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诗文选评

《桃花源记》是净土宗慧远法师开创的秘密会社：一个宗教军事性质的坞堡 回到衣冠南渡的两晋分际社会背景中，旧时王谢贵族逃往浙江，如王羲之谢灵运，踏着谢公屐上天台山，藐视凡尘，下层平民逃往鄱阳湖庐山，如慧远法师，陶渊明，陆修静，既融汇儒释道三家，兼容并包，又以严谨的戒律，“净”的思想门槛，建立起乱世的宗教军事秘密结社“莲社”，留下“虎溪三笑”“桃花源记”等等传说。 毫无疑问，陶渊明《桃花源记》正是净土宗的乌托邦思想，有秘密社团性质，它可以自保，也可以造反。张道陵的五斗米道恐怕也是如此。 1、慧远法师为何拒绝谢灵运入莲社：慧远的净土是《桃花源记》的平民村落，谢灵运的净土是贵族的神仙天台 《庐山记》净土宗慧远法师开创庐山东林寺和莲社的故事：于是谨律之侣绝尘之客。四方不期而至。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南阳宗炳张野张诠等。凡百有二十三人。与师同修净土之社。乃令刘遗民着发愿文。殷仲堪之任荆州也。入山展敬。与师松下谈易。陈郡谢灵运。负才傲物。少所推重。一见肃然心服。为凿东西二池种白莲。求入净社。师以心杂止之。范宁在豫章。师请入社。范不能从。 所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实是一种慧远法师开创的净土遗民的宗教观念范本。“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是洞天福地中的佛光。 慧远法师创立的莲社，感觉是一种衣冠南渡后的自治组织！就像坞堡，有生产强制性，“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往来种作”说的正是严格的秩序，可能还有武装势力，能够进入桃花源的村民思想上必然也有“净”的考核，必须是“谨律之侣绝尘之客”，心太杂太高傲的谢灵运就被禁入，其实谢灵运的贵胄身份，决定了他的净土是穿着谢公屐登山的清高藐尘的天台，以此自我标榜，而不是平民化的桃花源村落式的。两种净土，差异明显。王谢那样的贵族后裔都迁徙往浙江，往天台去了，平民南渡，就往鄱阳湖往莲社去。 我在《七发》中读到过关于陶渊明的历史评价变迁，像在南北朝时代，在主流群体眼中，参考萧统在《陶渊明传》的评价：“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这句话来看，陶渊明只不过是一个有“高趣”的山人。 到了中唐以后，陶渊明的评价才开始好起来，到了宋代，则是达到了一个巅峰。特别是苏东坡，那个著名的“悠然见南山”的望与见的差别，就是他提出来的。 依我所见，这是唐宋变革的差异，贵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唐朝的隐居只是干谒的反向策略，比如李白，中唐以后直到宋朝，科举冗官冗员，员多缺少，努力不一定有用，当不了官需要精神安慰的平民士人更加认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再回来谈慧远法师，他邀请范宁入社，范宁是反对何晏、王弼等的玄学，推崇儒学的。 但慧远法师本人似乎是兼容并包的，虎溪三笑中三人身份都不同，代表儒释道三家。这是从他的师傅释道安开启的佛教中国化。 释道安（312—385），常山扶柳人，东晋高僧、佛教学者。十二岁出家，师从佛图澄，后居襄阳十五年，整理佛经、制定戒律，首倡僧侣以“释”为姓，用儒学阐释佛理，推动佛教中国化，弟子有慧远等。 制定戒律，可能也正是莲社戒律严谨的思想来源。想起后来梁武帝定立了吃素的戒律……为什么那个时期戒律很重要？可能是三教斗争，特别是佛道斗争的内卷必然，越来越极化，使得自己在道德纯洁性上更胜一筹。 首倡僧侣以“释”为姓……我在《三言二拍》中读到从四川追随许逊的老百姓都改姓了“许”，恐怕有类似性。 用儒学阐释佛理，推动佛教中国化……师为引庄子义为比类。惑者大释。于是安之门人独听不废俗书……可以说，师傅用儒家解释佛理，而慧远法师是儒释道三家贯通，兼容并包。 2、“虎溪三笑”“不足为外人道也”体现了秘密结社的戒律： 《庐山记》：桓玄震主。不觉致敬。安帝自江陵还都。辅国何无忌劝师候觐。师称疾不行。帝遣使劳问。凡居山三十年。影迹不至尘俗。每送客以虎溪为界。 突然明白了，虎溪三笑的故事中，为何虎啸？代表不出山的戒律之严谨，不为王者卖命的气节，也是对净土的守护，对乱世权力的恐惧。 这恐惧源于他师傅释道安的真实遭遇。“安为朱序所拘”说的是道安被朱序扣留。东晋太元三年苻丕攻襄阳，镇守的朱序无力抵抗，道安被困在城中出不去，只能把弟子们分散遣走，自己随后也被苻丕俘往长安。 高僧被军阀扣留，可能是常事，因为那个年代，僧人是三宝，高僧是有神力的，代表着某种天意。唐僧被那个高昌国王挽救，他不惜绝食抗议。 抢夺高僧高道是常事，因此他们出山也有性命之忧。 我想起《桃花源记》里，村民“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告诫，很可能正是莲社的保密规约，后世那些秘密结社就是这样的。“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显然是被监视，被破坏了路标，这个组织里可能充满了相互监视的间谍，具有军事性质才会如此。 3、许逊在四川学到了张道陵教团的军事化组织方式： 我在《三言二拍》读到许逊的故事，他为何要去四川？ 当旌阳县令是个理由，另外还可能隐含着“去四川学道”的理由。 因为天师道起源于四川，早期蜀道蜀僧（僧道不分），都是极度有名的，在扬州安徽都有蜀井传说，显然是四川的道士下山所传播出去的神话故事！ 许逊有没有在四川当官，我不知道，也许他这个人都是杜撰的，但“学道去四川”意味着那是时代的风气，那里相当于道家的黄埔军校。 《三言二拍》讲许逊辞官回江西的家：百姓不忍，送至百里之外，或数百里，又有送至家中不肯回者。真君至家，拜见父母妻子，合家相庆，喜不自胜。即于宅东空地结茅为屋，状如营垒，令蜀民居之。蜀民多改其氏族，从真君之姓，故号许氏营。 真有趣，假如真有这种事，我认为，吴猛和许逊都是河南人，吴猛可能只是启蒙，许逊真正重要的是在四川学道的经历，因为天师道的中心在四川。 他学成带走了一批人，抵达鄱阳湖的庐山，建立了一个教团，呈现军事组织的特征，张道陵的五斗米道之所以能造反就靠教团的组织力！也就是说，许逊从四川学到的可能是教团组织方式。 “从真君之姓，故号许氏营”……这个细节，非常特别，为什么会这样？老百姓爱戴一个退休的父母官，难道连姓都要改？没道理啊！魏晋时期，可是非常重视孝道的，你改了自己的姓，不是断灭自己的祖宗十八代吗？ 我不认为这些人出于什么爱戴，这可能是张道陵军事化教团的特征：人身控制！就像墨家的极权专制奴隶组织，所有人都是工具人，不能有独立思考，只能听教主“巨子”的话，就像金庸小说里的“星宿老仙，法力无边”！ 当然，带走了革命火种的许逊未必要造反，而是自保。魏晋时期，世家大族多以坞堡和家兵自卫。 许逊有点像领导了一个道家军事拓殖团，开往鄱阳湖……他家族本身是从河南南渡而来，迁徙到了江西的，就像王羲之，谢安，山东人迁徙到浙江绍兴。 释道安，首倡僧侣以“释”为姓……与追随许逊的老百姓都改姓了“许”，恐怕有类似性。 我发现，变姓易名，是个方士道家的常例！ 《论衡》：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长，常自谓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 世或言：东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变姓易名，游宦汉朝。 我写过： 汉化，胡化，释化：化的思想在魏晋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举措之一，“定姓族”，需要上追三代，模仿南朝门阀制度，就像共产党建国后的划成分，拓跋部落和汉人都划分成几个大姓大族，做官的起点就不同，上层永远是上层，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 变胡姓为汉姓，甚至出现了冒认汉姓的状况，那冒认的一定是四大高门吧，清河崔氏，琅琊王氏之类。 刚听葛兆光香港讲座“以亚洲为视野”，明初两位大帝严格执行去蒙古化，原来中朝都有蒙古名，说蒙古话，令改成汉姓说汉话。 改名更姓，在魏晋时期似乎是一种极度普遍的现象，佛教徒改姓释，《三言二拍》里许逊门徒全部改姓许，成立“许氏营”。（葛兆光还谈到早期道家，显然是天师道太平道，模仿政治制度管理和收税，有可能将中国带向神权国家，只是失败了） 《三国志》乌桓：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 也许这是一种魏晋玄学中“化”的思想，汉化，胡化，释化，总之都是变化。 4、“避秦时难”的战国末期移民将“大禹治水”神话带到了南方： 《庐山记》有关于匡俗的两个故事版本，其一：庐江出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障故旧语。以所滨为彭蠡。有匡俗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俗受道仙人。共游此山。遂托空崖。即岩成馆。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焉。 其二：又豫章旧志云。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也。或曰字君孝。父东野王与吴芮佐汉定天下。而亡汉封俗于郦阳。曰越庐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术。遂寓精于洞庭之山。故谓之庐山。 到底是什么时候人？一会说殷周，一会说秦汉，但有一个共性，都是乱世转折时期！照常理，秦汉会更加可信。 《桃花源记》就是“避秦时难”，可能当时魏晋时期是普遍存在，有人逃往武陵源，有人逃往庐山，都属于古代彭泽的周边区域，处江湖之远。 记录庐山神话的慧远法师恰恰和陶渊明，谢灵运交游，作为魏晋时迁徙向南方的新移民听到了“避秦时难”的初代移民的传说，遇见了其后裔。 而那些“避秦时难”的移民，属于战国末期人，神仙思想浓厚，比如说庐江出“三天子都”或曰“天子障”的说法，我感觉，颇像《列子》中的“王屋山”，古代把某大山当作是巨神居住的房子。当他们迁徙到新的地方，感到庐山和太行王屋山相似，就住了下来，并以类似的思维方式命名它。他们可能也带来了大禹治水的中原神话，比如绍兴的大禹陵，大禹会稽百官的传说，很有可能，本来只是黄河中下游的事情，涂山不可能在安徽，更可能是河南与山东某个地方，那里的人后来南下，从安徽再到绍兴，把同一个会稽故事附会到新的相似的山水上（山水很相似，太容易附会了，最典型的是全国大概有成千上万座鸡山牛山马山吧？），会稽郡本来是泛指东南一大片。 也就是说，溢出到中原以外的大禹治水的禹迹都是战国末期因为动乱而人口迁徙造成的，是新移民将他们的神话附会到新的山山水水上，就像给陌生的新土地开光一样，这样，他们的祖先神跟着他们定居安息下来，得到精神的慰藉。这就是目的。 5、何心隐的聚和堂是儒家的教会组织，宗教化组织与神魔小说同时崛起： 正听百家讲坛，明朝何心隐在家乡创立聚和堂……我突然想，像我们这种读书人，回到家乡就是一个白痴无能之辈，连一个乡里乡亲都叫不动的，哪里能组织起一个乌托邦团体？！古代的读书人却完全不同，他拥有巨大的官僚权力背书，老百姓是敬畏的。读书人才有巨大的权力幻觉！ 其实鲁迅，如果不是民国媒介崛起，如果不是民国读书人仍然具有某种权威性，他是很难有影响力的。 今天，大学生当然跟读书人是两码事，大学是打工牛马的培训所。而真正的读书人必须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据说，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早就死光了，或出走或哑巴。 何心隐的聚和堂就是儒家的教会组织。简单讲，特征就是“教”和“会”两字。他是江西吉安人，王安石江西临川人，果然江西是革命老区，思想非常先锋，又特别有行动力。从东晋慧远法师的莲社，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江西人王安石变法，何心隐的聚和堂，毛泽东朱德的井冈山…… 何心隐被李贽推崇，而李贽与达观和尚被称为万历年间两大异端“教主”，依我所见，何心隐也是教主。 似乎明朝中期，宗教化组织与神魔小说同时崛起，是一股社会风潮，连儒家都试图建立教会了！神魔与异端，绝非偶然。 我查百度： 何心隐曾提出要以教养制取代君主制。教养制是何心隐在创办聚和堂期间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创新。聚和堂就是紧紧团结在以“率教”和“率养”两位最高领导为核心的领导机构周围开展改革事业的。“率教”和“率养”不仅执掌聚和堂的教育大权，而且还负责其经济大权、社会救助之权，更负责全体成员的道德修养之完善。 破除一般的身家，建立一种超乎身家之上的师友关系，也就是“会”。这种“会”代替了一般的身家，把士农工商的身家，以显以藏于“会”。这种“会”，统于君师，极于朋友。何心隐以“会”统天下，天下士农工商之家，都“以显以藏于会”。不仅限于把家与“会”联系起来，使家成为会的组成的一部分，在“会”的统一联系下，各种不同的家，若士、若农、若工、若商，也就只有职业分工的差别。 6、风水让生地变成了家园：拦腰斩断蜈蚣山是郯庐断裂带，也是先民的地理改造 《三言二拍》许逊弟子斩杀妖怪：其时但见一物，隐隐如蛇，昂头摆尾，横亘数十里。施岑曰：“妖物今在此乎？”即拔剑挥之，斩其腰。至次日天明视之，乃蜈蚣山也。至今其山断腰，仙迹犹在。施岑谓盱烈曰：“黑夜吾认此山以为妖物，今误矣，与汝尚当尽力追寻。” 蜈蚣山的断层地质构造是被拦腰斩断的……其实很有趣，就像庄子鸟瞰，野马也，尘埃也，古人移民到了一个新地方，以观风水的方式，赋予山水景观某种特殊的意象，神话，其实是把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生地，变成了熟悉的家园，我说过，这类似“开光”！它让人类得以栖息安居，其功至大！ 今天我们去很多山水景点，都有各种奇诡的想象的名称，我去年在江西三清山，所有人都在看一个美女回首的石柱！各种角度，咔咔拍照……这就是意义，意义是被人类自我构建起来的。 在这个许逊的民间故事里，江西的各种景点都被编织进来了，都是许逊斩杀孽龙的现场，其实，很像大禹治水的神话，从中原被延伸拓展到了全国。当时，中原之外都是异族部落统治，那儿的水灾大禹你管得着吗？也有点像江苏的所有小吃，都被附会了乾隆皇帝下江南的传说！乾隆稀罕你的烧饼？ 再回来谈蜈蚣山的断层地质构造，可能跟我谈过的郯庐断裂带有关。道家对山川的解释不科学，但体现了人改造家园环境的意志。洞天福地，桃花源记，就是这种意志的凝结。 7、鸡犬升天其实是全家殉葬： 《三言二拍》许逊全家鸡犬升天：仙眷四十二口，同时升举。里人及门下弟子，不与上升者，不舍真君之德，攀辕卧辙，号泣振天，愿相随而不可得。真君曰：“仙凡有路可通。汝等但能遵行孝道，利物济民，何患无报耶！” 其实，这是殉葬。升天就是去死。古代部落酋长死了，少不得大肆殉葬，几十上百人呢！秦公一号大墓就是如此，该墓共发现‌186具殉人‌，目前发现殉葬最多。 这就叫拔宅上升，鸡犬升天！那些被殉葬的，真的是带着美好的理想死的，自愿陪伴君主去的。因为君主死了，自己活着就丧失了意义，奴隶社会就是如此。 还有很多，日本和美国，邪教中集体自杀，为教主殉葬的，死的可是几百几百的人。中国古代邪教也是，至少港片中表达过很多。 各个朝代灭亡时，都有各种形式的殉葬，比如南宋灭亡时，三十万军民一起殉葬。他们是死了还是升天了？ 去死就是升天，无论你爱怎么说都不妨碍那是死亡的事实。 我怀疑的是许逊建立的是一个秘密会社。和慧远法师的莲社类似。教主死了，需要很多人殉葬的。 攀辕卧辙，号泣振天，愿相随而不可得。……真像毛主席死时的中国人，金正日死时的朝鲜人！我想历史上那些周公，秦公死的时候，更加如此了，简直就是天塌了，不想活了。自愿殉葬的人会不少，因为殉葬是一种荣耀，商周贵族才能替君主殉葬的。 所以我说，许逊，可能是个教主，有资格的徒弟才能为他殉葬，很多教徒轮不到殉葬，就哭丧…… 拔宅上升，鸡犬升天的道家神话，可能需要另一种解读。 王充《论衡》所写正如我的观点：淮南王刘安坐反而死，天下并闻，当时并见，儒书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鸡犬升天者，况卢敖一人之身，独行绝迹之地，空造幽冥之语乎？

本书主要选了陶渊明、谢灵运和鲍照三位诗人，喜欢陶渊明的人很多，我也不例外，这样一个风姿潇洒、心定气闲的隐逸诗人谁会不喜欢呢？ 谢灵运，诗仙李白的偶像，山水诗的鼻祖，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柳宗元都曾取法与谢灵运，这样的大咖自然是大家崇拜的对象啦。 至于鲍照，在读文学史时只知道他的名字，对其知之甚少，看了本书对其详细的介绍，读了他的《拟行路难十八首》中选出的六首，留下深刻印象。 尤其是其中的这几首： 泻水置平地， 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 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 举杯断绝歌路难。  又： 君不见河边草， 冬时枯死春满道； 君不见城上日， 今暝没尽去，明朝复更出。 今我何时当得然， 一去永灭入黄泉。 人生苦多欢乐少， 意气敷腴在盛年。 且愿得志数相就， 床头恒有沽酒钱。 功名竹帛非我事， 存亡贵贱付皇天。  再： 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 丈夫四十强而仕， 余当二十弱冠辰。 莫言草木委冬雪， 会应苏息遇阳春。 对酒叙长篇， 穷途运命委皇天。 但愿樽中九酝满， 莫惜床头百个钱。 直须优游卒一岁， 何劳辛苦事百年。  读来体会颇多，如果有书友喜欢这三位诗人的话，这本书正是我要强烈推荐你的。

小看了陶渊明，哪里是一个简单不想上班的隐士，人都是立体的，年轻时候的梦想，中年时候的顿悟，晚年时候的选择，这个是一脉相承的，这才是立体的人物。原来只知道他归隐，谁能想到他也年轻时有大志，有血有肉，敢爱敢恨。而归隐，也是他的主动选择，而不是一种被逼无奈。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中几首我的最爱，对于谢灵运，则有时候觉得他很降智，只能对他的结局报以同情。

乱世诗人爱恨多，笔走龙蛇有名篇。乱世不只出英雄，也出诗人。盛世有繁华，魏晋乱世有出仕的豪情和退隐的高节，还有抑郁不得志的伤情。陶渊明，谢灵运，鲍明远命不相同，性格也差很多。写出的诗篇大不相同。笔下都是好诗篇，但风味有别。就好比一只鸡，五柳先生炖鸡取其原味。鲍照吃烤鸡取其爽利，谢客就会做一份精美的鸡肉荟萃羹，还是只取鸡翅根，为其灵活有滋味。喜欢谁的都可以，阅历改变心境改变喜好就有所不同。但我现在还是更喜欢吃烤鸡，等年纪大一些估计会更欣赏五柳先生，那样才对得起当年背过的诗篇[调皮]

好看！看了就能发现很多唐诗，不仅是意境，主题，甚至是遣词的源头都在这里了。 陶诗空灵，淡远，非常之无我和忘我。 谢灵运的诗，大量的使用仄声结句，描写和组句中还能看到汉赋的遗风。 鲍明远则已经搭好了唐诗的架子，在选材上有所开拓。 而且这个时期的诗，不那么强调格律，反而用词灵活，直接，易懂！

这本书其实早就看完，酝酿了几天，想大写特写表达一下对陶渊明的喜爱，结果有事情一打岔，我就这样轻易地忘记了，一直拖到今天赫然想起。这样看来，对书里其他两位好像太不公平，但没办法，太喜欢陶了，如有机会一定再读谢公与鲍公。 陶渊明是很真诚的人，他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不矫揉也不故作清高。他的《归去来兮辞》，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总在无人处和痛苦时念起他的句子，田园将芜胡不归。心在身中，身在世间，沧浪之水何以濯我，竟然不如荷锄戴月自在归去…然而现实中的我们，真正有拂袖自去的勇气的又有多少，自由和不自由之间，唯有心能做出判断。陶说，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总联想到苏轼的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我其实一直觉得来者也可以不必追，人生恒有一个我，其余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种下的草木会枯萎，华美的名利会湮没，只有采菊东篱下时，那一颗热忱跳动的心能永存宇宙间，那一瞬间的境，会像清风一样，托着我步入下一个轮回。到那时若再抬头，我的动作会和陶重合。我们在千年的距离里，能够达到短暂但美好的交汇，这就是你诗篇赠予我的神妙因缘。 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了，想起很多个念着归去来兮睡去的夜晚，支撑我走过的许多喧闹的白昼，陶，你的生命因为这辞句而永存不灭。

作为一本电子书，它的排版稍微有些杂乱。许多基础性的介绍文字，实在属于一种引人入门式的画蛇添脚。由于是选评本，其中取舍也各有不同，但大抵能把三家名篇总括其中，实在也因为三家诗作存世不多，其中名篇更数量廖廖。从三家所处时代可见，陶渊明在晋末宋初，此时统治阶级的驭世方式还算宽松。故而陶渊明可以忘情山水，不至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触怒权贵，死非其所。谢灵运时代宋的内外矛盾都已经十分尖锐，文帝信心十足的北伐最终还来的是“赢得仓皇北顾”，同时他也造成了刘宋皇室间的互相猜忌，对东晋时候的世家大族也是能打压自然不会放松。大抵是得位不正，刘宋天然带着一种先天不良的烙印。这也使得谢灵运这样恣意放肆、优游林下的世族后代最终不得不走向死亡。刘宋政权上位后，由于自己缺乏世族身份，又稍微给了寒门一点希望。但随着与世家大族递交新的契约，这希望也逐渐渺茫起来。这也就促成了鲍照这样的诗人面对时局而感觉不到上升的出路，从而于诗文中发出了无限感慨。此时的刘宋已经经过了刘劭弑父，刘骏杀兄，刘子业诛杀皇室等历史。通过弑杀刘子业而自立的明帝刘彧，此前曾被刘子业封为猪王而豢养在猪圈里。大抵是出于报复，肥胖的刘彧自立以后，对刘骏的后代也几乎没有手软过，鲍照也正是死于刘彧称帝不久之后的战乱之中。从明帝开始，刘宋已经进入末期，即将出现的南齐就快取而代之，而诗人没有见到刘宋的灭亡，却早已感受到亡国之音的痛苦。大抵陶渊明对田园的眷恋出乎本心，尽管他也是世族后人，官也没做过多大，也曾走过驰骋抱负的心理，但总得来说，他始终有一种“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心态。他认为自己是“误落尘网中”，而不是想要汲汲于富贵名利之间，故而他的诗天性洒脱，自成一家，让后世隐而求官的诗人无法企及，大抵能与陶渊明并驾齐驱的，唯有孟浩然了。谢灵运的山水诗写得空灵纯澈，但也不无缺点，他缺乏真正的创新，他的诗歌始终还带着玄言诗的胎记，他的心情也颇有些热爱清谈的玄学家的影子。他并不是心甘情愿去访山问水，而是在遭遇了嵇康、阮籍等竹林七子相似的抑郁不得志后，转而将生命融入山水之间，故而他的诗并非后世无可超越的。但他仍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山水间的访游尽管是大张旗鼓的，但他也仍然想要把心驰骋其间，用以忘怀现实之事。鲍照出身寒微，却有深切的报国之心，也许是士人本身的“大丈夫生于乱世”的心理，他迫切需要展现自己，同时也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去朝廷吃一碗皇粮。但他无疑是更悲剧的，那时候科举制还未兴起，而朝廷的官职任用又仍然被世家大族把控。他能做到的官位，少之又少。他所痛苦的，原本是报国无门。可渐渐也感觉到一种人世难以久居的悲伤，故而他的诗沉郁而又无可奈何。如同对扬州昔日今时，时移世易的感慨一般。在他眼里，人生与历史，也如同芜城一般，将逐渐荒芜，成为野狐社鼠之居。

历史背景介绍很详尽，做到了文史结合。注释排版很好，便于查阅。赏析也几乎面面俱到，十分中肯，作为文学史学习的辅助参考书很好用啦！ 下面是原文鲍照导言部分的结尾，很适合作为这本书的一个总览： 《南齐书·文学传》对于诗文的发展说过一段很有意义的话，那就是：“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而本书所选三位诗人——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恰恰都是晋宋之时以自己全新的创作称雄的大作家。其中陶诗可以说是古体诗风的集大成者，他将古诗的写意传统发挥到了极至；谢、鲍则在“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诗运转关期（沈德潜《说诗晬语》），首开近体诗摹象风气之先。故后世慕古者无不以陶为尊，求新者又都奉谢、鲍为的。

从三大诗人作品可以了解诗的面貌有诗人的出身和宗教信仰为依托，方有长期稳定的表现。同时，也略知李杜诗的来源。

谢灵运诗文用典颇多，艰涩难懂，鲍照、陶渊明则相对好多了（工科男底子薄啊）。三人中最喜欢的还是陶渊明，其乃真隐士！后人想学都学不了的存在，其诗文成就亦高不可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