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百年祭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核心，经学在二十世纪的地位急转直下，在为社会各界挞伐的同时，大有被西来之学全盘取代的趋势。全过程中，新文化运动无疑是对经学态度变化最剧烈的时代。作为经学史研究的核心人物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周予同否定经学又保存经学的矛盾心态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复杂心理结构。 邓老师是书由八篇文章组成，限于学力，我只想谈谈第一篇文章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百年祭——兼论周予同与二十世纪的经学史研究》。这篇文章是邓老师为周予同先生《中国经学史论著选编》所作的导言，本来只需要聚焦于周先生的生平与思想，但作者的目光却穿透了周先生，落在整个新文化运动及其时代。 按作者的分章，全书共有七节，又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部分：从新文化运动的全景，进入经学史的研究，再收束到周予同先生个人的精神世界。这三个部分以一个核心概念串联，即作为“知识体系”的“经学”。 作为知识体系的经学，是我受业邓老师以来对我触动甚巨的第一个概念，当然绝非唯一一个。这一概念揭示出二十世纪以来将经学简单理解为封建王朝意识形态的不足，也就是，在古人那里，经学并非如文字学、历史学那般只是一门学科，或一种学术，而是整个精神世界的知识基础，更是赖以生存的语言体系。相比之下，意识形态只是浮于表面的思想而已。如邓老师所言：“区分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的方法之一，便是看这种文化形态能否在移除之后也不造成失语。譬如儒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传统意识形态既可以阳儒阴法，也可以是黄老之术，甚至还可以直用法家，但却不能没有经学。西方文化亦然，作为爱知之学的哲学以及由此分化的科学，就相当于中国的经学，而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则属于意识形态。”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在明末，西方思想初次进入中国之时，一批敏锐的士大夫们便开始用经学的语言翻译西学，如《几何原本》《神学大全》等著作都被用这种方式转译出来。因为这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翻译的方法或选择，他们只是在以自身的知识体系如实地理解西方思想而已。就像中国的经典在被引入西方之时，西方学者也要以ontology等概念判分一般。经学在古代当然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其对古人影响之深，却必须用知识体系的视角来理解。 在做出如此区分之后，邓老师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经学在二十世纪的退却，本质上是因为其知识体系的地位被以科学为核心的西方知识体系所取代。如1902年的癸卯学制改革中，文件虽宣称“无论何等学堂，皆以忠孝为本，中国经史为基”，形式上保存了经学，但在内容上，却大幅度向西学靠拢，明令人人勤习洋文，在知识体系上无疑已经转换成以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化。 由此，便可以回答邓老师在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何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的影响如此之巨？这便是因为，在癸卯学制改革之后的十几年中，社会已经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以西方科学为知识体系之基础的“新青年”。因此，新文化运动对于新青年们来说，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启蒙的过程，邓老师在此用《周易·蒙卦》卦辞“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作比，意在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新文化的胜利，也是因为现实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愿意接受的青年。因此，与其说《新青年》是在进行启蒙，还不如说是在唤醒。”但这里又抛出了一个问题：何以作为知识体系的经学如此轻易地被历史抛却了呢？ 回观现在，在两千年以后已经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中国学界最显著的特征无疑是经学的回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经典，并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进行批判，其核心观点在于新文化运动没有分清楚现实中的腐儒、黠儒与真正的儒家。这固然不错，但关键在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中的确有一大批腐儒、黠儒，并且居于学术的要津，这些人的确不得人心。而邓老师则指出，更加重要的事实是，虽然经学的核心精神始终如一，但其在当时时代的转译中却已不再足够，尤其在思维水平上远远落后于西方。 经学何以走到这一步，必须先考察历史。正如邓老师在别的地方所指出的那样，明末与传教士交往的那一批士人，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不亚于启蒙巨子，他们吸纳西方科学与基督教神学的尝试，完全有机会如佛学进入碰撞出宋明理学那般，为经学再造一个思维水平的高峰。然而，康熙末年的中西礼仪之争彻底打断了这个进程，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之下，西方传入的科学精神虽然没有完全断绝，但却被转化成乾嘉学者的考据与小学。而与此同时，西方哲学史却进入到历史上最为宏伟壮观的时代，等到清朝末年，西来之学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之时，中国早已失去了以平等姿态慢慢消化的机会，思维水平上的落差无疑是巨大的。如邓老师所总结的那样：“让一种虚伪乖张的假宋学，一类只会考史的汉学，与一套充满妖氛的今文经学，在几十年时间里，联合起来消化西方近代两三百年的科学与哲学体系，就像螣蛇吞象，未免太难了。”因此对于当时的局势而言，全盘接纳西方学术是一种比坚持经学立场更加便捷且现实的做法。经学的退却已成必然。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清末一大批士人的复杂心态，如章太炎早年激烈革命在后期却转向保守，王国维很早就开始研究康德、叔本华，后却转向文史之学，乃至于投湖自尽。这些人无疑是先进的，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西学的重要性，但由于本身的知识体系之基础仍然是经学，他们无法忍受时代对经学的彻底抽离，因此宁愿走向时代的反面。 在第五节中，邓老师指出：“假如把失语看成死亡，那么经学确实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死亡了。”但是经学所留下的庞大遗产毕竟还在，如何处理这些遗产日益成为一大问题，是而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新史学应运而生。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运动口号，并给出了一套系统方法，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则后来居上，发展出疑古思潮。这些人名义上在研究经学，但却对经学造成了最大的破坏，他们用科学与史学的方法，彻底解剖了经学，将经学的研究转化为经学史的研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方法论上，他们尤其采取了将孔子与六经割裂开来的方式，即认为六经与孔子无关，以此来树立作为哲学家的孔子，并彻底否定经学的合法性。 周予同在早年便是这一批人中的一员，尤其与顾颉刚交好。他提出的许多口号也与这一派相合，如“经学的研究应当立即中止，而经学史的研究应当立即展开”。但他的精神立场却如他自己所言，是合于今文经学的，若再精确一些，其实是承继康有为而来。他生命的后期，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学意识形态论大行其道之时，他在压抑之中走向圆融，他否定钱玄同六经与孔子无关之论，并将后世意识形态的经学与孔子的本来面目抽离开来，试图接续作为知识体系之经学。在长时间的缄默中，他精神与学术的裂缝终于合一，但政治的风暴山雨欲来，拥有未变质的士大夫精神的他，终究还是被裹挟了去。 后序：由于学识浅陋，对于邓老师将新文化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等道路以儒道墨为基准作的大手笔判分，以及对乾嘉的皖吴两派一直到钱玄同、周予同的绵延所进行的勾勒，我尚不能完全的理解，因此也无法对周予同先生思想处于二十世纪光谱的何种位置进行精确定位，因此本文后半部分明显有许多缺陷，尚需更多阅读学习以填补。愿就正于诸大雅君子。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兼论周予同与20世纪的经学史研究​》一篇最佳，其余篇也多颇可读。文风时有艰涩，但从经学内在理路出发，颇具深意。如若读过作者的《孟子章句讲疏​》和《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对文章体会应会更深。对儒学的种种根本精神的强调虽属于老生常谈问题，但因为作者深厚的经学功底和思想的纵横开阔而呈现出令人叹服的效果。读罢此书，于绵里藏针的思想史之外更能收获儒学精神的涵养。

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习俗论文合集，并非全部都是「新文化运动」主题，而今人对于当时世人（青年人）的彻底反传统反家庭几乎难以想象，感觉如今更像是一个保守到无以复加的世界，只是古人用了现代科技而已。

这又是一本超乎、大大超乎我预期的书，这种惊叹主要是因为两方面： 一，我今年的阅读计划里是有劳思光先生最新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但我最近主要在读的是近代史，而什么时候好好进入经史子集我还并不知道；具体到这几周是在读五四相关的书，在看了周策纵、梁启超、吴其昌、叶曙明、陈占彪等等之后，书架里不知道什么买的这本冠以《新文化运动百年祭》的书——以为只是本当代学者的应景评论文集——就拿了起来； 二，完全没想到，这本书虽然从清末民初的思想变迁讲起，也提到了康有为、胡适、陈独秀等主要干将，但其重点则是从周予同讲起，上溯梁启超、王阳明、乃至王安石，下启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潘雨廷等新儒家诸贤，邓秉元先生以惊叹的洞察力、概括力，用一以贯之的清晰表达替我理清了整个中华“文脉史”，理清了诸多源头观念。 从这本书中，我不仅愈加明白了晚清以来每个大将们的位置、意义，将之前为了理解大变局的所有阅读史都串联了起来，而且更是重要的是让我的知识体系有了明确的框架。今后，我需要做的就是用更广泛而深入的阅读、笔记和思考填满这个框架。 我一直说，不管读哲学还是读历史，对于“结论”（学术观点）都不能直面文字去理解，这是没有意义的，唯有知道他们是基于什么、提出什么、解决什么，才能明白其真义。比如朱熹的格物，现在从逻辑上、科学上看来完全扯淡，那么在这样一个扯淡的基础上，他的致知还有意义吗？如果没意义，那么在完全把他丢在一旁的整个清朝，为什么中途冒出一个学他的曾国藩就能成事？为什么1905年了，那个早年哭着喊着要废科举的梁启超突然讲要学朱熹？ 再比如潘雨廷的周易学，用周易强行解释现代科学，有意义吗？去内容中发现牵强之处比比皆是，但真的潘雨廷这样的人物能被我们“脑袋空空、不学无术”的现代后生轻蔑的认为是颟顸腐儒吗？ 这本书就像一本好的《西方哲学史》，唯有获得历史感，才能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人物。唯有知道康德回答休谟，才能理解康德。唯有理解相权恢复意味着什么，才能理解王阳明怎么能说出不以孔孟是非为是非这样大逆狂悖之言，而又成为“明朝一哥”，供奉于孔庙之中。 答案都在书里，这本书不光在讲这些，它还告诉我们为什么当代网络公共空间为何无法有效讨论；它还告诉我们为何中国没有NGO；它还告诉我们武则天发明殿试跟朱棣创立内阁、跟文革是一个目的。 不仅如此，它还告诉我们，那个把孟子都踢出孔庙的朱元璋开辟的明代，为什么会出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它还告诉我们，明显以维护道统为己任的儒家，为什么后来我们看来会是替帝王暴政修饰的工具？为什么王安石这么品德高尚、才华出众的人，会被儒生们群起而攻之骂了几百年？为什么清朝衰亡是康熙、乾隆要负主要责任，而不是慈禧？ 这本书可以解决掉我们太多疑惑了。 读就是了。

非常好，第一篇更佳。 经学史从意义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它是新文化运动"科学"精神的学术实践，通过"以史解经"的方法，使经学成为可研究的学术对象；另一方面，它也是传统学术在现代性冲击下的自我调适。周予同在《经今古文学》中系统梳理经学发展脉络，既非"全盘西化"，也非"固守传统"，而是在"转经为史"中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可能。 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揭示了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内在张力。既是对传统的"否定"，也是对传统的"转化"。正如邓秉元所言，新文化运动的真正遗产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开启了一场延续至今的"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其学术实践正是这一对话的生动体现。 某方面言之，真正的文化转型不在于"打倒"传统，而在于"转"——将传统转化为现代学术的资源。或许，周予同的"转经为史"，正是这一"转"的典范。

书名虽为百年，其实连贯了整个思想史，意义重大。

章太炎便大泼冷水，1904年在《訄书》重订本中发表《订孔》一文，援引日本学者远藤隆吉、白河次郎尖锐批孔的言论，对孔子大张挞伐，认为孔子除了颇具“才美”以外，其学问不惟不如荀、孟，只可比诸刘歆。 一个所谓的中国人居然借用日本人的话，不是汉奸是什么，新文化运动让中国的文化传承破灭，现在文化界乌烟瘴气，教育界失败了，提出新文化运动的人都是历史的罪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