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论衡

彭春凌｜章太炎：道之变与进化（转载）新书：《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 彭春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中华数千年文明史中，屡见以《原道》为篇名的著述。其中最知名的几家包括西汉时编纂的《淮南子》之《原道》篇，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之《原道》篇，以及唐代韩愈所撰《原道》篇。清中叶时，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设有《原道》上、中、下三篇。时人见其题袭前人，颇不以为然。章学诚辩曰，“淮南托于空蒙，刘勰专言文指，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皆足以发明立言之本”，“鄙著《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篇名为前人叠见之余，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诚然，只要自出机杼、自有心得，篇名叠见并无妨碍。 章学诚之《原道》，立意在道出于事物之变，以“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来夯筑“六经皆史”论，对此后学术发展影响至深。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中心人物近代思想家章太炎（1869~1936），其扛鼎之作《国故论衡》亦不避雷同，同样设置《原道》上、中、下三篇。章太炎将《原道》放在《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的范围内，实际是在整个中西文明碰撞的背景中，借着诠释老子以降的道家思想来阐述以“齐物”为中心的政治哲学。所谓“庄周明老耽意”，“其道在分异政俗，无令干位，故曰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者，各适其欲以流解说，各修其行以为工宰，各致其心以效微妙而已矣”。章太炎之《原道》也堪称“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本书题名“原道”，主旨又与历来诸家迥殊。“原”这里是动词，意为推究。“道”则指向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9世纪的生物进化学说奠定的新的宇宙与人的观念，它们构成了今天对宇宙与人的认知基础；而宇宙与人观念的新旧变迁，又引动了包括宗教、伦理、美学、社会政治学说等诸领域的思想震荡、观念协商或革命。本书以近代中国的大思想家、公认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之思想经历为轴心，来辐射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跨越大西洋、太平洋的英语、日语、中文三个文化圈，涉及英、美、日、中四国，由革新中的宇宙与人的观念所牵动的宗教、伦理、美学、社会政治学说诸领域之思潮跌宕和交互影响。在寰球的同一段时空中，因各国固有的文化特征不同、当前之社会命题有别、内部的派别分歧深刻，整体上步伐相同的观念革新面临理解要点之参差错落、逻辑理路之递演流变。恰恰是在这么一个复调喧哗的格局中，才能以章太炎为切入点，来把握中国近代思想的某种全球史脉动。 近代以来，无论中西，思想家都普遍承认科学革命与生物进化学说带来了宇宙观和伦理观的根本革新。严复在《天演论》第一篇《察变》按语中，借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观点总结了古今之别：“古者以大地为静，居天中，而日月星辰，拱绕周流，以地为主；自哥白尼出，乃知地本行星，系日而运。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则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盖自有哥白尼而后天学明，亦自有达尔文而后生理确也。”在该书第十二篇《人群》的按语中，严复话锋略转，述及宇宙与人观念的大转变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冲击:“十八期民智大进步，以知地为行星，而非居中恒静，与天为配之大物，如古所云云者。十九期民智大进步，以知人道为生类中天演之一境，而非笃生特造，中天地为三才，如古所云云者。”地与天配，和阴阳学说相关。如王充《论衡》之《自然》篇谓：“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天、地、人并称三才，章太炎《重订三字经》就录有传世《三字经》中的“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并释曰：“天地人为‘三才’，见《易·系传》。日月星为‘三光’，见《白虎通》。”说法源自《易·系传》。三才之说赋予了人“笃生特造”的地位和灵性。它们均属于中国传统思想。而日本进化论者丘浅次郎（又名“丘浅治郎”）的概括则最为直接：“天文学进步的结果是，让人们知道地球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与之十分相似的是，生物学进步的结果是让人们清楚地知道人类也是兽类的一种。” 中国古人对“道”——从自然万物运行的时令规则，到建构在血缘亲疏、长幼尊卑上的人间道德秩序、伦理操守，一般而言，有着相当笃定的信仰。其原因，大体可归结为董仲舒所谓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夏秋冬，四时交替；日升月落，昼夜更迭。自然的运行规律是亘古不变的。既然主宰人间事物的天意是不变的，那么人间的道德秩序、伦理教化也就不会改变。到了清代，盛时彦在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作序时，对当然之理、不易之道仍有确定不移的坚执，颇能代表世人的大体认知：“夫道岂深隐莫测，秘密不传，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诀哉！万事当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汞泻地，颗颗皆圆；如月映水，处处皆见。大至于治国平天下，小至于一事一物、一动一言，无乎不在焉。” 清中叶以降，如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就介绍过哥白尼学说。而1840年代海通以来，随着《重学》（1859）、《谈天》（1859）等西书的翻译，融汇哥白尼、开普勒的天文新学说和伽利略的物理学说，代表科学革命成就的牛顿定律及其所支撑的近代宇宙天体认知已经在中国逐步传播并产生影响。然而要到戊戌时期，以《天演论》《斯宾塞尔文集》的翻译为契机，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糅合18世纪进步哲学与19世纪生物进化学说形成的“进化”哲学在中国获得了趋新知识人大范围的认可和接纳。众所周知，严复1898年出版的译著《天演论》，原书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赫胥黎在进化观念上更接近达尔文，而非斯宾塞。然而，严复的学说实际上以斯宾塞的学说为基础。他从《原强》（1895）到1903年出版的译著《群学肄言》（即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都是正面介绍斯宾塞学说。在《天演论》中他也通过“按语”等形式阐明斯宾塞的主张，甚至屡次驳斥赫胥黎的观点。宇宙与种群的演化、人类社会的发育、文明的变迁等，才因被整合进一套“进化”哲学的逻辑框架，而被一股脑地接受下来，并且持续在中国的思想界发挥影响力。 正如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生物进化学说在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上，完善了以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的发展所支撑的“科学革命”。“达尔文的进化思想迫使我们对人在生命世界中的地位采取一种现实主义观念”；“它还促使我们在哲学思想上容纳物理学家的哲学所轻视或缺少的一些概念，诸如变异、多元论、机遇、不确定性、目的性程序、历史信息以及其他。新的生物学世界观为控制事态过程（包括人类历史）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幅全新的画面”。 斯宾塞的生物进化观念和达尔文有差别，即不同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原理。斯宾塞用拉马克主义用进废退的理念来解释生物进化的原因（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的详细讨论）。斯宾塞“进化”哲学也包含了变异、多元、目的性程序、历史信息等诸元素。特别是他从宇宙的诞生开始，为所有自然和人文现象勾勒了一个全新、可识别的演变图景。借助星云假说（Nebular Hypothesis）、获得性状遗传（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等理念，他将从17世纪牛顿力学原理到19世纪生物学发展的主要知识汇通在一起，为人类感知范围内的所有对象提供了整全性的、确定的解释，尤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章太炎1898年与曾广铨合译了《斯宾塞尔文集》。研究者指出，从宇宙到生物的进化，到人类文明的演变，章太炎早年《儒术真论》（1899）、《訄书》初刻本（1900）的整个知识架构、文化观念都受到斯宾塞影响。除了智性的层面，不可忽视宇宙万物的进化变迁——“天变”带给章太炎的情感震撼。从原作中并不存在，而是章太炎直抒胸臆的语句那里就能窥见一斑。斯宾塞辨析地壳变动、陆地沉陷带来潮汐、风、降雨等一系列气象的改变，译文笔述者章太炎感叹：“故曰今日不如古日之热，今月不如古月之白，非虚言也。”针对原文“古物之受镕”容易引起读者困惑，译文解释说：“由地球之有亡灭，可以知其必为积点所成，可以知其日久而变化，然则古物之受镕也，复何惑焉？”太阳的热度在变化，月亮的颜色在变化，连地球都有灭亡之日，“天不变”自然就难以取信。 宇宙万物、生物种群作为物质的存在都处于不懈变化的进程中，人类的每个个体都是进化的“中间物”，并且都遵循“进化”的自然法则。这是进化学说带给全世界年青一代的新鲜体验。1857年，37岁的斯宾塞在撰写《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时感叹：“在外在和内在的两个世界中，他都发现自己处于永恒变化的中间，他既不能发现变化的起始，也不能发现变化的终结。”他的朋友赫胥黎则领悟到，“有肉体、智力和道德观念的人，就好象最没有价值的杂草一样，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纯粹是宇宙过程的产物”。赫胥黎在19世纪末坚信：“伦理本性虽然是宇宙本性的产物，但它必然是与产生它的宇宙本性相对抗的。”日本的加藤弘之40岁读到达尔文、斯宾塞、海克尔（Ernst Haeckel）等关于进化主义的书籍，更加明白“宇宙是唯一的自然，绝无所谓超自然的东西”，也因而更相信“我们人类并非本来就是万物之灵长，而是完全由于进化才成为灵长”，就此而放弃了天赋人权说。德富苏峰在二十四五岁时出版了《将来之日本》，中江兆民赞其“祖述近时英国硕学斯辨施尔氏万物追世化成之说，更创意有所发明，因以论吾邦制度、文物，异日必当为云云状”。此处的“斯辨施尔氏”正是斯宾塞。章太炎参与翻译《斯宾塞尔文集》时不到30岁。谭嗣同31岁时观察到化石中动植物遗迹，“大要与今异”，“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已腐臭”。鲁迅则写下了和斯宾塞中间物的感受极为接近的文字：“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 从斯宾塞到赫胥黎，从加藤弘之到德富苏峰，从谭嗣同到鲁迅，与看清宇宙与生命的变异性相伴随的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各国青年不断思索人类文明的走向，陆续激荡政治、社会的改革目标，重审道德的归处、伦理的担当。 而处于这一时期英语、日语、中文三个文化圈之间知识流通中枢环节的章太炎，当初正是用传统对“道”的诠释来阐述斯宾塞的“进步”（progress）。 在斯氏那里，“进步”（progress）乃是描述“进化”（evolution）过程及状态的词。两个词都蕴含了由同质性向异质性的演变，又几乎可以通用置换。在《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中经常出现两个词可以置换的句子，比如“the evolution of the homogeneous into the heterogeneous”（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进化），又说“Endless facts go to show that every kind of progress is from the homogeneous to the heterogeneous”（无穷的事实显示每一种进步都是从同质性到异质性）。从斯宾塞对自己思想与文章的布局中也能看到这一点。章太炎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多次将贯穿宇宙到人类一切事物之进步法则——“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mogeneous into the heterogeneous），对译为“由一生万，是名进境”。“由一生万”，又或写为“由一而化万”，它来自道家的观念。传世《老子》第四十二章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文解字·一部》释“一”曰：“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将“进化”类比于“道”之演变，显然是章太炎深思熟虑的结果。斯宾塞指出，不同的生殖细胞最终会成长为千差万别的人、鸡、猫、狗等，但在最初并看不出它们的特异性，“没有动物和植物的胚芽包含它们未来有机体哪怕最微小的雏形、痕迹或者表征”。章太炎译文处理为：“动植物之生机质点，泯然若寥天一。”“寥天一”典出《庄子·大宗师》“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宣颖《南华经解》释曰：“乃入于空虚之天之至一者耳。”也就是说，章太炎这里仍是用作为天之本原的、空虚无形的“道”的演变来描述生物进化。 有意思的是，1910年初版的《国故论衡》的《原道》下篇中，章太炎对庄子齐物之道的阐述，其实又暗含着斯宾塞对进化的解析。他说：“独王弼能推庄生意，为《易略例》，明一以《彖》，……明岐以《爻》。”“一”与“岐（歧）”的关系，亦正可对应从同质性到异质性的转化。该文篇末曰：“道若无岐，宇宙至今如抟炭，大地至今如孰乳已。”他将宇宙、大地最初的状态指向同质性的“抟炭”“孰乳”，经过“歧”的异质性演化，生成包罗万象、众歧纷纭的宇宙、地球面貌，对应的正是斯宾塞以星云假说为基础的宇宙进化论述。章太炎在1907年写成的《五无论》中就有类似表述。《国故论衡》再次建立了“道之变”与进化的对应关系。这意味着“原道”是一个恰适的总名。它可用于指涉过去四百年围绕宇宙与人观念的根本革新。受其搅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英语、日语、中文三个语言文化圈彼此关联、交叉影响、互相质询。而其间宗教、伦理、社会政治及美学的种种思想变迁，皆可由章太炎之牵引而得见。

章太炎是当之无愧的两千年古文第一，但在今天的名气并不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用词实在太过古奥，有些是必须如此，但也有很多是刻意为之的，所以就像他的徒弟鲁迅说的，他是自己给自己筑起了一道高墙。辛亥之后，一方面是各路仁人志士探索开创共和新制，另一个就是胡适所说的整理旧国故，而自章太炎著《国故论衡》，这国故之名始成！

耗费许多精力，暂时堪堪读完四分。 读来，不禁知觉自己如入无尽之宝库。 既感叹太炎先生学问之精深独到， 又不禁感叹自己能力之浅薄。 瞻仰其故作，如流水濯心，久旱逢霖。 为学之路尚远。

此书为余杭章先生近与同人讨论旧文而作，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二十六篇。叙书契之原流，启声音之秘奥，阐周秦诸子之微言，述魏晋以来文体之蕃变，凡七万余言。

章太炎先生一代国学大家，《国故论衡》乃是先生就训诂学、音韵学考据的经典著述，文理深邃，博大精深。陈平原老师导读深入浅出，赏析详尽。

20260413《国故论衡》是章太炎重要的国学著作，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卷，系统论述文字音韵学、文学、文献学、周秦诸子学、经学及佛道之学等，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百科上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近现代学术史上很重要的一本书”，但是非常晦涩难读懂，有老师教才行，想自己读懂真的太难了

抓住太炎先生此书，开启千年古文奥秘。 硬着头皮啃最硬的骨头，作个经年计划 许个不自量力之宏愿 自勉

读后汗颜，五千年宝藏，如隔藩篱，不得登堂，匡论入室。

能启思，博观约取，借佛寓解，时代之人有时代之识与时代之文，守、变相合，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