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誉

不太擅长阅读这种围绕多中心散点式分布进行讨论的书籍，很容易就云里雾里，读一节就忍不住思索这到底与声誉，权势，财富有无关系？有何关系？只想提炼总结，强迫找到脉络纹理的蛛丝马迹(这或许是一种充满个性化的错误行为，尤其是对于这样文辞优美犀利深刻的言语来说，无异于一种折辱）。同时，当我以另一种方式重新面对那些阅读过的文字，会猛然惊觉，狼吞虎咽的阅读方式磨损了我，一个只顾埋头赶路的人会错过多少沿途优美的景色，至此，我正在学习慢下来，细细品读，以空杯的心态不求甚解的进行思考。然后，透过重峦叠嶂的字句的层层掩盖，好像清晰的(有夸大之嫌）捕捉到了一个人思维流动的方式，借助别人的眼睛，别人的大脑，以不一样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这是极为有趣的。 至于声誉，财富与权势的关系，书里写的又深又散，在宽泛而不深刻、深刻而不具体的悖论下，稍微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也觉察到一点，财富正在超越原有的地位被无限放大成为主流甚至全部评判的标准，在功利且短视的今天，生存的唯一追求目标仿佛就是财富的积累，财富积累也许没有错，但不应该是唯一，在盲目从众社会风气影响下人是如此同质化，但丰富多彩的人生理说并不应该如此设限，清醒的思考者也不应该被当做异类，是时候有振聋发聩的声音唤醒身陷囹圄的普罗大众。 但我不喜欢结尾的收束方式，将声誉具体到与作者本身职业相关，漫无边际的东西一下变得具体狭隘(或许只是更具体没有狭隘），相比于握紧的拳头还是更喜欢摊开手掌的世界。

从李白“或云尧幽囚、舜野死。”开始说起。 作为儒家建构的美好黄金时代记忆，尧舜禹的古老禅让之梦一直流传至今。明明几千年有确切记载的历史一次也没有证实这样的梦。是因为这是虚假的编造的还是因为某种或某些要素变化了因而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了？ 是有了财富的加入。不再是朝不保夕吃了这顿没有下顿不仅要忧虑今天还要忧虑明天乃至四季流转气候变化的几十人聚落。当人度过了与自然搏斗的阶段，有相当一部分人有余裕做些“无用”的事情时，权势就变得值得拼死保卫，甚至一个家族的生死都要赌上了。（尽管这样的解释并不具备对尧舜禹的说服力，因为一个有那么大领地的王朝或部落，早就到了这个阶段，不可能出现禅让了）。 今天这个时代，权势慢慢变成“死狮子”（当然人类世界发展并不是均衡的，有些地方并不是，但先发展的国家是的）。人们从时间（任期）和大小（分权）来拆解权势，不再是那种奴役国内其余所有人、皇帝必须被捧上神坛，要拼死保卫的权势。 这和人类经济的起飞是同步的。整个人类世界仿佛再一次苏醒，亚当斯密是那个先知，看不见的手会将个人的自利引领为人类的福利。当然没错，那是个只有少部分人（国王，贵族，教士）可以自利，并阻止其他人自利的时代（经济学有认为行政垄断才是垄断，需要破除，除此之外都不是垄断的观点）。 当（理论上）所有人的创造力被激发，生产力成指数级增长，资本主义以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方式席卷全世界。新市场、新产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合形式、新组织形式。历史开始加速前进。 「“社会主义是个既豪壮、浮夸又天真单纯的主意……事实上，可以说它是人类精神上最具勃勃野心的发明之一……它既庄严华丽，又蛮横大胆，当然会激起世人前所未有的称羡。因此，如果想要这个世界免于沉沦到野蛮的地步，我们就应该起而驳斥社会主义，而不能只是随便地弃之如敝屣就算了。” 人自认已洞悉一切掌握一切包括未来的全部奥秘，人已知道怎么最恰当地安排世界和所有人；人用自己这只特定的手，来取代近乎自然原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的继承者之一，米塞斯、哈耶克，奥地利学派对计划经济的驳斥当然是对的。但驳斥一个错误，并不天然代表自身正确。 市场机制，这个被经济学界认为（最接近）完美的系统，只要这个就好，其他奖惩都不再需要，以免干扰它的运作。 只依据货币这一项来衡量一切事物，而不能兑换为货币的等于不存在。这是一个集体的、多数人的判断，放心相信这样的判断来决定人类世界。这会不会是另一种致命的自负，既庄严华丽，又蛮横大胆? 亚当斯密最耗费心力的作品是道德情操论，唐诺认为那是平庸的，还特地读了好几遍。国富论毋宁是神来之笔，是对经济这个特定领域的发现，也并没有想扩充至人类所有事物。和他的同胞达尔文一样。 再再拷打权势这只死狮子，是否忽略了财富这个真正的活狮子?权势有国界，而财富如水，可以抵达地球的任意地点。大公司的避税，开曼群岛等等。金融危机，受损最重的总是洋葱的外层。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在还是贝壳还是铜钱模样的时候就是了。 可以凭空产生货币。贷款创造存款。 立德立功立言，被称作三不朽，这是无宗教传统的古中国士人的价值与信念。 声誉是什么呢？声誉就是这样的光、影和声音。奇妙的是，这个看似最脆弱的东西反而能够穿越时间。为什么呢？ （之后再写吧，这个真正关切的，声誉。在财富主导的世界的处境）

目录是一篇篇短文，但全书可视为一篇长文，还是那个死不悔改的唐诺：喜欢内举不避亲，拿妻儿、姨子、岳父说事；爱称引卡尔维诺、赫尔赫斯、托克维尔和古尔德。不过，纳博科夫提得少了，添了列维-斯特劳斯。 止笔于六年前的这些文章，并不过时，却也从未当季。唐诺还没老的时候，早早就开始怀旧，这是写作者的通病，怀旧毕竟比规划容易得多，还少许多责任。 声誉、财富、权势，犹如三足，撑起尘世之鼎，又似三位一体。唐诺对财富的态度，仍矜持于名士风度，相信并不是葡萄酸，但在我看来，大可不必。声誉并不比财富、权势更高尚，读书写书、打牌炒股，世人各得其所，哪来的鄙视链。 引用并不好笑的老笑话，不用电脑打字而是手写，唐诺的文风和人设，永远定格。“我仍然会想到为数很少但一直善意耐心读我书的远方不识朋友，我永远感觉亏欠了他们什么。”读到这里，我顺手旁批：所以，要精进。然后发觉自己更老了，六波罗蜜居然忘了两条，百度温习，忘的是持戒、忍辱。 家中9本唐诺的书至此读完，不必添置，或会重温《世间的名字》《阅读的故事》，以及《尽头》《重读》。 2022-06-25记

声誉、权利和财富，究竟哪个比较重要呢，估计是财富，书中讲到声誉并不能直接生成幸福，它与幸福之间还隔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必要需求之上的人生享受，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举了契科夫的小说《发现》作为例证——一个五品文官在五十岁时突然发现自己的艺术天赋，由此引出了一些美好生活的幻想，但现实却狠狠得抽了他一耳光，尽管你的艺术作品给你带来了声誉，但如果没有兑换成物质，那生活将仍然是凄苦悲凉的。 由此想到《夜晚的潜水艇》这本小说集中的一篇故事——《传彩笔》。一枝神奇的笔能够让你写出绝对意义上的伟大作品，任何人看到你的作品都会倾倒、折服、迷醉，但作为交换的代价是没有人会看到它、阅读到它。像这样伟大的作品如果不能被阅读有意义吗，如果不能带来声誉、权利和财富，那么写作还有意义吗？远的不说，读书博主们写的东西如果无法变现还会坚持写下去吗？毕竟成功者寥寥无几，而因幸存者偏差和随处可见教人成为读书博主的读书博主，又让大把大把的文学爱好者和写作爱好写投入到成为读书博主的征程中。如果博主们一开始就是为了声誉、权势和财富而写，是不是一定会失败呢？他们有谁不是为了声誉、权势和财富而写作，又坚持了多久？

读书，除了读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学性比较强的作品，读唐诺的理性说真话的作品感觉也不错。 人不可总活在想象和虚构中，需得活在现实和真实中。

唐诺曾说，想写一本全是引文的书。所以，看唐诺最常引用的人是哪些，他的价值体系就一目了然了。当然，对其本人而言，这依然是管中窥豹。 在这本《声誉》里，尽管唐诺声明在引用时尽可能选用一般人读过的书。然而，就其最常引用的人来说，依然是平常人很少读的，比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列维·斯特劳斯、马克思·韦伯等。两个诗人作家，一个人类学家，一个社会学家。当然，完全可以在这些人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老年。在自己陷入苍老的途中，唐诺越来越喜欢那些苍老而深邃的文字，尽管这些苍老与深邃往往带着忧虑与疲惫。我喜欢的正是他这个年纪（六十左右）所具有的苍老、深邃、忧虑和疲惫。唐诺在《阅读的故事》集说，40岁是看穿诡计的年纪，在《尽头》里说，80岁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解构年纪。唐诺身处的年纪刚好是40岁与80岁之间，所以，我还是期待唐诺80岁的书写，希望他老得越来越慈悲越来越圆润。然后，我就可以像阅读七八十岁的米沃什写的《诗的见证》和《米沃什词典》一样，去阅读唐诺的晚年定论。而不是像看到八十岁的诗人赫拉西姆·卢卡跳进塞纳河一样，眼见八十岁只剩冷冰冰的悲哀。 其实，读《声誉》，已经隐隐能感受到唐诺精神的“风湿性”了，每当时代、文化、政治等的冷风一吹来，他就疼痛难忍，于是化为文字。就像他对博尔赫斯的引用：〔博尔赫斯命名为《帮凶》（诗人是大自然不幸的帮凶）的这首诗有这几句：“我承受着宇宙、屈辱、欢乐的全部重负。／我应该为损害我的一切辩解。／我的幸与不幸无关紧要。／我是诗人。”〕对于唐诺来说，可以把“我是诗人”换成“我是书写者”。某种意义上来说，唐诺的文字在庄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只不过，他空怀冷眼热肠，却不能像庄子一样用想象、诗意、自由等来告慰自己在人间的寂寞失意；不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更疯狂一些，把疯狂扭曲成一种诗意一种哲学。读唐诺，应该深深记住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边界，唐诺如此，我们也不例外。永远不要拿别人的局限作为自己肆意嘲讽批评的资本，而是学会欣赏发现这个局限之内的闪光点。 看唐诺这本《声誉》的时候，一直在做饭时跟朋友碎碎念地分享，比如那段〔托克维尔讲过这样一番话，容易误解但实在说得太好了：“一旦我认为一件事是真理，我就不想让它卷入辩论的危险里，我觉得那好像一盏灯，来回摇晃就可能熄灭。”〕 而且，一个作家的书写能不能让你对另外一些东西产生阅读的心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最起码，唐诺激发了我阅读的心动，比如罗莎·海森堡和契诃夫。 他讲海森堡： 〔时至今日，我们对本雅明的基本认识算是正确的，只是深刻度、细腻度的问题而已；但对卢森堡，一百年时间依然如阿伦特所说的，充斥着谬误——她依然被说成是所谓的“红色罗莎”，一个狂暴的、动辄失控还喋喋不休的可怕女人云云。卢森堡其实是个温柔而且沉静的人，爱鸟、爱花，“有着单纯感人的仁慈以及诗意的美好”，她对文学、对诗也有极佳的鉴赏力和阅读习惯，所以阿伦特说她，“只是个天生的‘书呆子’，如果不是这个世界冒犯了她对于公平和自由的感受，她更宁可埋头在动物学、植物学，或者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 罗莎·卢森堡最堂皇的墓志铭出自列宁，这是非常著名的一番话，并已成历史掌故：“让我们以一个古老的俄国寓言来回答：一只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是一只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罗莎·卢森堡尽管有错误，但是她过去和现在仍然是一头雄鹰。”但有趣的是，卢森堡自己选的却是另一只鸟，寻常的大山雀，一九一七年二月她在柏林的监牢里写给玛蒂尔德·雅可布的信：“我的墓碑上只能写两个音节‘zwi-zwi’。这两个音节就是大山雀的叫声，我能够模仿得很像，一听到我的声音，它们马上就会飞来。您想想看，这两个音节往往像闪亮的钢钉一样直率而平淡，而从最近几天以来则带有一点胆小的颤音，一点细微的胸腔音。雅可布小姐，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即将到来的春天轻轻吹来的第一缕气息——尽管备受冰雪和孤独之苦，但我们（大山雀和我）觉得——春天来了！如果我因为烦躁活不到那一天，不要忘记在我的墓碑上刻‘zwi-zwi’……除此以外什么都不要写。”〕 他讲契诃夫： 〔契诃夫数以千计的短篇小说一向焦点集中直指核心，像是一次只处理一个问题，这有点笛卡尔乃至于罗兰·巴特的味道（为什么不可以把蓬松混乱的人生彻底分解开来，每个点都单一是一篇小说？）。但契诃夫通常会多写一个“开头”，兴也，触发也，先从某一件确实常会发生的意外写起，由此转入的小说遂只是人寻常生活的偶然一道岔路、一次奇想、一个水花，乃至于只是个梦。其戏剧性不损害也不替代人日复一日的真实生活，再怎么放声大笑都无妨，也因此小说如此自由，就像我们不讲出来、人们也无从察知的时时刻刻心思自由流动，就像我们内心里的笑声。 契诃夫只活四十四岁，死于肺病痼疾，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国家，这是一种穷人病、社会病。 但真的很少看到精神上、心智上这么明亮健康的人（契诃夫因此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自怜自伤医治者）。 契诃夫认真、谦逊而且写的东西充满笑声，温暖的开心的笑声，像花干干净净开在最阴湿脏污的角落——他是最摧毁弗洛伊德不实理论的人，童年那一堆（还不止一个、一种）所谓的创伤经历，只是他写小说的源源不绝坚实材料，他用来理解别人同情别人，看懂其他那些贵族出身小说家不易看到也不易看懂的广大俄国下层世界，“化为幸福的诗歌”如博尔赫斯所说的文学工作。 契诃夫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小说家，这话后头若加上“之一”，也不超过五个（张大春则说是三个，他也极喜爱契诃夫）。〕 摘抄： 〔博尔赫斯不说“不朽”（他害怕不朽），他的讲法比较实在，说“挣扎向永恒”，他深知未来有太多不测的、难能尽如人意的事会发生——时间从来不是一条就此平顺流去的大河，事实上，才在不远处，我们每个人很快会遇见的，就有一道大断裂的绝对关卡等着我们，那就是死亡。 张爱玲极聪明地讲她祖母将死去两次，You Only Live Twice。张爱玲当然是很聪明的——祖母自己死一次，等到张爱玲也死了，祖母又会跟着再死一次。〕 〔博尔赫斯的《我的一生》，我先注意到的是这两句：“我无与伦比，却又与你相似。”我马上想到的是我较熟悉的、朱天心小说中的主人物，总是独特的、还带点骇人之感的、仿佛从芸芸众生里甩离出来的“我”（或“你”），却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滑向一些人、一群人、一种人，归返于遍在的众生和命运。〕 〔博尔赫斯似乎更喜爱《神曲》里的而不是《奥德赛》的航行，那是回到伊萨卡多年后已老去的尤利西斯最后一趟旅程，他是否记得甚至寻求先知忒瑞西阿斯预言他的幸福死亡呢？总之，尤利西斯劝服这些老水手，“人不该像野兽一样浑浑噩噩过日子”“人应该不断寻求美德和知识”，这次他终于离开了其实只像是内陆湖泊的平静地中海，穿越过直布罗陀大门（传说由海克力斯劈开），航向真正的荒波大洋，还直抵南半球，在那里看到了模样完全不同、惟数量更大光度更璀璨夺目到吓人的另一种星空，也就在那里，船遇见了巨大雪山并在大漩涡里沉没——〕 〔如博尔赫斯也说，我能写些什么呢？我能说的，就是古希腊人的困惑，古波斯人的困惑，古埃及人、古中国人的困惑……〕 〔近一两年来，我时时萦绕脑中、几乎快觉得是此生最遗憾的一件事，便是卡尔维诺来不及写好、讲出（但已明明成竹于胸）的第六个演讲，备忘录缺了的六分之一一角，极可能还是收尾的、有最后结论意味、最终叮咛意味的六分之一。据卡尔维诺夫人告诉我们，“卡尔维诺想把第六次演讲称作‘稠’，计划人到了剑桥便动手撰写。”——真希望能把他从长眠中叫起来或通过某种降灵术找他回来。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很愿意相信人死后有知，可以继续讲话以及知道自己做成了什么，少掉好几种寂寞。我相信汉娜·阿伦特讲本雅明“死后声誉”时，也一定有着类似念头。 真正足够稠密、和整个人确确实实嵌合起来的知识便是技艺（形成为技艺或说由技艺统合整理起来），人一生最主要做着的那件事，这是人能够穿透世界最深入的部分。〕 〔韦伯很早就注意到人知识的完整性、人对世界的完整感受正在失去，人类的知识总量当然是不断增加的，但却像碎裂开来，落在每个人身上往往是局部的、稀疏的、东一点西一点的，我们对我们谋生的工具、对每天使用的东西了解很少，甚至想都没想过也不知该如何想，我们因此也无法建立起一个稍稍成形的总体世界图像，有一种虚浮起来的感觉；韦伯指出，过去人们不是也不能够这样，他必须对自己拥有的东西和周遭人事地物有足够稠密完整的了解，尤其是他生存所系的工具和材料，否则根本存活不了，而惟有这样整体的掌握，才构成为“一个”对象，人才可能进一步思索（自自然然发生的思索）其所以然、其意义。〕 〔像雷蒙·阿隆，有人对他的如此感慨我以为是很公正的：阿隆要是少管一些现实之事，他可以是下一个孟德斯鸠。然而，阿隆和过往的运送者如伏尔泰当时已大有不同，如今这道人稀之路更多各式风险甚至凶险，而且少掉了“尊敬”乃至于仅仅只是“尊重”——细腻地讲理，揭示令人不舒服的真相，动辄对人陷入生物性的激情浇冷水云云是“不受欢迎”的（这已是尽可能文雅的用词。一般群众最方便的反应便是恶意地高喊“听不懂”）。“阿隆不是我们这边的人”“宁可跟萨特一起错，也不和阿隆一起对”，这些法国六八学运当时的年轻人名言真是生动极了（比诸今日已是经典级别了，果然事情是顺流而下的）；〕 〔我一直很喜欢埃科《玫瑰的名字》写见习僧埃森在大图书馆废墟捡拾书册碎片的那一段，大火早已熄灭，所有相关人等都已死去多年，真相依然不为人知，眼前世界也没更好更公义，只是持续如此，埃森装了好几袋子的书册碎片，为此“还丢掉一些可用的东西”，我以为我完全看得懂，而且还有一点点类似经验，宛如置身现场。〕 〔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推崇为“整个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之书”）：“社会主义是个既豪壮、浮夸又天真单纯的主意……事实上，可以说它是人类精神上最具勃勃野心的发明之一……它既庄严华丽，又蛮横大胆，当然会激起世人前所未有的称羡。因此，如果想要这个世界免于沉沦到野蛮的地步，我们就应该起而驳斥社会主义，而不能只是随便地弃之如敝屣就算了。”〕 〔人即便最华丽看似不可思议的想象力（比方达·芬奇、费里尼这两个相隔几世纪的意大利人）都是有所本也有线索的，但人愚蠢起来可以跟任何可依循的因果逻辑完全脱钩，可以好像不知道伸手到火里会烫伤会痛不欲生也似的，没来由、没征兆、没好处、没底。〕 〔业余化，把专业夷平，谈论再专业再困难的问题都不必准备没有门槛，这像什么？像投票，票票等值，等于说，没有内容，只计算总数（技术上已非常容易，即民调，甚至电脑会自己计算处理，如粉丝数、按赞次数），这最根柢处有个极尊荣的、几乎无人可反对的价值核心，那就是普遍平等原则，我们这一时代已长成最巨大的东西之一，托克维尔早在两百多年前就看出来了，他说“无可阻挡”。无可阻挡，改用今天列维—斯特劳斯的话来说便是，注定了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但无法“聪明地”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点停下来。〕

人们在本雅明死后多年才一拥而来的那些赞誉和崇拜，要是能够分一点到他生前，本雅明就不必如此狼狈一生，也不用四十几岁就绝望自杀于法西边界的比利牛斯山区。诸如此类的故事还能想到许多，比方梵高，还有爱伦·坡。

《声誉》写作使用的是当下少见的“小册子”（Pamphlet）文体，“一本书只专注地、彻底地谈一个问题，把整个世界仔细拆解开来一样一样对付”。 这种文体起源于欧陆文学，多旨在以鲜明观念振聋发聩，这种传统的小册子，是“辩论的、说服的、有着坚决如矢的纠正企图”。 比如著名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常识》，以无可辩驳的判断性论述，揭示了他眼中国家组织的合理方式，批判了英帝国，推进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并在后续与伯克的辩论中，对美国革命和其后的法国大革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唐诺在写作这本“小册子”时，却说“本书的素材‘限制在一般常识层面上’……尽可能使用一般人读过的、至少有印象的内容”。《声誉》每个章节，都像一篇博客、或一段漫谈，甚至有些单独拎出来，乍看都并无特别新鲜。 但如果真的进入书中阅读，你会发现，这96篇短文，却自然地环环相扣在一起。不同于雄辩与说服，唐诺更看重经验的传递，就像序言中所引述的博尔赫斯的话：“所有的言辞，都需要一种共同的经验”。

◆ 幸福以自身为目的 >> 博尔赫斯说诗歌让人幸福，更多指的是阅读、吟诵诗的人而不是写诗的人，吟诵的人以较少受苦的代价，得到几乎完全一样的成果和安慰。 >> “我承受着宇宙、屈辱、欢乐的全部重负。／我应该为损害我的一切辩解。／我的幸与不幸无关紧要。／我是诗人。” ◆ 两个立即可见的困难 >> 道德是强大的自我约束力量，在意它的人很难讲赢不在意它的人，没办法，这是令人极不舒服的另一个历史通则。 ◆ 以国为单位的权势和以世界为单位的财富 >> 掏钱付账，无声、自然、平顺不惊、银货两讫谁也不委屈不恚碍，流水般进行，而流水正是财富（或货币）的本质说明及其象征，钱者，泉也。 ◆ 声誉只是一根绳子 >> 围棋大国手吴清源这一句我如此喜欢的话：“当棋子在正确的位置，每一颗都熠熠发光。” >> “你怎么会被官府抓去？”“我拿了人家一根绳子。”“才一根绳子也报官？”“绳子另一头系着他们家的牛。” ◆ 打造一条友善的时间甬道 >> 《卫报》的杰出记者、知识分子专栏作家蒂莫西·加顿艾什是内行人，他指出来：“全世界的记者都有一种可悲的模式，即他们先把名人捧到荒唐的高度，接着又拆自己的台。” >> 每一个人都能不浪费地被使用两次，有两个高峰，拔起和毁灭，后头如大山崩落那次往往更夺目更富戏剧性和传送效果，传媒当然也就更爱这个。于是，人心的阴黯潮湿那部分被扩大并理解为“基本人性”，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生长在这样的恶意基础之上，声名遂变得总有点脏兮兮的，即使它还在最初的光朗纯净时刻，人总是猥亵地提前去想它被拆穿瓦解的下一刻。 >> 记忆原像是潮水退走后的痕迹，事情发生了，依不同年纪不同样式、性质在我们脑子里不同的区块留下深浅不一的刻痕，但新的潮水不停歇涌来，之前每一次的刻痕都被反复冲刷、取代，复归消失，如德·昆西说人脑就像一个隐迹纸本子，每次写的东西会盖住上一次写的，这一次的又会被下一次的盖住。保持住某道特定的、你珍视的刻痕方式便是回想，不断地回想，人工召唤地、复制地那一次特定的潮水，时时勤拂拭，乃至于依样再刻深一点，当然是有意地、挑拣性地、抵御并离开当下潮水的。可能正因为这样，人回忆总隐隐有着痛楚，如同用某一把刀刻在柔软质地的人心，好的、糟糕的回忆都一样有。 ◆ 声誉，比较怕权势还是怕财富？ >> 人会想逃离这种自由，受不了那种悬空失重、事事不确定的状态，害怕做没正确答案的决定并负责；人往往想求助于一个单一大神，听从一个命令、一种安排。 >> 单一力量绝对获胜、统治的丛林，很容易形成一种单一核心和单子般、乌合之众个体的诡异权力景观，当代政治学观察到这个（比方纳粹的法西斯现象）并已充分讨论，由于少掉了中间层级的必要层层隔离、缓冲和冷却节制，这种全新的、二十世纪如怪物冒出来的极权形式，有可能比历史上的君王专制政体云云更危险更暴虐不讲理，因为它通过多数、集体来检查压迫，无时无处不在且能巧妙豁免道德负担甚至总是以道德为名，也就是小密尔早人类世界现实一大步先察觉的深深忧虑：一千个人的暴政和一个人的暴政都一样是暴政，只除了前者更让人无可遁逃。 ◆ 停下来读首诗：《我的一生》 >> 这里，又一次，记忆压着我的嘴唇，我无与伦比，却又与你相似。 ◆ 特别的人和不怎么特别的人 >> 在知识成果不断累进的现代，人独特的、非生物本能的这部分会有点诡异地不进反退，人类世界时时、处处出现某些再清晰不过的返祖现象，折返原始和野蛮，毫不可惜地、丢垃圾般一件一件丢掉人们耗时千年时光才学得才建造起来的非比寻常东西；这不是谁的错觉，而是一个结果。 >> 民主当然不只是一次宣告，民主是一种社会机制政治机制，有它难以违逆的根本运作逻辑，民主的社会一样得不断做出决定、做成判决并管理。根柢地说，它寻求人的最大公约数，而最大公约数总只能是人生物性本能这部分；或说，民主不信任人个别的睿智，避免单一个人独断的种种危险（都是真的），但也就容易失去那些只有单一个人才可能看见、感知、并持续深向思索修改的东西。集体是不思索的，不可能有深度、有鉴赏力，更挣脱不了实存的薄薄当下；而一种非人的机制更不会有同情，还不会有必要的耐心，这些是一定得支付的代价，只是账单寄来稍迟而已。 ◆ 如登与如崩 >> 建构时间，中国人带点咬牙切齿意味地称之为“如登”，爬山一样，缓步的、累死人的但急不来，依山的高度、陡斜和凶险程度，惟无论如何都大量耗用时间；拆毁速度，则是人有束手无策之感的“如崩”，就像山塌下来或者雪崩那样，某一个狂暴力量冲击过来（大自然或人为），瞬间结束，人甚至来不及逃命。 ◆ 尝试着把国家视为中间层级 >> 只投票日当一天主人那是幻觉；把个人权利写成庄严誓词乃至于写入法律，也还是框架的、稠密度不足的而且保证不了，现实里不足以一天二十四小时守贼般防堵时时渗透入侵的力量，民主得明智地在普遍平等大原则的冲刷下，设法存留一个个、一层层的中间层级，这才是一堵一堵实质的墙，隔离出来并保卫着人最终的“自主空间”（小密尔、以赛亚·伯林）、人的“私人房间”（本雅明）。 >> 我刚从卡尔维诺那儿又学来一句话——未来有名无实。 ◆ 另一种“不要命的自负” >> 在那个民主仍意味着所有人对抗一个人、一些人的年代，他已充分看清并仔细地说明，“所有人”可能也会是另一种暴政（他称之为多数专制，“要一千人听命于一个人是专制，而要一个人听命于一千人也同样是专制”），甚至还会是某种更糟糕、更彻底、更入侵到人灵魂的专制形式，这是民主绝不可加以掩饰的可能风险。 >> 真理是真的会敌不过邪恶的，小密尔进一步指出，真理更经常的状态是失败的，甚至还会被彻底歼灭，这是现实一再发生的事，接下来小密尔的这番话，我引述不只一回，是我珍视无比并努力信其为真的：“但是这一真理终将战胜迫害的格言，却是人们津津乐道、直等它变为老生常谈的美丽谎言之一，然而已为一切经验所推翻。历史上充满了真理被迫害镇压的事例，如果不是永远被压制，也可能被退后若干世纪……迫害通常总是成功的，除非异教徒结成一个坚强的党，不能有效施加迫害。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怀疑基督教曾可能为罗马帝国所消灭……真理在这方面所占的真正优势是：如果一种言论是真实的，尽管它会一次、两次，或很多次被消灭，在若干时间过程中仍会再被人发现，一直等到它的再现落在一个具有有利环境的时期，使它能够逃避迫害，逐渐占有优势，力能抵挡其后一切压制它的企图。” ◆ 失意的人 >> 我愿意相信人的生命最深处有一种韧性，一种接近于死皮赖脸的可敬韧性，所有信誓旦旦绝不会做不肯做宁死不做的事仍然会一件一件做出来。这是我对人最后的、也最无可救药的乐观和信任。 >> 在这样失意人遍在的社会，最该阻止但必定发生的是所谓“寻找替罪羊”的游戏，社会最廉价也最不公义的自我疗愈方式，这可能是伤害性最大的部分，或应该说是腐蚀的——历史经验充分告诉我们（比方中世纪的女巫猎杀或几世纪才堪堪落幕的犹太人迫害），人可能出现最难看最狞恶的样子，出现在这一游戏队伍中，自私、残酷、嗜血而且人人满口谎言，集体进入一种附魔的疯狂状态还洋洋自得，人的素质以一种“如崩”的速度向原始野蛮无知倒退，没有一个再好的社会禁得住这样。 ◆ 经济不好的日子，什么能保卫我们？ >> “你的命太糟糕了，四十岁之前一事无成穷苦潦倒。”“四十岁以后就好了？”“不，四十岁以后你就习惯了。” >> 在经济较挣扎困厄的日子里，人容易趋于两端，一是穷斯滥矣地变坏，人日趋虚无、自私、粗暴而且愈愚蠢愈富攻击性；另一是困而学之地正好用来好好整理自己，下雨天是人修修补补东西并做好预备的日子，困难的处境让人去想一些、学一些舒服日子里不会也无暇去想的事，这上头人有自我选择和作为的余地，永远有，无关乎经济规模大小，无需相称的经济资源和预算数字。 以人类历史经验来看，前者的几率较高，也来得快，是我们说过的“如崩”；后者则需要人的自觉、人把自己好好撑住，是“如登”。

对于声誉相关话题的只言片语缀成的一本小册子，兼谈权势、财富等内容。最大的印象就是作者本人很喜欢契诃夫，感觉对于他的作品可以再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