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解，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两部重要作品，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价值和特点。 ——陈寿的《三国志》—— 文笔简洁，叙事清晰：陈寿以其精炼的文笔和清晰的叙事脉络著称，其作品《三国志》文笔简洁流畅，叙事脉络清晰，写人写事均有特色 。 纪传体国别史：《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国别史，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六十年的历史，全书有魏书三十，蜀书十五，吴书二十，共六十五卷 。 尊魏为正统：陈寿在《三国志》中尊魏为正统，为曹操立《武帝纪》，而刘备、孙权分别只是《蜀先主传》与《吴主传》 。 微而不诬，言有大义：《三国志》对于许多敏感事件堪称微而不诬，言有大义，即不明示褒贬，而将价值判断蕴于笔法之中 。 ————裴松之的注解———— 补充史料，丰富内容：裴松之的注解弥补了《三国志》内容简略的不足，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 。 广采博引，保存史料：裴松之注文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保存了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 。 六项主要工作：裴松之的注解大体可以分成六项： 引诸家论，辨是非； 参诸书说，核讹异； 传所有事，详委曲； 传所无事，补阙佚； 传所有人，详生平； 传所无人，附同类。 开创史注新法：裴松之开创了史注新法，开创史料比较法、发展史料考证学，为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 总的来说，陈寿的《三国志》以其精炼和客观性著称，而裴松之的注解则以其广博的史料和深入的考证补充了《三国志》的不足，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研究三国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在这本书中我发过一个书评：作为一个生活在时代中的人，分的清我们所处的是乱世还是盛世吗？ 我个人感觉是分不清的，所有的时代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每一天都在变，只是生活的日加困苦，而不会是忽然就遭遇了兵戈之争。 过去的几年似乎如梦似幻，亦真亦假现在所留下的痕迹也不可多见，唯有记忆深处留下点滴。也许有些人的青春会伴随着这几年而记忆深刻。但是对于那些见惯了世事多变的老人，这也许是一个故事的重演罢了。 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更多的普通人一辈子都出不了故土，他们所经历的变化，也许就是春生秋收。至于其他的大概就是其他地方打战了，要加税而已。和自己有关的又有什么呢？ 当今是信息化的时代，足不出户可知天下事。如果摒弃信息化带来的福利，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俄乌冲突，也不会知道叙利亚一直在打战，也不会知道巴勒斯坦。我们只会感到世界是和平的，这也许就是时代。生在其中，不见其实。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三国志》·六十五卷（内府刊本）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寿事迹具《晋书》本传。松之事迹具《宋书》本传。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汉、南唐迹近於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惟其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托始於魏文，而托始曹操，实不及《魏书叙纪》之得体。是则诚可已不已耳。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已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如《袁绍传》中之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钟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馀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於史法有碍，殊为瑕颣。又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故於《魏志·武帝纪》“沮授”字则注“沮音菹”。“獷平”字则引《续汉书·郡国志》注“獷平，县名，属渔阳”。“甬道”字则引《汉书》“高祖二年与楚战，筑甬道”。“赘旒”字则引《公羊传》。“先正”字则引《文侯之命》。“释位”字则引《左传》。“致届”字则引《诗》。“绥爰”字，“率俾”字，“昏作”字则皆引《书》。“纠虔天刑”字则引《国语》。至《蜀志·郤正传·释诲》一篇，句句引古事为注，至连数简。又如《彭羕传》之“革”不训老，《华佗传》之“旉”本似专，《秦宓传》之“棘”、“革”异文，《少帝纪》之“叟”、“更”异字，亦间有所辨证。其他传文句，则不尽然。然如《蜀志·廖立传》首，忽注其姓曰“补救切”。《魏志·凉茂传》中，忽引《博物记》注一“繦”字之类。亦间有之。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转: 三国志每一集单独拎出来都很精彩，然而，整体上因为是以人物为传，重复的故事就很多，时间条理脉络不清晰。同样的事件从各个参与者的角度来形容固然是不容易，也有精彩之处，然而整体上支离破碎，尤其是细节上有的时候厚此即彼，实在是有遗憾。这也是纪传体史书的通病吧。

《三国志》全书梳理 基础概况 作者陈寿（233‑297），原本是蜀汉官员，蜀汉灭亡之后在西晋做史官，西晋统一之后，花十余年写成此书 。属于二十四史的前四史，是研究三国最核心的正史。 全书一共65卷，分成三大部分：《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 。 记事时间：大致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184），一直写到西晋灭吴（280），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记录汉末大乱、三分鼎立、最后天下重归统一的全过程。 体例是纪传体，只有本纪、列传，没有“志”、没有“表”，所以想查当时的制度、赋税、天文，这本书本身没有专门篇章，要参考别的史书 。 因为晋朝继承曹魏，所以名义上尊曹魏为正统：曹操、曹丕、曹叡用“纪”；刘备叫《先主传》、孙权叫《吴主传》，只用“传”，但记事的格式其实跟本纪一样，按年份逐年记事，客观承认三国鼎立的现实局面 。 魏、吴两国原本就有官方史书，陈寿可以直接参考；蜀汉没有官修史书，蜀书十五卷，全部靠陈寿自己搜集材料整理，所以蜀书篇幅最短。 注意区分：《三国志》是正史；《三国演义》是元末小说，大量虚构改编，不能当做史实。 三本书分别讲什么 《魏书》三十卷（曹魏） 记录曹魏从曹操创业奠基，到曹丕代汉建魏，再传到曹叡、曹芳、曹髦、曹奂，最后被司马氏篡夺的全过程。 - 帝王部分：武帝纪（曹操）、文帝纪（曹丕）、明帝纪、三少帝纪。写官渡之战、屯田、九品中正制建立，写司马氏一步步掌权、高平陵之变、淮南三叛，最后魏晋禅代。 - 大臣传记：荀彧、郭嘉、贾诩、张辽、徐晃等文臣武将；还有董卓、袁绍、吕布这些汉末群雄，全部放在魏书当中。 《蜀书》十五卷（蜀汉） 写刘备漂泊半生，取益州建立蜀汉，到刘禅亡国。 - 先主传（刘备）、后主传（刘禅）。 - 重点传记：诸葛亮传（完整收录《出师表》）、关张马黄赵传、庞统、法正、蒋琬、费祎、姜维等人。记录赤壁之后入蜀、夷陵战败、诸葛亮北伐、姜维北伐，最终邓艾入蜀，蜀汉灭亡。 蜀书卷数少，文字精炼，很多事件记录简略。 《吴书》二十卷（东吴） 记录江东孙氏基业，从孙坚、孙策打江山，孙权建国称帝，之后孙亮、孙休、孙皓，直到西晋伐吴，东吴覆灭。 - 吴主传（孙权）、三嗣主传。 - 人物：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顾雍、诸葛恪。写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江东世家大族与皇权的矛盾，孙皓残暴亡国。 全书主线故事脉络 1. 汉末大乱：黄巾起义，天下分裂，董卓祸乱京师，各路诸侯割据混战。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官渡击败袁绍，统一北方。 2. 三分格局成型：赤壁一战，曹操战败，无力快速统一。刘备占据益州，孙权稳固江东，魏、蜀、吴三足鼎立正式形成。 3. 三国各自发展与互相攻伐：魏国推行屯田、九品中正；蜀汉诸葛亮治理益州，多次北伐；东吴依靠江东大族，固守江南，三方不断交战。 4. 权力内部更迭：魏国司马氏崛起，高平陵政变之后，大权落入司马家手中；蜀汉后期内政崩坏；东吴后期皇室内斗，孙皓暴政。 5. 天下归晋：先灭蜀汉，后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再出兵灭吴，结束百年分裂。 这本书的特点 1. 文字极简克制，不渲染戏剧情节，很少夸张。像“空城计、草船借箭、三气周瑜”这类家喻户晓的故事，《三国志》里都没有，是后世小说添加的内容。 2. 评价人物讲究客观，写曹操，既写他雄才大略，也写他多疑残暴；写诸葛亮，既写他治国才干，也不回避军事上的局限；不会一味美化或者丑化某个人物。 3. 受西晋时代局限，写司马家族的时候会有所回护；但总体在古代正史当中，属于可信度很高的一部。 补充：裴松之注 陈寿原文写得太简略，南朝宋的裴松之给《三国志》做注解，搜集大量已经失传的杂史、野史、传闻，补充很多事件细节，我们今天读《三国志》，一般是“陈寿正文+裴松之注”一起看。很多有趣的三国小故事，其实出自裴注，不是陈寿原文。

法统并不是一个受中国人重视的概念，因为每两百年一个轮回的改朝换代都必然会带来法统的剧烈断裂，就好像你不能对空气征税一样，讨论一个无法实现的概念往往只是白费力气，在掌控中文世界背后的隐秘法则里，无可奈何的暴力才是最真实的统治者。 历代的统治者并非不明了法统的重要性，尤其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伦理里，人们以君统的继承关系为核心扩展出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伦理关系，君统的颠覆很容易动摇剩下的纲常伦理，而一旦承认统治的依据只源于武力的强大，那么也就不难推导出暴力可以任意践踏社会中的一切伦理道德，人与人之间只有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而绝大多数人只可能沦为被捕食者。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是不安全的，统治者也必须时刻警惕被统治者。 历代儒生努力论证持国在德而不在力，目的就在于使人们唤回对法统的敬畏，淡化武力在取得统治权中的作用。天命的修辞于是就这样应运而生，成为统治者的文宣工具，在五德循环论尚未臭名昭著，信用彻底破产的年代，天命成为法统的一个代名词，在统治者与儒生一同想象的世界里，天命的更替仿佛就是法统的自然承继。 然而由于秦汉以降，统治者历来得国不正，不管儒生怎样文饰，统治者存在本身就在鼓励人们觊觎至高无上的帝位。恶例即开，就很难让沉默的大多数忘记历史的真实，奥威尔所谓双重思想在东亚其实早早就被发明出来，无奈前现代的统治技术无法做到控制与删改一切信息，于是战国时燕齐方士发明的天命一词，最后演变为暴力的另一种委婉说法，人们同样是这样理解所谓人民/历史的选择。对于自身所身处的现实，人们心知肚明，统治者同样心知肚明人们的心知肚明。 但这就像皇帝的新衣，做得而说不得，很少会有人真的会去拆穿他们，也可能只有死读书的儒生才会真正去信仰这一套。为什么在中国人的历史印象里，儒生始终与迂腐逃脱不了干系，就是因为儒学往往脱离现实。儒学在中国历史中起到的一大作用是，它使许多善良的人们变成他的信徒，并由于这套理念大大脱离现实于是削弱了他们在现实中的生存能力，而没有儒家可能这群人依然还是一群好人。真正按照儒家学说进行统治的君主，往往会落得徐偃王、宋襄公、梁武帝式“行仁义而国亡，天胡为此醉”的结局，最后成为野心家嘲讽的反面教材。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批评中国古代以道德而不是法律治国，但以道德治国并没有错，如果我们知道北美清教社区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北美殖民地许多社区始终都是以道德进行自我治理，并行之有效。问题的关键在于儒生鼓吹的道德如果不说从来没有的话，至少可以说是很难在古代政治中被落实，伏地魔如今鼓吹以德治国，被人哂之以鼻，原因同样如此。 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关键：双重规则，从朝堂贯穿到地方社区，明面上的规则受到所有人提倡但没有人去落实它，真正支配所有人行为的隐秘法则却不能启之于口，东亚社区中常见的虚伪、奸诈、犬儒，都是这种现象的无意识后果。晚清时候许多来华的传教士的书里就记载了他们对中国社会观察后产生的如斯困惑，后来成为鲁迅一代五四作家批判中国人国民性的依据，启蒙运动时期许多不满部分启蒙主义者将中国宣传成理想国的观察家，批评中国人奸诈、虚伪，其依据便是对这种双重规则的不满。 但这很难说是中国才有的国民性，如果我们观察埃及、伊朗、印度等法统同样遭受多次剧烈断裂的古代文明后裔，不难发现在这些地区同样存在这样的双重规则的现象，隐秘规则而不是表层规则才是当地人的统治者。换句话说，如果欧美同样有法统剧烈更迭的历史，那么他们的下场应该也会跟我们一样。 启蒙作家经常做东西方的比较，在他们的修辞里，所谓的亚洲人或者说东方人——地中海以东所有地区，不如欧洲人的地方在于他们虽然更加勤劳，但是没有欧洲人一样的正直与勇气，缺乏公民特质。启蒙作家往往将原因归结为地理，这成为后来马克思批评地理决定论的根据之一。只是作为一名西欧中心论者，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启蒙作家的观察，他只是将原因归结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但是儒生们自始至终坚持他们的信念也不是没有好处，那就是他们活的理直气壮，死的心安理得（大概吧，其实也未必。试以诸葛亮与荀彧作为对比，荀彧就像古代许多儒生一样，为了避免自己的努力毫无意义，于是生活在自己想象出的世界之中，他将曹操比附为古代的贤主，匡复汉室的英雄，一生兢兢业业为经营曹操的事业奔走，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的主君其实才是对汉室危害最大的奸雄，然而此时一切已经悔之晚矣，更令让人尴尬的是自己的主君之所以有能量危害到自己一心想要匡复的汉室，大部分功劳应当归功于为其辛辛苦苦经营出完整的官僚与后勤系统的自己。荀彧的后半生始终在坚持心中的理念与无法违抗的现实中挣扎，最终只能选择郁郁而终。 诸葛亮就没有这方面的心理阴影，他选择刘备就要比荀彧更有心理优势。虽然在我看来，刘备很可能也是朱棣式人物，但篡汉的终究是曹丕而不是他，因此自始至终都有大义名分，诸葛亮也就能够理直气壮地认定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不必落入荀彧、钱谦益、陈寅恪式心灵困境，后半生始终徘徊于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是百年身的自我谴责当中，在志向与现实里痛苦挣扎。诸葛亮能够预期到后人会以其为向往怀念的榜样，现实的失败和困顿在这心理优势面前就实在算不上什么了。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起初也不曾想过自己会成为篡汉的奸雄，在他亲笔所撰，兼有自传色彩的《让县自明本志令》里提到自己最初的志向不过郡守，最多”汉征西将军曹侯”罢了。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曹操是一个文学天才，在这种对他们微不足道的地方作伪会损及文学赖以为生的微妙感情，或者说真性情，是以古今天才不屑为之。只是命运却将他推向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权臣位置，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里剖白内心时感慨当自己处于这个地位时，进亦不能，退亦不能，否则战乱之中得罪的人太多，性命与子孙很难得到保全。 曹操有这样的忧虑是可能的，但在统治古代中国的隐秘规则里，既然你处在这样极具嫌隙的位置，并将皇帝架空成事实上的傀儡，那么所有人都会怀疑你图谋不轨，并且这种怀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合理的，因为法统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屡次崩坏，除了少数人以外很难得到真正的信仰，踏出禁忌的一步不会面临多少阻拦。既然如此，也就不能阻拦他人恶意的揣测。 这在封建时代的欧洲与日本不可想象，最多只会出现幕府式政治，由于君统的稳固很少被破坏，对王位的争夺也就很少会危及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异常稳定，君主不必时刻担忧觊觎者的威胁。中国很难出现君主立宪的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可以理解强有力的僭主，却不能忍受软弱的虚君，君主一旦失去保护自己的武装，便只能沦为所有人鼎中之鹿。 很有可能曹操临死前对汉室还存有敬畏，但他既做不成伊尹周公，也不敢成为王莽，就只能在两难之中挣扎，曹丕没有父亲青少年时忠诚汉室的教育，耳濡目染的是曹操对汉帝的架空和凌迫，因此更加毫无顾忌。恶例既开，就不能阻挡野心家对魏室的觊觎。司马氏父子同样处在当年曹操的位置，最终司马炎篡魏时，却没有遭遇曹氏父子一样欺凌孤儿寡母的骂名，无非是因为继承曹氏父子的余荫，人们往往更在意始作俑者，秦始皇的暴政并不比汉武帝以及后世帝王更有想象力，但因为他是首开恶例者，所以承担了最多的批判与抨击。是以，子贡会感慨君子耻居下游。 如果说魏晋之时的中国人与后世相比有何不同，可能在于这时的人们尚有节操，荣誉感与羞耻心，尚未像后世一般司空见惯城头变幻大王旗。是以汉室与魏室在退位以后尚能得到较好的待遇，直到刘裕篡晋，因为出身庶人的缘故，内心缺乏安全感，是以对晋宗室斩尽杀绝。在皇帝变成一个高风险的职业的过程中，宋武帝对此功不可没，人们对他做出的伟大贡献理当有所纪念。 不过既然参与这场权力的游戏，就应当愿赌服输，虽然晋室下场凄凉，对自己德性所能匹配的结局却早有预见：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晋明帝时，王导侍坐，晋明帝问起晋前世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叙述了司马懿的业绩和手段，又说起司马昭在高贵乡公时的所作所为，晋明帝大惭，把脸埋覆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认定世间诸事不过虚幻空无的魏晋玄学以及日后大昌的浮屠之辞在三国时代开始兴盛，可能未必只是偶然。传统的解释往往侧重战乱之频仍，人世变幻之剧烈，但在我看来这同样是源于乱臣贼子的现实与儒家伦理在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心中激烈冲突与挣扎，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找一种手段以求自我欺骗，安慰心中饱受煎熬的良心。但他们又知道自己在自我欺骗，最终只能愤世嫉俗，不阿于世，竹林七贤受人追捧，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潇洒风度，同时也是源于这一群人与曹魏关系密切，他们的放荡戏谑之辞实则是对把持朝政的权臣的无力嘲笑与反抗。 日后，山涛背叛朋友入仕司马家，在成为尚书令以后举辟故友嵇康，却换得嵇康一纸《绝山巨源书》，以前读《世说新语》，不明白嵇康为何如此绝情，后来读《晋书》才知道这背景是因为高贵乡公曹髦不满司马昭把持朝政，绝望之下率领数百内侍造反，最后被贾充所率军士成济所弑，虽然东汉以来法统与皇帝的权威日渐衰退，弑君在当时依然不可想象。事后，为堵天下物议，司马昭杀死了成济以显示这并非自己本意，虽然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嵇康这一封《绝山巨源书》，实则如同日后庾纯对贾充的质问：”高贵乡公今何在？” 当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刘裕派曹氏后人曹灵诞用刀架在脖子上时，不知他是否想及魏高贵乡公在乱军之中绝望的双眼。他的命运并不是一场血腥游戏的终结，而是戏剧平淡无奇的开场白，将多少穷凶极恶娓娓道来，随金陵王气，汉魏衣冠一同埋葬。对法统的敬畏失去以后，中国人就集体陷入囚徒困境之中，我突然想起陈升的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再没有你，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

《中国史学要籍丛刊》收录《史记》《三国志》《左传》《国语》《战国策》《史通》《文史通义》七种史部重要著作。丛刊所选之书，均为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代表作品，可视为了解华夏历史的“必读教材”。 ★《中国史学要籍丛刊》体裁丰富，含括纪传体、编年体、国别体史书与史论史评等； ★时间跨度大，上至传说时代，下止于中古，记述了千年国史； ★版本优良，多采善本为底本，汇参他本，吸收前人成果，对文字精心校订，便于读者阅读、研究。 《三国志》为西晋陈寿所撰，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叙述三国时期的历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南朝宋裴松之为之注，引魏晋时人著述两百多种，丰富了陈寿《三国志》文本本身。

《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不是强行科普，只是恶心有人黑正史里的丞相。演义丞相粉不要担心，因为正史里的丞相同样非常优秀，希望你们也能喜欢正史里的丞相。 历史上的丞相：又高又帅气质又好 亮少有群逸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 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备，又观亮奇雅，甚敬重之 历史上政治地位 历史上六大政治家：管仲，商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 历史上军事地位 唐朝武庙十哲：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 宋朝武庙十哲：管仲，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郭子仪，田穰苴，孙武，范蠡，乐毅 元朝：《元史·祭祀志五·武成王条》载："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 其实陈寿说得也没错啊，政治高于军事只能赖我丞相政治太好了这可怎么办233333 文学才华：丞相从来不卖弄文采词藻，但是句句真情实感，《出师表》：临行前给皇帝写了些建议，然后就千古流传了。《诫子书》：临终前给儿子写封家书，然后又千古流传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被历代书法家喜爱233333 此外还有《论交》《论光武》《论诸子》《论让夺》等。还有军事作品，以及兵法推演等。 另外，说丞相是全才是因为除此之外，他还会音乐，绘画，书法，发明，建筑学，水利，法律学，天文，兵器学，农业学，还会冶金，制作盔甲等等等等 历史评价（这群人可都没看过演义） 李白：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 杜甫：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李商隐：管乐有才真不忝，梁父吟成恨有余。 杜牧：子夜星才落，鸿毛鼎便移。 元稹：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 刘禹锡：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 白居易：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 孟浩然：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 陈子昂：犹悲坠泪碣，尚想卧龙图。 岑参：遗庙空萧然，英灵贯千岁。 杨万里：四川全国牙旗底，万里长江羽扇中。 王安石：武侯当此时，龙卧独摧藏。 范仲淹：留侯武侯者，将相俱能任。 王阳明：八阵风云布时雨，七擒牛马壮秋风。 苏轼：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 辛弃疾：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 朱熹：英姿俨绘事，凛若九原作。 罗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文天祥：天下皆传清献节，人心自有武侯碑。 陆游：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求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不要黑我诸葛了！忠粉至上！复制的 看到写的好的评论，留一下

季汉书摘录 先主传： 数有战功，试守平原令，后领平原相。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 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张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谋臣庞统进说，便可于会所袭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仓卒。”……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后主传：是日，北地王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 诸葛亮传（子瞻）：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阵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瞻长子尚，与瞻俱没。 关张马黄赵传： 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 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 建安二十四年，于汉中定军山击夏侯渊。渊众甚精，忠推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一战斩渊，渊军大败。 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 姜维传：注：《华阳国志》曰：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与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 魏书十八·许褚传：从讨韩遂、马超于潼关。太祖将北渡，临济河，先渡兵，独与褚及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超将步骑万余人，来奔太祖军，矢下如雨……是日，微褚几危。 魏书屠城摘录 兴平 （二年）邈从布，留超将家属屯雍丘。太祖攻围数月，屠之，斩超及其家。 （二年）《曹瞒传》云：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太祖不得进。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建安 （三年）冬十月，屠彭城，获其相侯谐。 十二年，太祖征三郡乌丸，屠柳城。 （十四年）太祖征孙权还，使渊督诸将击庐江叛者雷绪，绪破，又行征西护军，督徐晃击太原贼，攻下二十余屯，斩贼帅商曜，屠其城。 （十九年）渊与诸将攻兴国，屠之……冬十月，屠枹罕，斩建，凉州平。 （二十年）夏四月，公自陈仓以出散关，至河池。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五月，公攻屠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 正始 俭遂束马县车，以登丸都，屠句骊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