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还是第一吗（傅高义作品系列）

她与约翰·施皮格尔（John Spiegel）在价值取向和潜在作用上对我进行了田野调查训练。她说：“你应该意识到自己视野太褊狭了，你从来没去过海外任何地方。如果你想要客观地看待美国社会，就真的应该去国外感受不同的文化。在你取得博士学位后，你应该去另一个较美国有巨大文化差异的国家。” 有多少人，连国门都没出过，但并不耽误他们对:中日问题、中美问题、中欧问题、俄乌战争，长篇大论，侃侃而谈。 后人看前者总觉得他们做出这些好像很容易，因为没有人做过。找到新的东西，是多么难啊 主妇们非常有预见性地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更国际化的社会即将在日本逐步发展起来，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为这个更国际化的时代做好准备。 十年后，他们依旧对此感兴趣，但那种迫切感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西方生活的精髓”。这些家庭已经结束了学徒期：“他们保留日本习俗并不是因为尚未学会西方模式，而是因为他们更爱日本模式。” 我提出日本能够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能力和意愿。 我意识到大学不会一直是我了解日本的最佳场所，因为很多教授讲的日本课程笼统且充斥理论，却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的实地调查。 做研究需要自己的意识 我着手了解农民和渔民日常生活的途径。这两位朋友都受过社会学训练。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从事一线实地调查工作，对不同社区中的日本家庭日常生活有实际了解 “日本社会”是一个涉猎宽泛的论题，我想要呈现一个宽阔而系统的思考社会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我的教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插图]那里学到的。他经常鼓励我们去思考整个制度体系的所有重要层面。 系统思维+小切口+实地调研 政治和经济都是体系的一部分，家庭和价值观也是体系的一部分。 野田教我的方法则是，和这些人一起出去吃饭喝酒，结成自然的人际关系后就可以谈论任何事情。他认为这样我才可以学到更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会更加坦诚。 跟是否是社会学没关系，人只有在放松的状态下，才能说出内心，不过这个办法只适合普通人，遇到高手，越放松的时候，警惕性越高。 田野不是一对一的访谈，是关系学，如何与访谈对象建立关系，维持关系非常关键 日本外务省的精英官员。外务省的一个计划是，每年都会将一位四十岁左右、最有前途的人送到哈佛学习。 一九七六年，也就是在日本待了一年后，我开始着手考虑写《日本第一》，我觉得自己已经收集了足够的信息和数据来为日本的成功提供背景和分析；相信自己能够为这段特殊时期的日本作出精确和详细的诠释。甚至时至今日，我仍认为这本书的前提和论证是基于一个坚实的基础 美国人如能像日本强烈渴望学习西方那样向东方取经，一定会获益匪浅。 日本民族最大可取之处便是学习他国长处的精神与执行这种渴望的能力。明治维新可见一斑 我认为《日本第一》的成功，源自美国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谁是第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从别人身上学到什么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对这些领导人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比将来有朝一日所需的信息和知识更重要。 日本商界意识到如果他们想要在国际出口市场获得成功，就必须关注商品质量，改善名声。他们把质量管控方面的美国专家邀请到日本，学习质量管控数据分析 日本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〇年间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碰到的问题。此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一个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享受到如此巨大的生活质量改善。 我定义“第一”这个词是为了说明，日本是工业国家中应对自己面临的变革和挑战最成功的一个。 现在日本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由金融领域引发的。只写到了基本的社会制度。我提到的优势很大程度上今天依旧存在并将继续帮助日本强大。 “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在六年内升值近4倍。日本企业利用日元升值，开始在海外大量收购资产。日本国内的经济泡沫亦迎来最高峰。 为了帮助由于日元升值而陷入出口困难的日本企业，日本政府推行货币宽松政策。该政策及同时汇率高涨的日元一同导致了经济泡沫，最终的结果远比人们预期的更糟蹋。 物价、服务业价格和股票飞涨，房地产价格随之飙升。每个人看起来都沉浸在兴奋之中。当时很多日本人都认为他们强大的购买力直接反映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当时日本的投机买卖行为也十分兴盛，这推高了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很多人期待通货膨胀螺旋将价格推得更高。 日本人在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里逐渐从自信变得自负。 人性中最难跨越的致命弱点，戒骄戒躁实在是说易行难，多少旷世英雄因此从巅峰跌入谷底…… 是否认为日本最大的问题是“傲慢”。我在序言中用了希腊词“hubris”（傲慢）和“nemesis”（报应）来解释那些有着戏剧性缺陷又不可一世的英雄们是如何遭遇戏剧性失败的。我确信过度的自信让日本人无视按部就班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一九九〇年经济泡沫破裂，日本人面对低谷感到十分懊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半叶日本资产总值损失将近十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在二战后预估的经济损失总和。日本的银行和房贷公司被不良贷款束缚 要变革官僚体制，就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官僚体制是无法自我革新的。在民主制度下，顽固的既得利益很难克服。日本需要有知识和远见的政治领导人来进行改革，并减少既得利益的阻碍。 在泡沫经济时期，土地价格戏剧性增长，有些银行开始基于通胀的土地价格向外贷款。当市场萧条来临，土地价格却提前下跌，日本银行也因此遭遇巨额坏账损失。 所以问题是，房价虚高，却被作为信贷信用的主要来源，反当泡沫破灭房价跌回应有的价值时，就会有大量企业无法获得虚高的贷款额度，但是已经在手的资金无力偿还，链条逐级破裂。 在明治时代，一旦寡头们意识到自己想要引领日本的方向，就可以制定决策和改革体制，因为他们大权在握。今天，在民主制度下，日本领导人必须与不同的利益集团抗争，每个利益集团都有特殊的议事流程，面面俱到才能最终建立起共识。 日本的很多经济指标很糟糕，但是我认为很多媒体和评论员过分强调了当今日本所面临的问题，却往往忽略日本仍保持着巨大实力的事实。 日本社会是开放与民主的，民众识字率高，言论自由，实行多党制政治体制，拥有普选权并进行公开选举。它也有一个高度发展自由市场的工业经济。尽管这是战后历史上时间最长、最糟糕的衰退期，但是日本仍保持着世界第二大工业经济体的体量。 终身雇佣制终将消亡。当然，这个制度现正处于压力之下，但我相信公司对骨干员工承诺的基本制度仍将持续。公司今后只会雇用若干新员工，并更多地利用派遣员工和外包 与美国的很多企业相比，日本企业照顾自己员工的准则和责任意识仍旧很强 风险投资是非常冒险的。一个风险投资公司可能投资十个有前途的企业，前景是有些人会失败有些人会赢。如果有一个投资最终实现得非常好，那么这个风险投资家就会变得富有。 日本人不是赌徒。他们不介意谈风险，但不喜欢赌博。在很多日本人的想法中，风险投资很像赌博。 美国经济正蓬勃发展，与日本有着悬殊的收入差距。美国公司是为金融界经营的，不一定是为了公司、管理层和雇员的利益。 美国底层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对脱离主流社会感到无助。再看看大量遭到美国企业解雇的员工正在经历创伤调节。美国的领导者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当这些人因为企业重组而失去收入后，家庭必须付出的心理成本。 如果美国经济陷入低谷，而美国人又经历经济停滞，企业仍严格遵守会计分析方法，可能会对企业产生毁灭性影响并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七十年代后期观察到的日本长处—愿意从全世界搜集新信息和新想法，尽管教育界存在发展问题但仍有能力为每个人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全社会低犯罪率，企业忠诚度，以及哪怕是它的官僚体制—在全世界都称得上是优越的。 日本必须要着手解决问题，它需要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既会思考基本政策，也能更好地克服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如果日本不能足够迅速地处理自己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那将会跌入更深的衰退期 日本人高度自律且富有奉献精神，他们准备好了进行自我牺牲，为了经济建设这一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而持续提高的生活水平，让日本人看到了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饱尝战争艰苦的日本人常常会感谢他们今天所享受到的一切，甚至拿他们自己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的生活与父辈们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生活相比，他们仍认为自己非常幸运。 然而，日本人还没有感到更迫切地需要做出巨大改变的一个原因是，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可以继续享受高质量的生活，也比西方人存下更多的钱。 日本人的结婚年龄是世界上最大的，而生育率却是最低的。有些家庭由于资产价值突然下降而受损严重。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买房的家庭为例，当时相当于五十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可能只值三十万美元，但是贷款利率仍和之前一样，因此他们几乎成了银行的契约工 “我们无法负担起两个孩子，学校和大学入学补习班的开支都很高，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未来存钱。”在他们心中，高于一切的主要任务是平衡家庭预算。 日本2020老龄化65岁以上占总人口30%，中国2050年比例趋同。 日本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国民医疗保健制度和义务体系。日本人看医生的频率很高，但人均支出远比美国病人低得多。 考虑到日本人拥有的大量储蓄以及他们提早做出规划，我很乐观地认为他们相比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能更有效地处理老龄化问题。虽然中国老龄化比例没有日本这么高，但也正在面临这个问题。但由于国家还不富裕，中国人还没有能力像日本人那样为养老积累那么多的资金。 日本人对照顾老年人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城市和郊区，很多人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 老人和小辈们住在一起远比周围都是其他老人要好得多，他们会更向前看。 总之，为了将来考虑，今天的日本需要第三次改革浪潮，如同明治时期和战后早期启动的改革那样综合广泛。他们正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但太慢了。快速的进程需要政府和商界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和强大的领导力。 这是否意味着日本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一年多时间内五轮更换首相却并未出现任何社会波纹亦是世界奇葩 频繁的首相更迭让日本没法有持续而长期的政策。在政府中，想要抵达高位的政治领导人必须有能力和不同团体的人合作并从不同的环境中获得合作。领导能取得多少成就取决于达成社会共识的范围。而当目标不明确时，机构在引入必要改革时的速度会很慢。这时候，日本就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能够推动各方协商向前发展，共识不够彻底时甚至需要采取行动。 不会像有些政治家那样受制于特殊团体。一个领导人如果过于喜欢或过于亲近其他人，可能会使自己更加拘泥，当必须有所行动时，也会导致大刀阔斧的改革更加困难。 美国也同样缺少拥有宏伟愿景的高层政治领导人。很多高级官员可能有强大的法律或宏观经济学背景，但是缺少对世界历史和比较政治学的广泛了解，从而不能够提出一个一致且清晰的方向。 假设你在美国，你被命令为国家起草一项工业政策，你抵达华盛顿后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这位官员回答称，他会先和各类人会面，观察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只有见过足够多不同类别的群体后，你才能为大家找到共事的基础。 这就是只要自己被选为日本首相后，第一周就会开始着手的事情。在日本，除非你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否则无法真正采取行动。 如果我是首相，如果我试图为二十一世纪规划愿景，那么我会招募一批能提出有力观点的人，他们会更有意愿去超越令人振奋的共识。我会尝试让一些国内的智库做学术分析和计划，也会邀请国外顾问一起讨论高等教育体系改革的各种方法，并就各项机构改革提出建议 我不希望仅有一个单一的委员会，而是想要各种不同的委员会来提出规划。我还希望以大胆的眼光来为一些有智慧的人所提的建议保驾护航，但他们必须是真正经过通盘考虑的。可能我还是试着平衡不同的竞争团体，每个团体都有提出创造性意见的任务。总之，我会努力获得最好最明确的观点，并试着围绕这些观点尽可能达成更多的共识。 环境清理的进展主要是靠技术驱动，而不是靠法律。日本领导人能在这个领域快速行动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拥有一个受教育程度高的公众社会，公众意识到环境整治的必要性并愿意为此施行相关措施。 如今日本人民认识到果断行动的必要。小渊惠三在刚结束选举后的最初几个月便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他和很多人维持着良好关系以保持自己主张的可操作性。 日本人必须有自己的信息和分析能力来决定国家政策。 为了能继续保持世界竞争力，日本需要适应服务业的发展。这需要国家提供一个允许更加个性化、主动性、创造力和多元文化交流的环境以及更高水平的英语能力 东京大学的课程设置需要做出改革，要向学生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让他们赶上象牙塔外的世界快速变化的步伐。能考上东京大学的学生都非常聪明，但他们在大学读书时对自己的拓展教育做得还不够。 作为论文资料的来源之一，电脑已经部分代替了图书馆的作用。不管喜欢与否，英语是全球性语言，未来日本的大学毕业生需要适应在互联网上用英语搜索资料。 英语考试应该把重点放在口语上，而不是复杂的语法上。 二战后，美日组成同盟，成为维护亚洲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核心基础。两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相似，双方社会之间的信任也有了发展。现在日本和美国必须帮助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秩序。美日中三国将在下世纪成为东亚的强权，必须学会共事。 将驻日美军全部撤回美国是不负责任的。这会让日本产生更大的压力来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给其他亚洲国家制造严重问题，也包括日本和美国。这将加剧其他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的恐惧。越来越多的基金需要用来处理日益增长的老龄化社会和医疗健康开支，这对日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同时，这也会增大日本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军事斗争。 撤军也会在亚洲制造不稳定，造成当区域发生紧急情况时对美国不会履行其职责的担心。安排驻军、装备和物资的后勤保障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显然美国不会轻易回应应战速度和力度。在没有稳定的美国驻军存在的情况下，日本可能会选择加强军事力量来确保自身安全，因此会掀起军备竞赛。 中国的军费开支2500亿美元，美国每年为日本省下了至少500亿美元的军费。 日本人仍然认为，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承诺的伙伴关系。在很多事情上，日本政府依赖美国获得信息和判断。 美国人这种更为开放的讨论模式让习惯于圆桌讨论达成共识的日本人感到不舒服。美国人的直截了当让日本官员很恼火，他们也许会选择态度强硬的谈判代表，就像在日本人眼中的美国谈判代表所做的那样 日本如果想要避免与中国展开军备竞赛，就必须继续与美国紧密合作。这可能会形成亚洲最不稳定的状况。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日本最大的利益是亚洲稳定，中日之间没有激烈对抗。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言，美国为东亚提供了安全保障，从而使中日两国有喘息时机得以发展双方关系。从最终结果来看，日本和美国维持同盟并与中国发展关系是明智的，中日关系改善也无需削弱美日关系。 然而，在老一辈日本人的心目中，日本应该扮演中美之间的桥梁，这在现在看来是白日做梦。就像美日关系一样，美国对中国有自己的联系纽带，能更直接地处理对华事务，但可能有时候日本也能帮助缓和中美关系 这对一个处于三角关系中的国家而言通常是一种诱惑，即通过吸引其中一个或另一个国家来操纵这种关系。利用第三国来向一个国家施压，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中日的三角关系仍很脆弱，美国应该促进三者之间建立互信。 李光耀称，美国为东亚提供了安全保障从而使得日本和中国能在这个时代学会处理相互关系 美国作为一个在该地区没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必须维持一个平衡关系，并鼓励两国之间合作。 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关系发展的最大绊脚石来自未能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更公开地处理其在亚洲的角色。有些日本人天真地以为，随着时间流逝、记忆褪色，紧张态势就会逐渐减弱。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不会自动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实际上，部分日本人希望能为他们的父亲、叔父和祖父在二战中的战斗和牺牲感到骄傲，也希望对靖国神社表达敬意，却对日本军队的暴行视而不见。还有以前的军人和右翼人士中的既得利益者希望他们在战争的所作所为不被声张。很多日本人在面对右翼的压力时很胆怯，保持沉默。 我认为，只有超越措辞严谨的道歉，才能超脱二战议题。应开放历史档案来让人们自由地审视过去。在某些情况下，这会揭露前所未知的暴行，将导致新的负面反应。但是这些事件若没有得到公开处理，日本就不可能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建立真正的信任。只有公开审视过去才是治愈的开始，我们才能真正超越二战的记忆。 说外部被侵略过的国家敏感，其实日本国民更加敏感，针对二战的事件稍受职责就无法接受，泰然认错也需要胸怀，比如德国…这么久，日本至今对诸多曾经的错误无视，本身也展示了日本的狭隘胸怀，果真战术的巨人，战略的矮子。 很多日本人甚至希望不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人们就会忘记所有的事情。这种策略可能在日本国内有用，但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毫无用处。我确信，想要一劳永逸了结过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公开审视过去。德国人所做的事已远远超过公开历史事件和客观审视自己的过去。因此，相较于亚洲国家对日本，欧洲人已进一步克服了对二战中德国人的感受。 问题在于如何对民族主义进行正面宣传，撇开那些褊狭的看法、歧视、敌意的负面因素。日本人对他们在传统艺术、音乐、园艺、宗教和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感到骄傲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日本人对旧时光的缅怀和回忆是非常强烈的，但他们往前走的速度比其他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快得多。日本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混合体，他们对外来者极其仁慈慷慨，但也让很多外国人感到自己并不受欢迎 我个人认为日本模式比很多脑中只想着开放市场的西方经济学家和银行家更有用。但现实是市场压力需要调节，日本人会有恻隐之心，努力做好平衡。他们关心员工的这种价值观也让其在国外的竞争能像国内一样有效。 日本需要对他人传达一种积极信号，而不只是保护日本以免受批评。 说到了本质，日本应该放下自己同样那颗敏感的“羞耻心”，从实际方向解决问题 现在的中国依旧是一个欠发达国家，而面对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难题可能比日本的更棘手。比起日本，中国还不富裕，而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低效系统束缚着其发展，还有十三亿人需要解决吃饭问题。 国企员工的大量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下岗的情况很难轻易改善。而下岗职工往往又不愿意如农民工那样拿着低薪去干艰苦的工作。这些人被从舒服的温饱小天地里赶了出来，却仍指望还能得到照顾。 由于这些难题，中国在未来五十年内不太可能成为第一。如果中国能处理好这些转型期的问题并提高效率，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取代日本成为主要经济体，但人均收入仍将远远落后于日本 只要日本继续与美国结盟，那么中国的军事力量对日本来说就不会是威胁。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能力，在全世界购置资产的能力以及掌握的高技术都将帮助日本在今后数十年间继续维持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地位。 较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保证了相当比例的日本人能与全球发展处于同一个频率。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间很难达到这个水平。 海外有大量华侨。这使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比日本更有优势。日本是一个岛国，以单一文化为主。在国际会议上，中国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显得更加自如。他们看待问题的视野更宽阔，世界主义观念也令他们在全球化舞台上拥有巨大潜力。 幸运的是，在华盛顿，行政部门的头脑比一些报社评论员、国会成员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头脑要冷静得多。 三角关系的危险之处在于，一方力量可以拉拢另一方以对抗第三方。另外一个危险是当其中一方觉得另一方忽视自己的感受时，就可能会觉得被冷落了 可毕竟形式上的联盟已经成为现实。而亚洲各国间的分歧远大于亚洲国家与欧美国家之间，或许都将“远交近攻”牢记在心 享有巨大特权的军队领袖会支持威胁自己特权的开放吗？ 金大中是这些除了有智慧，还经历了艰难时期并有时间思考这些问题的特殊人物中的一员。他希望采取足够大胆的措施来达成自己的愿景，而且非常自信。由于随时有可能被杀害，他曾在很长时间内直面死亡。 贯彻提交“一页报告”的规矩对智识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最高层政府领导人有那么多问题需要处理，因此只有有限的时间来处理你的报告。“一页报告”迫使我在思考问题时更简单扼要。我必须考虑究竟哪个问题才是政府领导人应该知道的，而我又如何用尽可能精简而合乎道理的语句呈现。 准备一场简报会是一次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操练。令人沮丧的事情总是不断出现，很多时候我甚至都轮不到呈报自己的简报。我必须准备有关各种问题的资料，但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人会问我这些问题，因为他们太忙了又或是更关心其他不同的议题 有门路是很重要的。那些有门路接触拥有决策权的政府高层的人，拥有很大的权力，而“看门人”同样非常重要。 这一点上，全世界的政治技巧都是相似的。大人物都很忙，通不过看门人，谁有功夫搭理你。 结果他们并没有把我介绍给更高层的人，因为他们担心会因此丧失“看门人”的资格，而我只能通过官方正式渠道去拜见那些高官。 他告诫我，在很多灰色地带，没人知道究竟是谁负责，而你只要踏入这些灰色地带就自然而然能让事情起变化。他说，如果你占据这些地带，那么就会以为你是管事的，听你话来行事。 但多亏我在政府的工作经验，让我对政府的运作方式有了更好的理解，也认识了更多政府机构和决策圈的人。我希望自己年轻时就能知道这一些，这样可以在教师岗位上干得更好。 我注意到政府高官时常遵循下属的建议行事，只要建议本身并不违反现行的政治判断，或是不会对其立场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 虽然我不同意里根的很多政策，但我必须说有一个作风稳定的领导人对国家来说是一个优势。里根的下属们明白他们肩负的期待是什么，他们就可以相应地作出决策，因为他们知道高层会采纳这些决策。 克林顿总统手下工作的官员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一位自行其是的总统。他明天的想法与昨天的想法就可能不一样。如果你从积极面来看，那么克林顿就是睿智的，很快能适应全新的政治环境，只要他认为合适，就会从善如流，毫不犹豫。如果你从消极面来看，那么他手下的人往往没有明确的工作方针。他们很难驾驭政策，因为如果政治环境有变，他们就不晓得自己的决策是否仍能得到总统的支持。 如果你有明确的授权，并且你知道只要在既定政策框架下你的上级都会支持你的决定，那么你就能够做很多事情去管控问题、经营关系。里根总统就非常善于向下属提供这些便利。 老布什总统是一位有明确想法的专业人士。在担任总统前，他已经有了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当遇到高明的顾问时，他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能够从他自己的经验出发，知道如何利用从他下属和顾问那儿获得的信息。 过去几年里，我总是忙于行政事务：在政府工作两年，之后四年则在管理费正清中心和组建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我热爱我的工作、同事以及员工们。现在是时候把指挥棒交给有天赋的年轻一代了。我期待着二〇〇〇年七月从哈佛大学退休后，能有更多精力做研究。我非常希望研究邓小平时代。除了他，没人能重塑中国。 2011年《邓小平时代》出版。退休后十年的精力 我的大儿子戴维是一位心理学家。你可以说他是追随了我早年的研究兴趣和他母亲目前在心理卫生领域的成就 我的次子斯蒂文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了研究日本政治的教授，斯蒂文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充实伯克利日本方面的研究力量。 也许我成了一个“亚洲主义者”。我从研究家庭和社会起步，然后专注日本的政治、经济研究，接着又开始研究中国广东省。尽管我主要的研究聚焦于日本、中国和亚洲“四小龙”，但仍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 思路和研究工作衍生发展的脉络 我的夫人希望我退休后可以更清闲些，我也会试着这样做。不过，她对此并无信心，因为她明白我还有太多感兴趣的课题希望去研究，太多的朋友想去拜访，还有太多亚洲的地方想去造访。

哈佛大学日本和东亚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傅高义教授，继其社会学研究代表作《日本第一》1979年风靡日本，并在美国朝野引起关注后，用了近二十年时间，持续观察、研究及更广范围的交流，重新审视。也是对极具争议的代表作《日本第一》精彩回应。

日本他的基础教育水平是世界最好的，他们是全世界范围内收集资料的能手，他们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他们的官僚机构广纳贤才。同时，以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们的企业拥有高水平的忠诚度。企业管理水平仍是世界领先。是不是第一由您评价......

傅高义对日本的研究，在西方学者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此书中对日本的成就再次判断也是很有见地。日本是一个精致的社会，是西方民主和东方文化完美结合的地方。日本除了人口老龄化及生育率下降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其经验值得东方国家学习和借鉴！

《日本第一》和这本《日本还是第一吗》一起看完的。虽然不是同意所有观点，但是日本确实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从工作认真的态度到尖端工业制造水平都在亚洲保持领先。即使现在面对老龄化等问题，但在很多方面我们是需要追赶几十年的。

回到正题，这本书是美籍华裔（台湾人）写的，写这本书目的用于警示当时已经经济下行的美国产生危机意识。 基本褒义描写日本社会、经济、教育、治安。日本企业灵活、频繁进行内部沟通，基础工作扎实，终身雇佣制等，助力企业拥有长期发展意识。换来产品强劲竞争力。美国风格是更讲究个人一些，而日本则注重集体（后面张宏杰的《简读中国史》基本也是这个观点）。因此日本人很少换工作，同样对于另类的人也比较孤立。 这个特点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集体性强的优势很明显，但同时扼杀了许多灵活性和创造力。因而很少有新型小企业会崛起。 关于做事（主要工作上），一般都会把事情放到台面上，美国注重谈判，而日本注重协商，如高尔夫球场、歌楼酒榭处交流。相比美国政府，日本政府更有执行力甚至偏执。 当然日本最后也没有达到第一，先天的国家能源缺陷，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变得迟钝、缓慢，经济发展最终一蹶不振。 末尾提到日本国际格局不高，只为自己利益驱动。傅高义似乎对日本有更多期待，希望日本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这本书写于1979年，正值日本崛起的时候，同时也可以看到美国遇到威胁就马上吸取经验，听从意见马上改变自己的态度。美国似乎总有一种危机意识，这种自省值得学习（不考虑其他因素）

虽然傅高义声名在外，《邓小平时代》也确实好看，但本书低于期望值。原来只是为当年那本《日本第一》缝补一些边边角角，而并非如书名那样是真正意义上的「续集」。虽然也不是全无灼见，也足见作者对全球化和平发展的乐观与期盼，但从成书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可以说观感更加明显的是囿于上世纪末那个时点的局限。而且叙述结构似乎随意，也穿插不少无关紧要的个人经历，随笔多于干货。

这本书相对来说更加冷门，篇幅很短，内容并不复杂，整本书主要是关于傅高义先生《日本第一》这本书的后续，《日本第一》成书与29世纪70年代，那是日本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在企业管理，贸易，技术，产品上，日本人都向世界展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其第一并不在于其地位或者是GDP是世界第一，而在于其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及相对于欧美国家的部分优势。 那么这本书，更多的是在解释自从《日本第一》出版之后，日本又经历了巨大的衰退，失去的二十年，极度放缓的平成年，一切的一切又让所有人开始怀疑日本的经验，于是傅高义先生著成此书，希望在实践中找到些答案。

有点像自传。虽然没有《日本新中产阶级》那么细致，但提出了很多方法论层面的东西。比较有启发。不过傅高义还是低估了中国的潜力和发展前景～当然这一方面说明他对日本的了解甚于中国，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人民和党的伟大不是西方哪个学者或者集团能够想象的～

不管是《日本第一》还是《日本还是第一吗》，在中国的出版都远远迟于原版。不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名家名作固然遗憾，却给我们以足够的时间来审视之，倒成了一种补偿了。 即使书中有一些解释和辩白的地方，但是两本书中的主要内容还是合理的，是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