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明

《商文明》成稿于1978年，距今已将近50年，它通过高屋建瓴对当时商文化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进行一番精心梳理，成为一本不可多得的商历史读物，对今天想要了解那段古代知识的人来说，依然是一本不错的教科书式的入门级读物。 全书从研究商代历史的五种途径：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入手，构成了全书的第一部分。 殷商时代在我国漫长的文明史中是特殊的存在，它开启了信史时代。我们对商代的认识，首先来自于传统历史文献的记载，它们提供了商代的先公先王世系、简略的迁徙情况及商代大致的时间跨度，但后人对这些零星文献资料的解读充满了很多无法释疑的困惑。 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考古学的发展，无论是考古发掘、青铜器和卜甲卜骨的研究，为我们揭开商代历史真容，提供了宝贵的与文本相对应的参照资料。它们让我们对商代的认识从文字走向实物，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商代文明的辉煌与存在的真实。张光直先生穿梭于历史文献和考古学的田园考察现场，在他的文字里，读者能相对完整地接触到这个被往日尘埃所湮没的王朝。 这五种研究途径，前四种都涉及一个具体深入的分支研究方向，而理论模式则是将前四种的研究成果，整合还原成最接近它可能曾经存在的状态。张光直先生回顾了几十年来在商文化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两种史学理念在阐述商历史中的得失，依据考古学对古代文明溯源的普遍原则，提出了选择合理理论架构统领史料组织，对整体性认识古代文明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在合理框架中“重建过去的社会并恢复它们失去的因素”时，要注重史料间的自然衔接，既要体现这些史料架构的内在逻辑，又要避免因人为因素造成的史料扭曲。它充分反映了一个严谨的历史学者以深厚的专业素养对商代文明研究的深度反思。 全书的第二部分则可以看作是对理论模式为引导整合材料的尝试，张光直先生在前书所陈列的各种商代材料的基础上，以其充满想象力而又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将这些分散琐碎的材料，巧妙地连缀起来，使它成为一个可以被认识被理解的活的社会性系统，以此来模拟出商代社会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王朝结构和运作方式。 通过这种联系，作者把商王朝以血缘为核心以亲缘为主体的统治层、在国家机构（军队、法律）组成的框架上，形成以向上向心的经济网络为基础的高度一体化的王权统治的特点，清晰地呈现出来。支撑起这个强大王权政治的是商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所构成的丰富物质基础和维系王朝经久不衰的精神力量（祭祀宗教）；以及它足够强大稳定的继承关系及合适的层级架构（族群关系和封土建邑），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它在垂直网络系统和横向疆域宽度上盛极一时的控制力。 在此基础上，作者越出安阳殷墟考古发现，把研究对象置身于更为广阔的地域和更长久的文化演化中考察，在比对各类考古遗址中，逐渐确立起中原地区的文化序列。 值得一提的是，张光直先生通过研究商代祭祀问题，提出商代的继承关系：乙-丁制（简单说：商王族分成两组继承序列，轮流继承的方式）【纸质书p187】，成为学界对商代继承问题的五大观点之一，这对一个学者来说，可算是深耕研究领域，获得认可的一种标志。 张光直先生善于把局部文化探讨推向更为纵深广阔的领域，本书的第三部分充满展现了作者这方面高超的技能和宏大的视野，他把对商文明的研究嵌入到世界文明的研究框架中，成为探讨国家起源这个课题的重要一环。 他从世界早期文明发展的状况和已有的商代资料这两方面出发，提出夏商周三代平行存在，时间上有重合，它们彼此有弱小到强大的发展轨迹存在时间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天下共主地位的更替。这对读者头脑中，既有的“三代连续发展，是野蛮文化所包围的文明岛屿”的思维定势，是一次极具颠覆性的挑战，在他的破窗重锤之下，我们看到了窗外崭新的风景。 第三部分的阅读，对读者来说，是一场思想风暴的洗礼，诸如以下观点： 🔺 国家、文明和城市化从一开始就同时出现，它们相互影响，构建起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 🔺 贫富分化、城市化和国家关系是文明的三个必要的社会决定因素。 🔺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 1，早期文明只能出现在一个国家以上的政治环境中；单一国家孤岛式存在于野蛮中，不可能出现文明，它需要更大的系统（战争或联盟）。 2，国家内资源再分配越不公平或不平衡，那将产生的文明的标志就越显著。 🔺一个文明的衰落标志一个社会的进步。 这些思维边界的拓展，都给予读者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阅读体验…… 一旦你翻开张光直先生《商文明》的第一页，就注定这是一次难以忘怀的阅读征程。 📌最后的彩蛋： 🔹 【附】商代王制（即商王的继承关系），学界的五种观点及相关文献： （1）“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 ①自然世袭：王国维 《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②贵族选举说：徐中舒 《殷代兄终弟为贵族选举说》 （2）殷代是“子继为常，弟及为变” 李学勤 《论殷代亲族制度》 （3）商代“子继与弟及并用，无主辅之分” 陈梦家 《甲骨断代学甲篇》 （4）殷代是“子继为常，弟及为辅”（此说的子继又有长子继承与幼子继承二说） ①长子继承： 杨升南 《是幼子继承制还是长子继承制》 《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 ②幼子继承： 赵锡元 《论商代的继承制度》 （5）政治势力隔代轮流执政说 张光直 《商文明》 🔹通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与作品文本阅读并举，可以有效地抵御因时间所造成的优秀学术作品的滞后性，解决文本阅读中遇到的大部分困惑，为阅读学术著作提供更为全面的扎实的知识背景。

清扬斋读史札记 /三代的文明源头 远古的终极回响/     读罢张光直先生《商文明》已有月余，其时震撼与感慨颇多，奈何业已过了写万字书评的少年时代，故而一拖再拖，想法于琐碎中遗失了七七八八。今夜，在阅读王明珂先生《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的过程中，读至文本表征分析策略之陶瓷比喻时，前时记忆如幻灯片般重复再脑中放映。一月之前读完张光直先生《商文明》时的震撼与悸动，年前阅罢李硕教授《翦商》时的存疑与反思，以及更早之前看罢胡氏父子《殷商史》时的不解与纠结，种种阅读情景的再现是我不得不提笔的重要原因，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告诉自己：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时候用书写代替遗忘了。     首先谈一下作者。张光直先生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史前考古，在学术上的贡献可谓硕果累累。他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中国文明的地位问题等问题的阐述中颇有建树。李润权先生在《张光直教授的学术成就》一文提到：“在西方世界，近40年来，张光直这个名字几乎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 我曾经听到中国的有些学者说，张光直的最大成就是及时地把中国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介绍给西方世界。”     其次介绍一下著作《商文明》。它与《古代中国考古学》等一系列著作，早已成为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圣经”，至今无人取代，被誉为是“比任何其他著作都更能把古代中国放在美国人类学意识的地图”上的对中国考古学的典范分析。此书应用已有考古资料，融合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领域对三代文明及政治框架进行深入探索，虽然成书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但其探索性与启发性，足以堪称一时典范。 然后阐述阅读过程中振聋发聩的几个观点及其精彩绝伦的论证过程：一是“商王乙丁天干群继承制”的开创性研究，二为“三代平行说”以及其“政治歧异与文化类似”，三是对“夏商周并非文明孤岛”的论证。     /Part.1  商王乙丁天干群继承制/     背景-统计发现，在1295件有铭文并包含天干日的商王名字的青铜器中，偶数天干的占比超过86%，显然无法用此前人们 提出的种种假说（如：商王的出生日/死亡日/在兄弟中的排行等）来解释。商王的天干集中于两组之中：A组（甲、乙、戊、己）和B组（丙、丁、壬），庚、辛则游动于两组之间。     假设-商王王族被分为10个祭仪群，皆以天干日为名，又可称“天干群”，商王选自这10个不同的单位，在他们死后则以原所在祭仪群的天干名为期谥名，并以此规定其祭祀活动。       论证-根据卜辞得出的商王世系为：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仲丁-祖乙-祖辛-羌甲-祖丁-小乙-武丁-祖甲-康丁-武乙-文武丁-帝乙-帝辛。王室世系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两个天干群体，代表着王族的两个分支，因为属于两组干名的商王出现的次数最多，且任何王室法定配偶皆没有使用这两组干名的现象。王族中出现的这两个分支就是“乙”组和“丁”组。     佐证-伊尹与太甲的矛盾。在甲骨卜辞中发现，伊尹在武丁统治时期常被祭祀礼拜，祖甲时期则无；当他被祭祀时，祭日也常选在丁日。在商王朝建立之初，伊尹是丁组的首领。如是，当乙组首领为王时，伊尹则是商王的副职。     联想-西周昭穆制度。在甲骨卜辞中有“乙门”和“丁门”的记载，可能指的是通向宗庙两侧面的大门。据西周青铜器铭文，西周时期祭祀也多选在乙、丁二日举行。进而，西周时期“昭”世祖先的祭日多选在丁日，“穆”世祖先的祭日则多选在乙日。商代的乙丁制度和西周的昭穆制度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乙”相当于西周的“穆”（西侧），“丁”相当于西周的“昭”（东侧）。据安阳墓葬发现，恰好是西区乙组七王（盘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武乙、帝乙），东区丁组四王（武丁、廪辛、康丁、文武丁）。     理论支持-杰克·古德（Jack Goody）关于王朝继承制度的研究（Succession to High Office）四种王朝制度类型：贵族制、王族制、男系家族制、双系家族制，在贵族制与王族制中存在着一种极其常见的习俗，古德称之为“轮流继承制”（Circulating  succession）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部族都存在着二分的倾向，即两个群体的成员隔代轮流继承王位；对于两个或更多的系列之中的轮流继承来说，不该在位的各群体首领，常常以在位者的助手/副职/首席大臣的身份而存在。     结论-商王朝的情况尤其看起来像王族制，商代王位继承的几条基本原则为：     1.商代社会乃由一个世系统治阶层所控制，该阶层具有单一的血缘宗族关系（子姓）。王族里与王位有关的成员，在祭仪上分为十个天干群：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天干群是祭仪群，同时也是政治单位，并且是王族之内的外婚单位。这十个天干群在地位上可能并不平等，一部分政治势力较强，人口较多，或在礼仪祭祀上也较其他组更为突出。甲、乙、丁是地位最高的三群。     2.这十个天干群之间互相接纳合并，最后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组系：A组（甲乙戊己）、B组（丙丁壬癸），庚辛超然在外。     3.王位继承法：a..同一天干群的成员不能连续继承王位；b.当王位在A/B组内传递时，新王与老王必须平辈（传弟）；c.王位在A/B组间发生交换时，新王必须比老王低一辈（传子）。     4.大臣中的首相，或商王朝的次级领袖，常由王的异组首领担任。王位传承的时候，首相本人虽因世次昭穆不合而没有继承王位的资格，但可能在继承人的选择上发挥很大的作用，甚至有可能直接传到他自己的儿子来。     5.一位王族内的男性成员，如满足王位继承法，且有一位原属王族的母亲，他就有可能即位。如果出现两个以上合格继承人的情况，他们军事力量的强弱和政治追随者的多寡将决定实际的选择结果。     6.十天干群可能依据某种规则参与到一个外婚网络当中。     /Part.2  “三代平行说”以及其“政治歧异与文化类似”/     地理分布：     1.郑州商城  根据文献记载，汤亳之后商人的第二个都城是嚣或隞，仲丁和外壬在此居住26年，直至河亶甲迁都于相，按照唐兰的说法，嚣或隞的地望就在郑州     2.夏家店下层文化  尽管可能并不属于商文化的范围，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将来的发现，特别是其与商文化的联系。该文化现在有三个放射性碳素年代数据：2410±140BC，1890±130BC，1690±160BC，使得该文化（至少一部分）远远早于二里岗期商文明。它也使得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红铜器成为中国考古学上最早的金属器。不止于此，考古学上最早的卜骨（鹿和可能是羊的肩胛骨）即发现于辽河上游，但它出土于更早的文化层，年代为3350BC。究竟商文化如何吸收了夏家店文化，以及前者给予了后者什么文化影响，是研究商文化起源中的重要课题。     3.盘龙城  1954年发现，位于武汉市区以北5公里的黄陂县，府河北岸，完全是郑州商城在500公里外的一个翻版，具有相同的城墙夯筑技术、宫殿建造技术、葬俗和青铜、玉、陶器制造工艺。     4.吴城遗址  1973年发现，位于江西省清江县，发现许多成片的遗存；许多陶器和石范上刻有符号，一些遗物上带有文字，与商文字相仿，但至今还不能释读，明显受到二里岗期的商文化的影响，但又有许多地方特征，应归入地方文化系统。有可能这一地方文化与商文明跨越长江，保持着密切而持续的文化交流，因此许多文化因素发生了交换，釉陶从南方向北方传播，而北方一些陶器和青铜礼器流向南方。     人种与文化：     1.安阳人骨属于蒙古人种，对此学者们的意见基本相同。李济提出假说：“商王朝在中国北方建立时发生了宽颧骨人种的入侵，在中国北部建立了殷帝国。”，C.S.库恩认为，人骨中混合有北欧和一类或几类蒙古人种的因素。     2.河南和山东的龙山文化为商文明的最终建立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同样清楚的是，龙山文化并没有直接发展为商文明。在龙山与商之间的变化过程中既有连续性也有创新。     3.李济在《中国文明起源》讲座中，列举了六条商人区别于其他新石器时代祖先的标志：1.制陶业的新发展；2.利用青铜铸造工具、武器和礼器；3.出现高度发达的文字；4.椁墓和人牲；5.使用马车；6.先进的石雕工艺。     4.安阳王朝时期：二里冈文化、二里头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     结论：夏商周是一个大文化，但就三者的个体说，它们是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他们之间是平行关系而不是前后关系，这一点是理解它们发展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三代政治制度不同（夏文华生长于中原，商起源于东北，周族居西北方），但是文化则有共同之处。     /Part.3  “夏商周并非文明孤岛”/     生物学依据：众所周知，中国文明的诞生年代要晚于世界上的其他几个文明，中国文明的近祖完全有可能接受了其他文明的推动。这种外来影响最好的证明是，小麦作为粮食作物在商文明中的出现，因为有充分的资料说明小麦种植的发源地是在古代近东。     社会学依据：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讲，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经历了如下几个重要的步骤：1.村落社会阶段。仰韶文化和青莲岗文化时期；2.村落联盟阶段。陕西、河南龙山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不确定；3.国家阶段。二里头文化、商文明、周文明。     考古学依据：旧石器-氏族-原始社会-中石器-仰韶-部落-龙山-酋邦-三代（至春秋）-国家-奴隶社会-战国-秦汉-封建社会     结论：     1.早期文明只能出现在一个以上的政治环境中。仅有一个国家的孤立于野蛮人中是不可能存在文明的。     2.国家内资源再分配越不公平或不平衡，那将产生的文明的标志就更显著。     以上三个部分从论点到论据再到结论，给我带来的震撼是久久不能平息的，犹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从历史观的角度来说是颠覆性的，也是启发性的；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既有典范性，又有引导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此书给我带来的收获与悸动是无与伦比的。     中国历史的进程无论源于何方，也不管走向何处，我始终认为是螺旋上升的。诚如张光直先生在书中所说的那般，一个文明的衰落，恰恰可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这个世界是会变好的，一定会的。

读完《中国青铜时代》，接着读一下《商文明》。如果说《中国青铜时代》旨在构建跨越夏商周的宏观理论模型，是一部关于“中国青铜时代为何如此”的通论；那么《商文明》则是这一模型的精细化个案研究，是一部关于“商代究竟怎样”的断代史。前者是横向的综合，后者是纵向的深潜。但是《商文明》的构思与出版，早于《中国青铜时代》。所以应当先读《商文明》，这样能追溯张光直先生的研究路径：首先通过对商代这一中国青铜文明的典型代表进行全面、扎实的个案研究，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实证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将视野拓宽至夏、商、周三代，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提炼与宏观比较，最终构建起一个关于“中国青铜时代”整体文明形态的解释框架。 《商文明》的开创性首先体现在其独特而严谨的方法论上。张光直在绪论中明确提出，要全面理解商文明，必须打破学科壁垒，综合运用“研治商史的五个门径”（或称“五条途径”）。 一是传统历史文献，二是青铜器，三是卜甲和卜骨，四是考古学，五是理论模式，这五个门径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证据网络，使得对商文明的重建不再是“盲人摸象”式的片面解读，而是趋向于一个完整的、多维度的历史图景。张光直审慎地对待《史记》、《竹书纪年》等传世文献，将其视为提供基础叙事框架的记忆遗产，而非不可动摇的信史。更为核心的是，他将青铜器从单纯的美术史对象提升为政治与宗教的载体，认为那些狞厉的纹饰是萨满通神的“法器”，是商王垄断神权的“硬件”。与此同时，甲骨文被视作窥探商王室日常决策与意识形态的第一手档案，而考古学则提供了独立于文本之外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结构。最终，所有这些材料在人类学“理论模式”的熔炉中淬炼，使得本书不再是材料的堆砌，而是一部关于国家起源、城市化和文明演进的总体史。 运用这一整合法，张光直描绘出一个以“巫政合一”为核心的商代社会。他极具颠覆性地提出“乙丁制”假说，试图解释商王位继承中看似混乱的“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通过对甲骨文庙号天干的统计分析，他认为商王族内部可能存在两个轮流执政的世袭群（乙组与丁组），这种二元对立结构旨在维持王室内部的政治平衡。尽管这一具体假说后来被学者修正，但它极大地启发了对商代社会组织深层结构的探索。张光直进一步指出，商王权力的合法性根植于其对通神权的垄断。商王不仅是世俗君主，更是众巫之首。通过占卜与祭祀，他独占与上帝及祖先沟通的渠道，将神意转化为国家意志。这种权力的运作，与商代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完美契合。整个国家是一个放大了的宗族，政治等级与血缘亲疏同构，王畿与方国之间也通过这种拟血缘的“相互作用圈”维持着动态平衡。 在处理商文明的外部维度时，张光直再次展现了他宏大的理论魄力。他首先对“文明”这一核心概念进行界定，认为文明的出现必须伴随着一系列社会复杂化的标志：社会财富的显著积累与分化、阶级或阶层的出现、城市的兴起以及作为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国家的形成。基于此，他探讨了商文明的起源自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龙山文化。而介于龙山文化和成熟的商文化之间的二里头文化，则扮演了关键的过渡角色。张光直倾向于将二里头文化与文献中记载的夏朝联系起来，认为它是探索商文明直接源头的关键。此外，他特别区分了“商文明”与“商王朝”两个概念。商王朝是政治实体，指商王直接或间接统治的疆域；而商文明是一个文化概念，指共享相似物质文化（如青铜器风格、陶器类型、埋葬习俗等）的地理范围。考古发现表明，商文明的分布范围远大于商王朝的政治控制区，这意味着存在许多政治上独立于商，但在文化上深受其影响甚至与其同质的实体。这一区分对于理解商与周边方国的复杂关系至关重要。 传统史观受司马迁《史记》的影响，将夏、商、周描绘成一个前后相继、依次更替的单线王朝序列（夏 → 商 → 周）。张光直对此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认为这是一个被周人为了论证自身统治合法性而建构的“历史神话”。他提出，夏、商、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非前后继承关系，而是同时并存、互为邻邦、相互竞争的三个政治与文化实体。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同一个“大文化圈”（即后来的中华文明）中的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区域性力量。所谓的“朝代更替”，实际上是这个三元互动格局中，权力中心（或“天下共主”的地位）从一个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的过程。“三代平行发展论”的提出，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传统线性框架，将其转变为一个更加动态、复杂和合理的区域互动模型。这不仅更符合考古材料所揭示的实际情况，也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形成过程提供了关键的理论钥匙。 在物质文化层面，张光直的解读始终贯穿着“器物是思想物化”的主线。他对青铜器的解释超越了“礼器”的传统定义，将其视为萨满通神的媒介。那些神秘的饕餮纹，在他看来是巫师在通神旅途中借助的“动物助手”。著名的“乳虎食人卣”，表现的并非恐怖的吞噬，而是人（萨满）与虎（助手）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同样，他对商代城市布局的分析，揭示了其作为政治与礼仪中心的本质——宫殿宗庙区、贵族墓葬区、手工业作坊与普通族邑等级森严的空间分布，无一不彰显着王权的至高无上与神性的威慑。 在结语处，张光直将商代个案升华为对文明演进规律的冷峻审视。他直言，文明从不诞生于孤岛，早期国家必须在“中国相互作用圈”的竞合中才能成型。夏、商、周是并存的竞争实体，正是这种外部压力强化了内部团结，也加速了剩余产品的集中。他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残酷的辩证法则：社会财富分配越失衡，文明的物化标志便越奢华；反之，越务实、越服务于生存的遗存，往往意味着越低的社会分化。商王大墓中无谓的精致与骇人的殉葬，正是这种极端分化的物证。然而，张光直借约翰·菲弗之言，对“文明兴衰”做出了颠覆性的价值重估：一个文明的“衰落”，往往正是另一个社会进步的开始、当服务于贵族的力量减少，用于普通民众分配的资源便会增多。因此，我们在考古学上看到的“衰退”，从社会进化的尺度看，或许恰是一种更健康、更公平的“进步”。

张光直先生，本书作者，生于北京，祖籍福建南靖，美籍华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光直毕生研究中国史前考古，在中国文明起源与特点，中国文明地位等方面有所建树。 本书系统分析了中国商代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资源及文化特征，是系统研究中国商代文明的重要考古学著作‌。 人类社会从早期的氏族、部落发展到酋邦以及酋邦联盟，后发展到国家。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展阶段，作为一个邦国形态，商的早期阶段已无从考证。历史文献和现代考古挖掘以及出土遗存资料显示，大量甲骨文陶文占卜文有铭文的青铜器都验证了商的中晚期社会形态。史传商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的东夷部落，前后延续五百余年，历经十七世三十一王，政治中心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商代已经形成完整的社会结构和组织体系，出现了上层王族官僚贵族和下层阶层。王位继承前期兄终弟及，后期父死子继。商代奴隶制达鼎盛阶段，形成完备的官僚体系与常备军制度。甲骨文与金文成为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青铜铸造技术成熟，后母戊鼎等礼器体现高超工艺水平。商代疆域北抵辽宁，南至长江流域，西达陕西，东临海滨，通过方国据点控制广大区域。考古也发现商代遗址北至长城，南跨长江，证实了有广泛影响力的商的地域范围相当广泛。二里冈的郑州商城到安阳小屯的王朝殷墟，是商文明的成熟期。 考古挖掘发现的商代墓穴多以贵族墓葬为主，如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妇好墓，随葬品极为丰富，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石玉器、宝石器、象牙器、武器等不同质地的文物，如妇好组圆鼎大型钺司母辛组大方鼎和四足觥等。部分礼器大钺制作精致，质地厚重，造型优美，花纹繁复，极其少见。还有精美的骨刻刀和铜镜以及玛瑙珠，石豆石鸟石牛，玉管，殉人骨架和殉狗骨架等。看来商代陪葬和殉葬已经成为一种寻常，也正是古人的这些丧葬习俗才让今天的我们能够穿越历史的时空去窥视古人的生活，当然几千年的历史轮回和盗墓也让历史的真相无法复原，只能是了解大概。 考古挖掘发现，在淮河流域和更远的长江流域都有晚商遗存，如江苏徐州丘湾商代墓地，安徽阜南和肥西晚商铜器，湖北南部崇阳大铜鼓；湖南宁人面方鼎，湖南醴陵象尊；江西都昌铜甗；四川彭县铜器和青铜武器。这些与安阳同类器物相似或完全一致的出土文物，是工匠流动还是古人携器物流动还是商代权利范围覆盖所致也未可知。想想看，应该还是商的势力覆盖范围到了这些区域，因为周灭商以后取得了商的势力范围，其分封诸侯的区域是十分广泛的。 中国历史的早期夏商周阶段，与后期的秦汉是不一样的，夏商周应该是邦国并立的时代，早期夏占主导地位，商周也同时存在，后来商王把夏桀给灭了，成为居主导地位的邦国，到商汤被周武王所灭，历史进入西周时期。周在武王伐纣之前只是商的一个属国。夏商周应该是不同的部落发展起来的北方邦国，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早期文明是满天星斗般的各自发展起来的，经过不断的融合最终形成多民族的中华文化。 商文化的特征，以青铜器和甲骨卜辞为代表，青铜器工艺精湛，甲骨文是现存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用于占卜和记录。宗教以尊神为核心，巫师地位崇高，政治决策依赖占卜。祭祀活动频繁，崇拜超自然神天地神祗和祖先神，后期祖先神祭祀占主导，存在大量人祭现象。 商文明的起源问题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终极问题，因为商人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商人从何处来？是原著民发展进化而来还是外部迁入的？是否有过征服并最终导致入侵者统治了土著居民？商代社会是征服的结果还是社会进化的产物？归根结底，从考古资料来看，商文化是如何发展的，各种文明标志如文字国家阶级城市艺术等各自又如何发展？本书似乎没有完全回答这些问题。

比较专业的一部学术性著作，可以对商文明有一个相对简括的了解。由于此书的写成时间较早，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了，需要结合其他书来做补充了解。

了解殷商首推这本。 本书全面呈现关于商的研究，考古资料和发现大致停留在五十多年前，但观点与论证至今仍极具说服力。张光直先生在绪论清晰地提出了“探索商代的五条途径”——传统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他也在书中非常完美地运用这五个途径论证、假设、作结。相较于内容与其重复度极高的《翦商》，和略早于本书的《殷商史》（胡厚宣 胡振宇），本书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拥有国际视野、又立足本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绪论、安阳之商代社会、安阳之外的商文化。初看绪论差点劝退我，传统历史文献中关于商的故事结合不熟悉的人名，各种商王名称的罗列，各个商都的地点，加之天干地支等等等等，云里雾里，只得草草略过。直到看至最后，才发现张老师非常精炼地综述了前序研究，并以此提出他的倾向与观点。最关键的，在“理论模式”部分，他批驳了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理论先行忽略史料的研究观念，提倡“打破”固有蓝图，把笔交给史料，遵从它的表现，重新勾画一个让所有细节都有合理位置的解释。 由此，商代王都位置、气候环境、经济情况、文化发展等猜想与验证，铺展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许多噱头萌生，“震惊！这是阴气最重的地方”——讲商代人祭的；“神秘仪式，原来外星人早就来过中国？”——讲青铜礼器和祭祀的；“你知道吗，3000年前泰山下是大海”——讲二里岗时期中原的潮湿气候……以上纯属杜撰，但在这类文章中，当属《翦商》最“典型”，李硕抓住人祭题材，各种发挥，利用几千年与现在的价值差异，博人眼球，泛滥的情感盖过了克制地分析，而实际内容与观点大多与张老师重合，哄得许多小白（比如我）一愣一愣。 但历史不是标题党的素材，它是夹缝中留存的种子，永远吸引着人们趋近真实。这种真实不在于“你怎么是这样”，而在于“你原来是这样”。 第二部分为安阳核心的各方面综述，小屯、西北岗和其他遗址的考古发现，串联出年代、文化、资源、政治、外交等猜想，它们像越过时间的眼睛，带我们摸索到那个粗粝的表面。那是意外开阔的范围，原材料能从南运到北，跋涉山川湖海。巨象甩动长鼻，发出鸣叫，在赶象人的指引下，迈步于熙攘地人群中。其身后的大车装着石土，满满当当。陶窑的苦工挥汗如雨，青铜炼制的匠人被高温蒸得变形。有战马跺地之声，女将领率部归来，众人顶礼膜拜。战败的俘虏们似牲畜，捆着绑着堆着，朝无解的宿命走去……那时到处都是水，常年温暖明媚。商王有点担心西边的一个部族，巫咸卜断龟甲，建议进行祭祀。各色礼器伴随高贵的神民走上祭台，按照占卜结果，请来作为人祭的家族，无知无觉的表情和战栗的恐惧，昭示这里即将绽开神圣的鲜血之花。大刀落下，青铜陈列，战旗烈烈，风卷云涌，天地一睁一闭，如此盛大最终也湮没于地球千千万的轮转中。 我想起那四四方方的司母戊鼎，乍看没什么特别，连纹路都不甚精细，却在我注视它的几分钟里，流动着亘古的力量，平静、肃穆，隐含腥气，不容置喙。 借由安阳之外的考察，张老师基本敲定了夏商周三代历史的样貌。他开创性地指出，三代是共同存在、互相交流的关系，更大胆地总结：早期文明必然不是独立存在的，以及资源分配越不平衡，文明的标志就越显著。原来，夏商周不同的气质同时存在于同一片土地，而商，是颜色最重的那块。 在殷商宏大的影子下，有着太多不可理解之森然，还好有这本小书，围裹我们，摒除猎奇与谎言，赠与安定与信念，护佑我们继续好奇。

#32@2021#商文明 张光直先生，原籍台湾，生于北京，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就读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期间，光直先生曾受教于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泰斗。《商文明》是光直先生以1928-1976年商代考古发现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对商代历史做描绘与还原。 “商”源于“大邑商”，是商族用来称呼他们祖先的都城的地名，其具体位置尚无定论。可以确定的是，商人起源于东，其基础是山东和河南的龙山文化，但龙山文化并没有直接发展为商文化，而早商是这个文化序列的重要缺环。 作为商年代序列的重要阶段，本书以安阳小屯殷墟与郑州二里冈商城两处考古遗存作为重点，作详尽展开。中国信史记录始于公元前841年，所以关于商的绝对年代，只能通过碳十四与卜辞中月食记录来推断，目前普遍认可的绝对年代：商汤建国不晚于公元前1700年，迁都安阳不晚于公元1300年，周人翦商约公元前1100年。 商的大致疆域范围：北至豫北冀南、东至山东西部、东南到安徽最北端和江苏西北部地区。而由于与周边方国关系的动态变化，所谓国界疆域也是不断变化的。甲骨卜辞有记载方国近80，其中与商交往接触较多者有8个，周方、羌方、人方均在列。 殷墟墓葬考古表明，安阳王朝时期商社会分化严重，一边是随葬品数量及质量惊人的作为社会中心人物的妇好，另一边是社会底层的大量人殉。王族占有大量资源，劳动者是“众人”、羌等。安阳人骨属蒙古人种，但没有可用于分析的商王族人骨以判断商人种族。 关于追溯商文化的一些线索：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商代周边最早使用金属的文化之一；考古学上最早的卜骨（鹿和可能是羊的肩胛骨）即发现于辽河上游，年代为公元前3350年；商王的干支庙号及西周的昭穆制或可追溯至夏；汉字或可起源于陶文。 《商文明》是光直先生以1928-1976年商代考古发现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对商代历史做描绘与还原。 “商”来自于“大邑商”，是商族用来称呼他们祖先的都城的地名，其具体位置尚无定论。可以确定的是，商人起源于东，其基础是山东和河南的龙山文化，但龙山文化并没有直接发展为商文化，而早商是这个文化序列的重要缺环。 作为商年代序列的重要阶段，本书以安阳小屯殷墟与郑州二里冈商城两处考古遗存作为重点，作详尽展开。中国信史记录始于公元前841年，所以关于商的绝对年代，只能通过碳十四与卜辞中月食记录来推断，目前普遍认可的绝对年代：商汤建国不晚于公元前1700年，迁都安阳不晚于公元1300年，周人翦商约公元前1100年。 商的大致疆域范围：北至豫北冀南、东至山东西部、东南到安徽最北端和江苏西北部地区。而由于与周边方国关系的动态变化，所谓国界疆域也是不断变化的。甲骨卜辞有记载方国近80，其中与商交往接触较多者有8个，周方、羌方、人方均在列。 殷墟墓葬考古表明，安阳王朝时期商社会分化严重，一边是随葬品数量及质量惊人的作为社会中心人物的妇好，另一边是社会底层的大量人殉。王族占有大量资源，劳动者是“众人”、羌等。安阳人骨属蒙古人种，但没有可用于分析的商王族人骨以判断商人种族。 关于追溯商文化的一些线索：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商代周边最早使用金属的文化之一；考古学上最早的卜骨（鹿和可能是羊的肩胛骨）即发现于辽河上游，年代为公元前3350年；商王的干支庙号及西周的昭穆制或可追溯至夏；汉字或可起源于陶文。

壮哉我大邑商！ 此裒荆之旅，蔚为壮观。 泡在殷墟两天，每天10h，跟堂弟一起，数套手机、相机、充电宝全部“弹尽粮绝”。伴随此书，可谓享受。 材料准备七七八八，商史略写作提上日程，不枉与商伴行数年。

#2026年的读书笔记# 第〇玖叁本 孙庆伟的《追迹三代》里写到张光直多次希望参与中国大陆考古发掘都被夏鼐拒绝，直到1988年，徐苹芳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后，张光直才应邀来访并签订会议备忘录，次年代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提出与中方合作的申请书，在后续联合开展工作的十年间，他将目光锁定在了豫东，却因身体状况不允许而只去过发掘现场两次，中美联合考古队的工作也随着张光直的逝世告一段落。 「本书的完成时间是1978年。1980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距今已经快50年了，「本书的价值并没有因新材料的发现而过时，相反却仍然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 「绪论」写到研究商代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并不是同时为人所知的，...所以至今商代历史研究者们仍然经常被训练成只在狭小领域内有成就的专家。本书尝试使用所有可以获得的资料来写一部初步的综合商代史。」 五条途径分别是：传统历史文献，如《史记》；青铜器，现存最早的青铜器目录是1092年成书的吕大临著《考古图》​；卜甲和卜骨，之前读李右溪《了不起的甲骨文》里有写「一条完整的卜辞分为四部分：前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并附有实例；考古学，除了安阳和郑州外，还有北至辽宁南到江南的商代遗存；理论模式，史料学和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在这里又遇到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第三章「商王朝及其统治机构」中第六节「法律」里写到「法律决断（legal decision）具有四个共存的属性...权威性（authority）、通用性（intention of universal application）、道义和法律上的职责（obligation）、维护社会道德的约束力（sanction）。」商代甲骨文卜辞中只有模糊的关于法律决断方面的资料。 第七章「关于商文明的几个主要问题」里第二节「语言和人种」里又读到因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断的安阳人骨研究大部分资料遗失，几千具人骨架最后只剩下410个头骨。以前只看到过说安阳人骨是蒙古人种，这里读到「C.S.库恩认为，他所看到人骨中混合有北欧和一类或几类蒙古人种的因素。」杨希枚将其分为五类，包括蒙古人种、大洋洲棕色人种、高加索人种、爱斯基摩人种和不知名人种。

连着读了两三本有关历史的，我了解到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发生的事的探索，它包含诸多方面，如人文、社会形态、军事、政治、经济、律法、地理、自然、工艺、制度、人性等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学科。 我之前在想，读史为什么能明智，现在慢慢懂了，因为它涵盖的东西太多了，太多的东西和参考学科，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所以说历史不简单单只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