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

“如果没有英雄式的努力去逃离日常存在，我们同一性的形成和维持，仍贯串我们生活的始终，依然是对话性的。” 这是泰勒尝试用对话去对抗个人主义的一个努力，我觉得这种努力的效果是可疑的。人的同一性建立在对话之上，这是没有多少争议的，但是个人在建立起自己相对稳定的同一性之后，将对话从同一性的内在中排除出去，把对话工具化的努力，仍然可能效果显著。“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一个与日常存在共存，但是将对话工具化的人，也可以是一种隐士。工具化可能意味着，他不会对这个对话负伦理责任，也不会听从对话的指挥，只将其作为信息来源和信息处理手段，这样，他依然可以实践自己的个人主义。 比如《发条橙》的主角，无恶不作，神父劝他不要做坏事没什么用，反而遭到他内心的嘲讽。我相信同为相信基督教的泰勒一定也希望对抗这样的个人主义，但是“他的自我建构建立在对话之上”以及“他现在仍然需要对话”对于这种对抗都显得很苍白，因为他的同一性已经包含了排除掉他认为无聊的对话的一种倾向性。 个人建立同一性以后，对话对个人的作用也有些可疑，有些对话有助于个人实现目标，对未来的自己负责；有些对话则可能是对个人的操控，让其为别人所用。在信息丰富的现代，个人能够在历史中发现这两种情况都是广泛存在的，这给个人对于对话的作用保持怀疑提供了一定依据。另外，对话对于个人的作用也不是普适性的，这和几个因素有关：对个人可用的对话质量，个人的能力，所处的社会结构等等。“大隐隐于市”的人，也许是发现对话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多更好的办法吧。 泰勒还提到，个人主义是狭隘的，我觉得基本上成立，这是一个社会视角，就好像一个人被诈骗了，他可能觉得完全是他的本真性推动自己实践的。只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别人利用他的本能操控了他，只是他不知道。他的这种决策，对于实现他的目标是不利的，他能力所限看不到这一点。因此，这时社会如果以对话甚至是强制性的伦理方式让他放弃被骗，对他可能是好事，我相信人类发展多年，还是可以找出一些伦理，让个人在“不完全理解实质”的前提下执行大概率对自己有利的，那这些伦理仍然有其价值。这种伦理的一个正当性来源就是人需要对未来的自己负责任，而不仅仅是当下的自己，否则人永远按照直觉去做就是了。 泰勒也认为，工具理性有用，但是其必须在一个伦理框架的内部。我感觉这种说法是一个安全的说法，可能很少有人会直接说“工具理性超越伦理，工具理性至高无上”。但是如果换一个说法。“能不能容纳工具理性，是不是也是判定伦理框架的一个标准？”那可能大家就很难判断了。这里就会有一个矛盾，如果是伦理框架在先，工具理性只是一个手段，那凭什么手段能够去评价那个目的呢？ 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不同的伦理框架一直也在竞争，因为工具理性作为一个手段过于有效，因此和工具理性更为适配的那些伦理框架取得了竞争优势，另一些本来不那么适配的框架也被迫适配，比如从天主教对牛顿等人的态度历史就能看出来这种改变。 另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让手段反噬了目的。工具理性太有效了，因此社会培养出来大批擅长工具理性的人，包括政府，工程师，商人等等。他们维持权威的一种方式就是必须得有一个清晰可量化执行的目标让他们发挥才能。比如说GDP，KPI，可以说很多这种目标的制定不完全是伦理驱动的，是“发挥已经培养好的工具理性的能力”驱动的。这样，工具理性就成为了一个“隐式伦理”。理解了这些，我们可能才真正明白“工具理性需要在伦理的框架之内”究竟意味着什么。

查尔斯泰勒在本书中论述了现代性的三个隐忧：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和政治权利的丧失。个人主义来自于传统社会瓦解之后、民主平等的思想所带来的对社会等级体系的重建和怀疑，其问题在于狭窄的视野、更大的社会体系和目标的丧失【事实上这三个隐忧都息息相关，工具理性也同样带来其他的丰富维度的丧失；而个人主义和民主平等的关系也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国家和个人政治权利的漠不关心和丧失，可参考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所谓哲学问题不能划归为心理和社会问题，而必须在政治制度的层面得以体现和解决】。查尔斯泰勒表述了对于个人主义中自我展现、本真性滑向自我放纵的忧虑，并提出这种本真性的问题在于无限放大了选择的权利本身作为最终的善【非常精辟的】，是一种程序正义；此外个人主义的问题也在于忽视了社会和他人的联系。这里，查尔斯泰勒提及了个人主义的矛盾：自我选择的理想假定了一套价值体系，而这与自我本身的个体性是相悖的；发现自我必须通过他人的在场和对话才能展现差异。 翻译超级烂。

从女性主义到现代性的隐忧 昨天把这本书看完，猛然发现从4月份听了一场现代化困境的讲座之后，这两个月竟然一直在陆续听些相关讲座和阅读一些书本，我想，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应该是有这样的警觉，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而近期热议的女性困境问题也理应被包涵于这现代化困境问题之下。 基于我本人浅显的理解，现代化问题可以说，就是现代化进程本身造成的本原性问题，而并非现代化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就是说现代化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问题的来源。在科技不断进步发展，物质水平进一步提高的今天，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以及个人主义大行其道，而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化本身的祸害，直接来说，就是整体文明社会结构带来的祸害。社会像一张精密的大网，将众人牢牢粘连在网格点上，依照性别、财富、能力将其归类，为社会工作，创造财富，培养下一代，人们只要处在社会，便无法逃脱。就算更换国籍或者更换户籍，仍然处在社会之中，根据各种各样的契约完成社会劳动，履行社会义务。就本人浅显的理解来说，是一个逃无可逃的境地，每个人都成为维持社会运转的工具，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所认为的，正是文明社会本身造成了人类的不平等。在诸多不平等当中，最近特别受到关注的就是女性不平等地位的问题。根据2022年7月2日文社举办的女性主义的在线讲座中指出，“女性主义”是一种替代被污名化的“女权主义”的官方性说法，而这种语言上的让步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性别上的不平等。讲座也提到了不仅“女性”的身份是被构建的，“男性”的身份也是被构建的，而似乎本不需要如此。同时，报告人也提到了语言名词当中具有明显性别构建倾向性的词语，包括“女性”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暗示，这点我表示赞同的。报告人同时提到了一种说法，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女性，可能成为就有色人种的被奴役问题之后的最后一批被奴役的人。对此，我深表同意，而随机冒出一种想法。于此相对来说的男性，岂非不是在被奴役着的，只是看起来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古代监狱里那些挥舞着火烫烙铁的狱卒们，去欺压那些囚犯，其本身不过也是依附权利的蝼蚁罢了，如此来说，真正的奴隶主应该不是男人也不会是特权阶级，更正确的来说，这个文明社会本身就是最大的奴隶主，把大家都奴役了，不管男女，不管老少，而由于每个人都默认签署了这样的契约，甚至可以称之为具有“共谋”性质的“自我戕害”行为。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意识到了这个大问题，作为人本身应该如何应对。就讲座报告来说，呼吁一种反其道而行之，比如说将有性别差异的语言改成更为中性的语言，或者赋予妇女更多的政治性权利，从国家制度层面保障妇女的各项权利，或者说提高妇女们的觉悟和理性水平如此等等。每一样任务，在我看来都需要花上几百年或者几千年的力气，而且最后的结果成效到底如何，仍然无法特别乐观的对其进行估计。 特别是，当把目光过多的投向社会对人的规训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异化，却容易忽视每个人的特殊性以及基于生物基因的难以克服。比如基于女性的基因天然的会更倾向于繁衍和哺育后代，而这不能简单的用语言的潜移默化或者社会对女性的角色身份要求来对女性本身的生育行为做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评价。在本人的浅显的一些看法来说，政治制度本身无论如何修改，都还是一张网，可能最后改的稍微可以看上去不太像张很破的网；而人的理性水平提高更是难上加难，稍微读点历史可以发现，人类其实并没有变得更加聪明，而是不断地重复着之前的错误，周而复始，终究治标不治本。 应对这个问题，我是认同柏拉图的说法的，人本自足，要重新找回本真性的东西，如王阳明所说，心即理。这样，每个人的生活，将会更加的逻辑自洽，因为一切都出自内心的道德律，出于自律而非他律。只有人真正的消除人类中心的思想，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只维持最低限度的欲望，尊重生命，遵从良知，那样即使再有苦难，也并不会慌张，而是将心安住，从容不迫的去生活。 现代性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反复深入的进行思考。

三辉的“现代人小丛书”系列读到第三本，每一本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让人欲罢不能。本书的作者查尔斯·泰勒是加拿大知名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学者，是晚近西方特别是英美道德哲学中首屈一指的思想家。这本书虽然是他一篇重要演讲实录集的中文修订版，读起来依然烧脑🤣……意外的惊喜是刘擎老师撰写中文版导言，一如既往地逻辑简明又精彩。 在古代世界，人们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理解个体，而是将个体理解为“嵌入”在各种有序的关系之中：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与自然世界和宇宙整体的关系。在大约17世纪末，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秩序，人们开始为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样式，有权利以良知决定各自采纳哪些信仰，有权利以一整套他们的先辈不可能控制的方式确定自己生活的形态。在对世界逐渐祛魅之后，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现代社会沦为一个放任的社会；现代文化陷入了相对主义、享乐主义和自恋主义的歧途。 泰勒指出现代性社会的三个隐忧：“第一个担心是个人自由主义导致生活平庸狭隘；第二个涉及工具理性带来的效率崇拜与道德失序；第三个是关于自由的丧失。”全书以人的“本真性”为核心概念，着重笔墨于第一个隐忧问题，对现代性当中的个人主义有着深刻反思，通过分析“沉溺于悲观情绪的文化悲观论与虚无主义”和“肤浅乐观的个人放任主义”两个极端，来探讨如何才能恰当的理解和维护个人自主性的理想。 书中第八章很有意思，以艺术为例对个人主义做了讨论，读来颇有触动。传统艺术是摹仿自然界，而现代艺术是通过创造而艺术，自我发现需要制作或制造，甚至这个过程就是艺术，并不在乎在他人心中的观点，我所表达的就是我自己。而本真性伦理与时代艺术的连接，就在于通过艺术在人们身上激起的种种感觉，一种特殊的、有异于道德或他种愉快的感觉来辨别，需要在感性共鸣中获得呈现。泰勒试图阐明，当代个人主义文化的隐忧，需要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视域”中得到弥补。人无法单独依靠自己来构成自我，自我的理想，是在对话关系中才能塑造。泰勒认为现代个人主义呈现的是其低级形式，这种低级形式走向了本真性的对立面。人的意义是靠自身和他人的交往互动产生的，就现实性讲，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也许本真性就是找回“存在之感受” ，但人们对自我的认知往往会有偏差，仿佛几段自我坦诚的独白，对个人感受珍视怜惜的就能完成“自我理解”。而事实上，人的自我理解是一个极其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大多数的社会问题的确不能马上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失去追问本质的精神，人们得到的只是一个现象堆砌起来的世界……想起这套系列的推荐语：“时刻保持批判的理性和审慎的乐观，以及，更重要的，保持并回归真正自我的本真。”

本书建议看英文版，此翻译真的诘屈聱牙。我们生活在一个星空塌陷的时代，由于害怕道德说教和干涉，我们集体退缩到了柔性相对主义的防线后，宣称一切价值都是主观的选择。然而，泰勒指出，这种“只要我喜欢就行”的自由，最终导致了自我的空洞和灵魂的琐碎。同时，他让我们反思什么才是做自己，做自己这项工程需要重力。 如果我们切断了与历史、社会、自然以及他人的纽带，那么我们的“本真”将轻飘到无法感知。

（5000字长评#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世俗时代》） 需要被挽救的本真性理想“For I know just as well as I'm standing here talking to you,when that final moment comes and I'm breathing my last breath,I'll be saying to myself...Is that all there is?——Peggy Lee《Is that all there is》” 前段时间重温了一遍《公民凯恩》，凯恩的故事让我联想起了Peggy Lee的这首《Is that all there is》。在凯恩的“final moment”、“last breath”，他讲出了那句充满隐秘的“Rosebud”，这在我看来与Peggy Lee问出的“is that all there is?”殊途同归，它们在某个意义上都在表达一种“现代的失落”。 凯恩所经历的一种缺失与Peggy Lee这首歌所表达的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怀疑，用泰勒的话说是这样一种感受：“个人失去了某个重要的东西”，这使得他突然感受到生命的某种失落，某种缺失，某种本可以使得生命完满（fullness)的东西不在了，在那个last breath的时刻下，他发现再也无法坦然面对自己。这会让人跌落于一处放逐之地，陷入了对生命的迷失当中。 这便是现代人意义缺失问题的一个侧面，在20世纪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样一种无根的、漂浮的生命体验。 一、对超越之物的怀旧 “在学校最后一个学期的某天傍晚，我独自出行，听到鸟儿正齐声吟唱，这只有在一年中该时节的黎明或日落时分才能听到。此刻我记起了这份惊喜的震撼，伴随着在我耳畔响起的鸟鸣。那一刻我仿佛觉得以前从未听到过鸟儿歌唱，我好奇地想，它们是否整年都一直这样唱着，而我却从未对此留意。走着走着，我来到了几棵盛开的山楂树旁，又一次，我感到自己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色，从未体验过这般的甜美芬芳。假如此刻我突然被带入天堂花园的树林之中，听到一个天使唱诗班在歌唱，我也不会感到更多的惊喜。——贝德·格里菲斯” 现代人被意义问题深深困扰，但如果回看前现代的西方社会，我们便能够发现那时的人们并不会有此困扰。在那个超越性向度依然占据主导的社会，人们处于一种被超越意义直接“渗透”的状态，个体心灵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外部世界对个体施加了一股强有力的、无法摆脱的、个人自愿接受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便来源于西方的宗教传统，而生命意义也几乎源于此。意义是从“他者”汲取而来的，这便决定了外部世界的权威性。并且，影响力也与因果力交织而生，譬如一个人会因为爱神阿芙洛狄特而对爱情充满向往，也把爱情的顺利进展视为爱神的庇护——爱神既引出了爱情也解释了爱情。所以人的行动可以完全归咎于这些“力量”，迷魅（enchanted）的世界已然提供了一个完满的框架，人“嵌入”其中。 而对于现代人的爱情，我们或许可以采取一种科学的解释——荷尔蒙分泌引起的情绪变化。这已经不可避免地把个体从事件本身“拉开了某种距离”，没有了爱神，没有了隐秘的因果关联，事件可以获得一种科学解释，个体也已然从“他者的因果”中超脱（disengage）出来，心灵与外部世界建立了一层清晰的边界，这便是“缓冲的自我”。 从“渗透的自我”转向“缓冲的自我”，是泰勒解释西方思想史转变的重要一环，这种转向的背后有着复杂而漫长的原因，《世俗时代》的前半段便在讲述这一过程。期间，被泰勒视为现代核心的“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便逐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选择，这种选择带给人理性、个体能动性、自由感、掌控感——这是启蒙运动不可否认的价值——但与此同时，一个超越性维度向他关闭了，一个意义的源泉不再向他敞开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人“或许还没完全克服对某种超越之物的怀旧”。 意义的缺失会让人感到“所有的答案都是脆弱的、不确定的”，这种困扰会促使人们“回头寻找与超越性的关联”，这便将人们引入了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并发展出两条较为突出的轴线：浪漫主义轴和共鸣轴。浪漫主义轴试图重新唤醒人对美、对自然的感受力，寻找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和升华。共鸣轴则是人们为摆脱某种轻浮感所做的尝试，通过更严肃的生活来增加生命的厚重感。这两条轴线在今天有着许许多多的演进形式，并且两者都试图“用一种更高远的目标来突破狭隘的自我关注，解放我们更内在的、更本真的自我”。 二、本真性理想 “本真生存并不是任何漂浮在沉沦着的日常生活上空的东西，它是日常生活的某种变式。——海德格尔” “追求本真的自我”（或称本真性的理想）是今天一种广为流传的文化，这种理想发端于18世纪“道德重音的移位”。这种移位一方面联系于卢梭式的 “自决的自由”，即“只有我自己决定什么东西与我有关，不被外部影响左右的时候，我才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则是赫尔德思想的延伸，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与我自己，以及与我自己的内部本性接触时”保持真实，并且由于外部服从的压力和工具化自我的危害，这种真实还处于丢失的危险之中。正是这个背景将道德力量赋予了本真性文化。 本真性文化一个很粗糙的讲法是：人忠于自己的内心，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被泰勒解释为一种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并在存在主义那里被视为人生安身立命之根本。虽然整个19世纪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一直在寻找本真的生活方式，但它的普及则依赖于上世纪以来广泛的“个体化革命”。如1920年发生的一件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事件，安德烈·纪德公开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他认为自己不再需要维持一个假面具，并认为这种伪装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摆脱伪装”的观念在今天依然具有广泛的传播力。 在二战过后，人们普遍意识到工具理性对个人生活的压抑，并且伴随着消费主义与表现主义的融合、传统社会结构（家庭、邻里关系）的瓦解、生活高度流动性等等因素，大众的社会想象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在20世纪中期的西方社会有着充分体现。“人民批评1950年代的社会墨守成规，窒息了个性和创造力，太关注生产和具体的结果，压抑了情感和自发性，让机械性压倒了有机性”。社会阶层、生活形式、内在价值这三个维度都在发生着分裂，人们渴望获得完整的自我表达、感官的释放和平等的关系。这一理想的简化版在当时的广告语中也充分体现，70年代初一个啤酒广告便是“在当今这个世界要做你自己”。同时，消费文化也在鼓励个体表达，一个人穿衣的风格、音乐的类型“将他与成千上百、甚至上百万人联系起来”。 本真性理想对今天的生活有着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并且由此，“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逐渐成为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共识。但这也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中着重探讨的，便是这一理想的误用和滥用所造成的新的困境。 三、幻觉的自我 “在元气饱满时，他自由自在，他特立独行，但代价是，元气流失的时候，他孤孤单单的，要单独去面对各种局面”。——陈嘉映 “忠实于自己”、“做自己”被许多人奉为人生信条，这一肯定个人自主性的观念最初总是携以巨大的自我解放感和意义感——“通过让我的生活变成自由的演练，选择似乎可以造就意义”——但这种倾注于自我的主观探索却在社会文化中产生了一种柔性相对主义的氛围：关于“价值尺度”的共识不再重要；对话进一步的可能性被个人立场所阻碍；对他人生活选择的尊重被视为最基本的要求。“你不应该批评他人的‘价值观’，因为他们有权像你一样过自己的生活”，这使得“不宽容”成为了一种不能容忍的罪过，并成为了今天政治正确的一部分。 同时，这种柔性相对主义的氛围还隐藏着某种具有破坏力的东西，“它否认了一个预先存在的、有关重要性的视野的存在”。当我们对于事物价值多寡的评判脱离了一种共同的“视域“——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这便滋生出了自恋的文化（对外部道德要求的回避；很难给予他人严肃承诺）和更为极端的唯我论（对传统纽带的完全脱离），从而使得人们进一步地扑向了原子社会的怀抱。“它们倾向于将满足感仅仅看成是自我的，忽视或弱化来自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志向之外的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来自历史、传记、社会、自然，还是上帝；换言之，它们培养了一种激进的人类中心论。”这种自我中心的模式将价值尺度彻底拉平，使人们面临一个不再设立任何标准的世界，从而滑向了一种后现代式的、“高度悲剧性”的境地。这一情况便彻底背离了本真性理想的初衷，并导致其“变质”。 在这一处境之下，泰勒强调本真性理想需要尊重这样一个事实：“独立于我的意志之外，存在着某种崇高、无畏而因此重要的事物塑造了我自己的生活。在自我创造与自暴自弃、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等更容易的生活模式之间选择前者，这个选择之中存在着某种人类应该是什么样的图景，这一图景被视为真实的，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决定的。”这段话在我看来至关重要，它是本真性理想成其为道德理想的重要倚靠，需要被人们重新理解。并且基于此，泰勒强调本真性文化作为现代性的成果，是一项值得捍卫的道德理想——它鼓励人们过更真诚的、更充分的和更具个性的生活，“在这种自由度的增长的本性之中，人们可以更堕落，也可以更升华”。 因此，要紧之事并非任何一种悲观或乐观，而是从事一种挽救性的工作。 四、持续战斗 “现代性可以用高贵也可以用可悲来刻画。只有一种怀抱两者的观点才能给予我们未加歪曲的洞察力，去透视我们需要奋起应付其最大挑战的时代。——查尔斯·泰勒” 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的后半部分对这一“挽救性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打算结合我个人的体会进行阐述。 1.摆脱“顿悟”幻想，准备长期作战。齐泽克有一句话我觉得对当下的境况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If you lose the motivation to continue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revolution, you are just wasting your time。”这句话可以做许多解读，我愿意将句中“revolution”这个词替换成”顿悟“。顿悟总是诱人的，似乎只要经过某种醍醐灌顶的经历，生活的困境或许便迎来了重大的转机，但顿悟的第二天该干些什么呢？从“顿悟”到理解再到切实的生活实践，通常有着漫长的距离，这里我想引述李厚辰常在翻电讲的那句“以五十步笑百步”——以长程的视野来理解自我的处境，并将改变理解为一步步微调、积累的结果——没有确凿的答案和明确的拐点，通过对社会、他人、自我更丰富的理解，来调整自我的选择。 2.重要性视野，与他者的关联。我们总是在与“重要的他人”的对话之中发现一个更复杂的世界、更复杂的自我，这并不可能仅以一种独白式的探索来完成。经由这种对话，我们才能够明白人们的观点、志向、欲求得以有意义的背景——“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的共同体的故事之中”——这便是重要性的视野。这种视野为我们理解“自我同一性”提供基础，将自我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这便是刘擎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只有将自我的构成理解为关系性的，理解为对超越自我之共同背景的依赖，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和实践个人自主性的理想，才有可能克服对本真性的误解和滥用”。 3.更微妙的语言。我在上面提到的过浪漫主义轴和共鸣轴，这两者都试图“用一种更高远的目标来突破狭隘的自我关注，解放我们更内在的、更本真的自我”，而随着艺术、音乐、诗歌的大范围传播，人们被艺术表达深深打动，进而成为一种“恢复我们失落”的关键——美能够拯救我们，完善我们，审美活动便成为本真性理想的一种实践方式。通过一种“未定义的灵性语言”来体验美、把握美、创造美，从而以一种强烈的、内在的感受来为生命增加厚重感、质感。 4.深入事物的能力。泰勒将碎片化视为今日生活真正的危险。一方面，自我探索越来越趋于琐碎的形式——“一段接一段临时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越来越难有一个共同目标并落实好它。这便使得那些能让我们对抗生活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无可抵抗地陷入越来越深的原子主义和工具主义建构的文化里。对此种情况，我认为陈嘉映老师在《走出唯一真理观》里的一句话有着重要的指导性意义：“你要深入到自身之中，了解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你实实在在相信一些什么，你为你自己相信的东西做点什么。这时候，你的信念与行动是实实在在的。在具体的思考和行动中跟其他生活理想对话、互动。”“深入某一事物”可以成为了一种自我探索途经，借由对某个兴趣爱好、某一事件或问题的更丰富理解和实践，来创造自我生活的“锚点”。 五、两点补充 “表面上，他们以现代性来 “祛” 传统之 “魅”，与西方形成了完全相反的启蒙之路，而实际上，这完全是一个“偷天换日” 的伪命题。——李明燊” 一些个人的思考与补充。 1.东西方语境的差异。查尔斯泰勒在《世俗时代》里为前现代到现代的西方思想变迁梳理了清晰的思想脉络、轨迹。不过作为一名中国读者，虽然能够理解泰勒所谓的“缓冲的自我”、“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并且能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很类似的处境——读西方文学便给我们带来了很强的共鸣，但有一个问题意识却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都是在一个曾经占据主导的宗教逐渐隐退的历史下发展出来的，那么在东西方文化历史差异的背景下，东方所经历的“渗透的自我”到“缓冲的自我”便不是一个与西方一致的过程，或者说韦伯所谓的“祛魅”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极具西方色彩的过程，那么在中国思想史中“祛魅”是如何发生的呢？“祛”的是什么“魅”呢？这一问题或许还并未得到重视。因此，一方面我们要避免将自身的经验理解直接放在西方提供的视野里解读，另一方面也要尝试去把握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2.自我的渡让。本真性理想所强调的那种真实自我，通常会为个体筑起结实的自我防护。而大概要处于某个临界点时，个体会发现那一层层厚厚的保护罩已经让人难以摆脱了，他无法在那些所谓更正确的选择前遵循他者的建议和教诲。那么是否还有着这样一种可能，即在某些特定的处境下将那份自我暂时渡让出去，但这种渡让却并不意味着自我的丢失呢？ 3.今日之处境。今日的生活面临着诸多书中并未提到的危险，疫情肆虐下不再安稳的生活——比如今日之西安；世界政治极化所引起的民粹主义情绪——话语空间的挤压；资本主义的分工体系对个体生命的败坏——996与躺平；人工智能算法进一步突出了“单向度的人”——信息茧房；脑机互连等新兴科技的突破——正对人类自主性这一根基进行破坏；环保问题、亲密关系的困扰……我们面临着许多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正如齐泽克评陈直翻译海德格尔导论那篇文章所指出的，今天并不是一个可以安然撤退到仅仅反思就可以的时代，外部环境正持续地、或明或暗地对我们的生活进行干扰、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试图通过回归一种纯粹内在的精神探索或许并不是好的选择，这甚至可能是一种虚幻的选择。因此，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理解自我或许便是一件紧要之事。

这篇论文给我的感受是，它原本写得应该比较通俗易懂，却离奇地因为翻译不合中文语法而显得不太流畅。有时读者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才能领会其意思，但一旦理解了，就会发现困难的其实不是内容，而在于行文方式。不过，译者老师的选词非常准确和老练，可以看出翻译的考究。我唐突猜测，翻译上的遗憾可能是由于没时间多改几遍稿，或合作的工作人员没有好好把关。书本身很精彩，逻辑严谨，深入浅出，无疑是社科类论文写作的一种典范。在当今这个生活日益碎片化、平庸化的时代，泰勒通过为本真性伦理正名，扫除了围绕它存在的种种误解和劣化版本的光环，阐明了本真性赖以存在的社会性条件，以及忽略了本真性理想的各种文化怪像是如何背离自身初衷的。同时在理论工作之外，他借机呼吁所有原子化的个人应重回政治共同体的探索和实践，鼓励大家应锻炼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对更宽广、更重要的道德视野与外在秩序的关切，摆脱故步自封的、只追逐个人/小团体利益的、犬儒式的流行性文化与政治观，去主动接受各种复杂的当代挑战。把握主体间的对话性、实践的创造性、社会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这是泰勒给陷入虚无主义的个人和陷入分裂和相互对抗的阵营们开出的一个相对温和的药方。当然，从一种比较悲观的视角看，这也可能是我们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的氧气稀薄的迷宫里，唯一能不花太多代价走向出口的路径。

全书的观点其实在导言中已经全部涉及 如果只想知道泰勒的观点那么导言足矣。 本书并没有理论独创的核心观点 在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才会发现本书的价值所在： 1、 泰勒进行哲学论证的方式方法和逻辑思维：看完正文会理解刘擎为啥在导言里说这本书是泰勒的“娱乐”之作，梳理观念起源和发展线，指出误解矛盾和深渊，重要的是论证方式本身 2、 作者表述观点的路线设计：真像罗意威的logo七弯八绕，但你看懂之后会感受到深度 他从本真性出发绕了一个罗意威之后 把这几百年散落在外面的本真性的子子孙孙都捡了回来串在一起 试图找到一个化学解法。不过我更喜欢LV 简洁大方不好嘛，加上翻译真的很差，看起来丝毫没有流畅性可言 真是毫无必要因为语言和表达降低思想的传播可能性 3、为我们拨开身处其中的云雾 以自我角度切入揭示现代性对世界和人类的影响的一角 至少看完你会更知道自己为何来到这里 为啥你的内心辣么多的问号❓ 4、泰勒批判对本真性 对自我实现的两个极端观点的时候 让我想起翘翘板 你随手在哲学上拿起2个概念 放在跷跷板的两端 就会形成一个张力域，各种思想便在其中生成发酵 蛮有意思的 如果以后有机会我想把这个跷跷板形态深入一下

共享意义的视域主题很吸引人很有意义，但并不好读，或者可以说阅读这本书本身也是一种感觉 malaise（不舒服）的体验。有作者的原因，有译者的原因，也有默认潜在读者知识储备基础的原因。对于对现代性感兴趣的读者，从激发思考的层面来说，这本小书倒是非常值得（在对照英文的情况下）被研究一下。 评价完整体观感，再记录下随机启发。 我们也许对查尔斯·泰勒指出的社会现状有或多或少的共感：工具理性的泛滥、道德视域的消逝、意义和目的的终结以及在此文化氛围下，个人甚至群体政治自由的丧失。统一的本真理想的大图景被碎片化、原子化，从而折射出了各种被曲解的唯我论、自恋文化、主观主义等。 援引自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所定义的本真性的道德理想，实际提供了 “我们应该欲求甚麽” 的标准，远非放纵享乐等利己主义的产物。泰勒主张，关于何为良好生活的讨论不应当被放逐至边缘，也没道理被现代人拒绝。 如此，本真性的伦理观似乎成为了现代文化所独有的某个相对新颖的东西。因为在过去，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可之间的依赖与冲突并未得到彰显和传播；而内在自我或自决自由的呼声，也并未高至自我中心和人类中心的地步。 我们的处境要求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充分对话，本真性文化原本是一个广阔的、充满张力的认知容纳空间，有伟大之处，也有危险之源，像帕斯卡所说的那样，“现代性可以用高贵也可以用可悲来刻画”。重要的是，共享这片意义的视域，所有斗争两端的观点才能不被歪曲地看见。

如果价值高低由个人选择决定，本真性就滑向主观主义。如果由既有传统决定，它又可能压制本真性本身。如果诉诸“共同体中的对话”，那共同体内部的权力、排斥和意识形态又由什么标准批判？泰勒相信通过开放的阐释、对话以及对现代道德资源的重新发现，我们能够辨认出更丰富的生活形式。但这其实依赖一个没有完全论证的信念。人们在充分对话后，会逐渐看见某些共同的、较高的善吗？这种较高的层级区分的依据又在哪？而且他没有清楚解释，如果对话后依旧存在根本冲突怎么办，或者当一个社会的公共背景本身已经被市场、父权、民族主义或工具理性塑造时，它还能否直接作为高低判断的来源。哪些地平线更高，为什么更高，又由谁来判断？批判现代人自我误解却不问现代人为何以这种方式误解自己，一个拒绝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诠释学，注定只能在“我们能辨识出更丰富的生活形式”这句话前面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