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道：我的思想自传

赵敦华的父亲是遗传学家，母亲是佛信徒。自己汉语言本科，跨考哲学专业，海归，现北大哲学系主任兼宗教学系主任，中世纪哲学领域大家。凑齐了文史哲、宗教、科学要素，学贯中西。 这是一本个人成长史。记载了作者从中小学优等生，到反右运动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上榜，成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以及在北大的一系列故事。 也是一本人类学下的自我民族志。书中含有大量日记原文、照片、笔记、作者本人的论文和成绩单，反映了反右运动、WG时期的时代面貌，以及中国公派留学生、海归的生活经历。 还是一本学术史。记载了洪谦、王太庆、汤一介等老一辈哲学人的故事，作者曾在天涯论坛上与数百名民哲进行论战，很有意思，反映了官哲与民哲之争。另外，还详细介绍了北大最新的教学探索和国外大学的哲学教学体系。在全书末尾，谈论了中西马三派各自的沿革、相互关系以及时代问题。

大哲学家的个人自传，非常值得一读！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后悔自己该读书的时候，没有认真读书，要不是，哼，大言不惭的说，我也可能是大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只是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最好看的是第三四五六篇，求学、入职等，充满活力和求知动力，对国外培养哲学家的课程体系的介绍也非常有参考性，对北大前辈的追思也很好。 后半部不太好看，很多官样八股文，也没什么特别好的论点和论述。文中的错别字、事实错误也不少，感觉校对不仔细。 照片与文字配合度很低，不过到是看到很多老前辈的样貌，这点好评。

想到几个词 ：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象牙塔； 。一本小众读物，

琐碎，而且自我感觉良好，关于哲学似乎没有太多真正的洞见。我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了。

读优秀人士传记，向优秀者学习。 引：本书是著名学者赵敦华先生的思想自传，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作者的家学渊源、父亲影响、启蒙书籍、社会历史中思考的问题，以及1977年之后大学和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第二部分回顾了作者1988年回国之后在北大工作和思想的经历。作者浓墨重彩于自己与陈修斋、洪谦、王太庆、汤一介、汪子嵩、梁存秀等老一辈学者的交往细节，治学的几次转变，以及参与学校和哲学系管理的苦乐之事。第三部分述说了当时对其学术观点批评的回应，涉及关于基督教哲学性质、“全球伦理”的讨论、中西马关系等等问题。最后，作者对近四十年学术争鸣中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十大问题做了 “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思考。透过作者保留至今的大量学术笔记和心得、留学日记、成绩单、习作、阅读书单、硕士论文以及博士论学位答辩实录等，读者能从中领略到一位学者的不平凡的成功之路。

2024年1月4日 星期四 祝福早安 天气大雾 气温-1℃ 《我思故我道：我的思想自传》 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非孔门弟子，亦有读书人如此这般履历。我自童蒙有志于学，束发而后，耽误十余年。丁巳之年，始上大学，后出国留学；年已三十九，方学成而立。四十至五十余间，在人杰地灵之北大度“不惑”及“知命”之年。年逾甲子，学术主见渐进，遂不惮争鸣，可谓“耳顺”。“耳顺”者，意见不同而心平气和也。“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争鸣有理性，悉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焉。“从心所欲”者，曰“思无邪”，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或曰笛卡尔之“我思”；“不逾矩”者，“吾道一以贯之”也；道者，言也，思有所言而道之，我之道也，康德谓之“思想通则”，其有三律，始于“勇敢底使用你的理智”，是谓启蒙；进而置身于他人立场思维，是谓同感共识；终究一以贯之思维，此为思维者最难行，非老年不逮也。由此观之，“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即为“我思故我道”。我言我之思，我思我之道，力有不逮，抛砖引玉，祈望同道中人共勉之，相为谋，不吝指教也。 [插图]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八日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第一篇 志于学 一、“我去上学” 1949年8月18日，我生于浙江金华。母亲说，出生那天凌晨，她梦见一个桌面大的“典”字，早晨9点就生下了我。母亲领悟：“典”预示“共”产党顶替“国”民党。我现在想，“典”是否也预示着我和典籍打交道的人生呢？ 1950年初，父亲受聘于芜湖的安徽大学农学院，全家搬进芜湖赭山的大学宿舍，父亲抱着8个月零19天的我照了张相。1954年长江发大水，现在依稀记得在家门口看到山下滚滚洪水一望无边的场景。洪水退去，妈妈带我去集市，我吵着要一只小书包，买回家后天天挎着小书包，雄赳赳踏步做上学状。有一天，家人发觉我走失了，四处寻觅不见，妈妈万分焦急，到派出所报案。刚进大门，她就看到我坐在桌子上啜警察叔叔买的棒棒糖。民警说，看到这么小孩子挎着书包在路上游逛，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去上学！”民警生疑：附近没有小学。于是领我到派出所。妈妈千谢万谢，把我领回家。 后来读《理想国》，读到社会分工的原则是“按其天赋安排职业，弃其所短用其所长，让他们集中精力专攻一门，精益求精，不失时机”（354c），不禁哑然失笑。柏拉图论及职业分工的理想状况，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职业往往不是被他们的天赋所安排的，还有人经过了多年的蹉跎岁月之后，才能集中精力专攻与天赋相一致的职业。所幸的是，我属于后一种人。 多年之后，妈妈经常讲这个故事，感谢好人和菩萨，也夸奖我从小爱学习。1982年，我考上哲学专业的出国研究生，妈妈重提这件事，不无自豪地说，早就看出我有爱学习的天分。她不知道柏拉图说“爱学习和爱智慧说一回事”（376b），而相信我最终走上哲学道路，是冥冥的命运安排。 天赋和遗传 母亲吴慧良，字周南（1916.12.9—2002.3.4），是个佛教徒。父亲去美国留学期间，母亲留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宿舍，捱度艰难岁月，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急于回到南通故乡与父母公婆重逢。当时客船一票难求，只得带着两个女儿，冒险乘坐被禁止航行的小木船。开始还算顺利，小木船队渡过三峡险境。不料到鄱阳湖，遇到狂风暴雨，船蓬被吹跑，舢板漏水。母亲紧抱两个女儿，不停念诵“大慈大悲南无阿弥陀佛”，许愿如蒙生还，终生供奉菩萨。俄而风停浪静，四周全是结伴而行小木船的残骸，母亲乘坐的破船漂流上岸，辗转到九江，再换乘大船平安回乡。从此之后，母亲成为佛教徒，床头五斗柜上摆着一尊佛像，每天定时焚香念经。我从小就被告知，这是不能打扰的安静时刻，久而久之，对虔诚祈祷的情境不禁有了一种神秘感。 我的父亲是一个遗传学家，对哲学也感兴趣，1957年第2期《自然辩证法通讯》开辟“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笔谈”专栏，父亲发表《农业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东北工学院陈昌曙先生也写了《要注意技术中的方法论问题》，这两篇言简意赅的论文开我国技术哲学的先河。父亲晚年开研究生新课，其中一门是“现代遗传学中的哲学问题”，涉及生物哲学深奥问题。我虽然研究哲学多年，也没有完全弄懂父亲编写的这门课的讲义。 父亲没有宗教信仰，但从不对母亲烧香拜佛说三道四。我的命运，也许有父母的遗传：假如像父亲，我会成为科学家；假如像母亲，我会成为宗教信徒。按照罗素说法，哲学是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无主领域，我最终踏入哲学领域，大概与父母遗传的既理性也神秘的禀赋有关。我的哲学思辨有科学和宗教双重根源，既充满着对科学探索的好奇，也保持着对宗教信仰的同情尊重。这当然是“五十而知天命”的后话了，童年和少年“志于学”，主要受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 开卷有益 父亲忙于工作，很少教我识文断字，而由着我翻书，他经常说开卷有益，可谓他的经验之谈。父亲除了读书之外没有其他业余嗜好，他是遗传学家，读书兴趣却很广泛。1955年，安徽大学农学院迁到合肥，新建安徽农学院。我家搬进公家新盖的楼房，配备了新家具，最大件是三门书柜，父亲把专业书和英文书放在下部的木门柜里，把新购的书放在上部玻璃门柜里。父亲喜欢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他过去买的很多书在40年代颠簸流离中遗失，50到60年代出版的古代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都被重购，《中华活页文选》每期必买。书架上另一类书是理论著作，《毛泽东选集》（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和《列宁选集》（四卷本），以及工会发的时政读物和学习材料。另外还有为姐姐和我买的书，如《趣味数学》《十万个为什么》《唐诗一百首》。小学三年级之前我认字不多，新书上架都要翻翻满足好奇心，记得有一次把《水浒》念成“水许”，父亲告诉我“浒”的读音和意思。这个书柜伴我度过少年时光，其中的书是我早期的精神食粮。即便只留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和《列宁选集》，也能伴随我度过艰难岁月，此事容待后叙。 驽马跬步 我于1959年8月份出院，但要等到结核钙化才算痊愈，所以9月开学时办了休学手续。休学期间我找到一个消遣的好去处，那就是到书摊上看连环画。在合肥长江路的结核病防治所和安医门诊部之间，开了好几家租看小人书的书摊，一分钱看一二本，一角钱包看半天。每次复查看病之后，我坐在书摊的小板凳上，把成套的《三国》《水浒》《西游》，连同现代小说的连环画，一扫而净看了个遍。 看连环画的收获是无师自通，多识了词汇成语，熟悉了故事情节。回家再翻《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和《中华活页文选》，居然多半能看懂了。父亲要我背诵《唐诗一百首》，说是“熟读唐诗一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我小时确实能背诵唐诗一百首，但直到现在还不会诌古诗，究其原因，对平仄对仗押韵无兴趣。有道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成功之母。看小人书唤起了我对古典小说的兴趣，古典小说又唤起了我对书籍的阅读兴趣。 1960年春季，我病愈后申请复学，学校要我留级到三年级。母亲说我一直在家里看书，可以跟上四年级的课，学校遂让我在四年级试读。但算术第一次测验我就出了纰漏，老师把我带到教导主任面前愤愤地说，连先乘除后加减都不会，快让他回三年级吧。幸亏我的语文测验成绩优秀，班主任又是语文老师，保我继续跟班试读。算术老师的责怪，意外地让我知道四则运算规则是先乘除后加减。掌握了这个法则，我做算术题所向披靡，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我心中窃喜，原来三年级下学期算术课只教了这个“六字诀”呀。至于高年级的应用题，无非是四则运算的文字化，只要正确理解题意，就能迎刃而解。1962年考合肥一中初中最难的一道：一根5米长的树干，平均锯成5段，每锯1段需要10分钟，共需要多少分钟？我分析题意：锯成5段只要锯4次。大多数考生在这题上都失分了，而我得了满分。 、我看哲学的危机和未来 我在《现代西方哲学新编》2002年版的结束语标题是“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今天发言可以说是20年后的重新反思。1987年Kenneth Baynes,James Bohman &Thomas Mccarthy 编写一本论文集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这本论文集收录了当代重要哲学家思考哲学未来的文章。文集编者把他们的观点分成三派：终结派有罗蒂、李奥塔、福柯和德里达等通常被称作后现代主义者的人；转型派又分两类：一类是英美分析哲学家和他们的德国同伴戴维森、达米特、普特南和阿佩尔、哈贝马斯；另一类是人文主义哲学家伽达默尔、利科、麦金太尔、伯鲁门伯格和查尔斯·泰勒。这个名单涵盖了20世纪后半期名气最大的哲学家，其中一些人现今依然健在，在中国影响也很大。我感到这三派其实组成两个阵营：第一和第三派组成修辞的、人文的、后现代的阵营（Rhetoric,简称R 阵营），而第二派属于分析的、逻辑的、现代性的阵营（Aanlytic，简称A 阵营）。 相比而言，R阵营的“话语”比A阵营的“逻辑”的挑战和威胁更大。 伽达默尔的代表作号称《真理与方法》，但既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是真理，也没有方法。麦金太尔把“诗和传奇”作为某个“语言共同体”不断地制作“勇敢、正义、权威、主权和财产等概念，乃至理解和没有理解什么的概念”的“真经文本的样例”。后现代主义更加极端，否认真理，否认本质，否认中心，否认结构，否认能够承载意义和价值的主体性。德里达在《人的终结》中说，要用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存在之家外面快乐的跳舞者”的比喻代替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我们的自我意识”，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摧毁和对人道主义的批判是“人的终结”的入口。后现代主义从“上帝死了”“作者死了”“读者死了”到“人死了”的解构是彻底的虚无主义。I.C.Jarvie批评说，相对主义“限制了对人类作品的批判性评价，使人们解除武装，失去人性，不能相互交流，不能从事跨文化、跨文化所属领域的批判，相对主义最终取消了任何批评……在相对主义背后笼罩着虚无主义的阴影”。 R阵营多数人不赞成哲学和自然科学结盟，在反科学主义的旗号下竭尽批判科学精神之能事。罗蒂的代表作《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中企图终结从“笛卡儿-康德模式”开始的近现代哲学，包括分析哲学和一切职业化哲学。他认为未来的哲学“不再是一门有着永恒主题的学问的名称，相反，它是一种文体的形态，一种‘人类交流的声音’。这种交流在某一时间转绕某一问题而展开”。李欧塔虽然看到后现代主义是计算机时代，但认为计算机的信息规则是游戏，而现代主义是科学主义依赖的“宏大叙事”（grands récits），后现代主义是用信息的叙事代替科学的游戏。即使在社会领域，查尔斯·泰勒也把“人文”与“科学”截然两分，他认为，行为主义、功能主义和基于人工智能的心理学等“人的科学”的基础是关于自我、语言和知识的还原论和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泰勒进而批评胡塞尔在《笛卡尔沉思》中“自我责任”的确定性，连同自由、尊严、自律的现代理想等“现代文化的基础”；依据自己对黑格尔和浪漫主义的自我理解，泰勒认为人是“自我理解和自我描述的动物”，在自身传统和社群里自我定位。 这两个阵营的分歧其实不能用“终结或转型”来概括，After Philosophy概括了两者思考的共同问题，After 作为时间副词，指20世纪之后，而after作为表示顺序的介词，则有“追随”的意义，20世纪末的重要哲学家无不思考20世纪之后哲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R阵营感到来自自然科学和高技术挑战的压力，转向人文学科寻找出路，致力于把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转变为哲学话语主导的跨文本、跨文化的对话；而A阵营直面科学技术前沿问题，寻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统一的新图式和方法论。虽然R阵营和A阵营的转型主张都言之凿凿、自圆其说，但20世纪中期之后，R阵营的形形色色观点大行其道，社会影响广泛，而A阵营限定在技术性的职业哲学家圈子里，两者或相互批评，或互不往来。致使R阵营中极端的“哲学终结论”兴起，而A阵营缺乏共同主题、方法和共识，未能为科学技术提供一个范式。 21世纪已经过去18年，情况正在起变化。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智能革命正在改变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舆论、媒体和学术界都在关心高新技术的成果及其引起的后果。哲学家不能无视高科技创新的经验和可能的结果，不能不在新的条件下思考哲学与科学技术关系等问题。哲学的趋势似乎开始向A阵营倾斜，连R阵营的大盘——德法哲学界也出现了分析哲学化的倾向。但是，20世纪西方哲学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21世纪当下和未来哲学转型的任务和方向也不明确。我拟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维度谈谈自己的意见。 虽然从词源上说，“批判”（Critique）来自“危机”（Crisis），虽说“终结”（Ausgang）有“终结”和“出路”双重含义，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修辞的文字游戏，那么回顾哲学与科学结盟的经验是有益的。17世纪科学革命之际，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统治着大学的讲坛，现代早期哲学家无不批判经院哲学论辩的体系和方法，他们不但参与新兴自然科学革命的发明创造，而且创立了与新科学结盟的哲学体系，这些体系以新兴的科学为榜样，用新的形而上学、认识论、道德政治学说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不但改变了西方世界的面貌，而且成为影响世界的强势思潮。19—20世纪之交的学术思想发生变化，数学、物理学和哲学同时遭遇危机。为了应付危机，20世纪初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哲学革命”应运而生。“哲学革命”为化解数学和自然科学危机提供思路，却没有消解哲学自身的危机。我认为哲学在整个20世纪都在危机的乌云笼罩之中。 哲学的本性要对自身“存在还是不存在（to be or not to be）”进行自我反思，在危机的处境中，哲学家都要求哲学的转型。但20世纪哲学的危机比哲学史上前几次危机更加严重和复杂，它从根本上怀疑甚至全面否定传统哲学的世界观、真理观、价值观、道德观、人性论、科学观和方法观。 在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或人文学科）分离、学科高度分化的条件下，哲学失去了“科学之科学”或“第一科学”的地位。伴随着哲学的失落是哲学理论的危机。哲学家不能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甚至不了解新的科技知识和前沿问题，哲学家按照自己专长的哲学史片段，以传统的人文知识或近代机械论为标准，对科技创新指手画脚，先验地裁判这也不可能，那也有危害。 面对哲学危机，是墨守成规，满足于哲学的专业历史知识和现有认识水平，还是以科技创新、智能工业革命的新问题为导向，开拓哲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交叉科学和新学科的探索？这对哲学家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生死抉择。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哲学研究和教学已在不少领域方兴未艾，如实验哲学，神经科学与意识具身化，生命医学伦理学，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伦理，逻辑-自然语言-计算机跨学科研究，科技美学和工业设计，科技-工程-人文-数学（STEAM）教育，等等。哲学新的研究方向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必定消亡，而需要在新旧学科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新的问题和对象，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改造形而上学体系。形而上学的改造实为哲学与科学结盟的终极问题，在此问题上，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没有先验的优势，没有捷径可走，只有经过中外哲学家世世代代的努力，才能取得进展和成功。让我们用踏踏实实的工作迎接新哲学的诞生吧！

我思故我道 仿笛卡尔名句我思故我在，意境自成风骨 释义 我有所思，便自成行路； 心有思考，便自有人生大道。 思想的自传体 一位大学教授的哲学思想的自述 还是北大的 有些太深奥了 还得再读

赵老师可以说是我的学长或者校友，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叫阜阳师范学院了，在 2019 左右改成了阜阳师范大学。

精神快乐高于物质享受，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意的猪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