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蠹余录

一本爱书人写的书，书的内容大抵分为版本目录学与晚近学人的文史故事。 上次去上博看展时，深深地被东山魁夷前辈为鉴真大师绘的画所感动，当时想着有这么一段故事在，中日间的情缘终是斩不断的。作者补充的这段材料让我知道海外汉学研究与我们的古旧书竟在日本有这么多故事，我想这亦是一种血脉上的联系吧。 不过这一段的文史材料，尤其是宋版书的流出，我看的一些材料大抵是不大光彩的。 恩恩怨怨的公案离本书相去甚远，之所以有感而发，是因为前不久和同学一起去了外滩边上的建投书局。 我觉得书店布局很新，选书亦有眼光，因为我看的书较多，所以基本上是领着几个同学一口气从一楼介绍到四楼的。 但每本书拿到手里，和电子书的阅读终是不同的。电子阅读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这只是一本书，是为了快为了便利，即使看了一本很厚的书，脑海中的质感大概也只是页数和付出的时间。不像纸质书，不同的封皮、不同的纸质、不同的厚度，有时那种文本外的吸引力会让人不自然的沉浸进去，在空白处留下黑的思索。 如果要问为何读书的话？我想有目的的求知是一种，让自己平静下来亦是一种吧。 佛家和禅宗的书我看过一些，也看过许多市面上流行的关于阳明心学的研究。其实很多时候会觉察到一个误区，好多人会觉得看的多自然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包括曾经的我，却不知有时“静”不是你读完与“静”有关的所有书才能做到，很多时候是要做“减法”的，是要一个人主动停下来，想一想的。 在一个读书的环境里，翻开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不绝如缕的时光打散在纸张的翻页间。 分别时，人影像幻灯机一般打在白色的墙上，过道上的每棵树竟成了那放映的分界线。 抬头看看一轮明月挂在空中，“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这大概是我现在最喜欢的样子了。 是为记。

痴愚总是读书人 “国庆节要不要去哪里玩？” 之前我们读《唐诗里的十八场旅行》，还兴致勃勃地构思了包括滕王阁、天姥山在内的唐诗之旅，结果硬生生地被盛夏的高温给逼成了躺尸之旅。最近总算天凉快了些，被空调拯救了一个夏天的我，又蠢蠢欲动地构思起旅游计划来，甚至心里还盘算着，如果旅行也OK的话，就可以考虑下一步和老板结婚领证的事了。 “我有个地方倒是一直很想去，但又没那么想去，”坐在电脑前盘账的老板侧过身子问我，“你知道神保町吗？” 这我当然是知道的，旧书业不能没有神保町，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大概从明治年间起，神保町逐渐集聚了一大批古书店，可谓书肆林立，文风鼎盛。而国人赴日访书，神保町可谓必打卡之地。只是，为什么老板既想去，又不想去呢？ “就像北京琉璃厂、英国的查令十字街那样，神保町的很多古书店都因为店主年事已高，要么交给下一代后转型，要么就干脆关门大吉。那些在历史长河里颇有盛名的古书店，终究不可避免地消逝在历史之中，”老板不无伤感地说，“尹敏志这本写于2016年的《东京蠹余录》，就提到不少古书店在时代浪潮之中的艰难生存，如今又过去了将近十年，值得一去的古书店可能就更少了。” 那还不赶紧准备去……我正想这么问，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点，“我记得你之前写文章，结集的名字就叫‘蠹余录’诶。” “厚颜一点说，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吧。但其实我和作者可能都只是自称‘蠹鱼’，实际上是将‘读余’的所思所感整理成文，说到底大家都是‘痴愚的爱书人’罢了，”老板把书递给我，“这本书其实融作者的访书记和各家书店的历史于一体，相比李小龙的《书舶录》，故事性更强，也更好读一些。其中还有关于周氏兄弟翻译的故事哦。” “那我可要好好读。”作为翻译选手，我对作为翻译家的周氏兄弟也是非常崇敬的。 新文学“外援”丸善 “尹敏志先生书中有一句很有分量的话，‘若没有丸善株式会社这一日本“外援”，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恐怕就得重写了’。这不光是因为周氏兄弟需要通过丸善书店买外文书，更重要的是他们年轻时东渡日本求学，当时就受惠于丸善书店，”老板为我解释说，“周作人1906年赴日，和鲁迅一起在东京求学。两人购书太多，生活拮据，便考虑联手译书，‘既能缓解经济拮据，又能向国内介绍新文学，可谓一举两得’。” “我来看看，最早翻译的是《红星佚史》，还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的，那时张元济已经在商务工作，担任编译所所长，周氏兄弟这本书可能还是在张元济手里出版的，”我继续往下读，“周氏兄弟得到二百元稿费，相当于半年多的留学官费，‘兄弟俩贫儿骤富’，不过他们尝到甜头后，翻译大部头的《银公爵》（周氏兄弟译作《劲草》）就惨遭滑铁卢，倒不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而是有人先他们已经翻译过此书了。” “两兄弟由此痛定思痛，决定翻译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而当时东京书市上甚至连英译本都没有，鲁迅就只好开列书单，托人向丸善书店订购”，老板笑着说，“尹敏志解释说，鲁迅开的‘书单一大张，而算账起来没有多少钱’，估计无颜面对店员，只好托熟人出面。” “翻译的这些书就结集为著名的《域外小说集》。额，周氏兄弟当时听章太炎的课，学习严复和林纾，故意把常用汉字换成古字，”我对此有些无语，“这也难怪卖得不好，亏损严重啊。” “不过另一方面，周氏兄弟在翻译过程中，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毕竟‘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今天我们以后视镜视角来看，如果他们当初的翻译事业一路顺利，可能我们就会多两名优秀的翻译家，而少两位新文学的战士了，”老板叹了口气，“因为翻译事业触礁，周氏兄弟也逐渐‘分道扬镳’。鲁迅回到我母校的前身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继续在日本的学业。早年两兄弟亲密无间合作译书的美好时光终究一去不复返了，但通过丸善书店购买外文书的习惯，两兄弟依然保留着。” “光这么一件事，说丸善书店对周氏兄弟的人生有影响没问题，但说新文学运动会改写，会不会有些言过其实了呢？”我看向老板，“像鲁迅和内山书店关系也很好，他并不是非得通过丸善书店买书呀。” “如果把尹敏志的话稍稍改改，说日本古书店对中国新文学有影响，那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老板笑着说，“鲁郭茅巴老曹排第二的郭沫若，也和日本古书店关系匪浅哦。” 古道热肠文求堂 “和郭沫若有关的是文求堂书店呀，”我跟着尹敏志的故事一路往下读，“‘四一二’之后，郭沫若流亡日本，为生计考虑，他不得不在文求堂出版了《两周金文辞大系》，换来了三百日元，这才勉强能在日本立足。” “根据长泽规矩也的说法，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是个颇为热情好客的人，没少请长泽和郭沫若一起吃饭。田中女婿增井经夫也说郭沫若和田中交情甚笃，经常出入文求堂，后来日军侵华，郭沫若秘密回国之时，一句话没说就把妻儿留在田中处，这种情谊不可谓不深厚了，”老板话锋一转，“但在郭沫若回国后，对田中却屡屡表达不满。好在田中去世后，他和郭沫若的通信保存下来，经过整理可知，两人关系非常亲密，田中不但对郭沫若和他的亲属多有襄助，甚至偶尔还为郭沫若的研究担当助理。郭沫若著作出版后，田中也帮忙在国内打广告，铺设销售渠道。就像你刚才说的，鲁迅当时就通过内山书店购买了郭沫若的甲骨文著作。” “那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些好奇，“在网上对于郭沫若的评价一直两极分化，我不明就里，不敢评价。” “考虑到郭沫若的政治身份就很好理解了，抗战时期自不待言，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中日尚未正式建交的时期，自然不能高歌和一位日本商人的友谊。仅仅强调两人之间顾客和商人的关系，同时多发几句牢骚，在政治上是更保险的，”老板感慨地说，“他终究是个政治人物，连安娜这位日本妻子也只能分手，更不要说田中一介书商了。” “后来郭沫若访问日本，还特地去祭奠已经去世的田中。这样说起来他也是个赤诚君子，”我继续往下阅读，“原来周氏兄弟也和文求堂有渊源，鲁迅的小说选集，还有周作人的随笔，都有在文求堂出版。” “另外，《大唐狄公案》的作者高罗佩当时在东京公使馆工作，也曾前往文求堂看书，和田中交情甚笃，田中在德国入侵荷兰时，还特地请高罗佩吃饭安慰他，”老板的眼里难掩伤感，“随着日荷开战，高罗佩也离开了日本，到1951年他再赴日本时，田中庆太郎已于当年去世，文求堂也物是人非了。没过几年，文求堂清空库存，转卖店面，百年老店终究草草落幕。” “终究做了百年啊！”我想起我们这里许多民营书店，别说百年，很多坚持不到十年就惨淡收场，希望我和老板这家书店能坚持得再久一些吧。 书生的文化抗战 “前段时间我听了一期苗炜和吴真的对谈《战火里的古籍暗战：一本书如何逃过日军掠夺？》，讲的是吴真的著作《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老板向我介绍说，“尹敏志书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当然吴真的叙述更加完整全面，对比之下，尹文虽然不能说有误解和错讹，但还是有所疏漏的。” 我把书翻到《亦有星星火：从大安到汲古书院》这一章，本章主角是刚才我们聊到的长泽规矩也，他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书志学家之一，对中日两地的汉籍均了如指掌，也曾得到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来华购书。当时“古书争夺战”各方势力云集，包括哈佛燕京学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伪满洲国在内的各路势力均参与其中，为了避免“群趋东邻购国史”这样的耻辱，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等人也在积极行动，而另一位书生，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同样忧心如焚，他联合上海同仁积极购买古籍，参与到这场“古书争夺战”之中。 “尹著提到‘由已经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秘密出资’，其实这笔钱就是庚子赔款，当时美国提出这笔钱要专款专用，只能用于文化事业，胡适就和郑振铎商量用来购买古籍，”老板解释说，“后来书籍保存到香港，虽然因为日军占领而被一网打尽，但其实还颇有曲折之处。吴真的说法是这批书原来打算要运到美国保存，特地制作了加以辨识的图章，也就是尹著提到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的朱印。等到书籍盖好章，装好箱要运走时，安排的货船运载能力不够，没办法把书全都带走，只好把书又运回港大。等到第二天，日军就入侵香港，这批书再也没办法带走了。” “幸运的是这批书在战争胜利后又被找到了，又重新回到我国。渡尽劫波书还在，憾无影视叙争斗，”我突然产生了疑问，“长泽规矩也当年应该和这件事密切相关，但尹著说他对这件事讳莫如深，到患病去世时也不肯细说。吴真对此有说明吗？” “其实长泽在这件事里的角色并不光彩，”老板又叹了口气，“当时这批藏书就是长泽等人负责登记整理的，后来随着局势变化，盟军一路打到日本本土。长泽担心盟军也执行‘三光’政策，就提议将书藏起来，避免被发现。事实证明这是个馊主意，书籍还是被发现了，而且朱印鲜红，容不得抵赖。” “战争年代，长泽终究是个日本人啊，”我不由得想起大半生奉献中国的教育事业，最后“晚节不保”的司徒雷登来。 “长泽的学问人品其实是无可争议的，但人终究是社会的一分子，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老板摸摸我的头，似是劝慰，又似自言自语，“不过那一代的日本学人还是很有‘学术为天下公器’这般风骨的，比如上世纪80年代，社科院的王毓铨想读汲古书院影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听说了以后，就立马给王毓铨寄了一套过来。” 然而我的眼睛，却被这一章结尾，山根幸夫悼念栗林宣夫的文章给吸引了。 志江夫人曾对我说过，栗林氏三四年前得了重病后，以此为契机对藏书进行了整理。他说藏书最好不要死藏，不然会沦为无用之物，如果能流回古书市场，让广大研究者们重新所用，对于学术研究不是最有益的吗？ 变革中的古书店 “虽然学者藏书的流通是件好事，但我一无财力，二无眼力，不敢碰这个领域，”老板自嘲说，“等于是反向的弘文庄了，它只买卖稀见书和珍贵古籍，我反而是只专注于二手新书的。人家可以只接受订购，其他交易，一概谢绝。我是网购可以，顾客来店里买书也欢迎，甚至在店里看书也行。” 奈何大部分来我们店里的顾客，还是冲着我的咖啡来的（这话说得有些恬不知耻了），老板总是卖不出去书。（毕竟我们店里可以一边坐着喝咖啡一边看书，可能不少顾客还以为我们是公益书屋呢） “其实日本古书店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新生代也在主动使用网络，吴真在播客最后提到的赴日淘书攻略中，也着重分享了网购的方式，”老板摇摇头，“书店重要的还是它这个载体，网购固然方便，但终归还是差了点什么。” 这点我也很赞同，如果没有这家书店，我也就不会遇到老板，我的人生想来也会大不相同了。也是恰巧，我刚好翻到《大隐隐于市：丛文阁书店》这一章，尹敏志提到他去丛文阁书店的事： 有一次我在里面找了半小时的书，都没有其他人上来，老板也在收银台前伏案看书，我只能听到自己把书抽出函套的声音。楼下重型卡车开过，玻璃窗微微震动，几秒钟后恢复平静，只有抖落的纤尘飞舞、起落。想起钱穆的话：“学问之事，贵能孤往。”感觉又寂寞，又惬意。 但是，看人开店很惬意，自己开店无闲余。书卖不出去，没得收入，现在我们两个人一个变成兼职咖啡师的翻译，一个跟着匠仔脚步，一边做校对，一边送外卖攒钱。 只是书店，我们只能勉力让它维持下去。 日本的古书店同样接二连三地关门，但图书网购似乎不受影响。尹敏志在书的最后，就介绍了雅虎拍卖上的书商汤米，这位神秘卖家的身份在最后被揭露，其实就是光和书房。这家书店背后亦有故事，不过我更关注的是汤米的经营模式，比如用高清相机拍上十多张照片，这点我国的“孔网”也是如此。但汤米还在书旁摆上量尺，这样书籍的长、宽、高就一目了然了。至于目录、出版地、出版时间、藏书章等重要信息，汤米也会拍摄。另外如果书籍是零本，或有破损、斑点、褪色、脱胶、虫蠹等瑕疵，也会给特写或说明。 “这么做人力成本非常大，得是专业的古书行业从业者，同时至少又精通摄影和网络才行，”老板已经不知道今天几度叹气了，“其实我们也做得来的，但没时间啊，钱还是不够多。” 是啊，比如去一趟神保町，旅费暂且不论，去了那里总会买书吧，就算书费我们拼了命省出来，运回来的运费也不是个小数目。 “先攒钱吧，”老板起身拿饭盒，“我换件外卖员的衣服去打饭，再看看有没有比较顺路的单子。” 痴愚总是读书人，我们都只是为了心爱的事物，而苦苦坚持的痴儿罢了。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所谓大图书馆”（Rexlib）、少数派专栏“六蠹集”。

3.5星吧，算是看那本漫步神保町的预备了。限于篇幅和深度，似乎侧重于书店自身的历史，加上了一些书志学和近代中日文人的掌故。后来才知道这其中唯一去过的那家丸善书店竟然与周氏兄弟等人有如此姻缘，那个时候更不知道芥川就是在这家书店里看着那排书脊上世纪末的名字。 “夫物聚于所好，聚散之速，莫书卷甚焉。”说这句话的岛田翰竟然因为试图偷窃金泽文库旧藏《文选集注》古写本而在狱中自杀，真是令人唏嘘不已。书事与人事，也许都是大都好物不坚牢。

爱书之人才会写出这样一本书，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书痴本色。跟着作者遍访日本十多家有故事的古文书店，别有一番风味。作者也充分展现了学术功底，诸如版本目录学等，都很扎实，考察了清末民初中日两国学人之间，以古籍汉书为介质的文化交流，写了不少印象深刻的故事。这本书有价值，稍显不足的是文笔较为普通。

近来在日本，住地离神保町很近，得以一边读一边逛书店，神奇的体验

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神保町，是世界最大的古书店街，自明治年间起，这里便书肆林立，文风鼎盛。晚清以来，大量中国人来到神保町淘书，其中有腰缠万贯的清朝公使，也有囊中羞涩的留学生，所购有珍稀古本，也有新学书籍。本书作者近年亦负笈东渡，求学期间出入于东京的大小书肆，将实地考察与史料积累结合，写就此书。本书既是访书记，又是书店史，所写的十三家古书店，从江户时代末期的文求堂书店，到平成时代的光和书房，跨越一个半世纪，学者、书商、政客、作家，各色人物粉墨登场。鲁迅、郭沫若、王国维，岩波茂雄、内山完造、吉川幸次郎……他们的故事，就以这些古书店为背景展开。

第一次读关于书店、藏书和书籍流通的书。本书以书店为目分别阐述背后的故事，行文不拘泥于某种编排（如“每章第一部分必须是书店历史，第二部分……”），而有种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感觉（有时先点明书店老板及建立书店的历程，有时则到末尾方揭示，因此有种十分贴合的“个人”的视角与经历之感。每章结尾大都有一句或一段类似点评的话语，也常常是对书店老板个人品质或书海沉浮与漂流的感慨。 于此书中，我不仅仅看到了书店，看到了历史，更看到了在学术一圈里的人情。某一天读到某处，恍然大悟过去二十年所谓“爱书”，不过是一种浅陋无知的自我标榜与安慰，始终不曾登堂入室，于是不尽惭愧。

日本的古书店风景，在东亚是独一无二的，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清末杨守敬，民国的罗振玉、王国维、周氏兄弟，再到今天的辛德勇先生，百余年来的中国学人都在日本书肆留下了各自的印迹。日本人的识字率在江户时代以来就是全球第一，在全面侵华时期，书籍与食品和药品一起成为军旅生活的必需品，足见日本文风之盛。

北京的琉璃厂，东京的神保町，伦敦的查令十字街都是有名的古书街；北京的琉璃厂和伦敦的查令十字街上书店已经所剩无几了，只有东京的神保町还是书店林立的。只是我并不知道每间书店背后的故事，又不懂古书所以并无斩获。作者按照书店的故事铺陈展开才觉得每一间书店，每一位店主，每一间书店背后的故事和名人的联系，都是一段传奇。

一部关于东京古书店与近代中日学术文化交流的小史。别的不清楚，但作者的这种轻快又朴实的文笔其实很不错。古籍在海东海西各名家耆宿之间不停流转增益的故事，真的让人心驰神往，也许这就是流转的古本典籍本来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