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晖
本书的宗旨是从“主义”、“文化”与“部门”的分析中,结合我们特定的“问题”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 “共同的底线”并不是调和折中。虽然我并不反对调和折中,正如我既不反对自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也许将来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争成为真问题时,我会持某种有原则合逻辑的折中态度,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持守底线。
提出一个"历史上假想的自由时间",再提出一个穷凶极恶的时代,借此寻找自由主义思想的本土化方向,是秦晖最主要的思考方式。然而,秦晖没有办法克服史料匮乏的硬伤,这就导致他似乎从传统中找到了自由主义,但又对传统的产物十分反感。 由于这个路径本身就是自由主义思想未经本土化而严重水土不服的产物,秦晖的思想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症结,就是把中国本土历来存在的可改造的进步因素混同为落后顽固的前现代遗存,以至于敏感到了应激的程度。 这就决定了,秦晖在漫谈自由主义的权力运作之时,必然对中国本土复杂的民间自组织有所回避,这是他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最为矛盾的一面。有共同的底线是好事儿,但是共同的底线谁来执行?秦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将权力的集中者等同于权力的拥有者。 他在《共同的底线》中批评科斯定理,但他根本忽视了科斯提出这个定理的一个重要背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一些市场主体(不论是零散的消费者还是数个生产者)会自发地形成组织,用组织关系取代正常的市场交易关系。秦晖忽略了这个背景,他只看到了科斯定理“为公权力抢劫辩护”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民间有源源不断的推举社会公权力的动力。即便公权力放下了“抢劫”的执念,他所希望的、享有公平交易权和平等议价权的公民们,也会立刻建立起无数民间自组织,继续“抢劫”活动。 由是观之,秦晖的观点与其说是自由主义,更接近于安那其主义。他希望建立一种“个体的有机联结”的秩序,而对权力的集中高度警惕。他回避了对民间自组织的探讨,因为一旦在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插入更多权力主体,他的学说就非常难以自洽。 这些秦晖讳莫如深的民间自治秩序,在现代社会充当着公民与国家权力互动的,最重要的桥头堡之一。联合成团体的业主可以在烂尾楼开发商、银行和法院之间斡旋,村集体组织能够发挥阻止土地被外来大资本侵占的作用。秦晖害怕权力的集中带来抢劫,可他根本上无视了权力集中的动机。 法治程度越高的行业,民间自治秩序越能取代国家行政秩序,比行政权力抢先一步发挥作用。比如直接和法律打交道的律师协会,行业规则高度密集的医师协会,高度技术化且利益关系复杂的注册会计师协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民间自组织在他的视野中缺位了,因此他无法讨论权力如何运作。仿佛行政机关一发号施令,其权能就立刻砸到了每个公民的头上,行政机关只要老老实实交出权力,公民就会自动获得平等的权力。不知不觉间,他把权力的转移当成了两个人之间抛皮球的游戏,你扔出来,我就接住。你减少多少权力,我增加多少权力。 这个想法就很有圣西门和孔德的特色,我们不讨论组织的存在,不讨论个人的能力,只需要做加减法就可以计算社会的生产力。秦晖把它活用了一下,用来计算权力的转移。同是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无数次批评了这种观点。他管这个叫“唯科学立场的客观主义”。 「既然科学的教导是,万物皆可最终归结为能量,那么人类在自己的计划中,对于各种事物,也应当不去考虑它们对知道如何利用它们的人的目的有何具体用途,而应把它们看作抽象能量的可相互转换的单位,“从实质上说”,它们就是这种能量。 有关生产的“客观”可能性的观点,即有关据说自然事实使其成为可能的社会产出和产量之“客观”可能性的观点。在对所谓全社会的“生产能力”的量化评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观点。这种评估通常不是在谈论人类利用现有的组织能生产出什么,而是从不加限定的客观角度,谈论“能够”用现有资源生产出什么。大多数这样的断言,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含义。它们并不表示x或y或任何具体的人类组织能够制造出这些东西。它们所计算的是,散布于众人中间的全部知识,假如能够被一个头脑所掌握,假如这个主宰的头脑(mastermind)能够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让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行动起来,就能够达到某种结果。」——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 从哈耶克的论述来看,秦晖的论证思路不但不像一个自由派,反倒是越看越左。这样的矛盾倒也是十分微妙。 每当我提到朱苏力,知乎上就会有无数法学婆罗门攻击我,但我言及秦晖,就不得不拿出朱苏力和他对比一番,因为朱苏力从不讳言对权力运作方式的讨论,并且正视本土复杂的民间组织力量。在他的书中,公民、村民社区、基层法院、合议庭和审委会、行政机关,所有人都参与了权力的运作。朱苏力的讨论无法像秦晖那样动辄上升到最高的权力,但他的观察和建议一定比秦晖更加切实。 秦晖对朱苏力意见很大。在秦晖看来,朱苏力所做的"本土化"工作,不过是给封建社会的伦理招魂,借此拮抗现代社会的法制,"用文学描写来论证西方法治不适应本土文化资源"。这就是秦晖的自由主义中国化进路的最直观的局限性。有一个答主说得非常精辟,那个年代自由主义学者陷入了"集体失语症"。我将其引申为"试图发掘本土资源,但又拒绝本土化"。 想完成自由主义本土化,就必须讨论民间自组织,可是秦晖根本不碰这个话题,所以其论述的有效性仅限于辩经。 秦晖的困境,实际上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集体的困境,那就是如何处理行政权力、社会公权力和公民权利三者的关系,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本土的自由主义,应该自由到什么程度,如果一直不把视野转移到社会公权力的身上,这个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答。
共同的底线,它不是两者互相妥协、协商各让一步的结果,而是两者本身就需要以之为前提,即使对方没有要求自己也必须追求的基本目标,共同的底线并不是调和折中。 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肯定的价值,即共同的底线:公民权利、自由、程序正义,人道。站在重叠之处,这也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基本价值。 而在其中,强制是万恶之渊。乌托邦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现实主义也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改革的目的也不是“告别乌托邦”,而是要告别强制。 自由的边界是法律,每个人都遵守,没有例外,没有特权。
杨:您这些年来一直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您认为关于婚姻家庭法的修改,中国有哪些特殊问题? 秦:我想在本质上我并不是“中国特殊论”者,恰恰相反,我是从来反对用“特殊文化”、“亚洲价值”这类理由来抵制人类普世价值的,或者说我是人文主义者或普世价值论者。但正因为如此,为了实现这些价值就需要正视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一味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陷于“生活在别处”、“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荒诞。这就是我所讲的“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 “放言普世价值,慎言普世问题”。我觉得不管什么“主义”,它在中国是会碰到一些十分特殊的问题的。
70年代插队期间也读过多本白色封面豆黄双框线圈起书名的鸿篇巨制,油烟熏黑了鼻孔也没读出子午卯丑。结婚时收到精装版4大本马恩专著,印刷装帧精美,道林纸售价10元,出版社肯定亏钱。秦辉抽丝剥茧从错综复杂的历史长河的学派主义中为读者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之感。拨云见日紧扣问题的实质: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不愧是从早稻田晚稻田走出来的有真知灼见的本土知青学者。为这样杰出的有社会良知并敢于为普世价值发声的知青代表感到骄傲。 中国有一条从漠河到腾冲的对角线,线南线北是2种不同气候和不同文化。秦辉中西合璧兼收并蓄,境界让山沟沟人望其项背。认知的差距不是一条对角线! 易中天:你问当下中国缺什么?我看最缺底线。这很可怕。一个人,没了底线,就什么都敢干;一个社会,没了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比方说,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还有“共和国脊梁”这样的桂冠,也敢戴,全不管那奖多么野鸡,多么山寨。 秦辉的《巴以冲突的由来》也是很不错的启蒙讲座。守住做人的底线,守住社会的底线任重而道远!
得到的是现代公民权利未张而传统责任伦理尽失的后果。“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儒家的“传统”道义同归于尽,而在西、儒皆灭的土地上,“秦政”与痞风前后相因相继,强权逻辑与犬儒逻辑的互补反而变本加厉了。 普通人生下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形成什么样的意识都是gov教育的结果,绝大部分民众无法获得开启思想的机会,所以,是政府的选择,导致了后续人们的思想,而不是反过来 诚然,过高的社会福利确实会引发许多问题,但在中国谈这些便如同对一个快饿死的人大谈肥胖的危害。 福利跟不上,穷人哪来资源提素质 我们不都学到了吗?既损害平等,又限制自由!Yeah✌️ 虽然“既不要自由放任,也不要福利国家”的制度创新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还远未明白。 这就是丐帮吧,既穷又受组织控制且等级分明。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2的人与主张10的人难道不该首先为争取1而奋斗吗? 每个文化每种宗教都应当反对异端审判、异端镇压,反对原教旨主义神权专制(不是反对“原教旨”)。这就是作为文化多元共存基础的“共同底线”。 你可以在美国过春节,你不可以在中国过万圣节 极权主义或者说是秦制国家,一大特征就是权责不对等:谈权力,那就是大政府;谈义务,那就是小政府。 国家不能拥有一切权力,而不承担任何义务。 如果我们的体制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还远不及美国,又有什么资格怪其个人自由太多?如果我们连瑞典水平的个人自由也远未达到,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其社会保障过分? 这本书是咋能过审的?因为那些畜生不会看的 总还有良知未泯的编辑冲破重重阻力,不顾各人安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跟中国父母的教育理念是一样的,吃穿要跟最差的比,成绩要跟最好的比 不要上来扣帽子分左右谈主义,先看看有没有权责对应的民主体制,作为共同的底线来实现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 在发达国家,这种“共同底线”早已成为现实,而不再是追求的目标,底线之上的“文化”、“主义”、“部门”之争(以及对这类争论的调和折中)也因而凸显。只是在一些特定情境下人们才会提及与强调这一底线。 很难说在发达国家做得有多好,但是肯定是比中国做得好些,这点毫无疑问 这就是所谓共同的底线。共同的底线不是都认同去做什么,而是都认为什么是不能做的。 如今都说全球化,但全球化不始于今日。自从英舰轰开虎门、马克思号召全球无产者联合,就开始了两种对立的全球化:capitalist和communist的全球化。 突破底线的堕落则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也许,这就是我们唯一必须要“接”的国际之“轨” 我在故我思,存在决定思考,着眼现实存在,解决现实问题。 我思故我在,思考决定存在,着眼虚空意识,提供意识形态(主义)。
这是一本敢于实话实说的好书📚 这是一本鲁迅式痛陈时弊、一针见血🩸的好书📚 这是一本客观分析中西差异的好书 我强烈推荐朋友们看看👀这本书📚 尤其是那些家境优渥,不知民间疾苦的人更➕要看看👀这个👆🏻社会你们平时没看到的另一面真实。 金句摘抄~ ☘️“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他们(西方)完全不同, 我们现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福利国家, 因此我们既不是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福利国家的问题, 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福利国家”。 ☘️道德和权利始终是两条杠,这两条杠必须分离, 只有分离,后者才能给前者提供底线的保障,而前者才能正常发展。 道德与权利混为一谈,结果只能是既无权利,也无道德。 ☘️“拥护那种可以反对的政府, 而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 ☘️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 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 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 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 ☘️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在西方无论左右派都承认为私人领域的那些地方, “公共权力”偏偏要限制以至管制; 而在那些西方无论左右派都认为是公共领域的地方, 包括“公共权力”本身,又偏偏为个人意志和小集团利益所支配。
二十多年前吧,在一段旅途中,偶遇一位南方周末的编辑。彼时的南方报业集团,在业界之声望,正如日之中天。作为长年订阅客户,自然与他有颇多话题。聊多几句,不免交浅言深。他忽对我说,你一定是秦辉先生的粉丝了。可惜当年的我,浮皮孟浪,偏爱快餐式浏览,并不曾真的读过秦先生的著作,对于先生这样的前辈高人,虽心有戚戚,却不知所往。鬼使神差,我回了一句,“其实我还蛮喜欢连岳的”。让我颇感诧异的是,接下来,那位旅友似乎就此失去了攀谈的热情,眼中的光芒也随之暗淡了……现在想起来,当年的自己粗鄙可笑,那一句回答,怎不让人有明珠暗投,错付终身之叹。 很多书,粗略其大概,便觉了无新意,多看不免光阴又遭虚掷。然而读秦先生此书,体验又自不同,边读边不时感慨,这些道理,似乎早已隐约在自己脑中,怎么就没办法理清楚,说明白。读来常感先生在用我自己组织不起来的语言文字,替自己直抒胸臆,时常如饮醇酎,酣畅淋漓,偶尔不自觉有手舞足蹈的冲动。 读完此书冒出个念头,想要考秦先生的研究生。自觉谵妄之后,又想,有生之年,如有机会能给先生牵马坠蹬服侍左右,也是人生幸事。那位编辑旅友,说得没错,虽然自己觉醒得有些迟了。 书成于 2002,付梓于 2018,我是 2023 年读的,既后学,且驽钝,着实不假。书虽旧作,但并不过时,于今日之裨益,似更胜于往昔。通篇金句,举不胜举。以我浅薄的看法,这本书算得上当代人留给子孙后世的精神遗产。
这本《共同的底线》读起来不是那么顺畅,但作者对现代社会中思想、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底线都进行了深刻阐述,让我们在多元化的思潮中不至于迷失,追求共同的价值基础。 我突然想到了大S在日本病逝,而网络上却纷纷作秀,仿佛大家都在期待对方的死亡,并透露出来一种审视的味道……更有甚者还吃“人血馒头”……这让我不禁想:这个社会的底线在哪?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一条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底线,这条底线最起码要包括对生命的尊重,对死者的敬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规则,不管是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都应该遵守。”书中这样写道……但现实生活又无情打脸,越来越多人躲在手机屏幕另一边对死者进行的道德凌迟,用上帝视角去俯视别人…… “一方面,一些人以“公平”之名行专制之实,肆意践踏个体的尊严;另一方面,一些人以“自由”之名纵容社会冷漠,让弱者彻底失去保障。而如今的舆论场,恰恰是这两种极端的结合体——既没有公平,也没有自由,只有一种暴民式的道德凌迟。” “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冲突带来的结果,并不是现代公民权利的建立而是传统责任伦理的瓦解。而现在我们既没有建立起权利的共识,也没有继承传统道德的底线,反而陷入了一种无序、冷漠甚至带着复仇情绪的社会心理状态。” 社会基本底线被冲击,人人似乎失去了基本的怜悯之心,让我不禁想到了看到有人跳楼底下却有煽动者,老人跌倒而大家却开始畏手畏脚……而如今大S被欺凌,似乎下个被霸凌者就是你我他……还有今天网络上曝光的研究生导师与女博士的色情聊天记录,不断刷新冲击人们的三观与认知…… 书里有一段令人深思的话: “一个人如果30岁以前不是 Socialist,他的良知就有问题;如果到30岁以后还是 Socialist,他的头脑就有问题”。
中奖之后 每晚的争吵又开始了。 对于中奖的钱如何分配,左爸右妈已经争吵了有些年头了,左爸要把钱买保险以保证家庭未来的生活,而右妈要把钱花在即时享受上,以获得现实的自由,这对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他们的儿子何必静静的坐在沙发上,看着父母的例行吵架,由口头的争辩到动手,家里一片狼藉,左爸抓着右妈的头发,右妈揪着左爸的耳朵,声嘶力竭,很有不死不休的气势。 何必看厌了这场闹剧,顺手把那张彩票放进抽屉里,抽屉里已然堆满了过期的彩票,苦笑一声,他实在也不明白都没中奖,父母这又是何苦来由?
作者感觉是在像胡适先生看齐。作者的才华横溢,年轻时也吃过苦,有过经历,和领导人是一批人。虽然是90年代的作品,观察细致,语言犀利,和大学时代的我们,有的一拼,是个老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