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晓声
梁晓声先生以直面现实的态度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和精致的文学创作,在这些作品中,他真诚而又爱憎分明地记述历史,深入剖析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其中渗透了社会历史的变迁、风俗人情的移易、人性心灵的内省。他的作品因此被称为“史性与诗性的综合体”,承载着重要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和收藏价值。
最近有书友问我,为什么读了那么多梁晓声的作品?这是因为我和他生长在同一个时代,虽然命运不同,却有着相似的经历。喜欢他的作品还因为他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对社会的分析客观深刻。 《泯灭》是梁晓声的一部长篇小说,寓意深刻,发人深省,梁晓声想表达什么呢?正如他在序中所说: 人有信仰,才有操守,进而才有所谓“泯”,才有所谓“灭”。 倘并无,“泯灭”的指出又从何谈起呢? 小说中的翟子卿可有什么信仰么? 我以为,是没有的。 晓声呢?也没有。 这两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从不曾是共和国的任何方面的宠儿,甚至从不曾被关注过,他们只不过是中国草根阶层的两个儿子。他们的成长过程,倒确乎是新中国一味强化信仰的历史阶段。那一段历史可曰之为“红色政治”。对于宠儿,自然或会成为信仰。一切言行、对错,唯以是否符合“红色政治”的准绳为原则。这样的人在从前的中国比比皆是,但子卿和晓声却都不是那样的人,“红色政治”只不过染红了他们的发肤而已。事实上,他们对于那“红色”,还每每心生怀疑和不安。 而人生在世,总归还是要信点儿什么的。 他们也就是信善而已。那是他们的母亲们给他们的信仰,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两位母亲只能给他们那么一点点有益的东西,是不知不觉中给的,于她们从未当成信仰来给。 那么,子卿也罢,晓声也罢,其实是两个那个时代的边缘人,是被漠视的大多数。他们在社会的边缘,不甘而又小心翼翼地活着。倘不小心翼翼,在当年他们都是有可能被“红色政治”一棍子打入另册,从此永无翻身之日的。 “改革开放”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个从文了,一个经商了。 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开始崇拜金钱巨大能量的“纪元年”。 本就没什么信仰可言的人,于是转而向金钱顶礼膜拜,自然而然地合乎规律。 子卿宁为金钱之奴,晓声面对金钱的诱惑苦苦挣扎。 他们都挺可怜的。 富并不见得会使人注定富得“只剩下了金钱”。 没有信仰因而并无持久操守却又渴望暴富机会的人,一旦富了,才会富得“只剩下了金钱”…… 子卿连母亲给他的那么一点点有益的东西也丢掉了…… 晓声又能握持住多久呢? 金钱至上的时代,穷也罢,富也罢,其实人之心灵上都是可怜的。 梁晓声的这部小说只是揭示了那样一种可怜而已。除了对那个时代的描述,他对人性的剖析也入木三分,令人钦佩!
倘若做一个含辛茹苦养儿子的母亲,倘若做一个贤惠美丽解语花的妻子,倘若妻子奉养婆婆胜过自己母亲,两人都具备想象中女性的美好品质——那么就会被狼狗凶残地啃食而死。望世上女子:自私、贪婪、凶残,天地本不限制女性,森林里的母兽也不靠美好捕食,切勿自作囚笼、作茧自缚。
我们都见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企业家,除了少数沾权带势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创业的内驱力是什么呢?无它,活着而已。努力让自已活下去、努力让员工留下来、努力把产品卖出去……不经意间发际线越来越高,啤酒肚隆起,回首往事竟已然是做大做强。 没有热爱与理想、没有消费符号、没有改变世界的欲望,只有活着的欲望,至多还有从贫瘠和单调中出来的欲望。某种意义上讲,翟子卿这类商人是幸运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八十年代的淘金浪潮里昙花一现身败名裂。但为什么“我”——梁子却还要对翟子卿以及他代表的一切财富、地位、生活方式……等等一切又艳羡又惋惜?惋惜什么呢? 当梁子在纠结要不要与寂寞大嫂云雨一番时,一定能明白,他在偷人之前早就偷走了子卿的梦。而梁子爱的是原来那个子卿,大嫂或许也爱那样的子卿。但现在子卿不是子卿,是华哥,而梁子成了子卿青春版。 过去的子卿因为清高而死,梁子却因为不够清高而存活,于是华哥和子卿的重逢宴用的是梁晓声的一贯手笔:情理之内意料之内。但我却读了一遍又一遍。并不是讽刺唏嘘,更不是感动释怀,而是太真实太具体了。梁晓声的小说让人不忍卒读的原因都是因为太真实太具体了。 现实世界就是一方大磨盘,磨死子卿这样颗粒饱满的大谷粒儿,而梁子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没被搅和个稀巴烂,那是因为我们是芝麻粒儿、是荞麦壳。子卿他们被磨成粉打成浆了,我们就成了硕果仅存的大渣滓。 大渣滓永远羡慕大谷粒,因为大谷粒活着是粮食、死了是粮油,我们羡慕他们活着丰腴向阳,死了还能金灿灿地流淌。我们羡慕他们活着时候的纯粹,嘴上说着不羡慕他们死了以后的闪耀。但我们都知道,即便时代永远在杀死子卿他们,但大谷粒永远不会羡慕我们这些大渣滓逼逼赖赖地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