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

88分，深有同感。优点：作者和我是同龄人，读书路程 教育经历都比较相似。因此看他的书就像在总结我自己的感悟一样。基本观点我都认可，就是对光绪我有点不同意见，光绪类似崇祯，区别在于光绪没掌权，否则很可能一个结局，越勤奋越接近终局。缺点：行文有些干瘪，如果不是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可能阅读体验不会太好。

80后作者，功底深厚，出乎意料！

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 余英时：“史者，知人论世之学也。今人于论世之义知之甚审，而于知人之义即多忽之。然亦未有不知人而真能论世者，更未有不知其心而真能知其人者。” 我们要理解一个人，必然要洞察其心，要理解一个时代，必然要理解时代里的人，否则知人论世皆是虚妄，只会流于历史教科书所宣扬的片面之词，或只有高大上，或只有土肥圆，从而陷入无脑的感恩戴德吹捧颂扬，指奸责佞贬邪诛恶。 戊戌变法之败，往往责之“亡于激进”，“亡于守旧”，但甲午惨败后，晚清举国笼罩在亡国灭种的阴影，其痛苦与纠结，那些不曾在此种阴影下彷徨、奔跑的后人何以体味？ 宝藏青年学者羽戈，不以时间线性为脉络，尽力撇开种种后见之明，而将人置于时代的激流旋涡之中，以康有为、谭嗣同为切入点，同时论及梁启超、唐才常、张荫恒、袁世凯、张之洞、翁同龢、光绪和慈禧等，深刻剖析他们于国家危亡，文化激变之际，在改革与革命，激进与渐进，夺权与守旧中左支右绌，如何惶惑焦灼，如何沉思奋勇，如何痛苦抉择，如何杀身成仁…… 无论出于公义或是私心，戊戌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一是不得其时（势），二是不得其人，三是不得其法。其失败预兆着改革的时代结束了，革命的时代开始了，像谭嗣同那样，为旧时代而死，为新时代永生。 滚滚潮流势不可逆，开历史倒车者终将被粉身碎骨。 论世需先知人，知人需知其心，对待历史人物，我们应当努力明辩是非，如胡适先生所言"持平之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至于老生常谈之以史为鉴云云，我更欣赏乔伊斯所说“历史是一场噩梦，我努力想从中醒来”。

本书主要以戊戌变法时的康有为、谭嗣同为切入点，分析他们在改革与革命、激进与渐进之间的心理路径，同时论及梁启超、唐才常、袁世凯、慈禧、光绪等人，有一些新的看法。戊戌变法以一种狂飙激进、类似于革命的方法进行，基础不牢靠，自然是难以持久的。激进是一柄双刃剑，有人视之为潮流，有人则视之为旋涡，在后者眼里，中国从近代向现代转型，所感染的一大病症即可形容为“激进之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告别革命”的呼喊声中，对激进主义的剧烈批判构成了中国学界与舆论界的主流。可是，如果不能洞察激进的起源，如果不去追究“说什么激进”背后的“为什么激进”，如果不愿设身处地去追索为什么众多国人会投身激进之河，那么不管后世的批判多么慷慨激昂，多么痛心疾首，都无法驱散激进的身影。历史可能还是会不断重复，象鬼打墙一样转不出来。

曾国藩、谭嗣同是湖南老乡，同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都有心挽救大清帝国于大厦将倾，都曾得罪了主子，戳了逆鳞，但二者命运截然不同，前者成了国家功臣，后者成了亡命徒。为什么？ 上司的性格，决定了两个爱过青年的命运。 曾国藩得罪的是咸丰皇帝，咸丰皇帝看到曾国藩《敬陈胜德三端防流弊疏》，被这封投诉信气炸了，但终究是没下杀心，只是隔空回怼、互骂打嘴仗，顶多再把曾国藩打入冷宫，留了曾国藩一条性命，不想竟然逼出一个湘军，把平定太平天国给维稳了，还培育出了个李鸿章，接着给慈禧擦屁股。 谭嗣同得罪的是慈禧皇太后，慈禧太后宁可大清倒闭，也接受不了“本宫娘娘”手里没有控制权——兵权，她才不顾什么大清律、祖宗家法的条条框框，她必须立刻结束谭嗣同的命，结束肉眼可见的“康”党成员的命，包括不听话的亲侄子——光绪皇帝，也不能留作后患——不过一碗砒霜。她没有看到的是，光绪皇帝、谭嗣同身后，是万万千千个谭嗣同和康有为的替身，这些人是杀不绝的，而且会越杀越多。 致于以后，袁世凯逼宫称帝，段祺瑞驱逐宣统，孙文建立中华民国，孙殿英掘墓……作为西太后，她想不了那么远，虽然这些敌对者，都是她亲手铸造的。她原本可以不跟谭嗣同（一个从四品官儿）一般见识，也不必把有志青年们折腾的那么惨，大家留个面子以后好相见，让爱新觉罗家族子子孙孙继续住在紫禁城享受朝拜，就像日本天皇家族、英国王室家族那样妥协一下。不，她偏不，她想不了那么远，她只顾自己活着的时候风光、安全就行。 慈禧终结了谭嗣同们的命，也要了大清皇室的命。

羽戈解读戊戌变法，大不同于教科书所谓维新派与守旧派斗争之定性。 作者以“知人论世”的治史态度重新审视戊戌变法历史，将参与变法诸人置于时代脉络下，考察时人、时政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他将晚清的政治思潮划分为三种：守旧、渐进与激进。大部分官绅守旧，如帝师翁同龢，其思想底色极其守旧；部分高官主张渐进改良，如孙家鼎、张之洞、陈宝箴、张荫桓等；中下层官员主张激进，如康有为、谭嗣同、杨深秀、林旭等。慈禧太后并非顽固守旧者，只是变法不能弱化其权力，戊戌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而起，只是加剧了其激烈程度。 变法失败的原因：一是不得其时（势），二是不得其人，三是不得其法。 作者重点论述了康有为和谭嗣同的作为，二者皆有从革命到改革的转向，康有为的转向成全了他自己，谭嗣同的转向，献祭了生命，开启了革命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