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
在游记中有对当时沿途风土人情的描写,但即使在游玩中,胡适所见也不止是"山"和"水",还看见当地的宗教、文化、教育和国家建设,甚至不忘考证庐山上的一个塔,意在引导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胡适先生的这本《南游杂忆》是因为我在春节期间往返深圳—广州五天而选携观览的。只因为觉得旅途的阅读实在应该轻松一些(胡适的文章给我的感觉绝对是言语浅易而思想标新),又恰因谈及胡适南行香港—广州—广西所记,就带上了。 香港与其说是记游,毋宁说是游说。当时大英殖民下的香港教育以英文为主,延承了广东话,仍学古文。胡适说“为谋中文与英文学校的衔接与整理”,很是希望他们“一致的改用国语课本”。作为已然身为白话文主将的胡适,自是自嘲香港此行是“卖膏药”的。 广州站,可以说是香港行的续曲。无论是广州当局之于胡适,还是胡适之于广州军政府陈济棠,可谓本就思想矛盾,水火不容的。本省的教育是否继续“读经”就是二者理念差异的角逐场,或者说是思想对立的外显。可以想象,高扬“打倒孔家店”旗帜的胡适对迷信传统文化的反感和愤懑。广州之行,胡先生几乎是被叫停所有演说,甚至可谓是在一片谩骂与痛斥声中扫地出广州城的。胡适大意是,自己是被陈济棠极其阴险地诬陷了。 于是,南游的重点阴差阳错地留在了广西。独秀的山岩洞天使之迷恋,而期间察访所知的广西民团“保甲”式自卫、自给、自治之法的推行,应该是让胡适一行看到了乱世乱政的光亮的吧。当然,包括胡政之笔下对广西军政赞许,除去桂地真实的政通令达、官绅清清外,我想,德公和健生对胡适礼遇有加,较之广州陈济棠对比鲜明,也是好感度骤升的重要原因。在那个兵戈纷乱、政治艰难、民生疾苦的时代,胡适对广西的一番形容,确让人心向往之。当然,文中对民国时行政自治、军阀割据一方的描述,也真实地展露出来:桂军军制和民团结构;国民义务教育的推行;为破除迷信而推毁庙宇、砸倒神像(我本以为只有WG时候做这事);还有广西在追击红军的成果……如随其行,真的能想象还原民国时的乡土广西。 “庐山游记”,既在绘景,更在考证。为什么在这“无用”处花心神气力考证?胡适答:“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北大版附了《平绥路旅小记》。这不能归为“南游”,但,“云岗伊阙只够增加我们吊古的感喟,使我们感叹古人之愚昧与狂热真不可及而已”,其中思想与南游所陈如出一辙。
此书是以游记的方式,阐述了胡适先生对文化改革与强军强国的期许。虽时隔百年,但也应和现在的时代需求。
就是胡适到广东广西一带旅游的游记,以及旅游过程中的所见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