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史与新清史

对于西方主导的新清史和全球化起点的蒙元史我觉得还是需要警惕的。不论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民族性永远是国家成立的一个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过和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所以很难理解中国的模式。理论上讲我们应该比他们早一千年就有了多种族，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而他们还在茹毛饮血的年代，处理民族矛盾的思路在解决现代问题！落后之至！

想了解新清史的读者看最后一章即可。

我终于知道新清史在吵什么了……感觉一个关键点在于概念界定不清，比如作者批评“清是一个内亚的帝国和一个中国的帝国”，说此“中国”是新清史学者虚构出的纯汉族的中国…那换个词说华夏/汉化是不是就行了？问题本身还是很有意义的

此書算是作者的自選集或者是作者著作內容概要加兩篇隨筆。二三章是作者《想象西藏》的內容概要，四章是作者《從演揲兒法拯救歷史》的內容概要，一五章是作者對大元史和新清史的看法、意見、回應，體裁算是隨筆，也是此書書名的由來。作者在前言稱自己不懂清史，只是語文學家，貌似自謙實乃自矜、自傲，其學術思路頗近清人由訓詁到義理的原理，也是所謂想成為狐狸的刺蝟。內容概要幾篇頗為受益，但隨筆二篇似乎與學者身份有悖。所謂世界學術的話語權或非學術的話語權的爭奪都不是學者所應該做的事情，而對大元史和新清史的理解又似乎把政治宣傳當作了學術研究，新清史大部分著作還基本是學術研究，不見比附政治的痕跡，從杉山正明的著作也看不出為軍國招魂的意圖，若說是普通讀者對新清史有所非議腹誹，倒是可以理解，而具有世界學術眼光的作者如果認為新清史和大元史只是話語權的爭奪，確實令人匪夷所思，可以與歷史研究院同仁為伍，互相唱和進而躋身帝師行列了。

作者学术观点毫无新意。历史如同当代史，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文化习惯不同，造成的结果不同。另，对于乾隆《喇嘛说》的主管臆断非常不接近现实，可见目前学术之匮乏已近于斯。广度与宽度不够，论点论据不足，结构一般。

斧斫新史，讽刺讖讳；拨先识于晦冥，匡俗议于沉沦。可谓正本清源之作。 作者从元史研究出发，勾连大元史下的跨语种史料互证，对新清史所提出的内亚和中国的二元对立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诚如作者所言，历史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再现和构建，其科学性和客观性很难得到完全的保证。史学家采用哪一种叙事形式来表述和重现某一段历史，通常都与其当时所处的时代的现实关心有关。因此，史学家更应以严谨的历史研究为基础，回归对历史文献本身的还原，建立超越政治干扰的历史叙事。 作为蒙元史、藏传佛教史和语文学方面的专家，沈教授如今在新清史方面也时有发轫。国内其他所谓对新清史的批判，大多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而本书算是国内反新清史的著述里，为数不多的实事求是探讨学问而有所建树的。其眼界之高、下刀之准，令人感佩。 可以看出，对多语种文本的语文学比较研究仍是作者相对于其他学者的优势所在，这一点也和其《想象西藏》一书一脉相承。诚然，历史研究应在充分利用已知的汉文文献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发掘和利用新的多民族语文文献以拓展史家的研究视野。这一点在读完《异域寻珍：流失海外民族古文献文物搜寻、刊布与研究》一书后感触更深。在传统的史学研究材料匮乏、难以继续的情况下，敦煌和黑水城的西夏及藏文文献回归故里，嘉惠学林，正是史学研究相关材料业已穷尽以后的新的补充。如陈寅恪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这本书虽是对历史事实的探讨，我认为其旨趣更在于它匡正了历史叙事的方式。引书中所言：“历史研究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前赴后继、不断进步的过程，后代学者依靠新的学术手段、凭借新发现的资料，可以不断地对其前代学者的研究和成果进行持续的更新和改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前一代人的学术正是后一代人学术发展和进步的基础。” 此番苦心，非日夜忧思经年不可为也。

2020.10.03兰陵---2020.12.18北京，从购书到读完近三个月，中间也在纸质书和电子书中来回切换，真的是对我来说颇有纪念意义的一本书。Here for douzi。 作者在本书中以藏传佛教研究者的身份探讨了大元史和新清史视角下的诸多问题。 最开始的蒙元历史建构先不谈，主体内容上，作者首先通过对《汉藏史集》记述的考证，认为供施关系实质上是正式关系，也就是说，萨思迦派借助元朝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以供施关系为纽带，借此完成对西藏的实际统治。从而驳斥了近世涉藏史家对于供施关系的曲解观点。 随后作者介绍了明朝对于中央和西藏关系处理上的不同之处，简而言之就是以“严夷夏之辨，免致夷狄杂处中华”为指导，弱化实质上的管理，以朝贡与封赏作为主要的管理和沟通方式。 下一章，作者考证了“大喜乐”“演牒儿”“十六天魔舞”的名称本源，同时借助近些年新发现的一系列藏文、西夏文、回鹘文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等第一手资料，通过多语种文献中类似或重合内容的对勘工作，证实了上述三类被污名化的所谓密教仪轨实际上与后期污名化内容无关，同时考证了上述三者经由藏传佛教传入中原的时间不会晚于西夏，借此证明了上述三者与元代灭亡无较大的关联。上述考证与分析过程，也进一步驳斥了以《庚申外史》为代表的一系列明清时期汉文化圈对于藏传佛教密教的讹传与污名化的说法，并分析了说法的由来。此处作者倾注大量心血，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还原了藏传佛教传入西夏、元、明的真实史实。 最后两章，作者驳斥了“新清史”史家的观点，提出了民族自信。 本书以元代大臣“虞集”的生平记述结尾，探讨了元代蒙古族统治下汉族士大夫如何寻找政治前途与如何做到心理平衡，并给出了两种观点。 整体来看，本书内容丰富考据严谨，论述逻辑性很强，但作者没有给出太多的有别于传统认知的观点，章节之间重复内容颇多，似乎更像是一本堆砌之后的杂文集。本人不是历史专业人士，也不具备语文学哲学佛学的专业知识。以上仅是很不客观的观点，权当是读完本书的一点拾遗吧。

在澎湃翻书党8月人文社科中文原创好书榜看到过这本书的推荐，我记得作者沈卫荣教授是藏学的领军人物，看书名不知道这本书与藏学有什么关系，再看介绍：“本书作者力求对以往的中、西方历史学者视角下扭曲或片面的西藏历史做一些普及和解释工作。”沈教授梳理了以往和近年来对于蒙元史、清史研究方向和历史性质的不同意见，认为历史研究不管大小、新旧，其最基本的学术实践还是应该回归到对多语种历史文献的发掘、解读和研究，并借此来重建历史的真实。他从西藏及藏传佛教研究入手，将之置于元、明、清三朝历史大背景下，以解决在历史叙事中该如何界定内亚特别是西藏与中原王朝之间关系的问题。本书的讨论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因为作者本人熟谙东西方历史学界的状态，对于文献以及论著的解读和背后的出发点都鞭辟入里，令人深受启发。

同样从新清史出发，本书的完成度还前面看的南望好多了。内容不多，但是角度思路确有路径可寻

中西方的历史学者不论视角多么不同，一样难逃政治立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者需要警觉的是历史的真实往往要比这种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而建构的历史叙事丰富和复杂的多。相信作者也同意，他的叙述也当然是另一种带有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的建构。尽管如此，我们需要的应该是具有深厚领域内学养的叙述（比如作者对多种语言的掌握，对藏语文本的长期研究），少一些故作惊人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