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书评一篇 在讨论中国思想史的流变之前，为方便起见，让我们先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时期做一个简单的划分。从周代以后，中国历史就呈现出统一与分裂交替存在，而统一的力量不断增强的趋势。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把从东周到明代（前770-1644）这2400余年的时间，划分成春秋战国（前770-前221）、秦汉（前221-220）、魏晋南北朝（220-589）、隋唐（589-907）、五代辽宋夏金（907-1279）、元明（1279-1644）六个时段，大体上每个时段都历时约400年左右。在六个时段中，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辽宋夏金时的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而秦汉、隋唐、元明则是大一统的帝国。不妨借用易学里“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把每一个分裂时期和随后的大一统时期合起来，就称之为上古、中古和近古。 基于这个划分，我们对这2400余年中的思想史变迁大势会产生两个直观的感受：一是，在分裂时期，思想史的发展容易涌现出一些新的、开创性的、逸出已有范式之外的思潮，这些思潮既充斥天才的灵感、深刻的洞见，亦不免初创时的晦涩芜杂、自相抵牾，而在大一统时期，就倾向于审视、消化、整合、会通前一时期的新思想，往往带有经院哲学、繁琐哲学的特点。二是，在上古、中古和近古这三个时期，思想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近似于“正反合”三段式的大周期。 西周时，学在官府，道术未裂。到了春秋战国，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蜂起，著书立说，各执己见。伴随秦汉大一统帝国的肇建和巩固，思想界也呈现出混同合流的状态。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就已经出现像《吕氏春秋》《淮南子》这样有浓厚综合色彩的著作，而在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其他各家各派有的并未彻底消失，而是改头换面，窜入了儒家门庭，儒学亦因之成为一种混合体。两汉后期，儒家思想流布人间，充分成熟，大儒解经“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说《尚书》的《尧典》篇，光是题目两个字就解说了十余万言，开头的“曰若稽古”四个字解说了三万言，可以说是其细已甚了。 从汉末开始，思想界就对儒学产生一种反动，这个反动又可以分成内部自发和外部引进两个阶段。先是有一批思想家试图以法家救世，这里面或许也包括被王夫之评价为“无其心而用其术”的诸葛亮，但这一思潮流行的时间很短暂，只能算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小插曲，不久就被远离现实的魏晋玄学所取代，而玄学兴盛的时间亦不很长，就又让位给西来的佛教。佛教思想的翻译引进和消化吸收，遂成为中古800年思想史的主轴主线。经过魏晋南北朝大规模的佛经翻译运动，当隋唐大一统局面再次出现的时候，中土思想界对佛教义旨已经有了比较完整和准确的认识。从隋代智顗创立天台宗开始，中国人自创宗派的诞生，成为隋唐佛教本土化的标志性成果。天台、华严、禅宗这些本土宗派都有自己独特的“判教”理论，去抉择统摄整个的三藏十二部教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本土化过程中，佛教思想的基本倾向也在悄然变化，从印度佛教的苦集灭道，到禅宗强调的常乐我净，应该说态度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这当然是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结果。 在前面“正”“反”两个阶段所创造的成绩的基础上，两宋的思想家重又回到儒家正统立场上，发展出以理学为主流的新儒学，与诸子学一起成为今天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两大重心所在。宋儒们虽然多有出入佛老、泛滥百家的经历，但最后都返求之于六经，总的说都还在儒家矩镬之内。理学传习至元明两代，用黄宗羲的话说，到了“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的程度，再一次呈现出经院化、繁琐化的趋向。插句题外话，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制作过一张很有趣的中国历代民德升降表，表里评价最高的是东汉，其后整个中古评价都比较低，直到宋明两朝，评价又高了起来，说明在当时的观念中，儒家思想沦浃人心，确有使民德归厚的功用。 当然，思想史的发展目的并不是为了符合某种形式上的规律，而是试图对当时当代的现实问题作出回应。有了以上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朝两个方向做些简单的推论。 一个方向是沿流而下，看一看明清鼎革至今的情况。与魏晋南北朝相似，西学的东渐是近400年思想史的“一大事因缘”。就如佛学大举传入之前，思想界内部已经兴起了玄学一般，清代前中期试图走出理学乃至走出儒学的思想谱系上，可以列出清初黄顾王三先生、颜李学派、戴震、扬州学派、常州今文经学派等一连串思想家的名字，只不过这一努力显得格外艰难，在西学携坚船利炮叩开我们的国门之前，始终未能发扬光大。 今时今日，一个合乎情理的猜测是，有类于隋唐佛学的本土化，下一步思想史发展的重心，将是对西学进行融会贯通，并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核心要素相结合的“中国化”运动。 另一个方向是对中西思想史的发展做一个比较。很有意思的是，西方思想史大体也可以用“正反合”的三段式来概括，古希腊罗马哲学是“正”，中世纪的基督教是“反”，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则是“合”。这是中西相似的地方，显著的区别在于，在思想的开创性上，宋明理学家和上列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等后宋明理学时代的思想家们，最终没有达到启蒙思想家们所达到的高度。如果说后者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足可方驾古希腊罗马哲人，那么前者恐怕还是要稍逊周秦诸子一筹。近古以来，中国思想界一次又一次发生近似于文艺复兴的复古运动，试图通过“返本”实现“开新”，但总是徘徊在一道看不见的门槛之前，没有真正迈入近代。 导致这个重要区别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有一个难证实的猜测。荷兰汉学家许理和有一部书叫作《佛教征服中国》，书的内容很精彩，但题目值得商榷，即使是经过佛教洗礼后建立的隋唐帝国，也不完全是一个佛教国家，君主仍然以儒术治国，科举也以儒家经义取士。相比之下，基督教征服西方这个说法则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西方经历了彻底的基督教化，古希腊罗马思想早已失去了正统地位，当西方人重拾古希腊罗马遗产的时候，更多是以对待“他者”的眼光参考借鉴，不容易受到古人思想的桎梏。反观中国，孔孟之道的正统地位不仅从未断绝，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然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道统和政统“耦合”的一元结构所产生的现实压力，就使得对已有思想范式的突破无隙可乘，愈加困难。 经济学家Lucas在讨论增长问题时曾经说：“Once one starts to think about them, it is hard to think about anything else.”对于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来说，中西“分流”问题可能也具有同样的魔力。我总觉得，“分流”的原因究竟有哪些，也许永远不会有确切的答案，但随着历史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我们探寻答案的心情也许自然而然就会不再那么焦灼。既济未济，变化不息，旧邦新命，未有穷期。诚如吕思勉在《白话中国史》里所说，“历史上的年代长着哩，数十百年，算得什么？看的人请等着便了”。

书中对各个时代的思想逐一进行阐述，并给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多从历史演化的角度介绍，其深度力有不逮。最后先生对后世文化界、思想想充满期待，渴望名家辈出。读至此，心潮澎湃，奈何现实差距太大。这是为何？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思想的禁锢，教育的僵化（原因很多、话题很大，不做过多表述）二，世界文化的交流，庞大的信息量让一个人很难做到兼收并蓄，只有在自己的领域做些水磨功夫。如资中筠的美国研究、袁伟时的近代史研究、张帆、茅海建、沈志华...这些无不是自己领域的巨擘。但似乎又和先生所说的“大家”、“名家”差了些。说到这里，又似乎记得“名家”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先生希望中国出名家？其中每个只要脚踏实地，在自己领域就是“名家”。一个社会应该由无数个名家组成，而不是几个名家的合集。以前你问历史、文学、书法...你只需要问一个大家就好。但现在你问秦汉历史可以看翦伯赞，问唐宋可以看陈寅恪、元朝看张帆...这就是现在，是所有的学者组成了名家，组成了华夏的文化。当我们抬头反思先生所说的名家时，我们不妨低头，看看我们身边，所谓名家，只不过是知道的比我们多、理解的比我们深的读书人。

这版不好，把原书的小字和正文混在一起，不好读

前面几章朗朗上口，有对我泱泱中华思想发展不断吸收消化创新的自豪，也有与西方思想发展的对比，找不足，还不错。后面两章人名过多，思想少，觉得有点草草结束，遗憾

于中西文化之碰撞，挺乐观的，尤其“他日合先秦、希腊、印度及近世欧美之四种文明而统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我中国人矣。”于先秦汉魏晋唐宋之诸子发展分析及与泰西之对比，多有独到见识，于今仍能有一定启迪。然不喜佛教之论述，感觉空而虚夸，论及清代学术愚以为也有此病，多有名序而无细究。然也不必苛求，毕竟清末民初早期学者，能有此眼界已超脱绝尘。待以后识多再论。

简要梳理了各个时期主要的学术思想。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未辨伪书。伪书为后人造伪，非时代思想之反映。二是未知主流。本书只罗列了时代精英的思想，对当时社会主流的流行观点未有揭示。三是未成全篇。许多章节有纲无目，存而不论。

最后对康有为孔学观及当时反孔思潮进行了评述，这是值得注意的

在思考中国出路的学士当中，有的一味学习西方对中华古代不屑一顾，有的则一心崇尚中华传统思想鄙夷外邦知识，梁启超则是希望能将两者融会贯通。 南学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有启发，最后一章，近世学术思想写得太繁琐

梁启超先生此书之出版，实为中国学术界之幸运！实为思想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