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戏剧：终身大事——游戏的喜剧

中国现代话剧的开山之作，主题是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倡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田太太迷信求签算命、田先生以祠规反对同姓通婚，分别代表封建迷信与宗法权威的压迫。田亚梅的“出走”象征新青年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决裂，成为五四时期“娜拉式反抗”的典型。但其出走依赖陈先生的汽车和纸条，暗示其反抗仍依附于男性与经济条件，缺乏真正的独立性。 剧本情节简单，人物形象单薄，在对话和结构上都很不够成熟。

一百年来，进步之大，此剧可为一证。

文学性一般，但我觉得颇值得玩味的是胡适末尾说想做写实主义，无人来演或许是太过写实罢。不得不承认又想回到性别问题，女性，启蒙的女性在怯魅后道路更为艰巨……我欣赏涓生子君般的爱情，但是我认为他们连同文中未竟的结尾或许都不会太好。都说不要在意他人，近来成绩优异的大学女生染粉发而被他人网暴扒出隐私，直到生命深渊的尽头。对女性婚姻爱情的吞噬从未结束，敢于反抗确为优异，但也应考虑无法控制的糟粕的肮脏一切……希望他们追求美好，虽然在那个在这个时代都是奢求。

中国现代话剧的开山之作，仅用一天完成，尝试初期，难免剧情简单，形式朴素，能明显看出受到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关注恋爱婚姻自由，其家庭革命思想、“出走”的举动，一度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戏剧的一个母题，并引发了一股社会问题剧创作的洪流。

1919年，胡适先生的话剧——《终身大事》，标志中国话剧的开始。 从一开始的布景就显露出田家半新半旧的特性，时代的潮流是民主与科学，田父田母表面的新难掩内心的旧。 田母为了女儿的终身大事去算两人姻缘，连算命先生都不知道自己竟然能和观音娘娘说的一样，可见这也不过是忽悠人的说辞，是封建迷信的双重巧合罢了。因为封建迷信，她想着拆散女儿的姻缘，还两次提到:“我们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这个说辞在中国式家长中见怪不怪了，父母总是以自己的见解去帮我们做出选择，要求孩子必须听从，又不知道扼杀了孩子们多少童真与自由。 田小姐转而寄希望于自己看似很开明的父亲身上，但是田父搬出姓氏相同的理由也拒绝了两人的姻缘，并且从“你怎么不先来问我？”“不能”等强硬的说辞可以看出他封建强权的一面。 最后，田小姐在陈先生的鼓舞下，明白：“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做出了娜拉式的出走，离开了这个半新半旧的家。 娜拉式的出走不可说好还是不好，然而在当时那个年代，敢于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不，也是值得让人钦佩的事情了。毕竟胡适先生在本剧的最后也提到，自己写好了这个戏剧但是却因内容略微离经叛道，而没有女学生敢演，可见社会普遍还是半新半旧的，与戏剧中所披露的社会现象如出一辙。

无法用悲剧或喜剧去评断这部短篇剧本。儿女的终身大事，在百年前乃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但无知的父母在决策过程中却连自己也不相信，并美其名曰对儿女负责。        深受封建迷信的旧思想影响的母亲，将女儿的终身大事寄托于观音菩萨、算命瞎子；萌生了新思想、新观念的父亲看似走出了迷信的圈套，又落入老先生们的眼光中。思想的革新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传统的枷锁过于沉重，维新之路鲜有问津。        生肖相克、田陈同姓……这些旧观念最终没有动摇田女士的决心，勇敢地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做出决断。在今天看来，本剧结局的圆满唯有结合百年前的实际演艺经历，才觉得悲哀。这位在女子学校无人敢演的，超越时代的女性角色，直到很久之后才绽放光彩。

“五四”时期旗鼓喧阗地引进外国戏剧,尽管存在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存在着对某些作品评介不当、译文不够通顺以及造成中国话剧的“欧化”倾向等问题,但其主流是服膺于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要求,服膺于现代戏剧建设的需要的。外国戏剧思潮和创作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眼界,为中国现代戏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学习的楷模。果然,一批易卜生式的社会问题剧,以胡适的《终身大事》为滥觞应运而生了。应该指出的是,《终身大事》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期,正值“五四”高潮期,加之胡适和《新青年》声望很高,这就导致一些文学史家和戏剧史家都以《终身大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话剧剧本。其实,从我国戏剧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如前所述,南开学校新剧团的《新村正》,早于《终身大事》问世,它已经脱离了话剧的早期形 式一一文明新戏,在戏剧文学的完整性上是超过《终身大事》的。 此剧本文学性较弱，但在中国戏剧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能上架也不错了。

上课时老师提到，如果陈先生开的不是汽车，结局会怎样

五四时期的文学有主题先行的特点，所以会显得有些单薄，时代性大于文学性，娜拉出走后怎样固然值得考虑，但是首先要有出走的勇气

故事跌宕起伏，吸引人的阅读兴趣，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