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

前四章翻译极差，对第四章翻译的不同意见已经标在书里了。有非常多基础性错误，不在这里一一列举，直接去翻我的评论就好。 后四章翻译极好，各种长难句译者都把握得非常到位，给人一种读起来很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把整本书都交给后一位译者来翻译呢？

一、作者身份背景 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1924.2.3-1993.8.28），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新左派运动领袖、和平活动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被誉为“新社会史最重要的奠基人”和“英语世界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以“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方法重塑社会史书写，核心贡献是揭示平民阶层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与文化自主性。 里程碑之作：1963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颠覆性提出“工人阶级不是被动形成，而是通过自身文化实践主动塑造”，开创“自下而上”史学范式，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史学著作之一。 - 收官之作：1991年出版《共有的习惯：传统平民文化研究》，系统整合其1970-80年代研究，聚焦18世纪英国平民习惯权利与资本主义转型的冲突，是其学术生涯最后一部重要著作。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聚焦工业革命成型后的工人阶级；《共有的习惯》向前追溯一代人，回答前置问题：工业工人的集体意识、抗争传统、公平观念，早在18世纪乡村平民文化与习惯抗争中就已经成型，工人阶级的文化根基根植于消失的乡村共有习俗世界。 二、本书核心历史问题 1. 何为“习惯（custom）”，它在18世纪社会里扮演什么角色？ 习惯不是细碎风俗，是平民代代相传、自认具备生存保障效力的准权利体系：公地使用权、拾穗、合理粮价、固定雇工待遇、节日休假等。汤普森要理清：这套共有习惯如何构建平民的生存底线与集体认同？ 2. 成文产权法、自由市场与平民习惯权利为何持续剧烈冲突？ 18世纪议会圈地、粮食自由贸易、工场薪资市场化三重冲击下，旧共同体瓦解。问题实质：两种截然不同的正义标准碰撞——资本看重私有产权与利润最大化；平民看重生存互惠与古老惯例。全书通篇剖析这场制度对抗。 3. 平民的各类集体行动（粮食骚乱、抵制圈地、劳工停工、喧闹游行）背后的行动逻辑是什么？ 为何骚乱极少滥杀、劫掠，行动目标精准克制？为何百姓行动前总要先援引“自古习惯”正当化自身？汤普森要证明：这不是暴民暴动，而是依托平民文化、有清晰道义边界的权利捍卫行为。 4. “道德经济学”如何区别于市场经济学？平民心中的公平经济秩序是什么模样？ 古典经济学假设人无限逐利；18世纪平民秉持一套道义经济：粮食优先养活本地人、商人不能囤积抬价、雇主不能随意压低工钱、贫富之间要有互助义务。汤普森要还原这套被现代化话语遮蔽的民间经济伦理。 5. 平民文化如何维系社群、缓冲生存风险、塑造集体身份？ 民俗节庆、喧闹惩戒仪式、邻里互助、行业惯例，不只是消遣娱乐。汤普森追问：在国家福利、社会保障缺位的年代，平民依靠怎样的文化网络抱团抵御贫困、不公与灾荒？这套文化又是怎样孕育后来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 三、本书针对既有史学叙事的反驳意识 1. 驳斥辉格派与古典经济学的“进步神话” 传统叙事把圈地、自由市场、成文法制、工厂制度塑造为近代必然进步，认为旧乡村习俗愚昧落后、阻碍发展，平民反抗是抵制文明的愚昧暴乱。汤普森要追问：所谓现代化进步，代价是谁承担？凭什么资本与地主的产权规则天然正义，平民世代赖以生存的习惯权利就可以被随意剥夺？ 2. 纠正旧式马克思主义机械经济决定论 部分唯物史观只把阶级冲突简化为工资、土地、资本的纯经济博弈，轻视文化、习俗、道义的作用。汤普森质疑：底层民众的抗争难道只是经济利益驱使？支撑他们持续百年对抗的精神共识、公平观念、社群文化从何而来？阶级意识不完全由生产关系自动生成，文化习惯是关键中介。 3. 修正精英史料带来的底层形象偏见 以往史料多出自法官、乡绅、教士、官员，笔下平民冲动、无序、易煽动。汤普森提出核心疑问：如果放下上层视角，从法庭口供、民谣、请愿书、民间仪式等底层材料看，平民自身有没有一套完整、自洽、有约束力的秩序与正义体系？ 四、贯通汤普森一生的批判意识 1. 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自带掠夺性 现代化不是温和演化，而是依靠立法、强权系统性消解底层共有生存权；资本秩序的建立，本身就是对平民古老互惠共同体的摧毁。 2. 底层人群具备历史主体性 平民不是现代化被动承受者，他们凭借自身文化、习俗、道义持续博弈、抵抗、协商，主动塑造历史走向，而非任由上层摆布。 3. 权利从来不是自上而下赐予，而是世代博弈守护而来 后世劳工权益、民生保障、公共资源权益，根源都来自平民长久捍卫“共有习惯”的抗争，打破“法治与福利是精英恩赐”的认知。 五、作者的学术贡献与思想特质 1. 自下而上的历史：将平民从历史边缘拉回中心，证明其拥有独立的政治文化与道德秩序，非被动接受现代化的“受害者”。 2. 道德经济学：区别于纯粹逐利的市场理性，揭示平民经济行为背后的生存伦理与公平准则，成为理解社会冲突的重要理论工具。 3. 文化与阶级的辩证：强调文化不是经济的附属品，而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场域，推动社会史与文化史融合。 4.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批判机械唯物主义与极权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结合，强调历史研究的伦理维度 。

对于十八世纪的英国之前阅读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伦敦，这样的大都市，产生了各种混乱状态，还有就是类似于班克斯在全世界溜达，带来了海外传奇，并且形成了当下的网红状态，但是英国的乡土倒是很少被关注，其实在那个时间也是给我们带来一点内容就是养吃人的故事，而且是符号化的表达，其实很多历史都是非常复杂的，一旦被形成了标签之后，我们能够记录的似乎就是这样标签，对于那个时间了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完成写作，并且引起大家阅读的写手，大部分都在城市，而不是这样乡下，对于乡下的记录，究竟怎样来获得的，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能够看到在那个时间非常怪异的风俗，但是在这里还是进行归纳和总结，把其中内在联系建立了起来，使得哪些行为似乎都是非常适当的。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似乎变成了逐渐稳定的下来，但是海盗的传统似乎还是没有转型，在乡村似乎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各种传统还是非常强大，当然也存在着若干陋习，而且海洋霸主带来财富似乎仅仅在王公贵族之间流通，从另外一个方面工业革命还是没有完成，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描述，无论卖妻还是喝酒，都是无聊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在没有形成全国的流通网络，仅仅在一百年之后，才使得英国的乡村变成了节点的一部分。作为道德一部分还是非常含糊的，经济似乎变成了社会现象之后可以得到若干产生变化的内容，从另外一个方面资本主义的产生使得金钱变成了社会最为重要的内容。

道德经济学的前世今生： 1、作者为什么在六七十年代提出道德经济学？ 汤普森说，《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虽然最初是1971年发表的，但我着手写它是在1963年，那时我正在等待《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校样。 70年代，符合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也伴随着里根经济学得到“复兴”。里根经济学受到代表美国保守势力的共和党的推崇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吹捧，几乎被抬上了神坛，至今对美国乃至世界发挥着影响。 自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向全球蔓延，为国际垄断资本开辟了全球空间，而全球化的低端产业转移，加剧了第三世界的环境危机，导致更深的贫困与疾病！ 恐怕作者是作为左派，一看就是左派，回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写的！ 2、批判亚当斯密：把价格隐喻成分配方法 汤普森说，我不曾忘记斯密也是《道德情操论》（1759年）的作者…… 完全可能的是，关于粮食贸易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教义在意图上可能曾是合乎道德规范的（即亚当·斯密相信这会促使粮食更加便宜和丰富），而在结果上则可能是观念形态上的（即这些教义所设想的非道德化的唯科学主义，结果常常是掩饰其他利己的交易及为其辩护）。 亚当斯密是相信古典自由主义教条的，他所谓的道德是自由资本主义会促进生产，增加总体福祉，但实际上，生产是工具理性，而分配是价值理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可他们是否愿意重新分配，共同富裕呢？结果是，诸如市场上买卖的道德状态这样的问题，只是在序言和结束语中一笔带过。 作者认为：一个粮食骚乱者可能曾比一个亚当·斯密博士的信徒更有“道德”。 粮食是基本生活必需品，不可以完全自由市场化。就像不久前还在小红书看到，大家仍说，教育医疗等领域是不能私有化的！有个人举例了江苏盐城貌似，说医院全部私有化了，人都到旁边县看病去了……这我没想到，私有化的确会过度医疗，昂贵，看病难。 基本上，作者反对亚当斯密的粮食自由贸易政策有三条理由： 一，远水救不了近火 他的药方，诸如增加粮食生产，要长时期才能见效，而诸如提高价格则根本不是救治方法。 二，高价导致失业，通货膨胀 亚当斯密以为，高价格是医治缺粮的一剂（痛苦的）药方，会吸引存粮进入遭受饥馑折磨的地区。但吸引存粮的不是高价格，而是钱包中有足够的钱付高价粮的人。缺粮时期一个独特的现象是，它带来失业并使人们的钱包干瘪下去。 在通货膨胀的价格下，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人们不再有能力购买无关紧要的生活用品。 有能力付高价的人数在受灾地区减少了，粮食可能会输出到邻近受灾较不严重的地区，那里的就业没有减少，消费者仍然有钱买东西。在这过程中，高价格实际上能使供应退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就像曾经的房地产，也被视为刚需，甚至地方政府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入股，分红利益，当然无限收割人民，稳赚不赔……房地产一家繁荣，虹吸抑制了其他行业的有效需求，今天的房地产崩溃就是！ 三、把价格隐喻成分配方法 最不幸的错误在于亚当·斯密把价格隐喻成为一种分配方法。省略了由价格所确定的各种现实关系：通过价格而实现的分配并没有在需要者之间平等地配给资源；它只把物资保留给那些出得起价钱的人，而排除那些付不起价钱的人。 这简单讲就是把具体的人和关系抽象化了，让看不见的手来统治一切了。 3、朝贡、功德簿、抗争表演与爱国主义：道德经济学是信用的代价 人们可看出一种较少计算花费而更多是无意识的社会交易，一种为每天行使盟主地位而付出的责任费。它使某些乡绅有了一种慷慨的品质，使人们原谅他们的其他罪行。 听起来是一种可以进行社会交易的“信用的代价”，这就是道德经济学！ 作者说，道德经济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生存都是必要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为了维护和再生产充满剥削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付出的代价。 让我想到，朝贡贸易不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学吗？尊奉我做老大，我就必须付出代价，照顾小弟……在道德上有补贴照顾的义务。 在完全的前现代，家长制下不存在“道德经济学”。 比如孟加拉1943—1944年大饥荒，攻击粮仓或商店的事很罕见。“各种各样的食物摆在他们眼前”，而人们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挨饿而死，“但没有人企图用武力抢粮”。人们持的是一种“完全顺从”的态度，“他们只把自己的悲惨归于命运或业力（karma）……” 在欧洲，饥荒引起的暴力既能向“外”，又能转向“上”，反对冒犯众怒的地主、商人和官员；在孟加拉，其传统是使暴力转向“内”和转向“下”，进而反对被庇护者、受赡养者。这是遗弃、中断养育的冷酷暴力，而不是流血和骚乱的火热暴力。 在中国宋代之后，劝善书的著者采用了记账体系，其读者可以据此计算自己善行的总和，行更多积善之举，保证自己的功德在功过账目中有所盈余。“积”“存”“债”“管”等市集中的用语被用来描述新型的宗教虔信，它们展现了以获取和保持“善本”(moral capital)为中心的道德教化。 这也符合我说的，信用的代价，信仰被作为一种功利主义的利用！ 在18世纪早期现代，是贵族和平民保持互惠关系。贵族身份产生信用，代价是什么？提供庇护救济。平民以遵守共同底线的和平方式的抗争表演，其服从与反抗的双重性是经过利益计算的，而非如传统家长制社会那样无条件的人身附庸。因为：如果不曾存在报偿，骚乱就不可能这样经常发生，也不会这样有秩序。 而到了现代社会，是国家以暴力垄断的背书，代价是什么？国家要往军队养官僚。听起来是每个人把主权让度给国家，国家所应报之以责任！ 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却逻辑相反了，一味强调我要报效国家，而不是国家公仆服务于我！

终于读完了呃呃……前四章的翻译很烂，后几章的翻译也好不到哪去，但书是好书。个人原因更喜欢最后三章，也可能是被翻译害了。

E. P. 汤普森通过分析18世纪英国平民的粮食骚乱、卖妻仪式和喧闹游行等民俗实践，展现平民如何依托习惯构筑抵抗策略与文化认同，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奠定基础。作者重新界定了“习惯”的本质——它并非静态的传统遗存，而是一种动态的权利话语和集体行动的社会技术。习惯处于法律与惯例的模糊地带，平民通过援引习惯（无论其真实历史渊源如何）为自身诉求赋予合法性。 这一过程在18世纪英国父权制危机背景下尤为活跃：随着国家控制力减弱、社会结构分层（地主-租地农场主-无地劳动者），平民获得了利用习惯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机遇。汤普森最著名的“道德经济学”理论彻底颠覆了市场理性假设。通过对粮食骚乱的剖析，他发现平民拥有根植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价格伦理：他们坚信生活必需品定价权不应由市场垄断，并援引都铎《政令手册》要求政府干预。骚乱参与者展现出惊人的纪律性——设定“公道价格”、有序分配粮食、归还货款给商人。这种行为实质上是执行传统正义的合法化仪式，旨在对抗资本主义市场化进程中对生存权的侵蚀。 平民的三种典型实践揭示了文化抵抗的复杂性：粮食骚乱是以集体生存为核心的秩序化行动；卖妻仪式（女性主动公开拍卖自身）成为正式离婚制度缺失下的替代性解放途径；喧闹游行则以模仿精英仪式的“反戏台”形式执行社区道德制裁。这些实践共同构建了平民独特的话语空间。 汤普森进一步提出“戏台/反戏台”模型解释统治与反抗的动态平衡：贵族通过仪式展演建构权威（戏台），平民以集体行动制造舆论压力（反戏台），双方形成相互制约的“家长制—服从均衡”。这种平衡依赖有限国家能力的特殊环境：法律多元性、文化自主空间及镇压成本高昂使统治者容忍一定程度的“无序”，平民因此获得双重合法性（传统规范与策略性容忍）。 本书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前史研究。18世纪平民虽未形成自觉阶级意识，但通过捍卫习惯使用权积累了组织经验、塑造了集体认同。反圈地斗争培养反抗能力，粮食骚乱建构经济正义观，而工业革命强加的“时间纪律”则成为阶级权力的新战场。平民对“自由”的理解（如维持传统生计方式）与资产阶级自由观的根本冲突，最终在19世纪升华为明确阶级对抗。 汤普森的学术贡献在于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拒绝经济决定论，强调阶级是“亲身经历自我定义的”文化过程；他开创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推动微观史转向，重新定义抵抗的复杂性（纪律性骚乱、仪式化抗议）。在当代启示层面，《共有的习惯》为解读社会转型期抗争提供解码器：民众面对市场扩张时诉诸“道德经济学”话语保卫民生底线；社会运动将传统再造为抗议武器（如环保抗争中的伦理诉求），印证习惯的创生性本质。这部著作以史为鉴警示：任何社会变革若忽视平民的习惯宇宙——既蕴藏文化认同密码又潜伏变革基因——终将付出代价。汤普森证明，真正的社会韧性与进步根基，深植于对民众尊严与文化实践的深刻尊重之中，而非纯粹的理性化铁笼。

《共有的习惯》是英国历史学家，道德经济学的提出者之一的E.P汤普森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对过往诸多英国18世纪民俗研究论文和道德经济学的诸多讨论的论文集。尽管翻译问题被大家频频讨论，但比较来看读过前面几本来说，翻译已经说的过去了，按过去评分方式4-4.5🌟/5。 一.何为习惯： 对习惯的一般用法抱有期望的猎奇读者很可能会对本书十分失望。作为一名接受过严格训练的历史学家，汤普森在本书中关注了一种极其特定的“习惯”，即在英国18世纪平民阶层中频繁复现的诉诸古老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抗争。这些古老“习惯”在特定的英国18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和扩大的关键历史时期的频繁复现是作者希望也是需要特定的历史研究去寻求理解和解释的历史现象。在本书中，汤普森发现，这些古老的“习惯”被频繁引用直接源自现实的资本主义变革，是平民维护自身利益、争取权利的合法性依据。这些习惯源于传统，是平民在对抗贵族和资本主义变革时，通过诉诸历史惯例来捍卫自身权益的手段。例如，平民在圈地运动中通过强调对公共土地的传统使用权，成功抵制贵族的圈地行为。 二. 英国平民的道德经济学： 在本书中，作者进一步发展了他提出的道德经济学，即经济活动并非纯粹理性计算，而是嵌入社会文化、道德规范与价值观念之中。平民基于传统习俗形成的经济观念，强调市场应遵循公平、互助等道德原则。在接受到快递的汹涌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之时：土地的大规模兼并集中，公有地的逐渐消失；粮食价格不断走高，平民赖以为生的主要主食面包价格水涨船高；社会阶级的变化和固化…使得18世纪的英国平民返回传统的习俗之中，引用团结在古老的“习惯”仪式之中，形成了平民阶层的独有的反抗形式。 例如，平民认为粮食销售应直接面向消费者，反对囤积居奇和价格操纵。这种观念与当时新兴的自由市场理论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平民抗议粮食骚乱的理论基础。 三. 道德经济学VS 理性主义理论：理论中的张力 说到汤普森和斯科特的道德经济学当然也无法忽略以Popkins为首的理性主义学者和道德经济学的争论（具体见Rational Peasants）。波普金认为，相比于道德经济学，农民是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做出决策，追求个人或家庭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相比于诉诸传统的集体反抗，波普金认为平民阶层和农民（特别是反驳斯科特）自始至终都自利地穿梭于传统与资本主义之间，寻找引述对个人最有利的行动方式，有时恰巧能够形成集体行动有时会失败，而不是集体的统一的引述古老传统与道德观念的反抗形式来规避风险。这二者的理论张力在我看来至少是很有趣的，汤普森的写作风格是严格的历史学家训练，而波普金的写作风格更偏向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写作方式更加注重理论化，因此两者既有理论张力好像也凸显了不同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小小张力，也很推荐放在一起阅读。

工业时代将来未来之时，历史的惯性超乎想象的强大，在人们还未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前，仍然会用过去的习惯做事，移风易俗并非一蹴而就。不过我想其本质还是对剥削与压迫的反抗，其实种地放牧也好进厂打工也罢，都是养家糊口求一夕安寝，对没有啥生产资料的老百姓来说真没啥本质区别，不可接受的是进步的代价是我，生产的果实就没有我？那不得不和你干一架了，但是我又没啥文化，就只能用封建时期那套道德来求名正言顺了，所以这不是我愚昧无知，只是我不知所措罢了。

最近刚好读了这本书就来讲两句，这本书是汤普森晚年的一本论文集，主要是以18世纪前工业时代英国贫民阶层的习惯为线索，探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如粮食骚乱，买卖妻子等。个人觉得本书论述的重点应该是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的道德经济学。我们知道，这一时期流行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作者就认为在这一时期的市场经济关系中存在着一种非货币准则，这种准则脱胎于此前固有的地方家长制中，表现为一种连续性观念的社会规范和义务。简单来说，作者就是想通过这个视角为18世纪的粮食骚动找寻一个更宽泛的定义。另外，这书不太适合一般的爱好者或者初级科班生读，文中作者对很多案例的分析和逻辑建构很精彩，需要一定的专业功底才能读懂。最后在推一本与汤普森齐名的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同一题材的必读之作。

18世纪的英国，市场经济日益明确，无地者失去了公地，面包价格在匮乏之时被放松管制，时间成为了战斗，“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拉开了极大的距离，相互间极为疏远”，“如果[18世纪的]平民们不去维护他们的权利，伦敦及其临近地区今天可能就没有公园了”。本书关注的正是这一背景下，平民对工业化作出的反应，他们共有的“习惯”，即“环境，心态，有关话语、合法性和期望的一整套词汇”。汤普森的核心论点是，“18世纪习惯特别活跃，某些‘习惯’甚至是晚近才创造的，用以要求新的‘权利’”。 书中汇集了8篇论文，将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解构成传统、价值观、仪式、物品、符号和象征性语汇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除历史档案外，还引用了大量轶事、民间传说、诗歌及口头和文学资料，将18世纪的民俗习惯描述得生动鲜活。 《贵族与平民》和《习俗、法律和共有的权利》探讨了18世纪英格兰主要农业地区贵族家长制和穷人传统延迟的局限性。传统家长制认为贵族是18世纪英国的唯一阶级，他们是唯一有阶级意识并通过垄断地方行政和中央权力来促进自身利益的群体。汤普森则提出，穷人也会与社会等级中略高于他们的人一起反抗，这种反抗暴露了他们的屈从极限。此外，随着土地所有者在农业资本主义中地位日益稳固，他们还会牺牲小佃户的利益，通过农场兼并将资本化程度较高佃户的土地合并在一起。推倒围栏、盗伐林木、偷猎等多样的抗议形式，都是对习惯的有力捍卫，是维护被私有化铲除的习惯和权利的决心，而私有化本身又是以新法律为支撑的。因此，“习惯位于法律和农业实践的分界面，它既可以看作惯例，也可以看作法律。” 《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一文中，汤普森反对将粮食骚乱简单归结为对经济刺激的被迫反应。他认为，虽然经济因素可能引发暴动，但人群也有理性的“合法化观念”，这些观念来自习惯性的社会规范和经济责任。面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和当局镇压，匮乏时期进行市场调节的家长式传统逐渐衰落。而劳动人民捍卫了这种家长制，他们抵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对习惯实施保护。《道德经济再考察》对道德经济遭受的批评和误解做了全面的回应，通过国际比较（如爱尔兰和印度）说明背景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可惜，文中没有提及市场机制实施、家长制衰落与骚乱爆发之间的时间差，有些混乱和疑惑。 《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详细阐述了工业化发展、新技术（钟表）、学校教育及对体育运动的压制，导致工作模式从任务导向转为规范化。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时间是通货，时间不是自然消逝而是被花费掉了”。前工业社会是农业和制造业相联系，以土地和手工业为主、以家庭为单位的习惯性工作方式。“圣周一”传统就是最典型的象征，周一作为假期是世代相传的工作观念。这种习惯性的懒散观念与工业资本的严格要求形成对抗，前工业化工人慢慢转变为工厂雇佣工人，以满足新崛起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需求。尤以工厂和矿山对机器的投资巨大，如考勤钟的发明人所言，“我们的时间被简化为一种规范，一天的金块被铸造成一个个小时”。因此，“工业革命初期的许多典型斗争，既是关于工资或工作条件的斗争，也是关于习惯的斗争”。 《买卖妻子》和《喧闹游行》两篇趣味性最强，在19世纪的报刊上，“卖妻”被讥讽为工人阶级的一种离婚形式，被小说家托马斯·哈代误解为纯粹的金钱交易。作者指出喧闹游行和卖妻仪式，代表了一种平民内部独立解决自身问题的机制，不需要国家法律和任何形式的权威，公开宣示当地的性行为标准。这些仪式提供了一种象征性语汇，习惯和规范通过这种语汇既受到挑战，又得以强化。 内容详实，论证严谨，读得艰难，收获满满，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