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透过叶氏一门起落，便能读懂近代中国精英的宿命与阵痛。全书以家族微观史映照时代大变局，叙事克制厚重，史料扎实可信。虽人物谱系繁杂，后期落笔多有审慎留白，依旧瑕不掩瑜。以一家之悲欢，承载百年风雨动荡，写尽近代知识分子的浮沉命运，可谓一“叶”知秋矣。

转推 1.LJ： 这是我写的第一篇书评，以往看书，凭兴趣，看完就抛开了，即便是很喜欢的书，看过之后也未留下什么，于是就想为自己的阅读留下些记录。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精英家庭及其家庭成员的百年变迁，从晚清至今全面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给一个家庭及其成员带来的影响。我很喜欢看这类书籍，没有学术典籍的乏味枯燥，却有小说等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厚重和真实，让人兴趣盎然，“波士顿倾茶事件”等原来学过而又淡忘的历史事件，又重新被我记忆，并且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一个中国典型大家庭的百年兴衰史。我一直认为，晚清政府的衰败除了自身的腐败落后之外，主要原因是外国列强的入侵，读了此书才明白，最让当时的清政府头疼的是内乱，太平天国、捻军的起义此起彼伏让清政府最终走向灭亡；我一直以为中国封建大家庭的家长制是落后及愚昧的象征，现在我渐渐明白，在法治不健全的封建社会里，宗族的制约对社会起到了积极且稳定的作用。 本书是一位在美国从事中国史教学四十余年的学者写的，主要讲述叶坤厚以及他的儿子叶伯英、叶崇质、叶笃庄和他的兄弟们几代人从政、从商以及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生历程，他们的人生际遇与选择又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发展息息相关，就像作者在英文版序中写的：“本书旨在探究个人和家庭是如何经历这段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的”。 2.勤奋的兔子： 这这本书写得非常精彩！既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漫长而波折转型进程的宏大叙事，也有在这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叶家这个大家族的众多家族成员的生活轨迹，而且这些家族成员的轨迹正好大多深度地嵌入到历史进程，结合点就是他们与不同时期的政治高层的时断时续的密切联系。19世纪末期平静的家庭恍然有如《红楼梦》的感觉，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经历则已经显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带来的冲击让人不寒而栗。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一部家族史。看到叶笃庄出狱到农场，给在天津的母亲寄去5元钱，才知母亲已经去世多年；62岁时被特赦才知道妻子早已癌症去世；79年结束一切回到北京，只能见到妻子的骨灰盒。正好翻到叶在60年代初狱中所记：“往事如云烟，无限辛酸，十三年聚有余欢，梦里依稀说虎事，去矣年华。窗前飞乳燕，上下飞翻，朝朝暮暮盼爹还，一片深情隔不断，高墙入天。”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

看完不禁唏嘘。 本书看似是围绕着叶坤厚后代中最繁荣的一支一气捋下来，感觉上却是沿着叶笃*一代向上追溯。 叶坤厚堂兄弟几人，其他人没有做介绍；叶伯喜也是兄弟几人，只不过他官最大；叶元琦介绍的比较简略；叶崇质的旁支也未做说明。 从家族的发展看，叶坤厚相当于为后代打下根基，无论是基因的，还是官场的；叶伯喜承袭了父亲的功业并更进一步成为一省大员；叶元琦资质平平，算是消耗型，只是因为与袁世凯的关系，让叶崇质承袭了丰厚的资产，子嗣开始爆发，收到良好的教育，赶上中国的革命，恰逢南开的革命圣地，遂成为“左倾”进步青年，契合了共产党的宗旨。 正是乱世，让有能者得到了展示的机会，并一步步打牢了家族的基础，前两代是捻军和太平天国；后面是袁世凯红利；当家族快要衰落的时候，吃到了南开红利。 是该哀叹还是庆幸，建国后的那一场浩劫，反而打破了家族在官场上的承袭惯性，子女因为政治阴影纷纷出国，以至于错过了中国工商业爆发的红利。 一叶而知天下秋，中国改革开放阶段，反而是精英阶层集体出国的时期，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和实业家基本上都“起于草莽”，鲁冠球，禹作敏，华西村，史玉柱；互联网时代也是“鱼龙混杂”，归国精英有之（张、李），土生精英有之（刘），土生非精英也有之（马）；下一个时代要感谢“计划生育政策”，富二代接班成了绝大的问题。再往后就难说了，世家的力量和传承被压抑了近百年，其人才培养机制被战乱、革命、国策频频打断，估计快要恢复了，那时，中国就会在迈向辉煌的巅峰后开始走向固化吧。20230509

2026年读完的第2本书。 本书叙述的主线是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对一个中国精英家庭几代人的影响。叶家经历了三个非常动荡的时期——19世纪中期的晚清内乱、抗日战争，以及建国后的革命运动时期。 叶坤厚及其子叶伯英是典型的传统士绅，参与平定太平太国和捻军之乱，致力于恢复儒家秩序，对同期“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浪潮并不敏感，家族兴衰与王朝官僚体制深度绑定。 民国时期，传统习经做官之路已行不通，叶伯英之孙叶崇质选择弃政从商，在天津依托北洋实业集团取得成功。 而随即的革命以及抗战期间，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笃”字辈的大批子女们，人生道路开始多元化。他们或求学于南开、清华、燕京，或留学日本，在抗战烽火中，有人投身革命，有人坚守学术，有人沦陷区从艺，家族由聚合走向离散。 建国后则是在各种政治风暴下，无论在党内还是在组织外，都遭受冲击，经历批斗、甚至是入狱、下放等磨难。 很有意思，感受这跨越一个世纪之下，家庭结构、价值观随着时代剧变而流变和深刻重塑的过程。

首读此书是六年前借自图书馆。周锡瑞作为著名汉学家写妻子家族的故事，试图以微观视角描述中国近代百年变革，一叶知秋的写法，切入点有趣，不过讲故事的能力一般，有点像是论文腔，可供一读，但没达到我开卷时的期待。 读完感触最深的是关于“家”的理解。祖辈的学而优则仕，至家族在政治中几经浮沉，子孙后代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也耐人寻味，有些热情地继续投入政治，有些则远离政治从商甚至从事自然科学。家族是大树，开枝散叶，每个成员个体在时代变革的狂风骤雨下如飘零的叶片，飘向不同的方向落地生根。然而在大家族逐步崩解的过程中，还是有某种东西得以维系和承继，除了共同的血缘和姓氏，还有家族的精英气质以及士人精神，使百年洪流中一叶扁舟幸运得存。

全文阅读完毕，尊敬与惶恐油然而生。 其事甫逾百年，人间不过三代，无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变化多么复杂多样，相对于只有短短几十年日子可过的大多数个体生命而言，大概很少人会愿意让自己的一生变得太过坎坷和复杂。 纵观49年前后那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份子甘愿留下或投奔回来？不是他们不聪明，不是他们没有警惕过一九八四，因为历史不仅仅是帝王的家事、帝王的家谱，华夏更有自己那跨越王朝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人文先祖及剪刀、石头、布。 想起了司徒雷登走时曾说过“共产党人是没有祖国的，他们的祖国就是苏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希望你们做到真正的爱这个国家” 认庙不认神，先人的咸淡，土地的厚重，文人的情思其实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 然历史有轨迹，理想乌托邦的明灯，照亮的现实便是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当试验，必然带来灾难。

这这本书写得非常精彩！既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漫长而波折转型进程的宏大叙事，也有在这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叶家这个大家族的众多家族成员的生活轨迹，而且这些家族成员的轨迹正好大多深度地嵌入到历史进程，结合点就是他们与不同时期的政治高层的时断时续的密切联系。19世纪末期平静的家庭恍然有如《红楼梦》的感觉，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经历则已经显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带来的冲击让人不寒而栗。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 一部在近代历史大环境下浮沉的家族史。 “如果我们不能领悟大的历史进程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这些历史进程”。 收获的几点： 1. 清末大部分官员只会关注于内乱，而外国入侵因为只集中于沿海，他们甚少参与，所以不是印象中的反侵略是主旋律。 2. 功名并不是只有考试这一条路，叶家平定内乱的功勋照样带着家族进入精英阶层。 3. 有能力有才华的人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翻身，没有几个能逃得过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世袭的贵族。 推荐。

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很关键的就是真实，这自有一种打动人的力量。并增加我对过去中国的生动了解。 他很细节地描写了晚清的官场。 19世纪晚期是世界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在欧洲和美洲，科技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以蒸汽为动力的工厂、轮船、铁路交通，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品生产及产品运输的速度，对于前人而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电报通讯遍布世界各地，几分钟即可将信息传达，而之前几十年，到同样地方，陆路邮寄，或是海上航运，则需要几周甚至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大的工业城市生产纺织品、钢铁、机器及各种化学制品，也开始出现许多新的消费品——从肥皂到缝纫机，靴子到自行车，等等，物用极为阜盛。而在西欧和南北美洲，政治改革催生出了民主宪政，出现了议会选举和政党政治，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同时出现了各种公民协会和职业行会，还有一些非常活跃、拥有极多数读者的大众纸媒——报纸。西方列强对基督教文化、文明充满信心，加上科技发达，生产出了很多新式武器，而国与国之间竞争激烈，报纸上又大肆宣扬铁血外交政策，促使列强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大肆掠夺，攫取殖民地，开发新市场。 从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随后，英国割占了香港为殖民地，强迫清政府开放沿海的“通商口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英、法两国于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1860年攻占了北京城，烧毁了圆明园（几年前叶坤厚曾在这里觐见皇帝，并对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政府又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允许传教士在内陆地区传教，并准许西方外交官在京师建立永久性公使馆。所有这些事件都将彻底改变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及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但是，叶家吃朝廷俸禄的人更关心的是国内的叛乱，而不是外敌的入侵。 叶坤厚和叶伯英这对父子，还有叶坤厚的两个弟弟及他们的儿子，宦迹都是从平定粤匪及捻军内乱开始的，之后又着手善后事宜，恢复社会秩序。 同治后期，内乱终于肃清，叶坤厚、叶伯英，还有叶运、叶莲，都因在平乱中的表现，获得任命，担任要津。坤厚留在河南，伯英则往直隶履新。虽然叶坤厚曾任河南布政使，却一直都是个地方官。 叶坤厚在河南做地方官长达三十余年，这期间他形成了一套相对一贯的管理哲学。其核心格言是官员对待百姓应该像对待自家人一样[插图]，出现争端时应鼓励和解，遇到冲突，则应通过发扬博爱之心来解决。为了确保百姓不会忍饥挨饿，官员应当发展农业和蚕桑业，同时还要提倡节俭，以防一旦收成不好时有存粮应对，而国家则应当注重粮仓建设，以备粮食匮乏时赈济。[插图]为了获得百姓的爱戴和支持，官员应当公正克制，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像所有清朝官员一样，叶坤厚尤其警示为官者不要过分贪腐、自私自利，要警惕精于阴谋诡计的衙吏。 坤厚做官愈久，愈发谨慎和保守。回忆起自己早年为官的经历，特别是在南阳做知府时，满怀热诚，甚至在辖区之外缉捕土匪。此时，他却责怪起自己早年太过急躁，没有理会别人的劝告。[插图]还有一次，他想起了古代先哲劝人克制的箴言：“欲行勿遽行，当止即须止。明哲以保躬，逊抑以明理。退身不为羞，进步或多耻。进退倘失据，蹉跌从此始。”[插图]他喜欢将有远见、筹略周详的地方治理比作下棋，棋艺高超的人会关注整个棋局，权衡每一个棋子的走法。[插图]在这些诗意的零散忠告中，他刻意把做人和为官的德行合并起来，对二者来说，他反对过激的治理方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相反，他推崇的是耐心和毅力。一次，他引用了愚公移山的故事。 随着他的儿子、侄子，以及再后来孙子和侄孙相继进入官场，坤厚很乐于提出建议，指点和引导他们如何为官。他的建议主要是围绕道德层面展开的，反映出他坚信在太平时期，官员主要是通过自己操守来实施治理。正直、廉洁、进退得体是仕途成功的关键，他要求后代“祖宗功德须持护，莫使盈亏得互乘”。[插图]坤厚还强调需要维持叶家“诗礼传家”的声望。 他有一首诗，概括了他希望年轻一代应具有的行为标准： 品学由来在立诚，人前切勿逞聪明。 心经刻励方能用，事涉嫌疑莫便行。 须信老成多远虑，可知轻诺定寒盟。 恩当重报仇休记，忠厚何妨有过情。 他认为，要想获得仕途成功，不是靠精明或者开明的提擢政策，而是要忠实地、坚定地、清简地遵循既定的儒家道德和为官原则。 地方官员的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且复杂。他们全权处理所有辖区内的大小事务，集多种职能于一身，兼管地方刑狱、钱粮、征比、教谕，并负责公共设施建设、一方治安，遇警调度官兵，以及在每月祭祀和发生灾异时领导境内士绅求神礼佛。 叶坤厚最喜欢把地方官比作燕子，每年都要从家乡迁徙他处。[插图]这种频繁的“在路上”生涯开拓了官员的眼界，有助于他们了解国家多样的地理风貌，也让他们时刻不忘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在有关自己到处游历的诗中，叶坤厚最常提到的就是各地的历史遗迹和名山宝刹。而更多时候，他是往返于省府与任职地之间，在自己的辖区内四处巡视、观化听风，或者是调查某起自然灾害的灾后情形，筹措防范措施。正如前文提到的，在南阳任知府期间，他有时也利用这些在外巡视的机会，处理法律案件或解决地方争端。有时在寺庙或酒馆，他会遇到当地人，向他们了解情况，有时还会在路上遇到其他官员，甚至是以前的同僚或旧友，然后他们会彼此讲讲自己的经历闻见。 然而，作为一个地方官，遇到天旱时，他很尽责地设坛祈雨，在雨后再去告祭。[插图]尽管他自己不迷信，但他看到了宗教活动的社会效应。人们想看到这样的仪式，而这如果能让百姓满意，能安抚百姓，就应当认真地举行。 从叶坤厚的诗里可以看出，一位地方高级官员在省府的生活涉及很多社交活动，大多是在宴会、生日庆典和其他文雅但又令人心情愉悦的场合进行的。远离家乡来河南做官的这些人时常会聚集一堂，互通有无。来自尼泊尔廓尔喀族的一个朝贡使团，响应皇帝怀柔远人之请途经开封，能接待这个藩篱以外的使团，叶坤厚感到无上荣耀。[插图]同一年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俗称同年），实际上就是同学，彼此之间的联系尤其重要，叶坤厚就与自己这些同年时常饮宴，斗酒赋诗。 他逐渐适应了这类例行公事般的活动，甚至愿意利用它们达成自己的目的，如他的一首诗写道：“周旋岂肯入时趋，随分优游且暂娱。自顾粗才怜拙宦，闲将好语赚痴奴。尊多白酒人无恙，佩有青萍客不孤。正是春来数花信，未妨走马遍城隅。”内乱平息后，社会渐渐繁荣起来，这些宴会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奢侈。社交工作对于仕途进取很重要，朝廷和官场的内幕通常都比较隐秘，社交活动能够打探到至关重要的内幕消息，而且还能结识对自己仕途有利的人。同时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标志着一个人在上层社会地位：“世俗所惊惟富贵，高官厚禄心咸醉，骇汗奔趋拜下风，车尘马足群攀企。” 在各种礼仪场合交换诗作是很重要的一种表达尊敬的方式。叶坤厚也热衷于收集古董，在他开封的家里就摆满了字画和古代瓷器。官员们买下这些古董，作为礼物互相赠馈，或带至同僚处进行品题，叶坤厚晚年时就常有这样的雅兴。 在开封的最后几年，他过着地方大员的生活。在1868年（同治七年）前后，他搬到了城南的一所新宅子，之所以被这里吸引，是因为它有个大花园。[插图]像以前一样，他在这里花了很多心思。他把宅院扩建成一个大的住宅群，横跨了整整一条街区，最终这里成为了开封最负盛名的一处宅子。这个大家庭有五十名仆人。扩建后的宅子包括池塘和花园，有年节祭拜祖先的中堂，后面还有两层的小楼作为住所。书房内藏有几千册书籍，八百多件拓本和书画，还有很多古代青铜器。尽管他提倡节俭和为官清廉，多年的地方和财政管理还是让他积累了一大笔财富。 叶坤厚的宦海沉浮渐渐要结束了，为大清效力的任务就落到他两个年长一些的儿子身上了，尤其是叶伯英。叶坤厚1856年觐见过皇帝之后，叶伯英获准在户部捐了一个主事，分发到户部广东司。上司们的建议使他相信，这个职位提供了一个学习机会，即可以学习行政职位所涉及的琐碎工作，所以他后半年开始阅读公牍，辅佐上司。 任职之暇，伯英抓住一切机会与认识的高官请教。有些与他父亲是一代人，有些则与自己年龄相仿。他的年谱中没有确切记录他是如何与这些人建立起联系的，但叶家在官场颇有些人脉和地位，可以去重要级人物的家里拜访。在那里，伯英可与官员们讨论时事，比如南方动乱的进展（大部分都是坏消息）、朝廷平定动乱的策略，以及治国与治民的方略。这些交谈使伯英能及时了解国家大事，也为他日后的仕途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社会关系。 1859年秋天，叶伯英有了新任务，与一些同僚一起，被派往清查核对处。“清查核对处者，因核对处书吏藉端舞弊，各堂官奏派司官十六员彻底清理，限两月告竣。” 不管怎样，命令他们两个月完成的任务九个月后才告蒇事，不过户部堂官还是比较满意，赞扬伯英工作高效，面加奖励，并允保荐。 叶坤厚在河南任职期间，毛家和叶家就已结识，而在京城，伯英也时常造府闻其绪论，和毛昶熙一起讨论时局。毛不仅让伯英做自己的随带，还安排伯英的叔父叶运做自己的下属，此对他们叔侄二人以后在河南的仕途起了重要作用。 1860年春天，叶伯英去陕西探望老母。除尽些孝道，他还各处观光，包括攀爬风景秀丽、山势险峻的华山。1860年晚些时候，英法联军进攻并最终占领了北京，由于不在京城，伯英躲过了这一劫。但在其年谱中却只字未曾谈及此事，可见他不关心国家外交事务。他关注的焦点是平定朝廷的叛乱。后面的几年，他都在毛昶熙麾下任职，从事平定内乱的相关庶务。 从1860到1865年，叶伯英都在军中佐理。他和叔父一道，在毛昶熙的总部任职，写公文奏牍，处理军需物资，偶尔也随军参战。取得重大胜利后，他都会获得举荐。 1875年，叶伯英寄回3800两银子，在安庆郊外购置合适的地域，用以修建祠堂。要从地主和佃户手里买下这些地的所有权需要更多的时间，但这些工作在1880年以前已经完成。最终，祠堂得以修建。 在1864年，随着太平军的剿灭，伯英没有去边远的甘肃任职，而是捐了一个官位（选择在直隶）任职。在京期间，他面见了毛昶熙（毛当时是工部尚书）和其他一些以前结识的在京任职的官员。他被任命为候补道员，次年，由于叶家人在平定捻军动乱中的功绩而被提升为按察使。1868年捻军彻底肃清加上伯英求助于京城的朋友，使朝廷承认了叶家在保卫大清江山中的突出贡献。同时，他的叔父叶运先是被提拔为道台，然后又获命负责盐运管理，最后担任江苏北部徐州知府。 伯英在直隶的上司是总督曾国藩。曾国藩无疑是当朝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为人正直，学问深厚，受人敬重，是他把家乡湖南的团练发展成了湘军，这是支新型的地方部队，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是同治“中兴”的名臣之一。 当曾国藩从直隶卸任时，据说他告诉自己的继任者李鸿章，“某在此两年，仅得一叶某，脚踏实地，办事精密”。曾国藩喜欢像伯英这样办事有条理、注重实际的官员。从这个意义上说，叶伯英在直隶任职十三年——期间从保定的一名候补道员再到按察使——清楚地展示了同治中兴在地方层面上的进展。 眼看儿子官位越来越高，叶坤厚写了一组共八首诗提出了更加有特点更加严肃的建议：初入仕途必须谨慎，作官朋友很少所以凡事必须依靠自己，要讲求实效“脚踏实地”，但是也要阅读史书以作借鉴——并特意提到了《汉书》名臣传。学识渊博不及基本的道德原则重要，为了避免同僚嫉妒，他建议伯英“收敛聪明贵浑厚”，鹤立鸡群通常比较危险：树大招风，盛开的花朵容易枯萎或被折断。另外，他还建议要准备好忍受各种谩骂和侮辱，“唾面无惊德量恢”。指出年轻人不要考虑生活舒适：一只鹤、一把琴（自然和音乐带来的简单乐趣）足矣；在公务中，应该走严苛政策和宽容决议之间的中间路线。 伯英来到省府保定赴任，当务之急就是使地方从动乱中恢复过来，实现从内乱到和平年代的过渡，这需要控制军费开支，遣散部队，留下来的士兵则应加强训练，消除腐败迹象。战乱年代，很多军官靠贪污军费大发横财，而文官只能勉强过活。[插图]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都年久失修，比如从省府通往直隶各地的驿路，于是伯英命令各县在路边挖凿沟渠，然后用挖出的土抬高路基，以免道路被冲蚀。 教育当然也是优先要恢复的，全国各地的官员都在兴建社学和书院来培养下一代参加科考。叶伯英帮忙筹资，自己也给当地书院捐赠了2,000两银子，这些钱借出去的话，其利息便可以维持学校的运转。 叶伯英资助成立了几家孤儿院和寡妇收容所，他或是直接捐资并号召其他官员捐款，或是找到必要的场所，制定规章，然后将它们交给当地的士绅来运作和维持。设立这些慈善机构需要官员发挥主动作用，但是官员在一个地方的任期都不长，因而只有让乡绅负起责任来，才能将它们维持下去。 施行仁政是中国封建帝国时期官员的基本责任。叶伯英还支持为流浪汉设立避难所，这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他还在保定南门外成立医务处，为他们诊治疾病。叶伯英建立了一个可容纳700到800人的收容所（每个房间挤二十来个人）以助他们过冬。设有粥棚提供最基本的伙食，还有医务处可同时容纳一百个病患。 1877年和1878年，中国北方很多地区发生了旱灾和饥荒。伯英负责保定周围地区的赈灾工作，各个方面他都遵循已经制定的程序。给当地百姓分发粮食，在每个城门外搭起帐篷，以收留那些来城里寻求救济的难民。 治水也是很多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之一。由于农业是当时的经济命脉，治水好坏会决定国家繁荣还是贫穷。水太多会引发水灾，导致田地被淹；水太少则会出现旱情，河流水道干涸。几百年来，中国人发展了水利技术——给河流筑堤防护，挖凿水道，掘井取水，灌溉农田——以应对气候挑战，防御天气异变。在北方的大平原上，最大的挑战是应对夏季雨季来临时出现的洪灾，雨水顺山势而下，要流经几百公里的冲击平原。除非河流已经疏浚，筑有堤坝防护，否则就会形成大片的沼泽地，田地被水淹没，河运也无法进行。在叶伯英任清河道的时候，落实这些治水的措施是他的主要职责。当时他负责的辖区包含了直隶以西的四十七个县，这里是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处。最终，他取得的最大政绩就是在治水方面，曾任清河道，在晚清以善于治水著称。 然而谁也不能保证治水永无遗患。实际上，当伯英被任命为清河道的时候，他的父亲提醒了他面临的处境：几条大河，几百公里的水道。他需要几十位得力的助手，还有几十万两白银的拨款。失败的风险很大，如果发生大的灾难就会毁掉他的仕途。治水的职责还带有政治风险——伯英很快就会认识到。清河道这个职位人人都想得到，是一个肥缺，掌握着政府大量的水利拨款。伯英父亲的一位同僚，也是同年，举荐了他，同时还就如何开展治水工作向伯英提出了重要建议。伯英刚上任不久，一位同僚检举伯英，说他密谋设计获得这一职位。具体的指控不清楚，但好像是暗示叶伯英靠了不正当关系才得到这一肥差。不过，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很快证明了叶伯英的清白。李鸿章在晚清政坛势力很大，而且还和叶伯英同是安徽人。后来李鸿章和左宗棠提出了不同的解决直隶水患的计划，而叶伯英则被卡在中间。左宗棠不时傲慢地批评他，伯英不得不仔细勘查河流工事，左宗棠才罢休，伯英也才能开展工作。很显然，李鸿章和叶伯英在工作上相处融洽，就像是恩庇侍从关系，互相保护，以免于受到责备。 年复一年，在任清河道的很长时间里，叶伯英不辞劳苦，努力改善辖区内的水利状况。当然他没能解决旱涝灾难，但确实稳定了这一地区的水文地理状况。他也宦囊丰厚。治水工程耗费很大，清河道可以依靠省政府的拨款，还有当地的税收。因为负责水务工程的官员要自己雇佣下属，他对预算有很大的支配权。叶伯英在任时为自己谋得了不少福利，这从他个人每年为治水工程和其他项目捐出大量款项便可以看出。道台一年的薪俸只有大约两千两银子，他不仅要用这笔钱养活家人，还要负担贴身随从和幕僚的薪俸。然而1873到1879年间，仅河工一项叶伯英就捐出了一万五千两银子（这比他所有这些年的薪俸加起来还要多），还向慈善机构捐出了一大笔银子，安徽老家的祠堂也是他出资修建的。他把大笔的钱投向慈善机构，造福百姓，可想而知，他也从自己有权支配的政府款项中获利不少。 1878年叶伯英担任按察使的时候，他最引以为豪的成就就是为司法审查建立严格的时间表，其结果就是，九个月内他处理了12,300件积压案件——几乎是一天处理五十个案件。他还下令逮捕那些坑蒙拐骗的恶讼师，即帮助别人准备诉讼的法律专家，以减少诉讼数量。 1879年，做了六年的清河道后，叶伯英被召到京城觐见皇上。这时在位的是年仅八岁的光绪皇帝，但实权落在势力强大的慈禧太后手里。 1881年中秋节，叶伯英从《邸报》上得知他被任命为陕西省按察使。大约三周后，李鸿章将圣旨递送到他手上（很明显，官僚机构的办事速度比私下发行的公报要慢得多）。在赴任新职位之前，伯英又奉命去京城觐见皇帝。这次他分别觐见了慈禧太后和年幼的光绪皇帝。 在自己的任何作品和官方文件中，叶伯英都没有表露出对外交事务和技术现代化的丝毫兴趣。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之后，伯英的父亲就断定与西方通商只能导致“邪恶和煽动性的教义”传入中国（较早时候的天平天国运动正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例子）。叶坤厚认为，合适的对策就是“禁止对外贸易”。伯英似乎比父亲开明一些，他至少明白，为了避免外国干涉中国事务，应该避免基督教徒和普通百姓之间发生冲突。然而，对洋务他还远远不及慈禧太后。她想了解机械化的疏浚工作。外国人反对在内地收鸦片厘金税，她也在想办法处理此事。她还想知道英国公使在哪里。 叶伯英到陕西赴任是在19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连年战乱和严酷干旱之后，这里当时正百废待兴。1862至1877年西北的回民起义使该省经历了血腥的清洗。关中与陕北地区的回汉冲突使得一些州县的人口骤减，所剩人口仅为原来人口的极小一部分。在内乱终于得以平定后，1878至1879年的大旱又给陕西带来了更沉重的灾难，造成了数百万的伤亡。在一些州县，半数农田无人耕种，全省荒废的农田多达六十万亩。 在陕西任职的六年时间里，叶伯英担任过所有的省一级的高级职务：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尤其是在他担任巡抚期间，他向朝廷提交了很多奏折。担任按察使一职时，他推行了与之前同样的监狱改革和向目击证人提供基本生活所需的制度，以及在直隶任职时就创立的简化了的保甲制度。[插图]在署理巡抚和实授巡抚时，他花了很多时间来整顿省级预算：清查账目，收缴税款，以及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减免赋税。[插图]陕西并不富裕，但当京城一带遭遇洪涝灾害，他仕途上的贵人李鸿章恳请他给予赈灾援助时，伯英立即从省库中拨出两万两白银，又和同僚捐助了一万两。成功的仕途离不开与位高权重的贵人保持良好的关系。 从叶伯英呈给皇朝的奏折来看，他在省府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例行的行政事务上。他按照要求每季度提交关于降水和粮食价格以及当地粮库状况的报告。对当地税单和欠款进行复审和上报，并为遭受洪灾、干旱、冰雹和沙尘的地区（在北部临近沙漠地区）提请减免赋税。有很多司法案件有待处理和汇报：按季度提交的匪患状况和处决情况，还有死刑案件的记录以备审查。任命、审查、调动地方官员，有时还对他们进行处罚，这些都无疑表明，省级官员在治理本省事务时具有很大的自主权。有时候朝廷虽进行了任命，但巡抚却只长期试用而已，或者干脆以不适宜为由予以拒绝。[插图]在任期间，叶伯英至少对全省进行了一次全面巡查，以检查各地的治理情况和防御部队。他尤其注意对各种庙宇和书院的修缮，并要求对孝敬父母、德行高尚的子民予以褒奖。 为了保护陕西的建筑和文化遗产，他资助修缮了多处庙宇，包括为了纪念唐代诗人杜甫而建的杜公祠和西安城隍庙。在叶伯英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位官员，他沉浸在祖国的文化和历史之中，并决心要将这种传统的盛况保存下来。 “先民常有言，神道以设教。”他并不信仰宗教，而是将它作为一种有效方式，来引导人们（主要是通过让他们心生恐惧）远离邪恶之路。 科举考试是在1888年秋举行的，当时天已渐凉，还下着雨。叶伯英在考场待了两周多的时间，患了伤风，之后是高烧和呼吸系统疾病（很可能是肺炎）。1888年10月1日，叶伯英在官廨逝世。在开封的家里，家人不忍心将此噩耗告诉当时已86岁高龄的叶坤厚，因为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令人堪忧。坤厚一年之后也去世了，叶家最有成就的两名成员退出了历史舞台。 他们多年来都在忠心耿耿地为清政府效命，然而他们思想都属守旧。从他们的言行当中，人们几乎感觉不到一个新的世界正在他们的周围潜滋暗长。 在叶坤厚和叶伯英的宦海沉浮中，他们似乎并不关注西方列强对清政府造成的威胁，或者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他们出生、长大并且履职的地点都在中国的内陆地区，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发展儒学和经世致用的治国方案：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组织团练和保甲，赈灾，以及对违法者的快速惩处。他们带领叶家的这一支脉走上了财富和权力之路。 但是属于这些因循守旧官员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随着新世纪的临近和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的旧秩序已经摇摇欲坠，行将瓦解。为了求生存并继续使家门昌盛，叶家人不得不谋求改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