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若望的疑问

六百五十八天后，当胡若望从1725年法国的沙朗通精神病院出来时，他问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 这就是胡若望的疑问。 胡若望可能是达到欧洲并安全无虞回到中国的第二人。 在他之前，有一个叫沈福宗的中国人在1680年代前往欧洲，觐见了路易十四与詹姆士二世两位国王，却在返国的途中死于海上。 1714年，黄嘉略来到巴黎，娶了一名法国女子，生下一个女儿，任职于王室图书馆，不久之后全家因瘟疫而亡。 1707年，山西人樊守义前往欧洲，游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地，觐见了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和罗马教皇克勉十一世，后安然回国，前往北京觐见了康熙皇帝。 胡若望本来可以安安稳稳过一生，却在1721年遇到了传教士傅圣泽。 胡若望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祖籍江西，生长于广州，受洗后取名John，即若望。当时，胡若望是广州教廷传信部的看门人。傅圣泽获得中国皇帝批准，南下广州，准备启程回欧。他有十一箱四千多本中国书籍。傅圣泽打算雇佣一个中国人，名义上的工作是，帮他抄写四千多本中文书籍，背地里的打算是，把一个中国读书人带回欧洲，利用他将中国书籍尤其是古典文献阐释出基督的化身。 傅圣泽痴迷于此，他兴奋地发现中国经典文献中早就有上帝的身影。比如，《易经》的第十三卦明确指出以马内利的降临。第十四卦指出，人世间的敌人将在漫长的三年间反抗天主并且抗拒他的律法。第二十四卦提及耶稣，第五十九卦提到上帝的意图。傅圣泽指出：“这个卦象明白预言了所有民族的重新聚合，届时人类最初的状态与世界最早的喜乐都会因此恢复。所有愿意承认至高无上的天主并且臣服于他的国家，都将为一道明亮的光芒所照耀。” 为了向心存怀疑乃至抱持敌意的上司证明这些观点，傅圣泽必须在典籍中为自己的每一项论点找出确切证据。 傅圣泽与胡若望拟了一份书面合约，各自签名。胡若望担任五年的抄写员，期满之后，傅圣泽送他回国。胡若望的基本年薪为白银二十两，傅圣泽负担他的饮食所需、前往欧洲的旅费，以及旅程上的附带开支。这些款项的支付前提是：胡若望必须依照傅圣泽的指示抄写孔蒂亲王号上的四千本书中的任何一本。 1722年1月5日，傅圣泽与胡若望已搭上孔蒂亲王号，启程奔赴欧洲。 在傅圣泽看来，胡若望这个人有些怪。他与船员斗殴。他声称看见了异象，心中满是天使，而且天使都呼唤着他，说他负有一件特殊任务，必须引介中国皇帝认识基督教的真理。抵达西班牙后，官方禁止他们靠岸补给，胡若望说“给我一艘能够划到镇上的救生艇，我会说服总督重视我们的需求。我会让他准许我们上岸采购我们维生所需的物品。”遭到船员讥笑。 达到法国之后，胡若望成了名人，人们叫他堂吉诃德。 他“偷马”奔驰，“一日看尽路易花”，当被问到为何偷马时，他说既然当时马没有人用，为何他不能用。 在前往瓦讷的路上，胡若望从趋驰的马车上跳下来，沿着树篱跑下坡，一把抓下不知名的莓果，塞进嘴里，然后从树篱间的缺口冲向道路旁的原野，，仆人想要强押他回到车上，他却干脆整个人趴在地上，赖着不肯起身。 他突然失踪。警察巡逻队全城搜寻，凌晨三点找回了他，全身都冻僵了，衣服也肮脏不堪。 他想要当乞丐，他要一边行乞一边步行穿越法国。他不要马车也不要马匹，只要靠自己的双脚即可。 后来他真的又失踪了，长达一个星期。他可能是当时法国境内唯一的中国人，语言不通，身无分文，他竟然从巴黎徒步到了奥尔良。 或许一开始，傅圣泽雇佣胡若望时，两人就各怀鬼胎。胡若望可能打算游历欧洲，写一本自传，以名垂青史。 可是，他并没有做到。傅圣泽安排给他的抄书工作，他连一本书都没抄。 傅圣泽打算摆脱他。 当傅圣泽前往罗马教廷时，他终于摆脱了傅圣泽，将他安排进了精神病院。 傅圣泽与教廷大使花了四天的时间才备妥将胡若望送进疯人院所需的文件 秘密逮捕令乃是由国务卿以国王的名义签发，再交由警察总监执行，因此被捕的人在未经正式审判的情况下就可能被监禁长达数年之久。 接近两年之后，一位叫戈维里的教士解救了胡若望。胡若望穿着一件肮脏褴褛的中国式上衣和一条衬裤，脚上套着一双霉烂的中国袜，蹬着破损的拖鞋，肩上围着一件破旧的欧式短上衣。他的一头黑色长发披散在肩上。他的脸看起来像是从坟里挖出来的尸体一样。 然后，胡若望被送回中国。 胡若望是是我行我素，不守规矩，给人带去无限麻烦的痞子？还是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堂吉诃德？

#史景迁《胡若望的疑问》 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 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善于通过历史中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故事，展示出时代画卷。 本书以日志形式记述了18世纪初一名叫胡若望（“若望”就是“约翰”，当时常见的基督教教名），的中国天主教徒在法国奇迹般的生活经历，并辅这一早期中外文化宗教交流的史事。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这个中国人的法兰西之旅充满艰辛手曲折，灵魂也备受煎熬，以致最后竟沦落到精神病院。本书再现了胡若望200多年前的奇遇，并试图对他的疑惑予以历史和文化的解释。 胡若望最令人惊奇的一点，也许就在于我们竟然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虽然信奉天主教，他在教会里却没有升上多高的职位；他虽然在1722年曾到过欧洲一次，并且待了三年以上，但大部分时间却都被囚禁在疯人院里，针对这段经历他也只写了两封简短的信件，其中一封还遗失于寄送途中。 然而，关于胡若望这个人的详细记载却保存在世界三大档案库里：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伦敦的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以及巴黎的法国外方传教会档案馆（Archives Affaires Etrangères）。后来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里，也根据关于胡若望在巴黎的内容不完整的报道而增写成一篇短文。此外，广州地区的高阶官员呈交给皇帝的机密奏折当中（这些奏折皆收藏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来以影本印行），虽然没有提及胡若望的姓名，却详细记载了他前往欧洲所搭乘的法国舰队在中国的到港与离港状况。 史景迁就根据这些保存完好的资料，重构了300年前胡若望从广州到巴黎的艰难旅途，以及在巴黎生活的经历，让读者看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

很多人会说胡若望的故事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一次失败案例，一个在广州圣教会看门的小吏跟随神父傅圣泽去了巴黎罗马，刚开始被欧洲欢迎，随后就当成了神经病，最后唾弃被麻绳绑着回到了广州，就这样23年，无论他以中国方式放置家具，还是向罗马大使连磕响头，恭谦低垂站着，再或者是用粤语布道，等等一系列中式行为习惯都被欧洲人看做怪异的行为艺术，在此，不管是胡诺望还是欧洲，都是彼此绝对的他者，虽然结局非常不美好，中西接触非常失败，但在史景迁的描述下还是能感受到两种文明宽容，理性接触的可能 比如胡若望制作旗子和鼓，然后手舞足蹈的击鼓前进并用汉语向法国人“传道”，尽管那些围观者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并不削减大家的热情，他的情绪已经感染了众人，再比如，精神病院的院长一直在努力寻找懂汉语的人了解胡若望，而不是偏见的认为胡若望就是疯了，包括巴黎的那位房东对胡若望始终如一的包容，都似乎证明了不同文化是可以对话的 所以这不应该看做是失败的接触，胡诺望也不是小丑，史景迁还是丰富展现了胡诺望的视角的，但感觉内心戏份还是不足，因为显然胡诺望也不是疯狂和学习能力差的人，他有着自己思维方式，以及面对外在文化冲击下的恐惧以及无助，这部分其实也是我们接触外在文化常常有的心态，恐惧感会让我们站在自己文化立场去拒绝他者

史景迁善于用一个时代容易被人忽略掉的小人物，来映射这个时代下的人性，这是一本有争议的书，不是因为记述本身，而是因为书中这个人物胡若望。 早年出国的人，常常被认为是接受了西方影响又保持中国传统美德的人，比如书中记录一位叫做樊守义的人。他的老师艾若瑟在海上去世，樊守义坚决保护他的尸身，不肯让自己敬爱的老师被人海葬，而是将他一路运回中国，在圣土上接受基督徒的葬礼。 胡若望却是不一样的，他在康熙皇帝去世那年出国，时年40岁，在国外4年多，其中有两年在精神病院里度过，后来顺利回国。然而，他回来后，甚至他的儿子也受不了他的装腔作势。 胡若望在广州时，是个看门的，虽然识字会写字，但是没有功名，是否考过并不清楚，他大概出身于乡土人家，为人脑子活，有点小聪明，但是书中并没有记录其有走南闯北的经验，也没有记录其在40岁之前是如何与人相处的。他在康熙皇帝去世那年出国，时年40岁，在国外4年多，其中有两年在精神病院里度过，后顺利回国。 书中说“他性格惹人烦厌，其貌不扬，出身寒微、生活贫困，又没有地位显赫的亲戚可供攀附，而且只受过粗浅的教育。” 独自一个人随着雇主傅圣泽神父去到语言不通的异国，在海上胡若望需要用强大的信念来意淫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以支撑他在茫茫海上的苦闷无助，傅圣泽讲什么他都不以为然，但是傅讲的正好就是能把他拉回现实的东西，他不在法国，所以还体会不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胡若望以为正常的行为，傅圣泽觉得是神智不正常。 例如：胡若望“只要一看到她，就会扮鬼脸、挥手驱赶她，或直接背对着她。每次用餐他也都这样对待女管家” “他把床垫和底下的草垫搬到地板上，然后打开了窗户。屋里的佣人看到之后，就把床垫搬回床上，并且关上窗户。接着，胡若望又把床垫搬到地上，再次开窗。这场沉默的拉锯战来来回回，直到佣人放弃为止。” “胡若望跪在花园里，朝着天空高举双手，脸上表情扭曲，发出古怪的呼声。” “在乡间到处乱跑。他只要看到自己没见过的东西，就一定要跳下车去看” “他热爱巴黎的一切——那里的喧闹繁忙、气派的私人住宅、教堂的堂皇富丽、塞纳河沿岸的码头、卢浮宫、雄伟的桥梁，还有公共广场。“这里是天堂，”他有一天对傅圣泽说，“这里是人间天堂。”胡若望并不常说这种话。” “他任意游荡，每天一早就带着当天的伙食费出门。他只要饿了，就买下自己看了想吃的东西，并且直接就地吃起来。他会在街头上摆出各种姿态，或者耍宝搞笑，或者高声吟诵。他在巴黎马雷区成了著名人物，也许还不仅限于那里。” 读胡若望这个人物时，常常让我想到鲁迅笔下的人物，或者是费孝通讲述中的乡土中国，他不是个案，他是一个群体。

2021·1《胡若望的疑问》史景迁 18世纪初期的欧洲，对东方中国还是很敬仰并向往的。 从中国带回去的丝绸，瓷器，书籍都很受欢迎，如果巴黎来了个中国人？ 有学识的会成为座上宾，普通人也会备受瞩目。 这就是外出劳务胡若望的时代故事背景。 但是这位可怜的外劳前辈，在漫长航行中了“癔症”，种种形迹，和精神错乱无异。 更不幸的是，他的雇主，教士傅圣泽是一个雄辩，意志坚强，寸理不让的吝啬鬼。 就是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胡若望登上了巴黎街头，一时众人瞩目，又最终被投入了慈善兼监仓性质的精神疗养院。 书里两条叙事线发人深省： 一是胡若望，初到境外，受到的种种厚遇款待，与后来的殴打拖行； 二是傅圣泽从中国带回巴黎的图书，受到各方的追捧，所属权的争夺。 前者是不符合心里期望，也无法交流的活“文物”，可惜没几个人有耐心教导他，他自己也没这样的能力学习新语言和新文化； 后者是不会说话的典籍，寄托着由此打开中国人，中国文化和宗教的内核的幻想。 作为双方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胡若望是命运不幸挑选的“幸运儿”，傅圣泽就是辜负了时代和机遇给他履行圣职的“铁心人”。 话说回来，这十来年，海外出行的人越来越多，禁忌百科的知识储备和入乡随俗的心理建设，的确很有必要。 安全，开心，哪一个远行的人缺得了。

适合打发时间的小书，阅读难度低。可以当做十八世纪欧基督教中国传教记录来看。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航海通商的具体操作和规则。胡若望这个人，总让我想起太平天国的底层士兵和纠结于自己叙事的偏执狂（参考很多偏执信访者），很像那种乡土里出身不高有点文化自视甚高爱贪小便宜的“文人”，享受“传奇”的标签和“被看见”，他的信仰，没有深入的定力和精神的追求，也没有神学和哲学的思考。我甚至能想象他回中国后在老家向乡邻讲述自己海外经历时那种夸张、偏见、自得和享受。而傅圣泽神父，对自己的观点不被接受、挑选了个不合格中国助手这些事心怀不满，胡若望的怪异举止让他的不满找到了出口，但碍于神父的身份，又不能丢掉基本的体面。神父本想带回一个中国奇迹来说服同僚接受自己关于中国经典研究的观点；胡若望没有什么契约精神，以为能够凭自己的实力和小聪明让神父心甘情愿带他游历欧洲再衣锦还乡，结果father要他履行契约（像个苦行僧或修士一样），加上文化冲击，怪异行为是他的情绪出口，也是他以前能够拿捏对方的手段。

把胡若望的疑问先放一边 谈谈我的疑问 胡若望显然没疯 傅圣泽为什么一定要咬死他疯了 里面是否另有隐情 胡若望既然签了合同 同意做抄写员 为什么后来拒绝抄写 而且傅圣泽明显躲着他 厌恶他 他为什么还要紧跟着他 讨回工资 跑路就得了 教廷为什么也十分关心这件事 作为一个抄写员 教廷大使还特意要见他 我也看过康熙的红票 两本书结合看 就知道当时的背景 教廷内部有中国礼仪之争 是按照利玛窦把祭拜孔子 祭拜祖先当成是民俗 可以宽容 还是像多明我会那样认为是宗教仪式 必须禁止 傅圣泽想通过翻译解释中国的经典 让教宗相信中国的祭祀和天主教是相通的 这也是胡若望的价值所在 毕竟 他是一个读书人

这个题目单就本文试图聚焦的著作来说，难免有一些大而化之。史景迁作为久负盛名的美国汉学家，虽然他自己对其汉学家的身份有所怀疑，但他对中国问题的持续关注使这一头衔恰如其分。关于他的历史书写方式，学界一向争议颇多，认为他小说式的写作方式注重叙事，而不注重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史景迁本人对这一批评的回答是：“我并不在章节结束时做道德批判，我愿意让著作的结构来呈现一种道德评说和道德环境。”相较于评判，他更愿意通过呈现完整的历史事实的方式，让读者自己完成对历史的评价。然而，他的愿望是否能够达成？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选择如何叙事、叙述什么本身就体现了作者的立场和观点，写作者无法完全从文本中隐身。如果我们秉持这一观点，能否在《胡若望的疑问》这一作品中，看出史景迁本人的某些治史观念？ 首先，对历史人物的选择。史景迁以“微观史学”书写著称，极其擅长从小人物入手撕扯开历史的切面，展现时间的纹理。他认为，从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开始，西方世界就流行着一种完整单一的中华大帝国概念，中国，亦或是说明朝和清朝，以整体面貌出现。西方传教士的作品中，中国人通常以模糊不清的面貌出现，“中国官员”“普通民众”“妇女”“苦力”等身份和性别特征成为了他们的代名词。中国人的个体身份被抹去了，只剩下对其行为、性格的描述。这种描述由于早期西方与中国的语言障碍当然无可厚非，但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文化差异和语言隔阂，文本的接收方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人行为背后的逻辑，以及深深影响着这些行为的文化。它们只能传递相对客观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却没有办法揭示背后的文化心理。一旦西方读者或是这些文本的写作者试图以他们的逻辑进行解释，一定会产生误读和误解。有时这些误读是正面的，如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开明君主制，没有比中国文明更优越的了。在后期，这些误读则滑向了反面，认为中国人虚伪、狡诈、愚昧，中国文明急需开化。误读不可避免，但正面如何走向反面，却是值得探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胡若望就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切口。尽管史景迁无意在本书中做出最后的价值判断，但他选择书写胡若望，讲述这位中国信徒到欧洲的种种经历，本身就体现了他的价值取向。 那么就来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本书的书写策略体现出胡若望是怎样的形象？故事从1721年9月30日开始讲起，康熙六十年。康熙在位期间，在华传教士比较活跃，皇帝本人对西学的浓厚兴趣使得他们得以修建教堂，担任官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然而如今已是尾声，两年后继任的雍正帝对传教士们并不友好，对西学也不感兴趣，当胡若望于1725年重新回到广州时，中国对传教士的政策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胡若望对基督教信仰深久，加之受到樊守义游历欧洲、谒见教宗经历的鼓舞，一直渴望前往罗马。因此，他通过潘如与傅圣泽神父传达了自己的愿望，作为他的助手一直前往欧洲，期间年薪二十两，工作是帮助神父抄书。傅圣泽神父此次回欧洲带了大批中国典籍，他坚信，中国古代典籍中深藏天主的智慧。他们于1722年1月5日共同登船，航行并非一帆风顺，胡若望在船上的待遇也堪忧，他不通法语，全船只有神父会中文。他所拿的薪水比船员低得多，只能跟水手同桌吃饭，没有人教他用餐礼仪，他还患有严重的晕船。胡若望在3月下旬某天与水手发生了冲突，目睹了一场鞭笞，在5月20日患有坏血病并被神父留在船上。他变得与开始时判若两人，他的计划从来没有被神父接受过，到了欧洲情况甚至更加糟糕。因为不被理睬，他开始自主采取行动，包括坚持睡在地上、“偷”马去周围散步、从马车上逃跑、拒绝举行弥撒等等。他的行为让神父和其他人都认为其精神业已失常，将他送进医院，甚至关押起来。但是试想一个人，语言不通，文化隔阂，独自在异国他乡，还时常面临不工作的指控，能活着回到中国已经万幸。 由于历史文献的缺失（胡若望在欧洲仅仅留下两封写给神父的信，其中一封还遗失了），本书所采用的史料大多来源于神父的记载，胡若望在其中仅占很小的篇幅。在神父看来，胡若望出尔反尔，地位低下，后期还精神失常，自己雇佣胡若望就是一个错误。但是在胡若望看来，一个人孤苦伶仃，神父安排照顾他的法国人根本不明白他的想法，意见屡被驳回，后期还被关到了牢里，谒见教宗的愿望没有实现，工资被拖欠，在广州的家人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照料。两厢看法的差异背后是文化的鸿沟。 史景迁对胡若望的遭遇无疑怀有同情和怜悯，落笔之处亦见辩白。在宏大的历史长河中，胡若望这样一个小人物的生平被挖掘出，细细洗净，雕琢打磨成一部欧洲游记，尽管相较于胡若望最开始的想法来说，未免太过悲惨。难得的是，史景迁身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仍能体谅感怀三百多年前一位中国人的遭遇，为他的种种行为辩护。这是史家的人文关怀，但倘若我们聚焦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亦当见文明交往互相体谅、相互尊重的思考路径。

我的疑问 “这几十年来欧美出了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奇才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拨开云雾见青天”，对中国的历史经历有了“感觉”。 “史景迁”这个华文名字，是他在耶鲁大学研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给他取的，寓意明显，期望也高，学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以司马迁为楷模。司马迁的《史记》，材料丰富，考辨严谨，叙事清楚，条理分明，文笔生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景迁是现代史家，不像司马迁出身“史卜巫祝”传统，有着“究天人之际”的使命，但是，他研究晚明以迄当代的中国历史，叙事的方法与文体却循着《史记》的精神，的确当得起“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赞誉。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经由仔细爬梳欧西档案与文史群籍得来的历史资料，经过天孙巧手缝缀成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缂丝挂毯，不但引人入胜，也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与互动是多么的错综复杂，时常还惊心动魄，比小说虚构还要离奇。” 以上摘录于本书总序，如此的介绍使我对本书充满好奇，首先就是“谁是吴若望？” “胡若望最令人惊奇的一点，也许就在于我们竟然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中国的传记传统大量记载了学者与政治人物、思想家与诗人、道德高尚的人物以及言行异于常人的隐士。商人如果富有而乐善好施，武人如果英勇捍卫国土或平定内乱，也有可能见诸史册。然而，胡若望却不属于前述任何一种人物。他性格惹人烦厌，其貌不扬，出身寒微、生活贫困，又没有地位显赫的亲戚可供攀附，而且只受过粗浅的教育。因此种种，他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帮人抄写文件；他与人冲突时虽然勇敢，却缺乏谋略；他虽然信奉天主教，在教会里却没有升上多高的职位；他虽然在1722年曾到过欧洲一次，并且待了三年以上，但大部分时间却都被囚禁在疯人院里，针对这段经历他也只写了两封简短的信件，其中一封还遗失于寄送途中。” “关于胡若望这个人的详细记载却保存在世界三大档案库里：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伦敦的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以及巴黎的法国外方传教会档案馆（Archives Affaires Etrangères）。这些资料之所以留存下来，主要是因为当初在1722年把胡若望从广州带到欧洲的耶稣会神父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心中的愧疚使然。” 奇才史景迁就是从这些资料里挖出了一个故事： 傅圣泽因教会的安排，急于返回欧洲，希望能找一位中国人作为助手，在返回欧洲后继续研究中国的典籍。但因有人反对，而且船期又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找到了胡若望作为自己的助手。而胡若望作为一名社会底层的文人，则有不同的想法，他之所以答应跟随傅圣泽前往欧洲，并不是想做傅圣泽的助手，而是像樊守义一样，能有机会游历欧洲，然后著书立说，好流芳百世。因此，胡若望并没有按照傅圣泽的愿望，履行好一个做“妻子”的本份——给傅圣泽抄写中文书籍。用傅圣泽的话说，胡若望在上船之初所抄写的中文书籍的量，别人一天就抄写完了，之后的7个多月的海上航程中，胡若望总是以晕船为借口，再也没有抄写过任何书籍了。到达法国后，胡若望甚至拒绝为傅圣泽抄写中文书籍。因此，傅圣泽对他感到非常失望，认为自己花了重金——一年20两银子，另外胡若望平日里的吃、穿、路费等开支由傅圣泽承担。在出发之前，傅圣泽首先预付了10两银子。面对这位不履职的雇员，傅圣泽萌生了要尽早摆脱胡若望的想法，而不是教授胡若望法语而改善二者的关系。 胡若望本来希望像樊守义一样，能有机会游历欧洲，然后著书立说，好流芳百世。但自从一上船之后，在这漫长的7个多月的航程中，语言的不通，除了傅圣泽外，无法与其他人交流，这无疑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禁锢牢笼，而茫茫大海的航船，也形成了物理空间上的禁锢。因此，在忍受了7个月之久的禁锢之后，航船终于在法国的路易港结束的航程，胡若望也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对胡若望来说，虽然语言交流上的禁锢无法消除，但在物理空间上禁锢却消除了。因此，胡若望把傅圣泽对他提出的各种要求，在潜意识中都看见做是对他个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为了抵抗这种禁锢，胡若望偷了邮差的马，骑着马独自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四处乱逛，这种行为是需要相当大的胆量的。最后，傅圣泽神父不得不借助当地警察的力量，才把胡若望找了回来。在前往巴黎的马车上，胡若望崇尚自由的念头再次爆发，当他看见新奇的事物时，不顾正在行驾的马车，毅然多次跳下马车，跑过去观赏。到达巴黎，胡若望与傅圣泽发生分歧后，胡若望毅然按照自己自由意志，私自离开巴黎，在这陌生的而语言无法交流的国度里，敢于依靠行乞的方式，从巴黎一直步行到110公里之外奥尔良。可想而知，胡若望为了自由，任何艰难险阻都可能不再顾及。一周之后，奥尔良的一位神父发现他，并联系上傅圣泽神父，才把胡若望弄回了巴黎。而此时，可能是胡若望把傅圣泽看作是自己被禁锢的根本原因，所以拒绝与傅圣泽前往罗马。然而胡若望这一系列崇尚自由的行为，对于早就想摆脱胡若望的傅圣泽来说，都被看作是不正常的行为。在多次与胡若望交涉无果之后，傅圣泽不得不找人来强行把胡若望送进了巴黎附近的沙朗通精神病院。2年后，当初反对傅圣泽把胡若望带往欧洲的戈维里神父返回了法国，前往沙朗通精神病院探视胡若望，认为胡若望是一个在精神上完全正常的人，这才把胡若望从精神病院释放了出来。并联系了航船，将还想呆在法国的胡若望送上了船。航船从今天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出发，9个月之后，到达了广州。胡若望也终于返回了家乡。 虽然他们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如此“挖掘”的现实意义是什么？胡若望并不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尤其是他的行为等各方面都不具有普遍性，他们二者之间的冲突似乎不能代表文化宗教等的不同。

如果从本书的细节看，当时广东地区的中国人应该是能够接触到西方人的，并且也见过欧洲各国的武装商船。那么为什么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时，林则徐不了解甚至大大低估了欧洲战船的战力？而现代中国代学者又指出林则徐在当时给朝廷上的奏折里提到欧洲人膝盖不会打弯…………等等。为何如此荒唐？魏源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本书中提到的那些曾经去欧洲游历的中国人在返回中国后的游记、笔记以及口述……等等为什么都凭空的消失了？ 本书中对胡若望到达欧洲后的记录非常详细，从胡的表现看他应该是个非常自信并且有主见的人。这些也与1840后欧洲列强对普通中国人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胡若望之后的100多年里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民力，民智如此衰落？ 李飞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