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本质、发展和前景

政治权力本身，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需要更好地利用，而不是随意地处置。 在总结了当代关于国家的最重要的理论流派后，波齐比较了进化论的国家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以及近代化的国家观。他认为，结构功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都是以社会为中心的而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两种解释将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看作是具有高度决定论的现象。 政治权力的特点就是对暴力手段的控制，而不是直接和频繁地诉诸暴力的使用。在任何情况下，政治活动或政治权力的非强制性的一面，才是大量的和重要的。 一种政治权力关系，与其他权力一样，就其试图建立一种确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言，总是要求这种权力关系得到更多的保障，权力的行使更为有效、代价更低。如果它能够实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称其具有合法性。 社会远非被当作国家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管理且社会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的对象，国家本身也不得不成为社会自主发展、自我调节的一种工具。国家的存在以及国家的活动模式，不得不寻求正当的理由，国家的发展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专断地推动国家的发展和使国家服从于自己的目的。 这种国家与社会之间颠倒过来的关系，首先要求国家权力受到限制而不是绝对的。在18、19世纪，宪法的概念被广泛用于概括这样一种新型的关系。 关于国家内部日益增长的分化，以及国家活动的多元化，我首先介绍一位德国社会学家所提出的分类。根据瑞内特·梅因茨（Renate Mayntz）的观点，国家活动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五类： （1）管理特定的社会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关系； （2）管理社会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3）向政治—行政体系提供所需要的资源； （4）为了满足公共需要而提供公共服务； （5）引导社会发展以实现特定的目标，例如提高国家的整合程度、促进社会平等、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公共卫生或提高教育水平。 在上述五种职能中，前三个职能是界定国家边界的职能[插图]，欧洲国家历史上“传统的”政府部门就是为了系统地实现这些职能而建立起来。从国家机构对应的角度看，国防部和外交部主要承担第一种职能，司法部和内务部承担的是第二种职能，财政部承担的是第三种职能。 社会学家经常使用一个概念来概括由此产生的结果，即失范。这一概念——在亨利·梅因（Henry Maine）对“地位和契约”的比较中已经指出——揭示了从一种规范严格约束个人行为的情形转变到另一种规范允许（或有时迫使）个人自由的“选择”，可以自主活动的情形。 在后一种情形中，规范的功能就是规定人们可以自主地活动的框架。即，规范并没有明确规定个人做什么，也没有表示个人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是排除了个人的某些特定选择。问题就变成了：这些规范的来源是什么？这些规范框架是如何制定的？ 由于需要管制的现象是新出现的、且容易引起混淆和争议，因而新的规范并不能对人们如何活动产生普遍适用的、有约束力的、决定性的效果。 这就是国家需要介入的地方，伴随着两个独特的、交叉性的资源：实证法，即一套有目的的、约束性的、持续的且可以调整的规范；以及一套专门进行制定、实施和执行这些规范的机构。 规模较大的社会通常具有理性的特点，是因为社会内部的政治事务由国家来处理，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政治安排。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国家被分成有序的、不同的机构，每一个机构均承担着专门的分工活动。然而，不管是作为整体还是某个部分，国家均容易陷入一种只考虑自己专门事务的倾向，每一个机构均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更宏观的社会现实，因而表现为自我指涉的特点。[插图] 这种倾向在近代国家的功能分化过程中尤其明显。这一过程比其他形式更为抽象，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不是由具体的人群构成的，而是由不同的角色和活动所构成，在每一种体系中可能是由同样的人群执行。[插图]由于这一原因，每一种体系的独特性必须通过强调该体系活动所依据标准的制度自主性而得到维持，赋予每一个体系以自己的标准（对企业而言就是利润，对国家而言就是理性），并使其形成一种不同的活动机制（对于科学体系而言就是真实，对于经济体系而言就是金钱）。“这样，内在于这些体系的过程从外部社会的紧密控制中得到释放，社会及社会中的不同体系也接受了更高风险的可能，而社会和不同体系均不需要承担责任。” 提高不同体系的自我指涉能力的另一个现象是它们诉诸一种有时被称为反思性的机制，即这些机制的活动作用于自身。……在一个现代法律体系中，有许多法律是制定其他法律的基础。这样一种具有自我指涉性机制的作用结果是推动了该机制大量生产自己的产品。……类似地，一个立法机构中往往出现——通常是这么做了——制定超出律师能够掌握的、警察能够实施的以及法官能够适用的更多的法律。 这些一般的过程既可以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活动，也可以适用于国家某个机构的活动。在两个层面上，它们均可能导致所在的体系过于关注自身。最后，分化出来的部分与整体之间形成的关系，是一种更有效地追求该部分利益的方式，而更少地考虑到与己无关的利益。或者，该部分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外部更广泛体系的利益。 从20世纪中期开始，国家机构的重要部分，以及这些国家机构中工作人员的言谈举止，逐渐反映出趋向一种新型的、理性的政策制定过程，政治目标的选择，不再运用传统的方式和手段，而是一种复杂的、科学控制的、结合了理论和实践的理性活动的产物。 基层国家机构的这种活动倾向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机构的扩张具有认识上的合理性、道德上的正当性，这是因为它涉及人类的各种各样的需要，涉及人类生活中的剥夺、排斥和悲惨境遇，涉及许多人所遭受的不幸，可以保证社会承担起责任来缓解和消除人们的痛苦。 近代官僚制国家在政府中区分出了一种技术性的、职业化的或行政的领域，这些领域有别于政治领域。的确，军队、公务员机构、科学机构、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从有限的但重要的、非党派性和职业化的意义上，通常不仅被认为而且在法律上被要求独立于政治。 官僚政治 然而，关于国家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活动日益增多的、分化的、自主性越来越高的行政机关构成了一种不同的政治领域。这一领域与公共领域中人们所见到的政治活动的联系日益减少，也远离日常的政治，但是，它自身却完全构成了一种日益重要的政治过程——官僚政治。 国家发现越来越多的、日益分化的机构开始负责行政活动。这些机构已经成为不同的、只顾自己的利益的承载者，这些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利益关系的互动和调适，日益决定着国家政策的实际内容。 官僚政治首先表明了从政府机构中分化出来的所有单位具有自我指涉的趋势（上一章已经分析过这一特点）。换言之，它们主要是为了考虑自己的目的而活动，这也成为这些单位看待它们与其他单位以及与整个行政机关的关系的出发点。 看不见的政府 首先，位于决策地位的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活动中越来越多地得到工作人员和顾问的帮助。 这些规则使人想起了家长制，而不属于官僚实践。[插图]这些规则对工作人员或顾问施加了一个严格的条件，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忠诚于决策者，隶属于决策者，服从后者的绝对命令，而不是将自己的专业判断能力和专业理念运用到客观的决策标准中。而且，偶尔情况下在日常事务中这些工作人员有效地取代了决策者的地位，他们有能力控制和推翻他们所在机构中高层行政人员所做出的决策。 公共领域的条件 从已经分析的内容来看，读者们也许得到一个印象，在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存在着一个公共领域，从制度上是作为政治活动的潜在场所，并且原则上也能够进行政治运作。但是，这一领域日益远离政治决策的实际过程，因为决策活动的环境、创议者以及具体过程越来越远离公共领域并不受其监督。 政治的经济化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所有的西方工业社会中，政治过程逐渐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主要包括如国家政策应如何最大限度地推动工业增长，以及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的收益和成本如何在整个人口中进行分配。 想利用这些设施的公民往往因为管理公共设施的工作人员态度冷漠、懒惰、消极和无能，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难以获得有效的服务，只是声称享有公民权利并不能保证克服这些障碍。但是，人们也许会问，如果我的权利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人的活动，那么权利到底是什么？最终，个人如果越是不能发起、引导和控制这些活动，对于个人而言这种权利就越不像权利——尽管事实可能是，这些活动还是得到了实施，而且个人也从中受益。 因此，由此可见，即使在人们明显可以通过类似市场的活动来管理自己的生活机会的情况下，这些所谓的市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因为政治决策对它们施加了广泛的影响（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一种独断的影响）。此外，这些政治决策对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一位英国的苏联学家，尼尔·哈丁（Neil Harding）对此进行了分析： 绝大多数居民……依赖（国家）获得就业、升职和养老金的机会。国家实际上是在健康、教育、住房、文化和娱乐等社会福利方面的唯一的分配者……公民身份是建立在对社会作出有益贡献的基础上，要获得政治和社会的优先权就必须做出榜样性的贡献。公民的权利必须以执行那些服务于国家所领导的社会生产制度的活动为条件。公民不可以挑战或限制其他的特权，也不能对国家的目标提出替代性的看法。 有两种相容的观点可以解释苏联式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及其做法。首先，它们旨在阻止在社会内部出现自主的规范性权力中心，这些权力中心将提出、推广不同的价值和信仰，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价值和信仰是具有权威性的，并以此为行动原则。其次，这些国家旨在维持这样一种印象，即共产党拥有富有意义的、正确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在该党长期统治社会的成功历史中已经证明了，因而可以不断地领导社会未来的发展，以实现一个更为正义、平等、自由、和平、幸福的社会。 基本上，规则主要是为了限制国家活动或授权国家活动。在苏联式制度下，规则主要承担了后一种功能。即使那些承认和有利于公民利益的法律也无法将这些利益转变为权利，因为这样做将削弱政府机构的活动。国家的授权活动构成了许多内部安排（interna corporis），这些安排是公民无法观察到的，也是无力向之诉求的。 因为从最终意义上讲，在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下使国家活动受到法律限制的因素，仍然是存在一个公共领域，不管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各种主体能够合法地组织起来，监督、批评和反对那些未能有效运用法律来保护他们利益的政府机构。但是——再一次——在苏联制度下并不存在一个公共领域，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即使郑重承诺建立社会主义法制也无法弥补公共领域的缺失所留下的空白。 苏联式国家的活动方式的第二个方面，在于政治因素不断地、决定性地对行政活动施加的压力。这一方面直接地反映了这些社会的政党国家的性质。 正如我们所见，共产党——旨在制定和追求特定政治目标的组织——与主要是行政机构组成的国家完全重叠在一起。这使得党能够引导这些行政机构，有力地、不时地提醒这些机构（最重要的是通过干预这些机构的领导职位的人选和晋升）在执行活动中注意考虑政治因素。这样，所有的行政机构逐渐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惯性——尊重先例、坚守既定的工作程序和明确界定的权限、偏好于恰当的深思熟虑、仔细地利用各种资源、缺乏创新、工作推诿、繁文缛节，等等。当政党遇到这些惯性时往往强调工作任务的紧迫性，在强调优先安排时要求行政人员灵活处理，督促行政人员公正地、积极地处理各种问题，强调在活动中意识形态标准与管理标准同样重要。 政党——行政人员不得不服从的组织——相比行政活动的便捷和连续性，体现了一种更高的理性。政党与大众之间的组织联系、政党的光荣历史、政党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政党的最高组织与国家的最高组织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使政党能够以政治责任的名义，很容易地利用国家仔细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安排。政党可以授权（即要求）政府官员不考虑其他的后果，将工作核心集中于某个特定的任务，将所有的资源用于该任务的实行过程。 应当指出的是，尤其是生产企业不仅在政治上受到企业所在地区的政党机构的领导和监督，而且也受到在每个企业内部活动的党组织的领导，这些基层党组织的成员和领导者有权保卫党的最终权力，维护政治考虑的至上性。 这种坚持政治原则和政治优先的思想反映了列宁主义对政治的独特理解，特别是对权力的强调，强调政治精英动员普通党员的重要性，强调中立或消除党内的反对派、后进者和不满者的必要性。它具有明显的、独断的暗示要求以任何代价来完成任务。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社会中被称为“暴风骤雨式”的方式来完成任何一种重要的、紧迫的、非常规性的工作；看到对“任务”这一词汇的强调；看到在所有的政治事务甚至在社会生活的讨论中充满了军事化的比喻：“人民和资源在‘运动’中被动员起来，工厂、农场、学校、剧院和所有其他的机构均在它们各自的‘阵线’上通过不断‘斗争’以获得‘胜利’。在任何一个领域中的模范被称为‘英雄’。”[插图]这一观点在关于法律约束的不足方面明显与前一个观点相一致。正如一位波兰社会学家写道：“政治决策不是工具性的法律规则可以衡量的，而是根据它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法律规则适应特定的政治决策和行动要求，但反过来讲就不正确。” 尽管其前提条件和具体的实现过程不同，单一组织社会的构成与西方历史进程中的某些重要特征具有一定的类似性，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种社会构成同样对应了西方社会中的三个重要价值期望：实现现代化；强调经济成就，强调社会对自然的控制；追求理性。从这一角度来讲，单一组织社会的建构可以被看作是加快经济现代化和消除在早期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历史上遇到的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手段。 今天，这种世界社会在更强的意义上存在，并由于许多过程而连接在一起——经济的、文化的、生态的——这些因素是内在地而不是偶然地属于跨国性的。[插图]这一当代的世界社会不可能被理解为十分重要——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管理——仿佛它只是由国家内部的活动所组合起来，国家之间的互动就可以进行有效控制。因为国家仍然是当代世界中的政治倡导者和行为者，这意味着整个世界中出现的越来越广泛的、迅速的、多样化的、非常重要的、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在政治上是无法有效进行管理的。 当前较为普遍的一些过程：官僚政治、新合作主义幻觉、狭隘的和党派性的计算、对商业利益的优先考虑等。

我一度以为自己的脑子坏掉了，因为看不懂他在说什么，没有主线，没有中心思想，国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发展的，看完之后全无印象。非常散乱，当然如果静下心读的话，其中有一些观点会让人觉得“啊，原来如此”。 但是总体，一般。

前景：或许若干年后，我们将看到一种不同的国家组织形式。

首先这本书的英文版本出版于1990年，The Stat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 prospects, 由意大利裔学者Gianfranco Poggi献给其在爱尔兰大学工作期间的同事。 在深入分析了国家及其相关的各种定义的社会与哲学意义变迁之后，很精彩的是三十年前波齐就意识到了跨国公司等全球化权力的横向变化对于世界政治板块格局的影响，并以战争残酷的确定性为这种经济权力的均衡加以解说。 经济权力经济权力：“一种人们控制他人信仰及价值的社会权力。” 在当代西方社会，在这种影响下，有意识地生产出一种用法语称为想象力（l’imaginaire）产业。这使人们得出结论认为，不管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家之间，经济权力在今天已经完全使自己服从于我们先前称为的规范性权力，即人们控制他人的信仰和价值的一种社会权力。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未来三十年里，货币银行学强有力的发展起来。我之前或许以为货币是一种信心。不管是h，z还是m，都在讲，“货币是一种信仰”。 那么国家在维护这种信仰的手段该有多强呢？人们对疆域、民族及国家本身的信仰，在热战缺席的情况下，又会怎么变幻呢？

写的有点掉书袋，绕来绕去，没有重点

延续马克斯韦伯的观点阐述，如果读过前者可以当作拓展来看。书的内容就是论文合集，比较散，🈚️贯穿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