汉武帝起，中国历代开始用儒家思想治国。臣要忠君，君要爱民，总体体现一个仁字。 中国没有去贩奴，没有去殖民印度，没有去屠杀印第安人，因为儒家思想，需要把民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仁爱。欧洲那时还是奴隶制，他们可没有这种心理负担。更何况他们因天主教的长期统治，把异教徒视为洪水猛兽，杀野兽有何负担？ 少数民族如果不袭扰边境，你觉得中原王朝愿意去教他们种地纺织吗？因为他们游牧，没有存粮，年景不好必然会入侵中华。所以需要不停的去感化他们，教育他们，还要教他们文化，让他们成为文明人，不要掠我百姓为奴。累不累？文成公主出嫁带多少工匠艺人种子？ 诸葛亮为了北伐，七擒孟获。之后还要教他们种地杨桑，教化他们累不累？ 你以为大明皇帝派人去大航海后，看见他们那么落后，一想着还要教育，还要转移支付不头疼吗？ 因为儒家束缚了我们的思想，把我们教育成了人，兽性不在，所以没法殖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深入中国民心。 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不断殖民之上的，无论是以前的实际殖民，还是如今改良的隐形殖民个掠夺。去看看教员写的书。 竟然说军阀混战邦国形式好，中国春秋战国打了几百年，五代十国打了几百年。历来都是大一统的时候人民生活稳定，安乐。人心思汉从何而来？思的不是皇权，而是稳定，安乐，不再流离失所。

读完7小时34分钟，2020.10.21，12:19于上海建国西路。第一次读东印度公司的书籍📚，以前都是碎片化的看，这次了解的英国、荷兰、法国东印度公司的生于灭，我孤陋寡闻，也是第一次知道法国也有东印度公司，作者里面总结的非常好，欧洲的崛起在于美洲的白银与亚洲及海域国家的茶、丝绸等商品，如果没有东印度公司，这些可能都不存在。

看完了。这本书是日本人写的，提供了日本视角。 1）第一个海权帝国——葡萄牙 1498 年达伽马抵达印度，葡萄牙希望通过把守印度洋西海岸港口垄断胡椒贸易。1503 年至 1515 年，攻击主要港口并派葡萄牙人统治。陆地帝国通过朝贡、税收获取利益，海上帝国则收取关税。但葡萄牙面临难以完全垄断亚丁湾和红海、当地人走私、自身国土小且后期参与宗教战争致统治力度减弱等问题，荷兰趁机而入。 2）第一大综合财阀——东印度公司 荷兰因多家公司竞争，于 1602 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进行协调，由六个城市的公司合并而成，在爪洼岛的巴达维亚设置商馆要塞。英国东印度公司（EIC）成立于 1660 年 12 月，由商人集资组建，女王授权垄断东印度贸易，最初是商业性质，与王室利益不完全重叠。 3）东亚海域的秩序——利用教会做贸易 明朝实行海禁，只允许官方控制的“朝贡”，1567 年缓和海禁政策。葡萄牙人曾在广州抵御倭寇并常驻澳门，耶稣会在东印度传教，其传教范围与葡萄牙领土相对一致。 4）日本混血流放澳门 如伊莱胡·耶鲁在东印度公司从事走私贸易并致富，还介绍了长崎混血儿的生存状况等。 审美多少和时代金钱有关，今天我们觉得混血漂亮，过去日本人觉得混血儿像怪物，并将他们流放到澳门。 5）东印度公司运送的货物 香料：欧洲人对香料的需求可能与传统医学的体液四元素说有关，香料被认为与肉搭配有助于消化和人体健康。（下面我要看看《黄金、香料与殖民地》。 茶叶：也是东印度公司推广到全球的 鸦片：卖给中国的鸦片是从印度殖民地种的，0元购先抢印度，用印度鸦片打中国，0元购+资源整合，占领全世界。 6）对欧洲和世界的影响 西北欧地区借助美洲的白银等交换亚洲物产，造就了“近代欧洲”的经济基础。欧洲的东印度公司与印度洋海域政治权力在国家或统治概念上存在分歧，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英国的国家秩序最终凌驾于南亚之上。 东印度公司在世界一体化之初登场，连接全世界，随着一体化深入而退场，其在亚洲之海的活动集远洋贸易、跨文化交流、殖民掠夺为一身，推动了世界的变化。 作者以海洋为中心，打破欧洲中心论和东亚疆土观念，勾画出独特的历史新图景，将东印度公司的兴亡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中，展现了 17、18 世纪世界的变化以及亚洲之海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大清在陆地周边逮谁征服谁已经无敌了，金发碧眼的敌人从海上来了[旺柴]大清啊，这都是命啊[捂脸] P.S.我在微读里搜葡萄牙为啥衰落了，结果直接搜到了考公教材，好的好的，公务员有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