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这本书是邓广铭听周作人先生在辅仁大学的演讲演讲时整理的笔记。传说经过周作人先生的校阅，但是稿费给了当时还是穷学生的邓广铭。 内容主要由五篇演讲内容组成。读后使我获得了对文学更好的认识，促进了我对生活更丰富的理解。 第一篇：关于文学诸问题，主要谈了文学的概念，文学的范围，文学研究的方法，文学研究需要的储备知识、文学的起源和文学的作用。阅读后对我的启发是：文学和科学一样都起源于宗教，感悟到或许人类生活都是生存和信仰问题的发展分化。 第二篇：中国文学的变迁，周作人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学发展就是诗言志和文载道相互更替的过程。好像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这种对立更替的说法很多，比如政治发展的兴衰更替，艺术发展的俗雅更替。也不知道这是我们文化发展形成的一种对立思维模式，还是说事物发展就是矛盾更替的过程。 第三篇：清代文学的反动（上）八股文，主要谈论了八股文的形成过程，让我明白了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演化的过程，都有其来龙去脉，不是瞬间突然无缘由的产生。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发展来说，也应该追求不断的自我优化发展，而不是妄求瞬间的暴富成功。 第四篇：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了解了文学发展中的一些主张的发展变化过程。 第五篇：文学革命运动，谈论了文学革命中严复、林纾，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物的观点。让我明白了文学发展过程就是内容发展推动的问题演变过程。这点科学发展很像：都是原有的固定规则无法满足新的需求后的突破。 演讲稿后还有一个附录：论八股文，文中谈到了大学开八股文课程的理由：①用现代科学整理国故，②八股文是文学发展的一个极致，要了解文学发展，需要了解八股文。除过这两个以外还从八股文里面体现了文字，音乐，和国民性说明了解八股文的重要性，提倡思想自由。关于奴性的描述 好像在现代生活中仍然存在，既下级对上级的唯命是从。让我明白了我们的文化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需要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反省，这点和科学发展好像也很相似，科学发展就是在不断的传承中，反省理论基础，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的。 总之一句话：这本书值得一读，它不光能给我们知识上的增长，也能给我们生活的启发。

精彩！看了这本书打算再去看看周作人的其他书籍。其中的清代文学的反动上下篇印象深刻，关于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文即是道”的观点的剖析和批判。比如有一些表，能非常方便读者理解清代各种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差别。这书不厚，精炼简洁，有点像中文系的课外辅导书或在看一出精彩的PPT演讲。

总共五讲，却把什么是文学、中国文学的变迁、桐城派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为什么要研究八股文等内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出来。想来是很羡慕那个时代的学生的，大家云集。

内容不多但是非常精辟，大的脉络梳理非常清楚，只是一些细节周先生未曾细究，就言志与载道的区分，其不合理之处朱自清先生已有专书纠之，不必再论。对白话的看法也多有一些想当然的地方，但总体来说瑕不掩瑜，是一本极好的书。

言志与“载道”的循环。复兴在情，启蒙有力。

在学明代文学的时候又一次看到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刚好是本比较薄的册子，所以就拿来一读。 在此之前，已知这是周作人在辅仁大学演讲时的讲稿，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追溯至明代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和传统。阅读时，又知其将文学划分为诗言志和文以载道两大传统，最后指出新文学之所以需用白话代替文言，是言志（即表达情感）所需。 以下是个人的一点碎碎念： 我目前的观点是，即便中国文学划分为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不过是为了研究方便，文学发展绵延不断，即便是古文换了白话，也不是另开辟了一条大江大河。 真正古文、白话的分野，或许在于垄断性。古代文学中唐宋时期去除骈文之弊，恢复古文地位；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承袭，推崇秦汉之文；以及唐宋派力纠前后七子模拟之弊，强调真情实感；再到公安性灵，竟陵幽深；最后桐城派将义理、考据、辞章合一，仍是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而白话文之提倡，则是降低了创作门槛，将文学从士大夫的层级拓展到民众。到了我们当代，更是成为人人可读、人人可写的地步。 至于周作人所论述的真情，公安派往上，唐宋派中很典型的归有光的散文不可不谓之有深情。所以将新文学上溯至明代公安派，或许是因为口号的相似性、周作人对于晚明小品的偏好等因素。借古代文学的传统和地位，使新文学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就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溯源到古希腊古罗马，以此来摆脱神学束缚，为当下的变革张目。 且将新文学的倾向只限制于言志，也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先不论载道和言志的分类是否合理，暂且看周作人认为白话才能言志的观点，也有诸多漏洞。前文已论文言尚可传递真情；此外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核心目的也是启民智解放思想，以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文学从未脱离“功用”而予以讨论。只是这时的目的不再是维护“道”统了，即“载道”和说理的东西发生了转变。 这些演讲作于1932年，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故此书也只能是作为其文论的一个节点，不可以偏概全。 - 刚好翻到了一本陈文辉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周作人的文学道理》，有一章是“寻找新文学源流的周作人”，摘录一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确立过程，是文坛话语权的争夺过程，也是周作人对非正统系的士大夫文化的反思和认同过程。” 周作人在1932年之后，文学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开始打破文学上尊明反清的民族偏见。同时他的文学观念从“尊情”转向“重理”，“载道”或“说理”基本贯穿了周作人一生的散文创作。

“胡先生以为所以要用白话的理由是： （1）文学向来是向着白话的路子走的，只因有许多障碍，所以直到现在才入了正轨，以后即永远如此。 （2）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的。” 周作人是不同意的。 周作人把文学传统视为言志和载道两脉，探讨的却全都是文章，即散文，在他看来，诗歌小说似乎不在文学范畴。 他不同意胡适说的白话是文学之正轨，他觉得文学没有规定的路径和方向，但是他的言志与载道两说不也是给规定的路么？只不过是两条路笑话一条路罢了。 给自己提几个问题： 第一，他反复强调当时的文学革命是晚明文学变动是同等方向的，这就意味着他还是把文学运动视为传统文学系统的一部分，这样的判断问题在哪里？他忽视了什么？如果不在此系统内，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处究竟在哪里？ 第二，他一直认为新文学是言志一脉，也就是多表达感情，这又对么？首先，载道和言志的划分合理么？他的感情总是偏向“言志”一派，称载道之流没什么好文章，有好文章，也是载道者忘记了载道，不摆架子才写出来的，那么新文学呢？哪里还有哪些作者是言志的呢？ 第三，他称载道是把文学工具化了，那么这和80年代我们所熟知的反拨概念—警惕文学工具化的那个“工具化”分别在何处？文学研究会初期，不正是“志于道”么，这种“为人生”又是不是在工具化呢？作为其中的骨干，周作人是如何理解“道”？他有什么思想上的转变么？

刚开始看这本书因为页数少打发时间。后来看的时候才想起来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发起现代文学研究的先锋之作。于是十分激动地进行阅读。但是阅读结果有些差强人意。 其一就是谈话的目的性。这是一本有意识为白话文发声的书。因此在论证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偏向性。在谈及中国文学的变迁史有意强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时将文学创作内容大致分为言志派和载道派。认为国家不幸诗家幸，抒情言志诗大多在国家动乱之际颇有建树；载道派在国家相对安定时占据指导地位。其中作者在论证过程中有意偏向于言志派。从我的阅读体验中感受到作者对于载道派的不满。例如韩欧俗之流在作者眼中其似乎并无多大建树。作者利用这样的观点引出了白话文对于当今解放思想，文化权力下移的的重要性。但是在这一论证过程中又使人不禁发问：载道派和言志派的分法是否有失偏颇，中国文学史的变迁果真如此。还有纯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的分法是否有具体依据，区别在哪里。无从查考 其二关于清末文学的反动，里面介绍了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对于现今白话文产生的影响，为白话文的创作提供历史依据。同时将白话文胜于古文的优势进行详说。感觉这段很有说服力，学到了。

对于理论掌握了的并不多更谈不上深刻。一直把握不到我所研究的专业文学与史之间的关联和渊源。这本书深入浅出，能够掌握第一个十年发端的来龙去脉。我们常说一件事一个人不可思议，来的不切实际意料之外。很多的意料之外意想不到都是做过层层铺垫的。或许你根本没有意识到，也或许你根本就瞧不起。很可能，你并不了解这件事，这个人。

新文学的来源是公安派与竟陵派(言志)，原因是八股文与桐城派(载道)，用白话的主张是从明末诸人的思想中内生出的(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