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哈林旅行记（文景·恒星系）

1890年，契诃夫以医生和作家的双重身份，踏上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旅程。他的目的地是当时俄国最偏远的流放地——萨哈林岛，一个以苦役和流放闻名的地方。他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做人口普查，做访谈，做田野观察，用近乎科学的方式记录下所见的一切，最终在1895年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 这是一部很难简单归类的作品，介于旅行札记、社会调查与文学叙事之间。书中的脉络从旅途开始：他横穿西伯利亚，一路艰辛，带着对远方的期待与未知抵达那座岛屿。接着，他用冷静的笔触写下萨哈林的自然——严寒、冻土、风暴，环境的压迫几乎无处不在。 他把岛上的人一一梳理清楚：流放犯、强制移民、士兵、知识分子，还有当地的基里亚克人。他们来自不同地方，身份各异，却都被困在同一片土地上。他写苦役犯的生活，写他们的劳动、饮食、住所以及几乎不存在的医疗和识字条件，制度性的虐待在这些细节里清晰可见。他也专门写了女性和家庭，性别比例的失衡带来的社会问题，在流放制度下显得格外沉重。 司法、刑罚、逃犯与再犯罪，农业开垦、屯田、贸易与交通，他都一一考察过。他记录下人们的信仰、娱乐、语言和民间传说，也记录下他们在苦役与流放的阴影里如何挣扎着维持精神的面貌。 整本书融合了随笔、人物特写、统计数据、监狱日志等多种文体，既有社会学调查的严谨，又带着文学特有的同情与穿透力。在最后，他把所见所闻升华为对整个俄国社会制度的反思，也完成了一次个人思想的重要转折——他说，要生活在人民中间。 这本书呈现的是一座岛屿上的苦难真相，是自然与制度的双重严酷之下，普通人如何活着。

再读俄罗斯文学，缘起于余秀华的那首曾引起争论的《我祈求诗歌能够阻止一辆坦克》的反战诗，一晃俄乌战争马上满四年了，我的俄罗斯文学阅读还在黄金时代停滞不前，面对黄金时代的一众巨匠的鸿篇巨制犹豫不决，读与不读，反反复复，最终以过去不曾读过的作品为主来选读。第一本就是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 （备注：萨哈林岛，原属于中国的领土，名叫库页岛。） 《萨哈林旅行记》，契诃夫自认为是其散文衣橱里一件“粗硬的囚衣”，这本一流作家的旅行记，其内核是妥妥的一本田野调查报告。 关于本次旅行，契诃夫着墨不多，只有序篇《寄自西伯利亚》以及散落在调查报告中的零星片段。 该书的吸引力来自于契诃夫此行的初衷和目的，为人的良知，做作家的责任，苦寒之地的死囚犯也是生命，也值得被以人对待。这趟西伯利亚的苦寒旅行，契诃夫看见了同时代人没有看见的或者避而不见的，也写出了他人不可能写出的。作为读者感动于作者这场跨越万里的悲悯之心，拯救他人，也照亮自己的灵魂。 契诃夫几近用科学报告的形式记录下了这个流放岛的地理、风土、居民、气候、监牢、疾病、垦殖、原住民、与周边国家关系种种，没有道义上的愤慨批判，字里行间溶入的是作者炽热的人文关怀，超越了田野调查的属性，进入了文学写作的最高境界。 一口气读完，惊叹作者短时间内只用笔记录，居然完成了这庞大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统计工作；惊叹契诃夫为此行所付出的勇气，体力，忍耐力，心力……惊叹之余，更多的是感佩。 天才，不拘泥于职业都可能取得成功。医生，小说家，剧作家，社会工作者，契诃夫都是，且优秀或杰出。瑞·蒙克为维特根斯坦所做传记之题：天才之为责任，也适用契诃夫。 坚信： 理解契诃夫的悲悯，从读《萨哈林旅行记》开始。

在萨哈林岛上流放着犯人的悲惨生活，流放制度将无数人强制迁移到这个偏远、恶劣的环境中，使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面临着饥饿、寒冷、疾病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流放犯人们依然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人性坚韧和适应能力，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生存，相互扶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区生活；虽然故事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点，但契诃夫对流放犯人的关注和对生命、生存意义的思考，体现了他对人类命运的普遍关怀，他关注的是人类在困境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如何在苦难中寻找希望和出路，这是人性最难揣摩的一个课题。

并非通常意义的旅行记 ——我读《萨哈林旅行记》 很多年前看过一点介绍说契诃夫的风景描写的很美，于是买了这本书，想领略一下契诃夫笔下的美景。但一直没读。。。 后来读了伊莱娜的《契诃夫的一生》，又读了一点契诃夫书信集，和一些他的短篇作品。在《娜塔莎之舞》里面有挺长一段，还讲了契诃夫和画家朋友艾萨克·列维坦关于萨哈林的一段轶事，前前后后对契诃夫算是有了不少了解，此时才翻开了《萨哈林旅行记》。原来这本书里著名的风景描写只是其次，主要是对这里流放犯苦役犯的调查。 “1890年4月，契诃夫离开莫斯科前往萨哈林岛，开始一段为期3个月的艰难跋涉。这座荒无人烟的贫瘠岛屿坐落在鄂霍次克海，距日本以北800公里，沙皇政府把一些最危险的罪犯送到这里服刑。” ——《娜塔莎之舞》 全书开篇讲了一路上的经历，不能说九死一生也是历尽艰难千辛万苦才到了萨哈林。犯人们，随着他们一起去的家属们，很多都死在了路上。就路途艰辛程度来说看起来比去西伯利亚流放要艰难很多。能活着到达，是第一关。萨哈林岛原本属我国领土被沙俄强占为殖民地。沙俄政府用苦役犯来开发这块殖民地。但据契诃夫调查，派到这里来的军官没有懂农业的，这个岛的气候和土壤也不适合种植小麦等农作物，比较适合牛蒡土豆这类块茎植物和种植蔬菜，特别适合捕捞大马哈鱼。日本人曾在捕捞这块获利颇丰。然而在契诃夫调查的时候这里绝大多数的苦役犯和强制移民过着艰苦的生活，只有南部的一些军官和苦役犯生活过不错，有的甚至非常富足。 这个岛比想象的要大很多，人口也不少，分成很多屯。犯人们来了又去，跟着一起来的孩子和在这里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基本上都离开了。这是一个无根的地方，所有人都没想过要在这里过一生，他们都向往着岛外，俄国，莫斯科。 岛上男多女少，年轻人少。犯人们有住在监狱里的，有在屯里单独居住的。他们大多以合作方式搭伙劳动生活。犯人很多都有家室，在岛上不能结婚，男女搭伙的大多都是非法同居。 这里还有一些土著人。犯人的生活卫生条件已经够差了，他们的特别差。很难想象这些人是怎么活下来的。 有的屯的犯人不怎么挨打，有的动辄就挨揍。有一个狱监虽然管理的非常好，犯人的生活卫生条件也都特别好，但高压管制很厉害，最后被犯人打死在面包房里。 这本书有很多数据，也有很多小故事，可以看到萨哈林岛上形形色色的苦役犯和他们的家属，看到监狱的各种管理，犯人们的生活、劳作、挨打、死亡。 数据很细致，很全面，人物又很生动。

阿穆尔河右岸，萨哈林岛之外“我也无须奔赴萨哈林”1890年，契诃夫启程前往萨哈林之前，在给作家谢格洛夫的一封信里写过一段后来常被用来解释这场旅行的话： “若是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办，……福法诺夫就不会待在精神病院里，迦尔洵至今还会活在人世，巴兰采维奇就不会患上忧郁症，我们也不会感到寂寞和苦闷，您可以不被戏院所吸引，我也无须奔赴萨哈林。”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向来热衷“怎么办”的问题。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常常被期待承担一种超出文学自身的职责：回答生活如何可能，判断何为善恶，甚至指出个人与民族的精神出路。契诃夫对此始终保持警惕。他并不相信艺术家因为拥有敏锐的感受力，就同时拥有关于世界的最后知识。然而“不知道”在契诃夫那里从不等于虚无主义的瘫痪。《萨哈林岛旅行记》恰恰是一个拒绝终极答案的人所表现出的惊人行动力。他横穿西伯利亚，进入当时俄罗斯帝国最遥远的流放殖民地，对囚犯、流刑犯及其家属进行逐户调查，记录人口、职业、婚姻、疾病、儿童处境、教育以及殖民制度的具体运行。面对萨哈林，他首先做的不是解释，而是观看、询问、核对和计数。由此，此书显露出一种极有分量的认识论伦理：当我们不知道“人类究竟应该怎么办”的时候，至少仍然可以知道一个人正在挨饿，一个孩子没有受教育，一个犯人正在遭受肉刑，一项制度在现实中如何运转。终极知识的匮乏并不取消局部责任。甚至可以反过来说，正因为没有一种预先完成的世界体系替我们解释现实，对具体事实的注意才成为更迫切的伦理义务。 从“另一个世界”到此时此地我曾经读过一篇写得极好的文章，关于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和象征主义者们的反契诃夫思潮（在此没找到原文，挺急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菲洛索福夫等人不安并反对一种后来被概括为“契诃夫主义”（чеховщина）的精神状态：日常生活的重复、行动的迟滞、意义的悬置，以及人物面对生活时无法获得终极方向的困境。吉皮乌斯曾用极具空间感的比喻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契诃夫：前者仿佛能够把人穿过大地拖向另一重天空，契诃夫却把人引入一个浅而柔软的洞穴，那里甚至没有“第一层天”（详见Чеховский след в драматургии русских символистов. О «страсти уныния», «заложниках жизни» и «будущей радости»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这类批评如果从今天的世俗经验出发，其实挺让人费解的：为什么文学必须存在“上方”？为什么一个人的疲惫、失败、疾病和错过，只有在通向宗教、历史或精神超越时才获得价值？（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就会有这种困惑）但联系吉皮乌斯自己的诗作就很值得尊重。她1893年的《Песня / 歌》简直可以看作一首“反契诃夫宣言”。全诗的核心不是“我知道另一个世界存在”，甚至恰恰相反——天空苍白、空无、不回答她；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渴望什么。但她不断要求： 我需要这世上并不存在的东西 也许这就是俄罗斯象征主义与契诃夫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诗中写： “在这个此世之中，存在另一个世界。” 对于象征主义而言，经验现实从来不是封闭的。春雪、身体、死亡、历史事件都应当且必须具有第二层深度；可见世界必须能够通向不可见世界。文学中的“象征”因此不只是修辞手段，而是一种存在论主张。契诃夫式人物也会要求“世上没有的东西”。但契诃夫往往观察这个要求怎样进入生活、怎样退化、怎样失败、怎样与琐事并存。吉皮乌斯却认为：恰恰这个不可能的欲望本身证明了人不能被现世耗尽。 契诃夫却固执地拒绝完成这种升格。《樱桃园》的樱桃园当然可以承载阶级、历史、记忆与审美意义，但作者拒绝替它确认一个终极所指；《三姐妹》中的“莫斯科”可以是希望、未来、逃离和理想生活，却从不真正转化成能够保证人物获得救赎的彼岸。《第六病室》则更加尖锐：当拉京医生试图用斯多葛主义式的哲学解释痛苦时，身体最终以最粗暴的方式反驳了他的体系。一个被殴打的人首先感到疼痛；在这之后，哲学才有资格发言。这种写作立场与《萨哈林旅行记》这一非虚构文学形成了深刻的内在一致。流放犯的痛苦没有必要首先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没有必要通过苦难—救赎的神学结构获得意义。契诃夫几乎本能地抗拒把具体的人转化成宏大理论的论据。 舍斯托夫后来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说契诃夫一生似乎只在做一件事：杀死人类的希望。这里所谓“希望”并不只是宗教，而包括科学、爱情、艺术、进步以及一切能够为生命提供最终保证的体系。舍斯托夫由此走向反理性主义和宗教存在哲学；契诃夫则停留在一个更冷静的位置：答案可以被摧毁，生活却仍然继续。人依旧要治病、工作、写信、吃饭、爱人，并对眼前可避免的痛苦承担责任。从后来存在主义和世俗伦理的视野回看，这反而成为契诃夫最现代的部分。世界缺乏终极意义，与具体的人是否重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甚至，如果没有天堂、历史终局或者某种最终补偿，那么一个人在此时此地受到的苦难反而拥有更不可替代的重量。 谁有权书写远方：旅行、观看与“人民”我是在一次漫长的北方火车旅行中读完《萨哈林旅行记》的。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额尔古纳、根河、满归，最后抵达漠河；隔着黑龙江望向俄罗斯一侧时，契诃夫横穿西伯利亚的旅程自然会获得一种过分诱人的地理重叠。但真正使我产生共鸣的并不是“我也到了北方”，而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异乡人究竟凭什么书写自己经过的地方？ 东北尤其容易被现成的文学语言占领。工业衰落、共和国长子、林区、边境、鄂温克、苏联遗迹、东北民谣——几乎每一个地点都已经拥有可以立即套用的叙事。旅行者太容易把短暂的观看转化成宏大的判断，把废弃车站写成时代隐喻，把牧民或林区居民转化成某种“最后的人”，再把自己的感动误认为对象本身的意义。《萨哈林旅行记》给我的提醒恰恰相反：在解释之前，首先承认观看的有限性。 契诃夫的“计数”同样具有这种双重性：数字试图把人纳入知识，却又不断提醒调查者，每个数字背后仍有无法被统计穷尽的生活。因此，旅行并没有自动赋予写作者解释远方的权力，文学更没有高人一等的权力。这或许也是契诃夫式现实主义最克制、却最严厉的要求：事物没有义务替我们的思想说话。 “死屋已经不复存在”我以前会很理直气壮地替契诃夫反击白银时代的那些批评：你们为什么非得要答案？为什么非得要上帝？为什么非得让三姐妹真的到莫斯科？为什么生活不能就是没有结论？ 现在我也抓狂了。因为“为什么到此为止？”本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伦理力量。《第六病室》：抽象哲学不能替代身体痛苦。然后呢？不知道。《萨哈林旅行记》：刑罚体系正在制造巨大的痛苦。然后呢？改革。殖民制度把犯人变成殖民人口。然后呢？讨论殖民是否有效。女人在这里受到可怕的性压迫。然后呢？描述她们的处境。原住民族正在遭遇帝国扩张。然后呢？民族志。我根本忍不住真的想抓住他问：然后呢？白银时代的他们拽住契诃夫的领子问：为什么到此为止？你难道没有看到现实背后的上帝、灵魂、终极意义吗？我想拽住他的领子问：为什么到此为止？你难道没有看到这个现实内部更深的阶级、帝国、殖民与性别结构吗？ 契诃夫怎么可能没有看到...他是那么伟大的一个人...为什么还能写出： “在萨哈林的近代史中，不乏当代最新类型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杰尔日莫尔达和牙戈的混合种，对下只知使用拳头、鞭子和粗野的咒骂，对上则装得文质彬彬，甚至表现得颇有自由主义思想。 但是不管怎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死屋”[插图]总算已经不复存在。萨哈林的衙署里，也有明智、善良和高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的存在，使得管理工作取得了进步。现在已经没有人把苦役犯装进木桶里滚动了。凡毒打致死或逼死犯人者，都会激起公愤，引起阿穆尔和全西伯利亚人的物议。恶行早晚总要暴露。” 如果孤立看这些句子，它表达的是一种很典型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改革观念：过去是野蛮专横；现在依然糟糕，但文明正在进入行政系统；公共舆论能够限制暴力；有教养的个人能够改善制度；所以历史虽然缓慢，却在进步。 这并不是我们后来强行给他套上的解释。今天研究《萨哈林旅行记》与帝国问题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Edyta Bojanowska 对此说得相当明确：契诃夫在这本书里的政治位置，是改革帝国，而非拒绝帝国；他要求俄罗斯帝国按照自己声称的文明、进步与人道原则行事，而没有走到质疑帝国殖民计划本身合法性的程度。 所以读者读到这里当然天然地觉得：不对啊，安东，你怎么能停下来？因为就在同一本书里，我已经看见：殖民地靠强迫流放人口维持；犯人的劳动被国家调配；妇女被作为维持殖民人口再生产的资源；原住民的土地和生活世界正在被俄国殖民结构侵入；官僚系统普遍存在腐败、暴力和任意性。结果契诃夫却在某些地方说：你看，至少现在不把人装进木桶滚了。这个“至少”当然是真的。可它也可怕。因为比过去稍微少一点残酷，并不能回答现在这个制度为什么有权存在。 后来的刑罚史研究甚至可以把这一点看得比契诃夫更清楚。Andrew Gentes 对萨哈林女性的研究指出，萨哈林并不仅是一座监狱，而是沙俄刑罚政策与帝国殖民政策在一个小空间里的交汇；国家希望把流刑犯转变成永久殖民人口，因此女人——无论女犯还是所谓“自愿”随丈夫、父亲前往的女性——都被纳入殖民人口再生产的制度设计。所谓“自愿者”这个行政名词本身，就遮蔽了迫使这些女性同行的经济和家庭条件。 契诃夫有没有看到女人惨？当然看到了。他写卖淫，写女性被男人分配、占有、交易，写性病，写女犯，写家庭，写那些所谓“自由”的男女关系在贫困与权力不对等下变成什么样子。现代论者甚至把他对萨哈林妇女被迫卖淫的观察视作此书最令人震动的部分之一。但这里正好出现：看见事实，与形成关于事实的结构概念，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契诃夫看见了大量被压迫的女人。他没有充分形成这样一个判断：女人在萨哈林不是偶然地比男人过得更惨，而是整个刑罚殖民机制把女性身体当作一种殖民资源。这一步，他没有彻底走过去。你当然可以为辩护说：1890年的契诃夫怎么可能拥有二十世纪女性主义理论？可是其实不需要苛求他预知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因为最基本的问题当时已经完全在那里：为什么一个女人跟着被流放的丈夫来到萨哈林，会被国家称为“добровольная——自愿者”？她究竟有什么选择？为什么一个男性刑满殖民者“需要女人”，行政系统就开始讨论女人如何分配？为什么女性的“道德堕落”成为行政报告的问题，而强迫她们进入这种生存结构的制度本身却不首先被称为不道德？ 契诃夫已经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材料。契诃夫如此伟大。但他为什么不发一言？更让我在意的是原住民问题：契诃夫的“不要把人变成抽象概念”在这里突然失效了一部分。这是我觉得今天重读《萨哈林岛》最不能绕开的地方。他从没问过这是谁的土地？ 俄国为什么可以在这里建立殖民地？当地居民有没有权拒绝所谓“开拓”？他们究竟怎样理解俄罗斯国家的进入？帝国法律凭什么替他们定义土地、贸易、劳动和边境？ 这时会发现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们前面曾经特别赞美契诃夫：“一个流放犯首先是一个具体的人，不要急着让他代表俄罗斯。”很好。可是为什么到了原住民这里，他们却只是“民族志对象”？ 契诃夫反抽象化的伦理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它不意味着契诃夫就是一个粗暴的殖民主义宣传者。他已经拥有足以怀疑帝国的同情心，却仍然共享了一部分帝国的认知地图。萨哈林首先还是“我们的殖民地”。至于“我们”是谁，这个第一人称复数本身并没有被彻底审问。一个人完全可能准确地看见一百个事实，却仍然没有找到把这一百个事实连成结构的那条线。甚至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也会如此。1888年，别人已经在责怪他的作品缺乏“抗议性”。契诃夫回答普列谢耶夫说： «Я не либерал, не консерватор… Я хотел бы быть свободным художником — и только.» 他拒绝自由派、保守派、渐进主义者等一切标签，说自己只想成为“自由的艺术家”；然后写出那段非常著名的话：他憎恨一切形式的谎言和暴力，而自己的“至圣所”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以及免于暴力和谎言的绝对自由。这是非常美的。我也依然喜欢。但现在从萨哈林回来，我们必须问它的代价。 他没有命名结构性暴力的能力。如果一个狱吏殴打犯人，契诃夫非常容易看见“暴力”。如果一个贪官侵吞口粮，他也能够明确看见“谎言与腐败”。如果一个恶棍凌辱女人，他能够看见个人的卑劣。可是如果一种制度没有任何一个具体恶棍，而是通过产权、劳动关系、性别秩序、民族身份和行政分类，让一整群人持续处于劣势呢？这时候“我只反对一切具体的暴力和谎言”就完全不够了。因为结构最可怕的时候恰恰没有一个可以被完全恨的坏人。 所以我摘的那句话里，“萨哈林衙署里也有明智、善良和高尚的知识分子”，今天看会显得格外刺眼。因为我们现在太容易反问：那又怎样？一个仁慈的监狱长不能证明监狱制度合理。一个文明的殖民官不能证明殖民合法。一个同情女性的男人不能取消父权结构。一个不殴打犯人的官员也不能回答国家为什么可以用流放人口占领、开发和殖民一座岛。这恰恰就是契诃夫的人道主义最伟大、也最有限的地方：他的伦理单位首先是“人”。 而后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会带领我们增加另外的单位：阶级、性别、制度、生产关系，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取消“人”，而是为了回答一个契诃夫式的人道主义很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彼此毫无联系的具体个人，会以如此稳定、如此规律的方式遭受类似的痛苦？一旦痛苦具有统计学规律，“坏人”就不够解释它了。而非常讽刺的是——谁最有资格发现这一点？偏偏是那个亲自在萨哈林做统计的契诃夫。所以才更加让人着急。 反契诃夫者说：不。你不能永远把“不知道”当作终止思考的权利。 这句话我现在觉得非常有力量。甚至我们可以把它从宗教象征主义者手里夺过来，变成一种彻底世俗的批评。当我因契诃夫拒绝宏大答案而亲近他。到了萨哈林深处，我却开始因为同一个拒绝而痛苦。因为我突然发现：不把现实纳入宏大意义体系，可以是一种伦理谦逊；不把大量重复发生的现实经验概括成结构，也可能成为一种政治失语。这两者只隔一线。而《萨哈林旅行记》恰恰站在这条线上。 Bojanowska 对它的概括因此特别重要：契诃夫并不是反帝国的思想家，而更像一个要求帝国“负责任地殖民”、要求刑罚文明化、要求国家兑现其文明承诺的批判性改革者。她甚至给自己研究《决斗》的文章取过一个非常挑衅、也非常准确的标题： “Chekhov's The Duel, or How to Colonize Responsibly” 一个极端珍视个人自由、厌恶暴力和谎言、拥有非凡同情力的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完全可以猛烈批判帝国的残酷，同时仍然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帝国殖民本身的政治世界。 我只能接受。承认这一点不会让我少爱契诃夫，反而会使这种爱终于摆脱经典崇拜。这也许正激励着后来的人必须接着他说：你不知道的这一部分，我们还要继续问下去。 我在阿穆尔河的另一岸，殖民主义的余波里。

总体评价这本书——群像纪实文学。 【群像】自不必说，契诃夫调查了近一万人，虽说不曾工笔细描每个人，但也将调查结果记录在案，每一章都包含人与地的群像式展现。 【纪实文学】则是因为:语言冷峻而严谨，无冗杂修饰，不必担心枯燥生硬，冷幽默会伴随全程；叙事节奏张弛有度，具有真实性，在记录事实的同时，作者也反映很多更深刻更潜在的问题；一些夹叙夹议的片段也彰显了作者的人文关怀，可谓真实为骨、叙事为肉、思想为魂。而且上述前两个方面的优点一结合甚至让此书具有史料价值，担起时人和后人研究萨哈林地方史的重任。 《萨哈林旅行记》不是令人感到轻松愉悦的游记，而是一部充满奴役与压迫的苦难史:人人都是囚徒，萨哈林没有绝对自由的人，上至官员下至罪犯都承受了过量的精神上的侮辱与身体上的残害；暴力、中伤、诬陷、欺骗、镇压、卑劣、嘲讽、冷酷、血腥在那里生长；肠病、肺病、肝病、皮肤病、脑病、精神病在那里繁衍……简而言之，萨哈林是一个充斥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的地方。 萨哈林之行对于契诃夫本人来说也绝不是休闲的旅游观光，甚至可以说是的一次自我流放，当人们问到为何要不远万里奔赴这荒芜的流放地时，他在信中用抱怨的语气回复道:“唉，多么苦闷啊，如果说我是个医生，就需要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个文学家，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哪怕是一小块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也好，而像这样被关在四堵墙里，没有大自然，没有人群，没有祖国，没有健康和食欲的生活，不是生活……”也许正是为了脱离当下枯燥乏味的生活，摆脱自己不可谓不痛苦的精神困境，他选择了那种四处漫游、没苦硬吃的生活……他的脚步不停歇也不可歇，可始终在找寻怎么办的道路上踌躇不前/原地踏步。他跟友人诉苦说:“若是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办，福法诺夫就不会待在精神病院，迦尔洵至今还会活在人间，巴兰采维奇也不会患上抑郁症，我们也不会感到寂寞与苦闷，您可以不被戏剧所吸引，我也无需奔赴萨哈林……” 此番萨哈林之行，我见证一个庸庸碌碌，为碎银几两而写作的小作家成长为一个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体察人民苦难的文学家（契诃夫的目光不局限于俄国人民，是天下所有受迫害的痛苦的人）他真真正正从一个嘲讽苦难的段子手/乐子人变成一个具有巨大悲悯和善意的人民艺术家，这种仁慈博爱的属性融入他本就具有的伤感与愤懑之中变得更加摄人心魄。从今往后，他不再一味嘲讽庸俗和愚昧，还在安抚与同情深受其害的人。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他与同时代甚至后世小说家最大的区别是:他善于憎恨也善于关怀，可他并不是一个原谅一切的慈悲心肠的宣教者，医生与作家的双重身份，让他极为深刻地认识苦难，理解人们对灾难的恐惧，他要求人们仁慈相处，真诚而不相欺，他的小说就像神仙攥着他的笔，用劳苦大众的血泪写出来的，这是任何只局限于呈现完整故事情节和强调个性人物塑造的小说家无法企及的高度。

在萨哈林岛，契诃夫足足待了三个月零两天，每天早晨5 点起床，睡得很晚，他挨家挨户走访了岛上的所有监狱、所有木板房和所有枞木屋，很有耐性地对萨哈林岛全部人口做了调查。他在卡片上登记过将近一万名苦役犯和流放者。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在萨哈林岛的苦役犯或者移民流放者都跟他谈过话，积累下来的一手资料装满了足足一箱子。 契诃夫在这次旅行中看到了什么风景呢？上百万人灰暗的流放地生活，严酷的刑律、暴虐的监狱，肢体折磨、精神折磨，小孩贫弱，妇女卖淫，男人醉酒无助。然而在记叙这一切时，契诃夫却用了一种冷峻的写法，像一份客观的报告，有时候读起来会觉得枯燥。“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善于感伤，要不然我就会说我们应该去朝拜像萨哈林岛那样的地方，就像土耳其人朝拜麦加一样。” 契诃夫在旅途中不断变换着记者、作家、旁观者和科学家的多重身份。也正因如此，《萨哈林旅行记》既是一份旅行行纪，又是一份新闻调查和社会学术著作。它前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后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构成了俄罗斯文学里的监狱主题，此外也对1892年俄国采取的某些监狱改革产生了现实影响。 然而，《萨哈林旅行记》也成了契诃夫整个后期写作的一件“囚衣”，每当契诃夫想要谈论萨哈林岛，他总觉得像看到了一切，但却没有看到最主要的东西。为了写出这最主要的东西，这才有了契诃夫在萨哈林旅行之后那么多优秀的小说。即使在今天来看，在契诃夫开始这趟旅行之前，他早期那些受欢迎的作品，多半是插科打诨的幽默报刊体和地道的本民族笑话，真正算得上成熟作品的并不多，而他写于旅行后的小说和戏剧几乎无一例外全是精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次西伯利亚和萨哈林旅行，才使得契诃夫成了今天的契诃夫。

苦难之地的双重印记 李海鹏老师在“得到”解读非虚构文学，开篇就提到本书，并用 5 讲进行解读，契诃夫在1890年的远东之行中，将目光投向了被沙俄称作“萨哈林”的土地——这片面积7.6万余平方千米的海岛，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库页岛，俄语“Сахалин”源自满语音译，本是“黑龙江口”的标识，却因19世纪中叶的屈辱历史改易归属。彼时清王朝国力衰微，沙俄借《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这座曾由黑水都督府、奴儿干都司、宁古塔将军相继管辖的中国第一大岛，沦为沙俄远东属地，更成了流放苦役犯的“人间炼狱”，契科夫的《萨哈林旅行记》有点像社会调查，推荐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丹尼尔-比尔的《死屋》，以不同视角，为这片苦难之地与沙俄流放制度留下了永恒的文字印记。 《萨哈林旅行记》作为契诃夫唯一的非虚构作品，褪去了小说创作中的艺术虚构，以“社会考察者”的姿态，为读者呈现了最真实的流放图景。他耗时两个月遍历全岛，以医生的敏锐观察着每一处细节：苦役犯们在极寒天气中从事繁重的伐木、采矿劳作，简陋的棚屋无法抵御风雪，每日的食物仅能维持基本生存；被流放者的家人被迫随行，妇女沦为权贵的附庸，孩童在饥饿与恐惧中成长，“破碎的家庭”成了岛上最常见的景象。契诃夫没有刻意渲染悲愤，却以冷静的笔触写下“萨哈林是无法忍受的痛苦的地方”。如果说《萨哈林旅行记》是“旁观者”的全景式考察，那么丹尼尔的《死屋》是作者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传《死屋手记》的启发，翻阅大量沙俄西伯利亚流放档案，以第一人称视角，撕开了沙俄流放制度最残酷的内核。书中的“死屋”，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坟墓，却是精神与肉体双重毁灭的牢笼：囚徒们被剥夺姓名，以编号相称，尊严在鞭刑、辱骂中被彻底碾碎；为了争夺一口食物、一件衣物，昔日的平民、贵族、士兵沦为彼此的仇敌，人性中的恶在极端环境下被无限放大；而那些试图坚守良知的人，要么在孤独中枯萎，要么在反抗中被更残酷地镇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写道：“在死屋里，人会逐渐忘记自己是人”。 对比大英帝国对囚犯向澳大利亚的流放，沙皇体系明显的笨拙，大英在体系运作上聪明很多，大英开拓出新边疆和忠诚属国，而沙皇给自己培育的是掘墓人。 李海鹏老师的五讲解读没有讲透库页岛为何如此，荒蛮的西伯利亚为何成为人间炼狱，地理环境太重要了，人的本能首要是为了生存，环境对人塑造和改造，只要阅读“大墙”文学和各种战后综合症病因，就会有感悟，沙皇时期的俄罗斯确实疆域太大了，西伯利亚的环境也太恶劣，沙皇的管理能力无法扩招和抵达，只有放任哪里重返“原始”，给我们的启示是“南橘北枳”，后期的赤色也和中国的红色走不同的道路。 2026年#122

萨哈林岛就是库页岛，位置偏僻。19世纪外交疲软的清政府把它割让给了沙俄政府。 岛上气候严寒，甚至五月还会下雪。岛屿北部受寒流影响封冻期极长。这样恶劣的条件，并不适合农耕。 沙俄在接收这片土地后，为增强辐射和影响力，推行了许多政策，包括强制移民和将犯人流放至岛上。 岛上复杂的气候，对上岛生活而言，意味着极大的生存困境。政府在组织时，充满混乱和失误，忽略丰富的渔业资源和矿产资源，反而强迫人们种地谋生。 政府的胡作为，体现在划分行政区域和分配耕地时，缺乏合理的方法。这导致大量的人口在狭窄的地块上拥挤，形成了人为的生存挤兑。 除南部的少数地区外，中部和北部冻土、潮湿的条件，并不适合农耕活动。政府承诺对移民的支持，如生产资料和住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变成一纸空文，移民上岛后，连基本的居住条件都难移保障。这种情况下，粮食不足，甚至种子都被用来裹腹。人们沦落至到杜厄一带的煤矿，靠挖煤谋生，有的住房条件，比犯人住的牢房更加恶劣。 政府将犯人流放到岛上，除了惩罚罪犯，更深层的用意是改造罪犯。但恶劣的生存环境，让犯人用更加狠毒、罪恶的方法去应付匮乏的生活，萨哈林岛仿佛成了罪行的放大器。在内陆地区让人侧目的诱骗、谋杀、卖淫行为，在岛上反而是家常便饭。 政府组织不力，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更是一言难尽。岛上恶劣的生存现状，导致人口大量流动，进而造成岛上人口的性别比例和年龄比例失衡。人口失衡导致稳定的家庭结构难以保障。 恶劣的生存条件和绝望，滋生贫穷、愚昧、疾病，人们陷落在贫穷和罪恶的泥潭里。但这是岛民自身造成的吗？显然并不是，谁不想衣食无忧？谁愿意背负罪责生活？ 沙俄对领土的贪婪以及膨胀的野心，催生出畸形的政策，让人民遭受暗无天日的苦楚。如果按照岛屿的天然条件，慢慢开发渔业、森林、矿产资源，萨哈林未必不是个富足的地方。沙俄政府对偏远领土的辐射，靠的是牺牲底层百姓的生活。改造罪犯的初心，也被丢弃。 契诃夫写这本游记，横跨上万公里，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他渴望为沉闷和了无希望的俄国寻找答案—如何生活是对的，有良心的。 作者渴望寻找出路，热忱的追寻精神，散发闪耀的光芒。这道光芒，穿越两个多世纪，对如今被生活磋磨的当代年轻人，是种诘问。它让人思索如何生活，更展示了一种榜样，关于良心和决心的榜样。

在读这本书时，我时常被作者的知识面震惊，他知道地理、农业、统计等等科学，而且他的思想先进，堪比现在欧美的非保守派。看到最后知道他是一个医生，看来就算是一百多年前，想成为一个医生，需要接受的教育也是非常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