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之摇篮———张籍·姚合·贾岛论

无病呻吟的本质是虚构性的治疗： 1、中唐精神老化，犹如日本平成废宅 “武功体”是姚合受张籍启发，在武功县主簿任中所完成的一种文学风格，即通过“贫、边、老、病、束、倦、隐”等多个契机，一一去除以“中央、权力、富贵”为属性的“官”的要素，即实现文学舞台的脱“官”化的一种诗歌样式。 简单讲，是中唐盛世崩塌后流行的颓废美学！ 安史之乱后急需人才，加强科举，使得中下层士人中的成功者得以跻身权力中枢，以韩愈和白居易为代表，不得志者以张籍为代表。 世易时移，科举必然内卷，既得利益者占据官场，阶级固化，员多缺少，先上车的排斥后上车的，士大夫的精神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一幕与今天的社会何曾相似！ 松原郎说：元和时代充满了那种创造的激情，而由于这种激情人所共有，以至于“连郁不得志的郁闷都含有激情”。但在广受推崇的“元和中兴”盛世之内部，却有一种“饱和”之感弥漫而起。而正是于此“饱和”之感中，生发出了晚唐文学的萌芽。亦可换言称为精神老化的这种感觉，肇始自唐人满足于“如此已然足矣”之时。 所谓“饱和”就是士人内卷，学历贬值，所谓“精神老化”就是日本人失去的三十年中的平成废宅一代人的精神面貌，这面貌从文体转变上也可见一斑。 松原郎说：韩愈之所以爱作古体诗，偏偏远离近体稳定之形制，反而反手去挑战，是为了在其以险怪著称之语言实验中，要去激活并有效利用古体诗毫无形制之难度。而白居易则是将古体诗激活利用为一种方法，使其可以创作出诸如长恨歌或新乐府等洒脱自如的叙事长诗来。总之，对于古体诗创作而言，必须要有旺盛的意志力去不断地支撑充实它才行。在元和十年这一年前后的时期里，不仅仅有韩愈和白居易离开了古体诗，如果说还有像柳宗元和元稹这样当时被誉为实力派的诗人们也都无一例外地弃古体诗而奔近体诗而去的话，那也早已并非偶然巧合，而不得不看作是由知识精英们气质精神特质的变化所造成的。 韩愈白居易们因为功成名就，成了既得利益者，这时候倾向于“中隐”（韦应物讲“吏隐”），开始“造园”的房地产开发与隐居生活美学。 比如韩愈在此时所作《示儿》诗中，得意地给儿子夸耀了终于亲手构筑起“自我小世界”的满足感。诗中他咏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 《七发》中认为，陶渊明被重新发现，是北宋苏东坡的功劳，而松原郎认为，要归于唐朝的韦应物。 2、闲居美学成无病呻吟：韦应物的愧，白居易的适，姚合的狂，张籍的病，贾岛的瘦 韦应物在升职滁州刺史之后发生了变化，“独怜幽草涧边生……野渡无人舟自横”，自比为幽草，身为一方大官，却渴望幽居，也许是滁州与陶渊明隐居的彭泽地域相近，他重新发现了陶渊明，产生了既要又要，进退自得的“吏隐”思想。 “闲居”本来是负面的，郁不得志，退官幽居，到了后汉末年受到隐遁之风影响，才在陶渊明那里成了正面的概念，但在东晋后，并不被人重视，太过另类，杜甫甚至说过批评的话，杜甫《遗兴五首》其三中有“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到。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 松原郎说韦应物影响了白居易的闲适观念：韦应物吏隐思想的成熟，是一种将辞去官职、拒绝富贵、甘受贫穷等的“闲居之毒”都一一拔除掉的操作过程。对于被拔了毒的白居易的闲居而言，早已没有了什么可感到痛苦的因素，就这样变成一种“闲着而适”的状态。 白居易闲适，而韦应物还有一种羞愧的不适。他的诗中，“抱瘵知旷职，淹旬非乐闻。”“理郡无异政，所忧在素餐。”“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对于“旷职”“素餐”的自己而深感惭愧。 松原郎又说：张籍的闲居诗，是孤立于从韦应物到白居易这个大谱系之外的。那本应创作于人生负面境遇中的闲居诗，却已被张籍提纯到其理想性原型的高度上去了。 也就是说，韦应物只是地域相近的影响，矫揉造作地继承陶渊明的“闲居美学”，与个体命运无关，而张籍是从他病痛折磨的不得志的命运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是痛出来，磨出来的。 松原郎说：使得这种形式升华到一种普遍的美学形式的，可能是生活在张籍时代的人们的那种气质禀赋的力量吧。 可以说，张籍和韩白是同代人，但却是迟到者，时势变了，他不意成了那个新风气的领袖。 因为阶层分化，中下层士人与韩愈白居易们不再有共同体的共鸣，反而不得志者张籍一下子成了所有中下层士人的精神偶像，后辈姚合与贾岛都不例外。 如果说张籍得一个“病”字，十年沉沦在庙祝这个京官小职上，有三年患眼病，到了要失明的程度。 那么贾岛可谓得一个“瘦”字。郊寒岛瘦，瘦字背后与贫相关，因他终生科举未遂，只做过长江县主簿的小官，在长安两换居所，先伴张籍住西市旁的延寿坊，后住乐游原东佛寺与坟墓隐没的升道坊。 张籍诗“从来闲坐惯，渐觉出门难。”，贾岛“白衣苍鬓经过懒”，“渐老更思深处隐”有某种深度默契。 姚合呢，乃得一个“无病呻吟”！ 按照松原郎对历史的拨云见日，姚合从魏博节度使幕府到长安郊外当武功县令，其实是精英升官的“南山捷径”，俸禄不差，根本不穷。 姚合“县斋还寂寞，夕雨洗苍苔。”，松原郎说：只会让人想到偏僻边地馆舍的落魄凄惨场景，而实际上万年县馆舍临近大明宫与东市之长安街市中心。 一切转变来自于在逗留长安期间，姚合在元宗简的家里遇见了张籍，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深深影响了姚合，以至于姚合到了武功县，仍带着张籍的滤镜进行创作，他的诗就像今天社交网络上的野生博主视频，曾经的李子柒那种。也像是爱cosplay的雍正，追求的观念世界与实际生活格格不入或完全丧失，复活的只是其滤镜中的美学而已。 张籍写“早蝉庭笋老，新雨径莎肥。”，姚合诗中，种莎就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癖好。莎，茶，在唐代都是南方的药材，与泉水一样，既是造园又是养生的必需。 依我所见，姚合还有一个特点，他和韩愈都曾是军队的幕职，但时代变了，激情不再，连韩愈倡导的不平则鸣也沦为一种愚蠢的举动。激情在姚合那里化作了“狂”态，他的诗中比比皆是。 姚合的狂，正如韦应物的愧，都是一种掩饰，他们并不像张籍和贾岛那种本真，拿着贫病闲居当美学，沽名钓誉，过着既要又要，没羞没燥的好日子。 3、《苹婆山鸟》图，时代的病相 然而，说韦应物和姚合无病呻吟，也不尽然，这病在深处，在于中唐时代中生命感到的空虚，想要抓住空虚，必须有个抓手，落点，病正好是精神冲突的症结点，也是一个创作的激活点。 如果时代病了是什么景象？ 元代钱选有一幅画《林禽雀》，脱胎于南宋林椿的《果熟来禽》，而如果继续往前寻觅，还可以追溯至旧题为五代黄荃的《苹婆山鸟》。 黄荃所画，苹果有疤，叶枯黄，似乎寓意唐末五代的衰败！黄荃供职西蜀，被称为“黄家富贵”，怎么所画的和唐朝人喜欢的牡丹富贵香艳很不一样？恐怕是也是模仿的唐末作品，唯剩下了写实炫技，而丧失了隐喻。 又许迪，南宋毘陵（今江苏省武进县）人，著名画家，风格源于画僧居宁。传世作品主要有《野蔬草虫图》，团扇素地当中，白菜已被啃食得七零八落，角落罗列红尾大蝗虫，淡黄色的粉蝶，黑翅膀的蜻蜓，虎视眈眈，各怀鬼胎，扇子也赶不走它们，似乎都有寓意。 大概南宋与晚唐多有类似性，时代已经病了。 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已是安史之乱后六十年了，刘禹锡罢和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返洛阳，二人在扬州初逢时，刘禹锡写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李商隐那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也是中唐精神老化的气象。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长安城，已经呈现衰败之相，胡金铨《侠女》中废都残坊的景象，至少在不那么繁华的地段比如贾岛所居升道坊是这样的。 宋词源于五代，恐怕就是在衰败中发展出感伤主义。 4、虚构是药：唐传奇，歌行与禅问 张籍诗“醉倚斑藤杖，闲眠瘿木床。”最能体现病态美学，一定要斑点，要木瘤！其实今天对于盆景古董的审美也是如此。 贾岛“经年抱疾谁来问，野鸟相过啄木频”，“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突然感觉到，答与问，有时候答非所问，就像电视里出现了床戏，把镜头摇开，用空镜或隐喻来回答的处理方法。禅宗的对答就是如此，而这种方式与唐诗不谋而合。 唐朝中期社会有一种扭曲的病态，而禅宗则是对于病态的回答，试图将精神引出困惑。通过什么引出？制造隐喻！ 隐喻与病结，构成了唐诗的对偶结构，也可以说是虚拟与实在的对偶，实在被解构了。 松原郎说，“武功体不是根据事实而写实的文学，而是一种将自己故作是郁不得志者的文学风格。” 那么，就像《元白诗笺证稿》中所说，乐府歌行是与传记配合的文体，不重叙事，是某种虚构的情感表达模板。而虚构性，在唐传奇中大为扩展，元稹就被陈寅恪认为是人品不好，但是文学很好（有人替他拨乱反正了）。总之，虚构性意味着“文以载道”的失败，文品不一定是人品，文学塑造的形象包括作者自身都是虚构的。据说罗隐诗被宰相的女儿欣赏，见面之后，大倒胃口，这就是例子。 那么，身为地方大员而惭愧幽居的韦应物，发明了没病装病“武功体”的姚合，与前辈白居易元稹们一样，无非是传承了“虚构性”的技艺！虚拟身份，虚拟美学，生活在一种虚拟现实中。无病呻吟的本质乃是虚构性的治疗。

通过本书了解了我之前基本不甚了解的三位诗人。在从学生时代开始到如今几十年的人生里，虽然很喜欢诗词，但只停留在那些最著名的李、杜、白等最著名的诗人和那些大众都耳熟能详的诗篇上。对于本文的三位主人公所知不多，对开创了“武功体”、世称姚武功的姚合可以说一无所知，对贾岛只停留在“郊寒岛瘦”、“推敲”这两个典故上。 稍微熟悉的只有张籍，主要是年少时因为那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而反复吟诵过那首《节妇吟》。 《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作者】张籍 【朝代】唐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再就是韩愈和朱庆馀的两首与张籍有关的诗，通过这个知道了张水部就是张籍。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其一）》 【作者】韩愈 【朝代】唐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近试上张籍水部 / 近试上张水部 / 闺意献张水部》 【作者】朱庆馀 【朝代】唐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本书除了对三位诗人的讨论令我大有收获外，最后一章对闻一多先生《贾岛》一文的讨论也引人思索，尤其是最后一段“科举制度于唐代开始具备实质上的机能，历经反复微调维持到了清末。在传统中国，只要‘科举=管理体制’的支配系统还继续存在，科举落第也就会反复出现；而那些只能具有制作古典诗歌才能的贫士们，也在持续而大量地创作生产着古典诗。特别是每当这个系统出现了异常，到了矛盾激化的王朝末期，隐居在那世间一隅而耽溺于诗作的“贾岛”式的文人就会变得引人注目起来。闻一多想要揭示的，曾经既是那种传统中国体制系统的问题，也是一种中国传统社会的弊病。” 读本书的另一个意外收获时，通过本书知晓了赖瑞和先生，虽然赖先生的学术专业代表作《唐代基层文官》、《唐代中层文官》、《唐代高层文官》这几本微信读书还未上架，但在读过已上架的《人从哪里来：人类600万年的演化史》几本书后同样大有所获。 最后想说的是，通过历时近两个月的阅读，从《唐代小说〈板桥三娘子〉考》开始到本书结束，这套《日本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所收录的关于唐代文学、礼制、军事、城市、外交等不同方面的八本学术著作终于全部学习了一遍，获益良多，深感这些日本学者治学态度、选题角度值得学习。 下一步打算学习另一个出版社——中华书局，所出版的《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希望这十本书能进一步增强我对唐代文学的了解，就是不知何时能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