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

清中叶汉宋之争及其学术意义一、汉宋之争的大背景 1.“厌恶科举”和“汉学兴起”的关系 明代理学心学之争，与清代汉宋之争的风气之形成，皆与士人厌恶程朱教条、厌薄科举密切相关。宋学在科举中“用之久”，因而被大量士子厌憎——对陈腐八股的厌恶，但虽然如此，当时士子对汉宋之争的普遍态度仍是折中：在科举考试中，当宋则宋，当汉则汉。反过来也可以说科举考试是汉宋之争的一个普遍传播途径。但科举与「理学」归根究底来说还是两回事，大量科举士子名义上是宋学中人，但对真正讲理学的严肃著作并不留意。张循认为「汉宋之争」在清代通常只是一种“风气”，广泛流播于读书阶层，并非只发生在少数专业学人之间。读书人这一层面主要是社会文化史的问题，与儒学内部的各种理论层次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2.从学术发展的脉络来看，清代「汉宋之争」表明儒学发展至清代时遇到了特别的问题： 清代以降，不断有人提出“清学实自宋学出”，认为清代“汉学”中的诸种学术（训诂、音韵、辑佚、校勘、金石乃至广言之如经学、史学）莫不由宋人开其先河。 二、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双重含义 对于清「汉宋之争」，余英时认为主要是清儒宗派意识的产物。但张循认为“门户意气”不能将汉宋之争所反映的问题一言以蔽之。 从思想史的立场看，汉宋之争不等于“尊汉”或者“尊宋”，是否尊崇程朱，在清代学人的理解中与是否可作为“汉学家”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也并不是清人议论中“汉宋之争”的症结所在。 Q 汉宋之争所反映的思想史问题是什么？（1）汉学与理学的对立：“汉宋之争”的第一重含义 a.汉学与理学分别指什么？ “学人”与“儒者”：清人语境中的“汉学”与“理学” 清代儒学｜考据学、汉学/朴学：注重求知本身；乾隆前期，汉学之风骎骎日起 宋明儒学｜道学或理学：注重修身养性，因为他们相信德性（理）是本来就在人心中的，六经只不过是明此心之理的工具。 「汉宋之争」中的汉学与宋学指的是清代儒学中的汉学和宋明儒学中的理学，构成了一对“汉学”与“宋学”——汉学与理学是并存对立的，考察此对立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清代汉学家往往自谓其学师法汉儒，区别于宋明以来的理学传统，因而在汉学与理学之间，造成了一种“汉宋之争”。但事实上，清代的汉学与汉儒之学并不一样，汉学正是张尔田所谓“考据学”，与历史上的汉代儒学传统完全不是一回事。 诚如“汉学”中人刘师培敏感地觉察到清代盛行的“汉学”自有其特质，并不等于“汉儒（代）之学”： 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名。 至于正式有意识地使用“汉学”一词，大致是从惠栋开始的。“汉学”就是“汉儒（代）之学”，使其隐然与“宋（儒之）学”相对。但此后清代汉学的发展完全突破了汉儒的藩篱。汉（儒之）学此概念在惠栋之后不久就遇到了困境，乾嘉汉学时，此概念已经无法操持，必须有所修正。故而汉学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从“汉人”“汉儒”的专利，到凡是训诂考证治经之学，以至于训诂考证这种治学方法本身，都可以称为汉学了。这一变化，是被它自身的不断发展所逼迫出来的。 所以，汉宋之争中的“汉”并不是汉代的儒学，而是清代考据学自身。因此，从思想史的观点看，汉学与理学这个层面的“汉宋之争”，就是指清代“学人”的新传统与宋明以来“儒者”的旧传统之间的对立。 这个说法的确切含义是，它们各自都有完整的由下学而上达的治学层次与理论体系，可以各自独立地完成儒家求道的最终任务。 （2）汉学的内在紧张：“汉宋之争”的第二重含义 a.汉学内部两层“汉宋之争”的形成 首先是“穷经”与“进德”，这是汉学内部的第一层“汉宋之争”。儒学从南宋到明末，尊德性的理学正当其运，清初以降，儒学其运则成为道问学。前者对六经的研究始终受到“此心之理”的限制，以“德性”为目的与归宿，以“求知”为第二义，但这种趋向一旦发展至极端，不免会出现严重流弊——六经分量不断被看轻，学人束书不观，空谈心性。要扭转这种弊病，六经的重要性就必须得到严肃的正视。从这个意义上讲，清初以降从理学到汉学的转变，不妨看作经学研究在儒者整个治学活动中地位的提升。那么如何在整体性格偏向道德一边的儒学系统中提高经学的地位，以完成从理学到汉学的转变呢？ 顾炎武和黄宗羲的解题方法是“分两橛说”，也就是求知识有求知识的方法，修道德有修道德的手段，二者是不同的学问。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在汉学内部造成了一种严重的紧张：穷经、进德两边出现了越来越分离的趋势。在汉学内部又构成了一对“汉学”与“宋学”。汉学家毕竟仍然是儒家，其治学路向在乾嘉以后“穷经”一途大畅，“进德”之学不免常被忽略。汉学内部分离、汉学内部的第一层“汉宋之争”就是“穷经”与“进德”之间的冲突。 其次，“考据”与“义理”的冲突，是汉学内部的第二层“汉宋之争”。从“穷经”内部本身这一层面来说，可从康乾时期的学人程延祚的例子看出当时士人的治学倾向。他清晰地将宋儒之学分为“本”（察天理人欲之分-“进德”）与“末”（解经）两部分，也是其后汉学长于考据、宋学长于义理一类理论的先声——“穷经”内部又一组“汉学”与“宋学”，即考据与义理的问题，此一层面的“汉宋之争”也渐而开启。但传统儒家“穷经”的目的是求其中的圣人之道，考据是其手段；清代汉学家，在考证风气下往往埋首于训诂研究，而视阐发义理为畏途：“为知识而知识”为传统儒学所不容。所以，“穷经”之中考据脱离义理的趋势，必然造成汉学内部的紧张，造成汉学内部的又一层“汉宋之争”。 b.“进德”与“义理”：两种不同于理学的“宋学” Q 我们进一步要问，这两层“汉宋”中的“宋”学在清人的语境是否即是指理学？清初理学界有一个明显的动向：那就是将宋儒之学诠释为“躬身实践之学”，在理学家那里“力行”仍然是与理学自身的“经学、文学”等层次相配合而构成的理学的整体。可是，在黄宗羲的“说经则尊汉儒，立身则宗宋学”中，“力行”的意义就大不一样了，被从理学的系统里抽离了出来——在理学之外的儒者那里，“力行”渐渐获得了独立的意义。 也就是说，汉学内部的“进德”之学，并非“宋学”。而指代“义理”的宋学也不与宋儒的理学有关。传统儒家对经典的研究大致分为考据和义理两个层次，考据就是对“名物度数”、典章制度的实证性研究，义理就是发掘圣人寓于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在清人看来，汉儒的经学在于考据详核，宋儒的经学在于义理阐发，到翁方纲时甚至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学术或治学方法，不必专指代宋代、宋儒之学了。 综上，作为德行修养的“进德”之学（汉学内部）与研经时阐发经典微言大义的“义理”之学（不是宋儒的理学）虽然都被称为“宋学”，但其实与宋明以来的理学完全不同。所以“穷经与进德”“考据与义理”这两层“汉宋之争”发生在汉学内部，是儒学发展到汉学这种形态之后自身带来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说，汉学与理学之间是一种“外在对立”，那么穷经与进德、考据与义理则造成了汉学的“内在紧张”。也就是说，“汉宋之争”既存在于汉学与理学之间，又隐藏在汉学内部。 Q 那这种双重紧张，身处其中的清代学人是如何感受的呢？ 汉宋之争与清代宋学家的汉学化清代宋学家之中，有些“宋学家”反而与他们所批判的汉学相当接近。如余英时和胡适观察到的例子：《汉学商兑》里的方东树，虽然主观上真诚地自居为程朱理学的卫道士，但实际上他的学术理念已经在不知不觉滑入汉学的矩矱之中。原因则在于，程朱学者为防止章句训诂之士入室操戈，不得不先深入对方之前抢先一步，先进入考据。结果造成了清代宋学家的汉学化，这种结果显示出“汉宋之争”在思想史上的主要含义：并不是指清代汉学与理学的对立，而是表征清代汉学自身的内在紧张。 Q 张循为何认为汉学与理学之间并没有发生激烈冲突？这与张寿安、张丽珠及周积明等学者的观点截然不同，该作何解释？ 张循认为，汉学与理学之间义理上的冲突更多只是一个“合理的逻辑”，而非“真实的历史”，整体上讲，清代汉学的义理系统并没有建立起来，不愿讲义理，仍旧是汉学家的整体色彩。加之社会风气的逐渐开化，汉学义理和宋明义理在逻辑中的根本歧见，并未在历史现实中真正激烈地冲突起来。而且现实中的程朱信徒的修正方向同汉学新义理之指向恰无二致。 清末的陈兆奎曾感叹： 自秦、汉以来，圣徒绝矣！六艺日乖，九流并炽，群言淆乱，是非莫衷。马、郑失于破碎，程、朱病于空疏。儒林与文苑分驰，从政与问学同敝。去圣久远，宏旨末窥，古今之道体将为天下裂！而晚近儒者犹复因缘抵隙，入室操戈。……不亦悖乎！ “古今之道体将为天下裂”，化用《庄子·天下》篇的名句：“道术将为天下裂。”这表明在清末儒者陈兆奎的感受中，其时的儒学世界已经像晚周思想界一样，进入一个“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了。 清季遭到西学冲击以前，儒学的学术体系相当稳固，儒学发展至“汉学”阶段后，经学考证的兴趣被激起且难以扭转；乾嘉以降，“穷经”与“进德”、“考据”与“义理”这种“儒学分裂”的势头越来越强烈，而从根本上说，“儒学分裂”的趋势是由儒学自身的发展而引起的。对此，道咸以降盛行的“汉宋调和论”是其提出的最重要的走出困境的途径（如陈澧等），其实还是在处理清代汉学内部的问题，陈澧等汉宋调和论支持者所提出的方式是：「两通之」和「两分之」。 「通」就是强调汉宋二学是大同小异，不能分割疆界；「分」就是在穷经与进德的层面、考据与义理的层面，两者必须分开而各自有主。但这种方法在治学上其实很难实践。陈澧的例子就体现了当时经学的困境：理论上考据、义理仍具有正当性；但实践中考据、义理分途已经成为难以挽回之势，他的困境正是整个清代汉学困境的缩影。 结论 1.“汉宋之争”在思想史上更深层次的含义 清代学人意识中与经世致用相区别的相对独立的“学术”的意识已经有所萌芽，这种“为知识而知识”意味的倾向，与儒学本身重道德、重致用的性格相违背。汉学毕竟还是一种儒学，但难以抑制考据兴趣又必须限制其发展以防它同德行、义理等层面脱节。 2.“汉宋之争”清季以降的发展 渐渐化解了，因为传统儒学包含考据、义理、致用等层次的完整体系已渐次分解——学与用在理论上被斩钉截铁地分开，“五四”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朗，这时的“考据”学已经有它明确的“独立宣言”（🌰傅斯年）。此一现象与一整套西方的学术分科体系逐渐在中国流行紧密相关。中国学问旧有的“经籍之统系”被西方传来的“科学之统系”替代，旧概念下的各种“无谓之争”也随之化解。需要说明的是两者不是后者击碎前者的关系，而是互相嵌入和接引的关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提倡科学方法的新派，有时被称为“科学派”同时又往往被称为“新考据派”“新汉学派”。 3.“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缺乏德行与义理的考据违背了儒家治学的理念，进而在儒家心中造成紧张。如果汉学家能重新找到自己的义理归宿，普遍建立起一套属于汉学下学而上达的体系，那么汉宋的紧张也可能会消失。

精彩且易讀的學術著作。作者首先指出漢宋之爭僅限於文化精英，和普通士人非常遙遠，普通士人只是作為一種口實進行傳播論說，然後區分了幾種宋學的內涵（作為理學家、漢學外實際派…漢學內部躬行實踐、漢學內部義理的宋學），指出清代學術史中的漢學宋學之爭實際上是漢學內部之爭，宋學家和真正的理學家對漢學的不同態度，陳澧整合漢宋也是漢學內部的調整（考據和義理）和理學家無關，此爭彰顯了儒學內部的張力、預示著儒學有可能分解為更細緻的科目，預料外的儒學張力為晚清以來西學進入本土學科接受提供了一種思想前提和基礎。全書邏輯清楚，條理明晰，引證要而不繁，很能服人。惟引據過少，尚需親自複勘一遍方能愜懷。

非常精彩，先是区分风气锐评与学术思想的不同，这一点尤其让我想到当下历史系小登对学术界老登的大肆锐评（虽然我也挺爱看的）；其次是对汉宋之争的思想史剖析，真正深入了清人的历史语境，并对前人研究颇多回应修正。最后还能将清代学术与近代学术分科分野相联系起来，道术之裂早在清季的儒学内部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对于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命题，辨明其主体是首要的，而学人与普通士子的区分尤显常识。此书亦先辨于此，只是证验缺乏更基础的科举等材料，而其最主要的功劳是梳理出汉宋学的多重面相，指出清人汉宋学之争主要是汉学群体内部的问题。方东树、陈澧皆其说的例证。不过作者多引学人文字立论，概念区辨不甚精，而且于意气之言、有为之说等缺乏警惕，所以细部颇多误解之处。

极好的思想史研究，作者认为汉宋之争乃是汉学内部问题，确为卓识。所论颇为扎实，师承的确重要，作者自己也下了一番苦功夫。无论是汉宋之争中儒学内部的矛盾还是儒学到近代终于走向分裂这一问题仍有很大开拓空间。思想史研究的困难点就在于很难用非此即彼的方式划分人物，尤其是身处学术争论当中的学人，因此不汉不宋，既汉又宋的人也并不在少数，而其中极少数人的观点是否能代表学术界潮流也是一个颇为值得探讨的地方，同时上层精英知识分子与地方读书人的认知又有一定或者很大的不同，这些因素都造成了思想史的复杂，但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与另一本书名类似的《天下为学说裂 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相比，此书整体性更好，这可能也因为所研究的时代不同有关，同时也可观思想史的不同研究路径。 尾注真的非常非常反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