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自述

本书的写作安排有趣，前面介绍蔡元培先生之人，后面介绍其文一二和他的名人朋友们。 当做传记来看，太过简洁，作为了解其生平简介的入门读物，还不错，毕竟是真人自述。由于蔡公所处的时代，处于新旧文化的交接地带，而其本人又身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故行文半古半白话，估计许多读者因古文功利有限，读起来困难，难为放弃。 蔡公生在家境还不错的人家，家以商为业。10岁那年父亲去世，从小多受母亲影响，这个经历有点像周恩来呢。 让我震惊的是，他的母亲教育子女很有一套，比现在许多母亲高明的多。18岁时，母亲生病去世，至此，蔡公兄弟三人没了父母。 有一个细节，蔡公一家本有兄弟姐妹7人，但最终活下来的只有三人。其余都早亡，可见在古代，孩子的存活率实在很低，不过一半，此种情况自然会影响他们对生命的态度。 古人很珍惜时间，很用功，特别是读书人，可能就是因为世事无常。 说说蔡公的求学生涯，5岁读私塾，17岁之前一直读的是四书五经，老师不准看与科举考试无关的书，他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有点类似曾国藩，在此刻，可以说是视野极窄，见识浅薄的。 蔡公考运很好，17岁第一次乡试，便中秀才，曾国藩他爸考了17次才中，曾老考了7次才中，蒲松龄一辈子只是个秀才，他们羡慕死了。后来举人，进士都很顺利。 这要是在大清早期，平步青云，人中龙凤。可是当时大清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赶上教育正在改革。此后，蔡公从事教育，一发不可收拾，一生与此关联。 如果中国要修一部教育史，则蔡公是跳不过的人，其对中国教育界的影响，贡献很大，如开女学先锋，让男女同校，对当时最高学府北大的整顿等等。 如果要讲中国革命史，蔡公也有贡献，办报纸，参加同盟会，制造炸弹搞刺杀，看起来外表儒雅的他，没有想到居然可以做出炸弹刺杀的事情，我是万万没想到，足见其勇敢，在其内心，倔强刚强与儒雅随和并存，所以毛说，拿着枪的读书人最可怕。 年老的时候，大约在70岁时，别人问他，如果让你回到20岁，你会干什么？ 蔡公说，他想多学几门外国语言，这样就可以自由畅游于各国的文化中，还说要学美术和音乐，他总觉得自己于审美方面欠缺。 毛泽东评价他说：一代宗师，为人楷模。他年老还想着学这学那，还觉得自己的学问不足，以我观之，实在惭愧。所幸，我还年轻，还有时光，以他为榜样，继往圣之绝学， 希望于学问上能追上先生之一二，勉之。

如果要了解更多蔡元培先生的思想，那么“读蔡元培先生的自述”无疑是捷径。 感谢蔡元培先生对教育留下了宝贵的文字思考，也让我们后人得以窥探蔡老为什么坚持把“美育作为教育核心”的缘由。 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思想，以及他四十一岁仍选择出国游学的精神，让我们深感敬佩。 他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选择——去当时哲学、教育学最发达的德国游学，不是为了文凭镀金，而是要到儿童教育的发源地里熏陶学习。他的信念是：“救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 蔡元培在自述中写到：“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学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 他这种对知识的渴求和专研探索的精神，让我们深受感动。在物质经济条件充足的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固守在自己的认知天地里？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 他曾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如何育人？蔡元培主张成立各种社团，认为“人人只有先改良自己，才可能重新振兴风气。” 蔡元培在北大改革学制，包括革新预科、调整专业、修订课程、实行男女同校、废学门改学系、以选科制代替年级制，并试行学分制、导师制、讲座制、旁听生制、自由选课制和招生考试制等，这些改革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访问中国，目睹了“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在了解北大的历程后，他感慨地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这，想必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 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通过教育促进相互理解，先照顾好自己，再去关注身边的人。 正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读中国近代史不可不识蔡孑民，先生在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诸多领域颇有建树，鼎鼎大名，享誉世界。 余幼时读书，学中国近现代史，习五四运动一章节，乃知有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为营救被捕学生四处奔走，而后引咎辞职，感其慈爱宽厚之心。后闲暇之余，涉猎近现代著名历史人物传记、文集，始觉蔡孑民先生不唯为教育之魁楚，亦为历史之英雄俊杰。其为人处事也，光明磊落、豁然大度有长者之风；忠肝义胆、智虑忠纯有任侠之气；不拘一格、兼容并包有孟尝之度。是以能与世俯仰而硕果累累，真乃大丈夫也。 今观其自述，如聆听长者言，于其自身不矜功自伐，于国家社会殚精竭虑，于民族百姓循循善诱，经世治国，无所不包。昔张载先生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元培之谓也。《左传》有“立德，立功，立言。”之大义，孑民之属也。

一直觉得蔡公虽是大师，但离通透还有距离，找不到原因。这本书终于说清了蔡公的大师级别，在于“有而无之之谓圣，无而有之之谓贤”的圣贤阶层，而距离“离有离无之谓道，非有非无之谓神”的真人、至人层面，还确实有距离，根本原因在于其“由美入哲”的思想基础，与道家的道法自然的哲学基础确实有很大的、主观的、人为的因素。

我的办学方针 孑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曾于《北京大学月刊》之发刊词中详言之：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惟心论与惟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破除读书做官的旧观念。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按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孑民又提倡劳工神圣说，谓：出劳力以造成有益社会之事物，无论所出为体力，为脑力，皆谓之劳工。故农、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劳工也。商业中，惟消费公社，合于劳工之格。劳工当自尊，不当羡慕其他之不劳而获之寄生物。 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 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支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所以近几年来，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决不致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 到现在布置的如此妥当，我本来随时可以告退，不过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扯，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罗案再议的事件，叫我忍无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祀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了乞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时候蒋梦麐（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记得莲伯玉有句话：“行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我今年就算七十，那么今是昨非之感，恐怕不过是六十九年的种种错误罢了。

蔡先生对近代革命，教育影响巨大，通过他的讲述，对那个时代革命和教育的发展有了一些更具体的认识，也深深佩服其对教育之巨大推动，改革大学，推动新文化运动，收女学生，美学教育的开拓等，每一项都是伟大的成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从其中受教育，受影响。书中提到的很多后来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时代原因，语言习惯与现在差异很大，加之颇有一些文言文的成分，读起来不特别顺畅。

自述写的十分详细，全文偏文言文，读的过程中有些费力，但是不影响理解意思，领悟到的大概有80%，因为先是整个按照时间顺序的记叙，后面是具体的资料来源，感觉像是重复的东西说了二遍，不过更让人感觉到历史的真实性。知道北大校长蔡元培，他是教育家，通过读此书，才知道他是进士,在古时，读书到此种阶段，必然是可以做官的，但是国家处于动荡衰败之际，他等从教育事业出发竭尽所能，最早加入同盟会，勇于革命，在教育方面做出了伟大贡献，是他们这一辈的人才推动和诞生了五四运动，才有中国革命的发展壮大！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根源在于国民思想愚昧、人格不独立，需通过教育唤醒民众。 蔡元培的关键影响者：孙中山（革命理念引领）、梁启超（学术思想启发）、严复（西学传播借鉴）。 秉持多元包容的世界观，认可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主张吸纳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反对文化独尊与思想禁锢。 践行“教育救国”的人生使命，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与社会贡献。 以学术自由、人格独立、社会担当为核心价值导向，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推崇理性思考与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 蔡元培的教肓思想，文化思想，社会思想。 核心以人为中心，追求个体人格独立与社会整体进步的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思想禁锢与人格压迫。 自由、兼容、美育、实用的有机结合。 中西融通、古今贯通的开放文化观。 民主、科学、平等的启蒙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与愚昧。 “思想自由”是学术创新的前提，“兼容并包”是文化融合的基础，二者共同支撑“健全人格”的培养。 以北大为改革试点，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办学制度，再通过教育辐射社会，最终实现“教育救国”的目标。 北大改革中推行“教授治校”，赋予教师学术自主权；调整学科设置，增设自然科学、西学课程，打破文理壁垒。 学为学理，术为应用，主张大学既要研究高深学问，也要兼顾实用学科，服务社会发展。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立国之本，亦是开启民智的根基，真正的教育者始终怀揣革新的勇气与坚守的初心。摒弃陈旧迂腐的教育理念，以学术自由与科学民主为核心，重塑教育的本质与方向，将道德修养、人文美育与思想格局融入教育体系，推动制度革新与思想解放。以开放包容的理念深耕高等教育，用实践打破桎梏，以格局引领时代，这份对教育的赤诚与远见，跨越时空依旧能唤醒人们对知识与思想的敬畏，彰显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