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嘉映
本书呈现了作者对哲学中与我们生活最切近的伦理学诸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明晰论述。“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rein)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p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
一.一个小故事阐明本书 我:既然你是哲人,那你可以告诉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吗? 哲人:很抱歉,你的人生意义要你自己寻找,我并不能给你答案。 我:为什么没有一个普遍的答案? 哲人:那让我们想象一下,假设有这样一个答案,它会是什么样子? 我:可能是由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为我们提供一个标准。 哲人:这件事很多先哲们都做过了,西方的柏拉图,我们的孔子,但并不成功。 我:为什么? 哲人:因为我们很难通过理性设计一个理想化的标准,即使可以,那它将会是一个人类对美好品格的向往。然而事实是,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结果大家只能虚伪的装作是那样的人。而且这样一个普遍标准,必将限制个体的选择自由,我们自由的代价,就是要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和建立个体的意义。 我:看来,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先哲们设立的理想,是误以为所有人都有可能达到那个标准,或者说,他们的标准只是针对当时的少数精英。不过,除了这个,应该还有其他的标准。 哲人:是的,如果你懒得思考,还可以选择宗教。它可以带来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但是彼此的争端也会带来战争,持续几百年。 我:这条路也不太行的通。。 哲人:这两个还算是好的。 我:还有更坏的? 哲人:当然,比如统治者利用某种主义控制人们的思想。 我:或许人生本就没有意义吧。 哲人:这是第四种,虚无主义,虽然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人是活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人需要意义和目标,或者说,人通过意义保护自己的生存。 我:好了,我现在知道人生意义是个体化和私密的事情,但我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寻找。 哲人:我好下棋,下棋的目的是什么? 我:有益大脑? 哲人:即使下棋无助于益智,我还是会去下棋,我就是喜欢下棋,图个乐子。 我:我知道了,为了图个乐子 哲人:下棋不是好玩的手段,下棋就是好玩本身。下棋好玩跟下棋这种特殊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简直难分彼此。 我:为了赢。 哲人:只要你和我玩,最后我算你赢也无所谓。与其说我们为了赢棋去下棋,不如说我们是为了要下棋才设置了赢棋的目的。哪怕我下棋总输,我还是想下棋。我们甚至该说,下棋不是为赢棋服务的,相反,赢棋是为下棋服务的。 反过来说,不设立赢棋这个目的,这个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我根本不想赢棋,车啊马啊随意乱走,这显然不叫下棋,实际上也没谁肯跟我接着玩下去。下棋这个游戏,我们设置赢棋这个目的,是为了进行这个游戏。 我:我好像懂了一点,我们为了进行人生,而给自己设置人生目的? 哲人:你是有点慧根的。无我无欲无法人生。 实践活动的目的无法完全独立于实践活动本身加以界定,在极端情况下,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人生过程本身就是目的。过好这一生,就是人生的意义。 二.陈老师的书中阐明了他的现实/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不是先有标准,而是去行动才知道标准在什么地方;生活的意义就是实践/过程本身。什么是良好生活,良好的实践就是目的本身;生活往往不是先有一个理想的目标,而是实践中不断改变原有的目的,和生出新的目的。你如果事先知道自己将要怎么生存,人就无法生存,因为他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 陈老师虽然是因为海德格尔出名的,但他的说话方式应该是受亚里士多德影响更深。 我想需要引用他视频中的其他思想来更完善他的哲学体系: “只有人需要意义,活着有个意义,他才活。那么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是比我们个人生命更高的存在,才可能给我们意义,才可能给我们规范。这个规范不是说生物利害的对错,而是是非。我这么做是对的,哪怕它对我有害,因为他是来自更高的存在。只有人需要一个更高的存在,定义了人是最高的存在。人,是通过意义来保护自己的生存。 高于自己的,是什么呢,存在,真理,或者道德,活得有品质。对我来说是must。1.不是别人教给你的,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但不是坐在家里琢磨,而是你的行动通过你的生活。2.这个不能脱离你“是”什么,不是你应当,而是你就已经“是”那样。不是我们应当有一个理想,而是我们就是有一个理想。重要的不是弄清楚应当信什么,而是弄清楚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你已经信了,只是不知道。活出你自己真正信的东西。3.但是不要这种存在道德化。它可以是荣耀、爱、甚至为恨而活。4.但这个must不会超过我个人,就是我必须。“谁之应当”你不会跟你一个生活处境完全不同的人接受你的“应当”,他应当是因为使他有意义,他接受你的应当他的生活就瓦解了,他就不应当。你就不要把你的应当当作他的应当。我们要保护个体生活的意义。5.必然有不能言说的部分,只对你有意义,只能去存在,谁能不可能真的理解我,那是你的孤独。 我是深信一滴水的意义的,个人生存的意义。”
因着现在这个时间点,面对这年岁喜庆的“压力”特别想看看到底《何为良好生活》,其实更想看《说理》,好好的跟母亲讲讲道理(✿^‿^)但想到《被讨厌的勇气》,这是我的课题,我还是决定先看《何为良好生活》吧。 无论是催婚还是催生,都成了年关最热的话题,而我甚至因此不敢回去过年。 虽然这是一本哲学书,可我觉得这种进退两难的时候,最需要哲学来进行心灵的慰藉😊 实在难以理解为何“面子”远比女儿的生活更重要。 更难理解“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孩子以后活在紧巴巴的日子里”怎么就成了我在埋怨他们没能给我好生活。 我说的好生活,不只是他们口中的衣食无忧,而是心灵上的慰藉,是真正的爱,而不是各种什么血缘关系之类的“绑架”。 当然,可以理解上一辈人为何会这样(环境所致),可我不想再让代际传递延续下去。可好好修炼自己,达到充满爱的人是需要时间的,而且是很难快进的。 我读书最大的愿望就是修炼自己,把自己准备好,再去开始新的征程。而不是年龄到了,该做什么。 人该怎样生活根本就没有一个对人人都有效或有意义的答案。 这句话是我从书里收到最好的礼物。 就像好言相劝,说的不是道理或理由有多棒,而是态度有多真诚。 何为良好生活?副书名其实就给出了答案——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正如孔子所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如此,便好! 读完本书,我想,我找到了一点点的答案。生活是自己的,所以,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来。而父母的愿望(面子)好言相劝吧,先把态度拿出来。 这是一场无限游戏,终究会找到方法玩好的。关键是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不去对抗,多去理解,但不放弃自己的原则!
这本书买的是实体书,需要比较高的注意力去读,读哲学相关的书,的确是需要边读边停下来想想,陈老师讲哲学的态度和分寸都拿捏得很好。如果讲得过深,道理不深入浅出,读者容易被“哲学”两个字吓到。而如果态度傲慢,再好的论述都可能流于大道理。读这本书,书名是个问题,而留给读者的依然是这个问题,而教给我们的是, 第一,找到一个开关,知道需要时时问自己一些问题。 第二,不是所有的问题都立等可取的有一个答案,有的问题值得终身探讨。 第三,可能有一些办法可以解开属于我们各自生命的“谜”——我们各自的良好生活是什么,怎么获得? 当然有的人会说想那么多干嘛,那就看你是否真的对属于自己的良好生活有期待。人之为人,最有意思的部分就在于方向盘在自己手上。多问自己问题,可能有助于多不给别人制造难题,学会和别人相处,也学会安逸自处,这种状态我觉得会比较满意。 近几年来,有很多朋友总给我一种感觉,如果撇开孩子,伴侣,工作以外,不知道怎么“消磨”时间。一边抱怨着孩子或者占用了大量的自己的时间,一边大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购物和社交网络上。诱惑变多了,可是人们却更不知道怎么面对寂寞,怎么独处,怎么过理想的生活了。 只能说,还好,有一些世俗的事务帮生活占据了“我们”,否则我们和别人、和自己该有多大的矛盾呢。 读书的人不多,成年后还坚持对自己再教育的人也不多,当然可能是我悲观了,而且也没有做过什么详尽的统计,毕竟我个人的“觉醒”也来得并不算早。 读书未必高明,但是是目前为止找到比较好的去接近在某个领域里高明的人的“捷径”。陈教授的这本书,让我觉得很感动,在这样的年代,有这样的书能出版出来,以及能有一个长者平心静气地分享他在哲学研究这么多年之后,得到的一些启示,以及对各家思想的一些想法。 这本书的标题是“何为良好生活”,但是其实内容上来说主要是八个章节。 伦理和伦理学 功效主义与自私的基因 事实与价值 实践中的目的 知行关系 快乐、幸福、良好生活 性善与向善 个殊者与普遍性 就是从章节的构成来说其实是相互独立的议题,良好生活也不算是整本书的终极求解的目标,每个章节的论述都引用了一些在该领域里面哲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的想法。陈教授会直接表示自己赞同或者不赞同某些想法,并且都有详细的理由支撑。 写法上的特点是,证明观点所穷举的事例都非常的贴近生活,容易读懂,所以总的来说读下来会让人觉得,哲学是很好玩的。以下引用几个觉得有趣的观点: “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仅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更是贯穿人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 由于丧失了把人生过好的信心,破罐破摔,也是明知其恶而任由之,并非为作恶而作恶。善“是要怎样”,而恶是“没有这个‘要’”。把棋下好,把生活过好,需要修为,而破罐破摔缺不需要修为。 我们通过培养和修炼把非本能的动作和行为做好,而惟当做得好了,它才自然。(陈教授在这里举了乔丹但篮球的例子来说,之所有他有漂亮的投篮,就是因为他将“非本能”的动作打磨成了自然。) 成长无时无刻不是在克服某些与生俱来的感觉和欲望。
偶然看到陈嘉映老师的一段采访,言语间尽显哲学大家风范,最关键是能以深入简出的三两语给人以启发。于是就搜了一本老师评价最高的一本书,书名也尤其吸引我,我也想知道什么生活才算是最好的生活,期望在书本中能找到最好的答案,看看能给我自己打多少分。 可是,大错特错了!若是想在某一本书中找到功利的答案,希望走人生捷径,那可能得令人失望了,这是一本启发人思考人生的书,为人生指路的书,路在前方,但若问具体是前方哪条路,那便要需要我们亲自去前方探探究竟了。 大部分人带着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那就是人生价值高低是可以用数字衡量的,财富是人生最高的目标,其他的都低人一等。于是,对自己的人生轨迹泄气不满,甚至悲观,总希望有高人指点迷津,脱离苦海,要我说,你总希望有高人让你脱离穷海而非人生困境。 我就说说陈嘉映老师的这本书给我指的路吧。 向善地活着:这里的“善”不单单是善良的意思,而是不堕落、不破罐子破摔。书中说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向善的路上,是需要努力、需要求索的,称得上修行,而堕落作恶则是不需要的。 对自己要“善”:打破自己习惯隔绝封闭的思维认知,将自己从狭隘中解救出来,面对困境时,才能心如止水,勇敢直面,不被挫折打倒;在人生路上,寻到安身立命之本,才能去享受过程的乐趣,而不仅仅是未来某一刻的高度达成时候片刻的喜悦而已;书中举例下棋,若你只在乎最后的输赢,便失去了下棋的乐趣,若能享受过程中带来的乐趣,最后是输是赢便没那么重要了;做一个身心协调、自然的人:究其原因,是知行合一,人的苦恼大多来源于欲望与能力的不匹配,可总会粗暴武断地否定欲望或者是能力,这种粗暴只会对自身造成很大的伤害。不如用心智更加成熟更理性的方式,制定一个短期的目标与长期的目标,去实现自己的需求,短期能力与长期能力的培养需要哪些学习,都一一分解,从微小的地方开始。 对他人及外界要“善”:人始终无法脱离环境存在,对他人的慷慨或善行,即使没有经济外显的效益,但却能让人的心更加饱满,古人所谓“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我也用来警醒自己要过有理有情的生活,将德性的修行也在生活中延伸开来。 以上是于心,是我的知,可正如书名那样,不仅要于心“知”,更要在路中“行”。可能上路前我们并未能思索清楚我们这一生要如何过活,但是不要紧,行路中只要不停思索,那于心的“知”定会渐渐显现。 知行合一中,人不行不是因为不知,而是知的不真切,所谓“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的浅的缘故。 书的前面内容很多是定义概念的,使之更加严谨,所以读起来费劲也费时;有些部分也有大篇幅的古文,在阅读上也有些难度。建议前面若阅读的不顺畅,可跳到四五六七章节,否则没了兴趣便放弃了阅读了。
陈嘉映,1952年生于上海,长于北京,北京大学德语本科和外国哲学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博士。曾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译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已出版的著作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简明语言哲学》和《哲学·科学·常识》等。 “良好生活”既是个人的人生目标,也是哲学思考亘古不变的主题之一。早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就提出,“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何为良好生活》这本书中,陈嘉映教授从伦理学的视角全景呈现了围绕良好生活的种种哲学论辩,深入浅出地为你辨析快乐与幸福的关联,以期能对现代人的良好生活有所助益。 核心内容 本书探讨了伦理学的几个核心论题,包括事实与价值的关系、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知行关系、性善与性恶、快乐幸福与良好生活的关系……作者并不否认科学能为伦理学提供帮助,但良好生活的问题本身无法由科学来解答,而需要回归人文学科的思考。事实与价值的分立,知与行的合一,由品格造就的快乐通达幸福,这些才是伦理学给人生的启示。
我读完领会到书中某些观点:一切的事情全部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去认知。,结果会超出你所存在生活的本来认知层级,但因为你处在本时代接受本时代,环境和当代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你会否认自己对待事物新看法的独立认知。可这个世界所有的定义都是人确立的,就像古人相信的“太阳绕着地球在转“但实际上却是“我们地球在绕着太阳转“一样。如果以现在的说法去告诉古人,多半古人听后就会把你当成异类给杀了。 所以生活并不像我们生活那样的生活,世界的样子在随着人类的文明、认知、道德层次的攀升或者下降。而无限可能接近它本来的样子,或好、亦坏。 我相信这背后总会有着什么东西监测着我们的所作所为而一言不语,就像你在学校课间操的时候说好了要全员参加,可偏有少数人没有参加、又好像路上所有的车都需要遵守交通法则,可特殊车辆又可以畅行无阻。 综上所述,晦涩难懂定义本书实属正常,一段话读几遍的读的吃力,是我的人生阅历尚浅,不足以参悟文中瑰宝。在我看来你们认为是否任何事情都经不起哲学的再三推敲? 于21.10.30凌晨
最近读了陈嘉映先生的《何为良好生活》获益匪浅,以前拜读过他翻译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出了名的艰深晦涩,但是他的文字读起来却很有诗意,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就叫“诗意的栖居”。陈嘉映先生治学严谨学识广博,这本《何为良好生活》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将他的哲学思辨、人生阅历和敏锐独到的见解冶于一炉,奉献给读者一道思想的盛宴。 有朋友说这本书比较晦涩难懂,可能是因为作者是搞哲学的,思辨性比较强,而且他的文笔大开大合,旁征博引,中西混杂,文白相间,确实会让不太懂哲学的朋友看得一头雾水。我虽然不是哲学专业出身,但也读过几本大部头的哲学书,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小逻辑》,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当然还有海德格尔。陈嘉映先生这本书毕竟不是哲学专著,而是一本借伦理学普及中西文化知识和哲学思想的大众读物,我在认真读过一遍之后,不难找出他所要表达的要点。 哲学的本质就是批判,找准了批判就能理解作者的核心思想,那他写这本书是在批判什么呢? 我们先大致看一下每一章中作者主要批判的观点: 第1章,介绍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伦理学的研究目标、方法以及分类等等。 第2章,批判功效主义和自利原则。 第3章,区分实然与应然,辨析伦理学之真与科学之真的区别。 第4章,批判实践活动的目的与手段的二元对立,主张“良好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 第5章,批判知与行的二元对立,主张深知即是行,“深知而与行合一”。 第6章,批判快乐主义,反对快乐与德性分离,主张快乐内融于活动之中,德性带来快乐;批判普遍主义的自我实现,主张尊重每个人独特的生活旨趣。 第7章,批判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主张善的一元论,“善好乃万物之所向”,恶只是善的阙失。 第8章,批判普遍主义伦理观。 从这些观点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其实主要在批判两样东西,一个是二元对立,一个是普遍主义。这两个观念都大有来头,一个来自17世纪笛卡尔的二元论,一个来自18世纪康德的理性主义,它们构成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主要范式,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础。这些思想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但是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里,这种二元论和普遍主义的思维框架对人的束缚也越发明显,不仅制约了生产力和创造力,也造成地区发展不均和贫富差距拉大,甚至成为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用来压制其他国家和民族崛起的思想武器。陈嘉映先生作为一名哲学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写了这本书来为大家逐一批驳,可谓用心良苦啊! 下面我就详细地说一下每一章的观点和论证逻辑。 第一章 本章主要是介绍伦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因为伦理学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所以免不了中西方词汇的翻译和比对,这些繁琐的考证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讲并不太重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一章中提到的一些概念可以视为后面章节的发端,比如1.2节讲伦理与道德中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在第八章会详细展开;1.8节讲的伦理学之真与科学之真的区别是第三章的主题,互相理解的理性态度对应着3.4节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和8.7节的翻译与会通;还有1.6节提到的元伦理学和语言学转向,也会在后面章节中多次谈到。这些就放到后面再谈吧。 这里我想讲一个自己阅读的感触。 作者在1.8节的末尾写道: 若我们坚持用“有什么用”来追问伦理学,那我会说:理知是文字时代人领会世界及自我领会的一个有机部分,而种种德性必伸入理知,从而形成“理性人”的新型人格。 注意这一句“种种德性必伸入理知”,一个“伸”字如植物的根须扎入土壤,把高耸入云的抽象概念一下子拉到地面,并赋予其生命的活力和气息。这种“诗化哲学”的感觉让我会心一笑,因为这正是海德格尔最擅长的手法。海德格尔经常把抽象的哲学概念用日常通俗的词汇来称呼,以此来拉近哲学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比如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把此在的存在建构称为“操心”,把此在的向世之存在称为“操劳”,把生存论上的运动方式称为“沉沦”,然后把沉沦的动荡标识为“漩涡”,又把卷入常人的非本真状态的漩涡叫做“被抛”,他在建构一套“存在论运动学”,类似于没有公式的牛顿物理学。更绝的是,他把展开状态的日常存在方式描述为“闲言、好奇和两可”,这不正是咱们日常生活状态的写真么?!他还把对召唤的领会称为“愿有良知”,而正确地倾听召唤就等于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领会自己。正如荷尔德林所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陈嘉映得此真传,运用自如,往往在文字最冗长枯燥的地方,轻轻提笔一挥,就在你的眼前蓦然点亮了一抹生意盎然的风景。 第二章 本章主要批判功效主义和自利原则。谈伦理学自然绕不开边沁、密尔所开创的功效主义(utilitarianism),它的人性论假设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它的结论是:最好的行为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功效主义体现出“对社会公正的深切关怀”。 作者论证,无论是通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还是互惠利己主义,都只能推出于己有利的利他行为,而对于人类超出限度的仁爱无私和贪婪残暴则无法解释。因此自利原则对于功效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目的来说是不充分的,也是不必要的。 作者在这里就直接舍弃了自利原则,甚至用“自营”来代替“自利”,然后用“德性”来引导,就自然奔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道路上去了。这条路对于咱中国人来讲当然没啥问题,但是不提一下西季威克的工作就有点可惜了。 西季威克(Sidgwick,1838-1900)是最后一位重要的古典功利主义伦理学家,也是第一个发现了边沁、密尔功效主义的个人自利原则与整体幸福目标之间的深刻矛盾的人。西季威克先将功效主义一分为二,把只追求个人幸福的自我主义(egoism)排除在外,只承认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普遍善)为目的的功效主义。那么他是怎么处理从自利原则到普遍善的过渡的呢?他继承了哈奇逊、巴特勒等人的道德直觉论,提出哲学直觉主义,他认为凭着理性直觉,人们能够把握抽象的仁爱原则,从而把其他人的善看得跟自己同等重要,这是康德的普遍法则的体现。在西季威克看来,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显然有义务追求普遍善,而不仅仅追求他的一个特殊部分。”直觉主义是他的伦理学基本方法,但其中也存在一些漏洞,比如他在论证从追求个人幸福向普遍幸福的过渡时,所用的是边沁的“一个人只能算作一个,而不能算更多”,即任何人的快乐幸福与他人的快乐幸福只是具有同等重要性,但这一过渡论点,仍然是以承认每个人追求自我幸福的权利为先,然后再通过理性反思过渡到普遍善。因此,西季威克其实是偷偷地运用了为他所排除的自我主义的伦理观。 其实西季威克的“直觉”跟咱们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德性”已经很接近了,那为什么他不能像本书作者一样直接放弃自利原则而另起炉灶呢?这就涉及到西方哲学的方法论传统。受近代数学和科学的影响,西方哲学一直有追求数学化的倾向,远的有斯宾诺莎和霍布斯参照几何学的公理方式来撰写哲学著作,近的有巴迪欧用集合论来建构他的“数学本体论”哲学体系。而经济学刚起步时也是哲学,由“理性人”假设开启了量化进程,然后才逐渐发展成为今天门类繁多的经济学。至于说现实中的人是不是等同于“理性人”呢?当然不是!就像现实中的直线也不等同于数学中没有宽度无限延长的直线,但这些都不要紧,只要它们能够在理念的世界里比较和计算就可以了。 伦理学要数学化就要先量化,那么在人类所有的自然动机之中,还有什么比自利更容易量化的呢?比如我们常说的“以牙还牙”,“投桃报李”,遗传学宗师霍尔丹曾说,他会为了救两个亲兄弟或八个叔伯兄弟罔顾自己的安危。相比较于仁慈慷慨、贪婪残暴这些人性来说,自利是最接近于可量化的,最有希望构建出像经济学那样的“伦理科学”,因此功效主义者才如此青睐这个假设,即使修修补补也不愿意放弃。正是出于功效主义对建立一个可量化的“伦理科学”的坚持,而不仅仅是追求“普遍善”的崇高目标,才使得伯纳德·威廉斯说它是“现有伦理理论中最富雄心的”,金里卡说它是“唯一自成体系的道德哲学”。作者虽然在本章一开头就引用了这些西方学者对功效主义的评价,但他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他们说这些话的意思我不得而知。这里也是我的一家之言,权当给大家做个参考吧。 第三章 第三章区分“是”与“应当”,实然与应然,辨析伦理学所求之真与科学所求之真的区别。前面说了,这一章其实是对1.8节的展开,作者在1.8节“说理与劝求”中写道: 伦理学所求之真,不是充分客体化的真,伦理学之求真毋宁在于探求实然与应然和合的源头。 “是与应当问题”,即实然与应然的问题,被称作伦理学中的休谟问题。从实然到应然引起困惑,是因为人们把事实认知想成了其他认知的前提,实际情况却是,我们一开始总是联系着我们要做的事情来认知事实,为了我们要做点儿什么去认知事实。 作者在3.3节中引用斯蒂文森的话说:“伦理学分析的中心问题——甚至可以说‘真正的’问题——就是详细地阐明看法与态度是怎样发生相互关系的。”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深有洞见的断论:“如果研究只涉及实然,与我或我们应当怎样做没有关系,那就是科学研究;如果研究只涉及应然,而没有实然为据,那就是道德说教。” 在伦理学中,实然与应然是什么关系呢?作者在3.3节末尾写道: 物理学的基本信念是:通过更深入的研究,通过理论的变形,一切不合理论的例外最终会合乎理论,从而得到适当的解释。而在伦理生活中,实然与应然的和合另有一层意义:实然和应然在典范那里和合,在典范那里,实然展示了应然。这种更深的和合是通过努力达到的,不经这种努力,实然与应然不是表面上分张,而是真实地分张:实然不副应然。这种分张不是通过解释消除的,而是通过实践中的努力消除的。 科学不问善恶,但伦理学始终是与意义和价值相关的,而我们只有联系于自己的特定经验才能对之有真切的认识,所以伦理学是有我之知。 作者在3.6节说意义和价值的探究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交谈或对话,在3.7节中又谈到评价与描述的相互通融,这些都让我联想到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两位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奥斯汀和塞尔的语用学中发现了“言谈的双重结构”,即不管“表意的”还是“施为的”言谈行动都既有“表意的”方面又有“施为的”方面,即表意与施为相互融通,由此引出语言的“交往功能和自我反思功能”的深刻洞察,在语言哲学中开辟了一个“范式的转换”。他们提出“交往共同体”作为人类活动必设的前提,交往共同体必须遵循主体间有效的道德规范,进而为科学的客观性提供保证。简单地说,科学的真理性也要依赖于交往共同体的道德规范,即交往共识!为了说明这个论断多么地惊世骇俗,我把它再翻译一下——实然依赖于应然!这其实是把科学的“客观性”建立在伦理规范的基础之上,消除了科学与伦理的对立。有没有惊掉下巴?但是我们想一想量子力学,当你不瞅那一堆原子的时候,它们处于“不确定的”量子叠加态;当你偷偷瞄一眼,它们就马上坍缩到一个固定态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很通俗的说法,量子专家请不要介意,就像科学家其实很少关心哲学家到底在说什么一样,反正语不惊人死不休呗! 言归正传,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在提出交往理论之后选择了不同的语用学路向。阿佩尔一心要为普遍主义伦理学寻找“终极奠基”,于是他沿着先验语用学走向了康德的先验反思。而哈贝马斯则没有那么固执,他沿着普遍语用学走向了对话共识,两者因此分道扬镳。不管怎么样,用共识取代单个主体的意识作为检验思想有效性的标准,以对话取代独白,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这无疑是对话伦理学对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大贡献。 第四章 本章主要讨论实践的目的与手段/效用的关系。 作者在第一节就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目的正当,是否可以不择手段?我的第一反应是阿马蒂亚·森的一句名言:“自由是目的也是手段。” 作者没有马上给出回答,而是先根据外部取效和内部取效把活动做了区分:外部取效的活动,目的和手段是分开来的,比如挖土方,996等等;内部取效的活动,目的和手段结合在一起,比如下棋,打球,谈恋爱(不以结婚为目的就是耍流氓?单身狗略过……) 那么实践活动是哪一种呢? 作者在4.5节写道: 在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框架里,实践活动不同于制作活动,“制作有自身之外的目标;而实践活动没有这样的目标,它的目标就是行动的善好本身”。(NE,1140b7)我会把这一点说得缓和些:实践活动的目的无法完全独立于实践活动本身加以界定,在极端情况下,“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 所以第一节的问题答案也揭晓了,既然“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而实践活动的目的本身受到实践方式的调整,那就没有“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说了。这在第八节还有更详细的论述。 在4.8节作者讨论了从业者的内向效用(内在收益)和外向效用(外在收益),外在收益更多与工作所产生的外向效用相连,而内向效用也通过曲折的联系提高他的外在收益。从业者与他所在的业行休戚与共,那些未能产生内向效用而一味追求外在收益的从业者,将被人们所鄙视。 在4.9节中,作者讨论如何在实践中达到自己的理想,即“行之于途而应于心”。以下是本书点明主旨的一段话: 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rein)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p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 第五章 本章主要讨论知与行的关系。 作者首先介绍了中国传统儒家的主张:知先行后,行重于知。接着批判贺麟的“知行两分”和“知主行从”的观点。那么知和行到底是什么关系呢?5.4节的标题就揭晓了答案:深知而与行合一。 作者先把“理”确定一个范围,把自然科学的理排除在外,而只谈与实践相关的理,这大致与宋明理学的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相应。 既然是实践之理,那人怎么会知道却不做呢?作者引伊川的话道出枢机——“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若知得切时,“自是事父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惮,交朋友不得不信”。作者于是总结道: 所谓知行合一,并非主张知行总是一回事,而是说,知到切身处,知与行就合一了。 到此我们就可以发现,作者已经完成了对知与行二元对立的批判。在作者看来,行也是一种知,即深知,所以行不在知外,深知而与行合一。 作者在5.7节还讨论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我们常说“理论指导实践”,那伦理学是否指导我们的伦理实践呢?作者的答案是:否!因为“伦理理想更多具身于实践传统本身之中,具身于实践典范身上,全不必是明确勾勒出来的蓝图。实践不是从理论来的,实践者从传统和榜样那里领取指示。”这就叫“榜样的力量”啊! 那研究伦理学还有啥用呢?它跟我们的伦理生活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作者写道: 伦理概念的探究旨在改变人们对伦理概念的流俗理解,从而改变人们思考某些伦理问题的方式,另一方面,实践之成为良好的实践,是由于它包含着phronesis这种“真实理性的实践品质”,亦即,获得合理性本身就是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惟明理才能更明慧地实践。 所以还是有用的,深知即是行嘛! 第六章 本章主要批判以追求快乐为人生目标的快乐主义,主张快乐内融于活动之中,德性带来快乐;批判普遍主义的自我实现,主张尊重每个人独特的生活旨趣。 本章开篇即重申5.7节的论断,快乐不能脱离开整体生活来考虑。6.3节说,快乐并不是在外部伴随着活动,多半时候,快乐内融在活动中。为了区别于情绪上的快乐,作者把这种融化在所事之中的快乐称作“志意之乐”。志意之乐是健康向上的快乐,有别于溺欲之乐。高尚活动带来的快乐是好的,可鄙活动带来的快乐是坏的。亚里士多德主张高尚的活动本身就快乐。 6.4节区分“快乐的行为”和“追求快乐的行为”。主张快乐的品级是内嵌于其中的行为的品级。 6.5节进一步提出“苦提升了乐的品质。大快乐是经历了痛苦的快乐,被苦难提升了的快乐。带苦的快乐实际上差不多是高等级快乐的一个标志。” 6.6节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快乐的天然位置。这个“天然位置”指的是健康积极的整体环境,一种“上扬的情势”,在这种情境下生发出来的快乐才是好的快乐,而与之脱节的快乐就等而下之。作者在这里其实玩了一个哲学把戏,他直接把想要论证的结果用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包装成原因,因果倒置连成一个圆圈,这样就完成了论证。比如这里作者要论证健康向上的快乐是好的,就把“健康向上”用快乐的“天然位置”这个形而上概念来替换,断言好的快乐就是处在“天然位置”的快乐,因此必是健康向上的。反过来说,健康向上的快乐就是好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原因之中,因为所以,所以因为,证毕。 6.8节批判了普遍主义的自我实现,作者指出:“近世的道德理论,无论功效主义的最大幸福还是康德的绝对命令,都是从普遍原理出发的,往往全然忽略个人生活旨趣。”又说:“所谓自我实现,是从每个人的生活旨趣来衡量的。”这让我想起了王小波经常引用的罗素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 在6.9节作者对良好生活给了一个素描: 良好生活首先从品性、识见、有所作为着眼来看待生活。有所作为当然包括建功立业,但德修有进也是作为,依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议,德修有进是优异作为中最优异者。 所以良好生活其实是有品德有识见有所作为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人的要求绝对不低,但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一个人通过诚恳不懈地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当然躺平是不可能的。 第七章 本章主要批判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主张善的一元论,“善好乃万物之所向”,恶只是善之阙失。 7.1节区分了善好和喜欢。 7.2节讲孟子的性善论,然后引用梁漱溟的观点表明:恶是善的阙失。这样就破除了善与恶之间的二元对立,确立了善的一元论。 如果把善看做生命的力量,那么恶就是生命力不够。这让我想到了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的单义存在论,主张存在即力量,存在者即力度,并且随着力度的变化而变化。单义存在论的法则不是代表超验秩序的“逻各斯(logos)”,而是代表内在秩序的“诺莫斯(nomos)”,表达了德勒兹的斯宾诺莎主义精神,即拒绝一切超验性。 7.3节比较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孟子强调内在德性的生成,自成其性,比较乐观;荀子强调外部的教化,法度的约束,比较悲观。荀子后学转而为法家,更突出了这一趋势。 本章4、5、6三节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进一步申论善的一元论,主张“善好乃万物之所向”,万物之所成就即是善好,向善赋予生活以意义;而恶只是善之阙失,为恶是生活整体的涣散。 7.7节作者把善的概念提升到更高层次,提出宇宙整体的善,整个宇宙有一个大善好,类似于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把善从一元论提升到了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与宋明理学的“道体”和牟宗三的“仁体”异曲同工。 最后一节谈人如何向善,作者写道: 少年时期,人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我们向典范学习,以求能够学得像典范那样。成年之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做事,主导我们怎样做的是手头在做的事情,典范只是参照。尽管我还想成就更高的自我,尽管这是个可嘉的愿望,但我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愿成为什么,而是就我的所是来做事情。性有品,分成三六九等。与其强努着去做那些自己的天性够不到的事情,不如依你所成之性,解决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成年以后,我们进一步的成长几乎只能以做事的方式实现。 第八章 本章批判普遍主义的伦理观,提出翻译—会通的伦理主张。 8.1节介绍普遍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多元价值观和文化特殊论。 8.4节介绍汉斯·昆的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为后面由外向内的视角转换做好铺垫。 8.6节把环境作为内在制约,把外在的普遍共相转换为内部的殊相会通。 完成了对普遍主义伦理观的批判之后,作者在8.7节给出了他的翻译—会通的伦理主张: 事涉不同价值、信仰、政治主张之间的道理争论,要点不在于依循共相进路寻找和上升到抽象普遍性,而在于翻译—会通。 结合上述论断,作者在8.8节就对西方在全球推广人权和民主制度的做法做了一个批判: 批评与说服不是谁在启蒙谁,这些只有发生在“内部”才有真正的力量。汉斯·昆身为基督徒,对他来说,惟有在基督教里,“对真理的讨论才能达到激动人心的深度”。我们中国人关心人权概念的异同,关心民主制有没有普适性,研究罗尔斯理论的得失,惟当这些探索成为我们文明的内部问题,它们才“激动人心”。 另外,我特别欣赏8.8节中的两段话,作者用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视角,对哲学的会通做了精彩的表述: 哲学的努力本在于:把陌生领域的真理——它们来自遥远的时代、边缘文化、物理学或者心理学——翻译成我们的母语,从而我们能够感知这些真理的意义。哲学是转送、翻译、会通:“除非这后一种意义上的翻译(这种意义上的翻译指的是‘把一种语义内容转送到另一种赋义形式中’——笔者按)是可能的,否则就没有哲学。从而,哲学的主题就是这种普通意义上的可翻译性,亦即,把一种意义或一种真理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而同时没有造成重大伤害。” 哲学始终是一种翻译,它活动在两种语言之间,活动在“无名”地带。若说抽象普遍性是静态的,那么翻译—会通的普遍性则是在变化中生成的——“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成功的翻译—解释会通营建起思想的“共有形式”。思想厌避相同,思想繁荣在相通之中。但当然,没有任何东西保证我们总是能够成功地翻译。有些时候,翻译,贯通两种语言的努力,终归于失效和失败。“哲学的源头是翻译或可翻译性主题,于是,这种意义上的翻译失效之处,不啻说哲学发现自己已被击败。” 既然作者说到了哲学的翻译和会通,我在这里说个题外话,我们能不能把数学定理和公式翻译成古诗词呢?这是目前哲学界还没有会通的一个领域。如果谁能给出一个典范出来,或许可以启发更多人做出更多更优秀的案例,说不定就能打破数学与诗词之间的屏障,为哲学会通开辟出一片新的更广阔的疆域?听起来挺诱人的呢,那鄙人就先斗胆吃第一个螃蟹吧! 学过微积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有一个富比尼定理(Fubini's Theorem),俗称迭积分(iterated integration),是说积分号下的变量如果彼此无关的话就可以随意更换积分次序而不影响最终结果。该定理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计算高斯积分,即先把dx的一重积分扩展为dxdy的二重积分,然后再转化为极坐标形式drdθ,这样就可以很方便地得到高斯函数的积分值: ∫∞ exp(-x²)=√π 当XY坐标伸长到无穷远的时候,这个无限大的矩形跟一个无限大的圆没有区别,因为它们所覆盖的都是无穷大的整个平面,所以直角坐标和极坐标的积分结果是相同的。此时此刻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场景:圆形的天穹笼罩着四方苍茫大地!同时我的耳边响起那首熟悉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不好意思唱过头了,是前面一句——“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虽然语言不同,但是表达的意象都是一样的。领略过这番美景之后,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数学公式和计算方法。这就是数学和诗词的相通之处吧!Perfect!螃蟹已经吃完,后面还有更多美味,就留待各位惠连俊秀继续发掘啦! 以上就是我读陈嘉映先生的《何为良好生活》一书的感悟,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的理解有所启发和帮助。
“人应当怎样生活?”作者拒绝提供抽象教条,强调在具体生活实践中探寻答案。 作者首先辩证分析了自我实现与伦理底线的关系,区分了“自私”与“自利”,指出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自利具有天然合理性,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基础,甚至认为“毁了生活的,不是自利,而是不知‘自利’”。他批判那些缺乏健康自利意识导致的“无私”悲剧,认为真正的道德生活应建立在自利之上才能理解利他的意义。良好生活意味着“自我实现”,即“用自己所做的事情使自己充盈,支持自己站立”。但这种实现必须以伦理底线为前提,警惕道德狂热。他援引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强调良好生活是洞明自身天性、在生命历程中持续自我觉知与动态调整的“自身通透”状态,如同歌德描述的浮士德追求“越来越纯粹或纯洁的努力”。 书中直面伦理学的基本难题——事实与价值(实然-应然)的关系。陈嘉映反对将两者截然割裂(如康德主义),也否认存在独立的价值世界或能将价值简单贴到事实上的魔法。他认为价值判断植根于人的品格与经历,事实作为“引信”触发价值判断(如对老板克扣工资,不同人有不同反应)。他提倡“事实说话方式”作为公共讨论的伦理准则,努力分离评价与事实,寻求理性对话基础,这对网络时代的舆论乱象具有警示意义。同时,他尖锐批判现代社会商业文化塑造的“虚假观念”(如满屏俊男美女和新潮商品定义的美好生活),认为这导致价值迷失,构建良好生活必须始于辨别虚假观念和认知真实需求。 “知行分离”被视为伦理生活的根本困境。陈嘉映拒绝将其简单化为道德训诫,揭示其内在复杂性:存在“见闻知识”(如未经历生死离别的孩子背诵相关词汇)与血肉经历中体悟的深层认知之别。他指出“知不仅在心灵大脑之中,也在血肉经历之中”,像酒后不驾车或孝道,“只有能做到,才能算知道”。当知识内化为品格特质,外在规范与内在意愿统一,道德实践便成为天性流露,而非痛苦克制。这需要持续的实践修炼,体现亚里士多德“通过习惯养成德性”的思想,表明良好生活是行动中不断成就的动态过程。 在幸福观上,陈嘉映精细辨析快乐与幸福。他区分快乐的等级:低级快乐与高级快乐,强调伦理学需考察快乐来源的道德性质。快乐具有短暂即时性(“快乐不仅乐,还快”),而幸福则具长期性与整体性,常需放弃眼前快乐追求长远意义,其相伴的快乐常是自然涌现的副产品(如苦学后的成绩喜悦)。幸福必然包含道德前提(伤害他人之乐非幸福),且能包含对痛苦的担当与超越(“苦提升了乐的品质”),与尼采“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大”相通。 陈嘉映拒绝为“良好生活”提供标准化定义,指出其具有历史具体性和个体差异性(如曾皙、墨家、庄子、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的理想各异)。他提出“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安”的阶段性实践路径:青年期培养品格与灵性,警惕抽象的理想主义;中年期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价值,警惕过度世俗化;老年期在生命整合中获得安宁,警惕停滞与悔恨。他特别警惕“抽象生活”的危险(如毕业多年仍只空谈宏大理想),强调需在理想与现实间保持张力。良好生活的至高境界是“实然与应然的和合”,如同“水应该往低处流,实际上水也确实是往低处流”的自然状态,体现为在具体实践中将实然要求(如挣钱养家)与应然追求(如画画)统一,使活动本身成为目的(类似马克思“劳动作为生命自由表现”的理想)。现代职业活动常介于纯粹手段性(仅为赚钱)与目的内在性(如棋趣)之间,要求超越简单功利与理想主义的对立,在具体情境中寻求平衡。最后,良好生活必然包含社会批判维度,即在现实社会中建设生活的同时批判与改造社会,既反对逃避现实的清高,也拒绝全盘接纳的犬儒。陈嘉映的终极智慧在于引导读者在具体生活脉络中持续思考与实践,达到“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的境界,兼具脚踏实地的现实感与仰望星空的理想性,承认人性的有限性,相信在具体实践中能不断接近虽不完美却真实可及的善好生活。
作者:陈嘉映 这本书简直是拯救迷茫年轻人的明灯,在我看来也是对——知道那么多道理依旧过不好这一生的回答 不要用社会的价值观来引导自己的行为。 知行合一真的太难。 对于年轻人,如何判断自己活的好不好。在我周围的朋友们看来就是,你有没有钱?我以前一直以为钱不重要,一点儿都不重要,两年前的看法。如今觉得钱很重要,但也远没有周围人觉得的那么重要。 作者说:无论在哪个时代,良好生活的目标都要依托于纯良的心性,高尚的品格,才可能实现。至于快乐、财富等幸福的外在方面,也都会在锤炼品格的基础上,自自然然地跟随而来。 知行合一 ·王阳明 知道很多道理而没过好这一生。其实是道理需要深刻的生命体验作为支撑。 很多人说我胖,我知而不能行,我知道运动和减肥好,但不知道能达到什么程度,所以一直不想开始,只有真正知道最后的结果才会去行动,所以把运动当成游戏,赢了就奖赏自己,输了就重新开始,所以我开启了不瘦到100斤不买鞋子包包饰品的计划,这种坚持就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物品,给我实实在在的生命体验的结果,这种坚持绝对不是美好的物品可以为你加持的。 就像书中所言,只有当知识不再是你的身外之物,而变成你切身感受的东西,变成你的品格特征的一部分,知行才能真正合一。 哲学的作用,就是让你更清楚的看到生活的本质,看透了,也就不迷糊了,也就通达了,但是不是也就没有啥意思了呢? 自我实现远不是快乐轻松的事情。我们也不是颜回,不可能时时都能以苦为乐,但不妨碍我们尽自己的一点儿禀赋,年轻时多历练心性,成年后做自己想做的事业,年老后安逸享福。正所谓“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安”,才称得上是既快乐又幸福的良好生活。 正如《何为良好生活》的副标题所说:行之于途而应于心。在人生旅途中做那些最合乎心性的德行,无论在旁人的眼中结果如何,都会是我们的良好生活。其实就是哲学家康德提出的答案。 康德认为,仅仅把握事实,并不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人之所以知道应该做什么,则全来自于某些根本的价值法则。我们相信这些价值,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在现实中应该做什么。 所以价值是独立于事实的:我们努力过上一种道德的生活,是因为我们愿意让自己的生活追随某些价值,我们相信这样做是对的,而不是因为了解到了某些事实。 高品位的快乐总是与健康洋溢的整体相联系,而低品位的快乐,比如嗑药、无节制的饮食、欲望的放纵等等,则往往处在毁败与伤残之中,不与任何健康的整体相联系。我们谈了“是”与“应该”的关系,要想从事实推出价值,就需要借助道德上有意义的联络。 幸福不全是快乐,它需要的是与德行相配合的至乐。而良好生活也内在植根于我们的心性,发挥我们的品格秉性,成就一份自己所追求的事业,快乐也会随之而来,这就是幸福与良好生活。 总的说来,“我们究竟该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在今天越来越难以回答,因为所有人都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大转型。在传统社会里,人的自由处处受到限制,没那么多可能性供人们选择,所以人也就没有这么困惑。但如今,现代人的生活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面临着过度发达的选择自由,社会也尊重每个人的人生规划,我们却更加地迷惘,不知道怎样做才会是自己的良好生活 行之于途而应于心,合乎心性的德行 着眼于品格的提升 有所作为 自我实现 就是我们的良好生活!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以日常语言哲学切入伦理学,不空谈大道理,直指现代人的价值迷茫。全书温和通透,区分实践与生产、道德底线与良好生活,破除功利与虚无两极。语言平实恳切,既不鸡汤也不晦涩,把“我该怎样生活”落到“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的知行合一上。虽是哲学随笔,却极具现实关怀,为现代人寻找自洽人生提供了清醒、踏实的思路。 全书围绕苏格拉底之问(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核心命题展开,作者认为良好生活不是选对一条路,而是在行路中“行之于途而应于心”,贴合天性、知行合一 。 作者在书中对主流伦理学进行了批判。他反对功利主义,不把良好生活等同于快乐、幸福、财富或成功;批判“性价比”成为一切标准,把生活降格为商品选择。他反对义务论,不接受僵化道德律令;良好生活≠道德生活,道德是底线义务,伦理关乎活出人的丰富性。他反对抽象幸福论,幸福不是抽象目标,而是在具体实践中生成的状态。为此作者把实践和生产作了关键区分:生产的目的外在于行动(如挖沟、赚钱),过程痛苦、只为结果;现代社会多把人生简化为“生产”,导致抵达后空虚。实践的目的内在于行动(如教书、创作、交友),活动本身即价值;良好生活要投身这类“自身有价值的志业”。 在上述基础上,作者提出良好生活的本质在于行之于途而应于心。行之于途(实践优先)不是先想明白再行动,而是在做中逐渐明晰(如学游泳)。必须投身具体、有内在价值的事业,在行动中塑造品格、生成意义。应于心(内在校准)不是任性欲望,而是经教化的良知与实践智慧。行动要与内心认同的道理、真实感受契合,踏实、安心、不分裂。行与心的辩证关系是行塑造心,实践淬炼品格与判断力;心指引行,成熟心智校准行动方向。二者相互成就,缺一不可。进而提出了良好生活的三重标准(品性、识见、有所作为):1.品性:德性、真诚、良知,是内在根基。2.识见:通透理解人生与社会,不盲从、不虚无。3.有所作为:不是世俗成功,而是在志业中踏实做事、自我实现。根据上述标准,作者指出了现代生活的困境并提出了出路,其中困境包括:工具理性泛滥、价值虚无、伦理语言贫困;只剩“功利”“自我实现”,丧失对“品格”“尊严”的言说能力。出路在于回归实践与反思,在行动中追问意义;以真诚行动扎根世界,对抗虚无;提升学养、知行合一,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作者总结认为,良好生活不是外在成功或抽象幸福,而是在具体实践中,以知行合一的方式,活出品性、识见与作为,让行动与内心同频。“我们不想变成另一个人,也不想变成一个普遍的大写的人,我们只是要作为个殊者变得更优秀、更丰富,并使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整体变得更优秀、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