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烛后谈（周作人散文自选系列）

本书收录二十四篇文章，为紧接《秉烛谈》之后的作品，除《关于阿Q》写于1939年外，其余均作于1937年4月至10月。 文章大多还是读书笔记，笔记也不是抓着什么写什么，而是有所拣择的：“我不喜掌故，故不叙政治，不信鬼怪，故不纪异闻，不作史论，故不评古人行为得失。余下来的一件事便是涉猎前人言论，加以辨别，披沙拣金，磨杵成针，虽劳而无功，于世道人心却当有益，亦是值得做的工作。”（《自己所能做的》）所以这些笔记看似闲适小品，然而仔细体味，实则都是文化批评。还是他之前说的“胜业”。 知堂从前谈文章的言志与载道两派，其中有夹缠不清处，现在他加以补充道：“凡载自己之道者即是言志，言他人之志者亦是载道。”不盲从习俗，不献媚霸权，不依附正统，无论是言志还是载道，都要以自己的眼、自己的心观察思考，以自己的手写下真实的文字。 当然，真实的思想是危险的，说真话是艰难的。知堂《谈文字狱》一文，把历史上的文字狱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文字杀人的文字狱，一类是以思想杀人的文字狱，其中前者为害最甚。“盖普通以文字杀人的文字狱其罪名大都是诽谤，虽然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加上好些好听的名称，却总盖不过事实，这只是暴君因被骂或疑心如此而发怒耳，明眼人终自知道，若以思想杀人的文字狱则罪在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般人觉得仿佛都被反对在内，皆欲得而甘心，是不但暴君欲杀，暴民亦附议者也。为犯匹夫之怒而被杀，后世犹有怜之者，为大众所杀则终了矣。虽或后来有二三好事者欲为平反，而他们自己也正为大众所疾视，不独无力且亦甚危事也。” 末尾一篇未曾出版的《桑下谈》的序文，反用“浮屠不三宿桑下”典故，对他而言，草木鸟兽乃至故乡国家都是桑下，写字作文是出于情谊缘分，然而“爱而莫能助，责望之意转为咏叹”，内里是悲哀沉痛的。所以他一面说着“于世道人心却当有益”，一面又说“并不是想对于世道人心有什么禆益，吾力之微正如帝力之大”（《东莱左氏博议》）。 另外，知堂虽一再说文学铺关门，但“积习”难除，有时仍忍不住谈上几句，都是很得要领的意见，或可作为我们读书作文的参考。“……其实据我看来却是最有力，至少读过了在心上搁下一点什么东西，未必叫他立刻痛哭流涕，却叫他要想。拍桌跳骂，力竭声嘶，这本是很痛快的，但痛快就是满足，有如暑天发闷痧，背上乱扭一番，无论扭出一个王八或是八卦，病就轻松，闷着的时候最是难过，而悲惨事的滑稽写法正是要使人闷使人难过。”（《水田居存诗》）“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却是必要的。”（《俞理初的诙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