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复：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为邓小平的复出埋下政治伏笔 从1968年6月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邓小平专案组”为搜寻所谓邓小平的“材料”，先后派出外调小组93批，外调人员223人次，地域涉及15个省、市、自治区，140多个市、县，行程30多万公里。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以超人的毅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作了纠正：平反一些冤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重申党的各项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加紧整顿国民经济，强调要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力主批判极左思潮。同时，在外交工作方面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反映和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也汲取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深恶痛绝，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强烈不满，人心思治，渴望安定，他们积极工作，努力生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正确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开辟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领导全党全国走出“文化大革命”这段阴影、实现伟大转折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这一系列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没有“文化大革命”提供的教训，我们党很难这样坚定、快速、从容地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