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敬与喜悦（日知文丛）

2022年12月31日 星期六 祝福早安 天气晴朗 气温-5℃ 《虔敬与喜悦》 奥斯丁的世界 除非在习俗和礼仪中， 天真和美丽怎能诞生？ ——叶芝 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是距今200多年前的一位英国女小说家。她的人生虽短至只有41年多，而且其中25—35岁的十多年时间里近乎搁笔，但她却留下了6部完整的长篇小说。这6部小说，几乎部部都是佳构。 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也是为她赢得最广泛声望的一部小说，是《傲慢与偏见》。 以近乎搁笔的十多年时间为分水岭，奥斯丁的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三部长篇小说是《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和《诺桑觉寺》，后期的三部长篇是《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在这六部长篇中，究竟哪一部代表她的最高创作水准，众说不一。在一般读书界，名气最大的显然是《傲慢与偏见》；在专业读者中，后期的三部小说，都以不同的理由得到了不同的权威人士的推崇，比如近年来在中国读书界走红的美国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选择《劝导》作了评论，法国《读书》杂志的《理想藏书》则把《爱玛》排在了“英国文学书目”的第一位，而在近乎疯狂的“酷评家”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中，第一课讲的是《曼斯菲尔德庄园》。他之所以做此选择，又是听从了美国著名评论家威尔逊的建议。因为纳博科夫要在康奈尔大学开设欧洲小说课程，而向朋友威尔逊请教他应该选择哪两个英国作家，威尔逊给出的建议是，“两位无可比拟的最伟大的（乔伊斯是爱尔兰人，故不在此例）小说家是狄更斯和简·奥斯丁”。他甚至说，“简·奥斯丁的作品值得全部重读一遍——即使她的小作品也是出色的”。威尔逊最终说服了对女作家抱有严重偏见的纳博科夫，使得《曼斯菲尔德庄园》进入了只包括有福楼拜、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乔伊斯等七位作家的《文学讲稿》。 对于简·奥斯丁的看法上的分歧的确是存在的，赞誉她的评论家盛赞她是“散文中的莎士比亚”，非难她的人则说她“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但历经200多年，她愈来愈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学存在，遍布世界各地的一代又一代的“简迷”们的热情不减，她的多部作品被改编为不止一个版本的影视剧，并进而引起了更多的热情，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评论界和文学教授们对她的研究和探讨也从未止步。 话虽如此，当你当真打开一部奥斯丁作品，想要触及她的“核心价值”的时候，还真的是需要一些耐心的。但当你一番跋涉（有时是长久的跋涉），掩卷之后，你会感觉到，自己还是或多或少得到了报偿的。 首先，那种老英国范儿，你在任何一个其他的英国作家的笔下都是看不到的。这里的老英国范儿，指的是奥斯丁时代，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的乡绅、贵族家庭生活中的礼仪、习俗、道德风范，等等； 然后，你会觉得，只有乡村的英国，才是真正的英国：英国生活的精髓，包括它的道德精髓，存在于各个不同的庄园，以及那些庄园的美景之中——这也许还是英国区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一大特点。 既然我们是在谈论长篇小说，就不能不说这些小说的文本特点： 奥斯丁的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丁点的传奇性——而这正是狄更斯和康拉德小说中绝不缺乏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小说缺少戏剧性。她展示给我们的正是英国乡绅、牧师和贵族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在高潮或转折关头，或者在某些“反面”人物的身上，奥斯丁有时甚至会为这些日常生活的戏剧抹上一丝“邪恶”的色彩，成为这些小说的现代之眼，或小说之盐。 奥斯丁的自然、丰富，同时又精微到令人赞叹的小说对话，更是在其他作家那里看不到的一种景致。奥斯丁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仿佛深藏着奥秘。无论是《傲慢与偏见》中势利的班纳特太太，还是《爱玛》中饶舌到令人无法忍受的贝茨小姐，或是《曼斯菲尔德庄园》里偏心、冷酷、多嘴的诺里斯太太，这些被讽刺的对象，虽然每一开口都说的是平凡至极的相似的话语，但却总能引起我们的兴味。这些对话成为编织物的至关重要的经纬。 奥斯丁小说的情节设置，亦绵密有致，几无疏漏——这是她作为一个大作家，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丰仪之美。她的小说的结局几乎都是大团圆的——因为她写的是喜剧，却又都是出乎意料的，而且是含有经过审慎衡量的道德赏罚的，尽管这一点为现代的读者所不喜。 奥斯丁小说的结构似乎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它的高潮部分往往处于小说的中间部位，或是稍稍偏后的部位，这个高潮就显得像一座山的山峰那样，向着两面的山体辐射和俯瞰下去。但这个高潮不仅是情节，它还是一个“问题”，或是对一个“问题”的戏剧性展示，而且，这个“问题”在整个小说的明朗的基调之上显出了一定的“黑暗性”。这是她的小说结构特别有趣和有意味的一点。这一点或许是因为我们作为现代读者的注意力和倾向性所致，也未可知。 比如，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家庭演剧”的情节就具有高潮性。但随着父亲托马斯爵士的突然提前归来，演剧被迫中止。然后，情节继续。但我们作为读者却被搁在了一个暗黑的山峰上，心中一片茫然。虽然我们还在随着人物的继续行动而行动，但我们却心里明白，“高潮”已然过去，剩下的只不过是解决“问题”而已。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和作家一起探寻问题的答案，一起寻找下山的路。 奥斯丁小说中还有比较现代小说来说是直白的心理描写，但她的直白却并非简单，甚至其中还往往有一些圈套。比如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遭拒，离开以后，剩下伊丽莎白一个人在屋子里： 隔了一忽儿，伊丽莎白就听到他打开大门走了。她心里纷乱无比。她不知道怎样撑住自己，她非常软弱无力，便坐在那儿哭了半个钟头。她回想到刚才的一幕，越想越觉得奇怪。达西先生竟会向她求婚，他竟会爱上她好几个月了！竟会那样地爱她，要和她结婚，不管她有多少缺点……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个人能在不知不觉中博得别人这样热烈的爱慕，也足够自慰了。 在此之前，她是恨达西的，并且完全想不到达西对自己抱有爱意，现在这个强大的傲慢的男人却突然来向她求婚了，引起她上述的复杂的心理反应。那么，这些心理反应有些什么含义呢？ “她心里纷乱无比”——说明她的堡垒并非完全坚固？ “她非常软弱无力”——说明她渴望再次受到爱的攻击？ “不管她有多少缺点”——意识到自身的缺点，意味着下一步的爱的屈服？ 这些心理描写既是准确的，又是有预示性的——预示了小说未来的发展。但我们在初读小说时并不能完全看出这一点，只有在重读时才能领略其精妙。 优秀作家的小说构思和布局，就是如此地体现在了作品的每一段和每一句中，如此地步步藏有“机心”，周密到无懈可击。 至于奥斯丁的善于刻画人物性格，那更是有口皆碑，并且是一目了然的事实。因为她写的是平常生活中的平常人物，要写出他们之间的区别，本来殊非易事，但她却写出了绝不容混淆的众多人物。这些人物本来是消失在人群中的人，当他们走过奥斯丁的笔下，就成了一直活着的文化经典。《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据说至今仍是最受英国女性青睐的男士形象。 奥斯丁小说结构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她的结构本身被赋予了思想的和道德的含义。这一点并非所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纳博科夫就认为，《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女主人公芬妮前去朴次茅斯她的亲生父母家住的那一段时间，是奥斯丁溢出自身的风格，写得像后来的狄更斯一样，是对整体结构的一个损害。但另一评论家特里林不这么认为，他发现了“曼斯菲尔德庄园”作为书名和作为中心意象的特殊思想含义：“曼斯菲尔德不仅是伦敦的对立面，也是芬妮家所在的朴次茅斯的对立面。” 芬妮发现，她的亲生父母的家肮脏破败，缺乏亲情，没有秩序，吵吵嚷嚷，乱成一团，完全没有清洁、安宁和礼貌，有的只是混乱和粗俗引起的痛苦和不适，而且父母早已忘记了她，对她非常冷漠，“根本没有要恢复骨肉关系的愿望”，于是芬妮怀念由姨父、威严的托马斯爵士统治下，曼斯菲尔德的秩序、安宁和温情，她终于明白：“朴次茅斯是朴次茅斯，曼斯菲尔德才是家。” 虽然曼斯菲尔德也有它可讽刺的一面，那里有懒散的伯特伦夫人和总不忘记对她加以迫害的诺里斯太太，托马斯爵士的统治也并非无可非议，但相比已经开始道德沦丧的伦敦和乱糟糟的朴次茅斯，曼斯菲尔德可算得上是一个次一级的理想之地，何况芬妮终究还要在那里获得她的爱情，走进她和所爱之人埃德蒙的婚姻。 这是奥斯丁开始在她的小说中严肃地考虑世俗社会中女性的个人命运和归宿问题。她用的是喜剧的笔调和喜剧的模式，但她把她的讽刺用于了道德的目的，她以一种严正而又全面的道德观念来构筑她的小说，谴责和褒扬她的人物，并为他（她）们安排他（她）们各自应得的位置，正如英国当代小说家和批评家瓦尔特·艾伦所论： 很少有人具有她那样的18世纪严峻的思考力、严格的价值标准以及奇妙地对形式的敏感，确切地说，她的影响是间接的、分散的，她已成为一个用于衡量小说家成就的永恒的标准。 威尔逊说的就更为斩钉截铁了，他说： ……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经久不衰。 总之，在奥斯丁的喜剧世界里，既有对文学之美的极为全面的考虑，也有着在现代人身上已经流失的庄重的道德感。这里的道德感指的是对我们所存在于斯的这个世界的一种全面而深远的忧虑。 2018年10月8日于兰煜花园 卡夫卡和他的《变形记》 ——在2019年“鸿远·99文会”的演讲稿 一、卡夫卡与现代主义 20世纪的文学圣徒、弱的天才、伟大的业余作家（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儿子，最完美情书的作者和令人心醉的情人）卡夫卡，乃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令人战栗的存在。他的悖论式叙述令他的作品十分难以进入，但是近一百年来，在他的周围，即他的作品和他本人的周围，聚集起了无以数计的读者、译者、研究者、阐释者和无条件地爱他的人。“卡夫卡式”，更成为一个溢出了文学之外的名词，时常用于我们的认识和想象，就连不读他作品的人也必须得对这个词有所了解，否则他就会被搁在很多的叙述和描述的中途，就像航海者到不了岸上，从而无法勾画完整他所在的这个世界。卡夫卡这个最谦卑的人无可置疑地改变了20世纪的文学版图、文学面貌，乃至文学的性质，因为没有他，文学在人们心目中唤起的思想、情感和文学本身的状貌就不会是如此这般的。 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他，是为了在他的作品中，他的思想中和他的生活中，寻找到一些可以共同理解的基础。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仍然和卡夫卡的时代在同一个大的时代之中，这个时代就叫作现代，或者也可以叫作全球化的时代。 卡夫卡出生在1883年，1924年去世。他在世的时间不到42年。在他求学的时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在欧洲非常成熟了，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在俄罗斯，也就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卡夫卡也曾一度亲近过社会主义。他在大学时曾经是一个小的社会主义社团的一分子。他曾经戴着社会主义者的徽章参加过一些小型的集会。卡夫卡的这一经历就使得他和我们有了一些共同的东西。知道了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这也是他的无所不包的绝望的一部分。卡夫卡通过译本（正如我们通过译本了解他一样）了解到部分的中国文化，特别对老子和庄子感兴趣。 所谓的全球化，除了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全球贸易的一个成熟的阶段之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维度，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内部产生出了它的对立面，也就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并且随着贸易的全球化，这一思想也随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卡夫卡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度过了他的41年的人生。 而作为一个作家的卡夫卡，我们一般视他为现代化运动中现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学上的现代派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的甚至视他为现代派的开山鼻祖，但这个说法需要细究。如果说对现代究竟起于哪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划分法，比如有的认为起于文艺复兴，有的认为起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对现代主义产生的时间点的划分一般来说分歧不大，至少不同说法中的起点相距不远，其中一种有事件、时间、人物作为依据的说法，是说现代主义运动开始于波德莱尔《恶之花》的正式出版，时间是1857年。1857年可以视为现代主义的开端之年。这时候卡夫卡还没有出生呢。而这时候的中国正处于太平天囯时期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华帝国从内外两方面饱受冲击。这是中国的现代化的开端。 是波德莱尔首先提出了现代的概念，波德莱尔精神上的继承人兰波又对现代这一概念加以兰波式的强调，强调要绝对地现代。现代派诞生于欧洲的中心，法国巴黎。现代派包括很多流派，波德莱尔和兰波属于象征主义，这是最早期的现代派，后来还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戏剧、意识流小说、未来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其中卡夫卡与之关系密切的是表现主义。巴黎是现代派的大本营，但表现主义主要发生在德国和德语中。卡夫卡所在的地区是布拉格。从地理上说，离大本营巴黎还有一定的距离。卡夫卡并不处于文化中心地带。但他的经常的旅行目的地有柏林，一个次中心的地区。 卡夫卡所属的群体是布拉格的讲德语的犹太人。这是非常少的一个少数群体。周围的人大部分是捷克人，讲的是捷克语。这样，卡夫卡受到了双重的压抑，一是潜在的反犹太主义的压抑，一是少数语种所受的压抑。也就是说他既是人群中的少数，也是语言上的少数。这是卡夫卡的无力感、失败感、软弱和进退失据的根源。另一方面，正因为他属于绝对的少数，家庭就成了他的绝对的栖身之地，但是在家庭内部，他又受到父亲的压抑。在父亲的眼里，他做什么都是不对的，都是没出息的，都会成为父亲嘲讽的对象。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致父亲的信》中得到非常充分的了解。 卡夫卡无意于靠拢当时的主流文学，他对他可以观察到的表现主义文学有所批评。他反感进步主义和历史主义。从一开始他就是成熟的、独立的。他在对个人处境极度的敏感之上建立了他自身的怀疑主义。如果说他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一，那并非出于他的选择，而是现代主义选择了他。 二、卡夫卡的汉语译介和我的阅读 和很多的西方现代作家相比，卡夫卡被译成中文是比较晚的。据《卡夫卡全集》的主编叶廷芳说：“60年代中期出了一本《〈审判〉及其他小说》，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那只有少数专业人员可以看到。”我读卡夫卡的时间和卡夫卡在当代中国的第二次传播的时间相当。我印象中，他的第一部被译成中文并发表了的短篇作品是《变形记》，发表在1979年的《世界文学》第一期上。1979年我是晋城发电厂的徒工，月工资20元，但我是3月份才上班的，上班以后才开始订阅《世界文学》和上海的《外国文艺》，因此错过了这一版的《变形记》。顺便说一句，1979年我读到的西方现代作家作品有康拉德的《罗曼亲王》和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等。虽然读得半懂不懂，但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所以，我一直觉得，能否读得懂文学作品，其实是一个伪问题。文学诉之于人的感觉，当你敞开而非关闭了你的感觉，同时你又不是一个文盲，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可以接受的。在座的年轻人可以想象一下，几乎没有任何文学出版物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按官方的说法是1976年10月份结束的，这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个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文学教育的18岁的青年，他居然打开了康拉德的作品，并且读了起来。这证明了一种人的不可思议的精神潜能。我最初读到卡夫卡的作品应该是在1981年，这时候我是晋东南师专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我最早是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读到卡夫卡的小说《地洞》和《变形记》，立刻就被震惊了。顺便说一句，《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是我们这一代人进入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个入口。然后我读了《卡夫卡小说选》和他的长篇小说《城堡》。卡夫卡的小说，特别是他的天书《城堡》，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被中国读者所接受，现在想来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惊讶的事实。我居然在读过《卡夫卡小说选》和《城堡》，仅仅读了这两本书之后，就在1982年的后半年给我所在的班级做了一个关于卡夫卡的读书报告。到1983年我从师专毕业之后还带着这份讲稿，把它讲给我的一个工人朋友听。我给他讲，他在旁边瞪大了眼睛看我，那情景有点像《城堡》中的K和他的两个助手之间的交流。 我的读书报告虽然幼稚之极，但有一点可能讲对了，那就是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表现主义是要直接表现本质，表现力量本身，而非像现实主义一样描写受力的对象。表现主义是沸腾的，现实主义是静止的。表现主义是表现的，现实主义是再现的。 以上是我读卡夫卡的第一个阶段。 我第二次阅读卡夫卡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大家都知道，90年代是一个精神和文化生活比较受压抑的一个时期。如果说第一个阅读阶段是因为震惊，第二个阶段则是因为契合，因为突然之间每个人都成了孤零零的个体，成了《审判》中的K，《城堡》里的K，以及《变形记》里的那只虫子。这种情况下卡夫卡就又一次来了。但这一次他是以散文的形式来的。有几家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札记和书信，其中最可人心意的是他的情书。 卡夫卡的书信占到了他的全部著作的一半。他曾经说过，他这个人之所以毁了，就是因为写信。但他仍然每天在那里孜孜不倦地写信。书信这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似乎特别适合卡夫卡。就像是一个漂流在大海上的人，不管有没有人听见都必须得呼救一样，卡夫卡必须得写信。他的情书有两个最主要的收信人，一个是他的初恋对象菲莉斯，一个是他后期的情人密伦娜。他给密伦娜的信达到了17万字。他认识密伦娜的时候已经确诊了肺结核，而密伦娜也有肺病，两人由对病情的讨论发展成了情人，而这个情人主要是信中的情人，虽然他们也有过短暂的会面，甚至可能也确实发生了亲密关系。但无论对菲莉斯还是对密伦娜，卡夫卡对于她们最主要的身份，是一个纸上的情人，是一团燃烧在纸上的激情。和所有的情人都不同，卡夫卡其实并不渴望见面，或者说他最常进入的深渊，就是在后半夜与她们在纸上相会。但是，他也渴望收到回信。如果没有回信，或者回信来得迟了，卡夫卡会表达自己的失望，甚至责备。写信使得语言与现实产生了可触摸的、有证据的，乃至十分温柔的互动。这是对绝望的卡夫卡的一个极大的安慰，甚至成了他的一个黑暗中的安乐窝。这和他的小说写作是不同的，小说只面对根本的问题，处理人所面临的紧张关系，书信却要安逸得多。最大的不同是书信有回音。这些温柔的回音，与其说是情人的赐予，不如说是语言本身的涟漪抚触到了赤裸的灵魂。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作为一个悖论式的存在系统，人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如何把握语言的瞬间并游戏于其上，这些都是书信带来的福音。但卡夫卡的书信、札记和日记，在90年代前期的汉语中都还是片段的、选集式的，并非全貌。 卡夫卡创作的全貌随后也呈现在了汉语世界。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的《卡夫卡全集》，10卷本。2015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又一种9卷本的《卡夫卡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卡夫卡小说全集》3卷本。此外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很多家出版社都出版的有卡夫卡主要作品的译本。也就是说至今为止，卡夫卡已经不只是德语的，同时也成了汉语中的一个完整的存在。这就是我进入我的第三个卡夫卡阅读阶段的一个基础。 三、卡夫卡其人 卡夫卡和大部分作家不同的一点，是除了创作之外，他的生活也被经典化了。大家知道，我们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不一定非要了解这个作家的生活，或者说即使了解到了那个作家的生活经历，也不一定对理解他的作品有帮助。但卡夫卡不同，生活与作品的相互映照，是理解他的一个入口。这是因为他的书信和日记是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内在的自我在其中完全披露出来了。是他自身对其生活进行了经典化。卡夫卡是文学史上不多的将自身生活经典化了的一个范例。 完全不了解卡夫卡的生活，就无法真正地进入其作品，这其中就尤其应该包括《变形记》。 他的基本经历是这样的：他于1883年7月3日出生。他的家庭之后来到布拉格。这是他父亲终生引以为豪的奋斗的结果之一。他的祖父是屠户，他的父亲原是一个穷苦的犹太人，他通过艰苦的奋斗取得了一些商业上的成功，所以能够来到布拉格。当时的布拉格80万人口，大多数人说捷克语，五分之一的人说德语，其中的一部分是犹太人。卡夫卡说德语，也说捷克语，但主要是说德语，并用德语写作。他也会英语和法语。 一方面，犹太人面临着或隐或显的反犹主义的压力，这是卡夫卡作为族群的一员所承受的压力之一。另一方面，在家庭内部犹太人是信仰犹太教的，但卡夫卡不信教，他的宗教倾向是希望自己能够接近基督教，而非犹太教，这也是他和他的父亲的矛盾的一方面。再一方面，卡夫卡是长子，也是独子，这个很重要。他的父母好像生了六个子女，存活下来的是四个。他是老大，有三个妹妹，其中他和最小的妹妹奥特拉关系密切。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可以作一个这样的联系，就是把《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妹妹和奥特拉联系起来。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与小妹妹奥特拉的关系超过任何一个其他的家庭成员。在《变形记》中也是这样的。作为长子和独子，卡夫卡需要继承家业。他父亲一生奋斗积攒下的家业和产业，需要他来继承和管理，父亲也是这样来培养他和希望他的。这是他的一个最为具体和紧迫的压力来源。主要的家庭产业是一间工厂和一间商店。但卡夫卡特别怕去工厂和商店，更不愿去管理它们。这是他和父亲矛盾的又一方面。卡夫卡身高1.83米，高而瘦，自认为体弱，所以他喜欢运动和散步。他的生活从表面上看充满了阳光，他甚至在那时候就实践过阳光浴，即所谓的天体运动，并且还留下了照片。这一点和他的作品的阴暗性形成巨大的反差。他的形象、性格和谈吐使他比较容易得到女性的青睐。事实上他一生的各个阶段都和不同的女性纠缠在一起，所以才会留下数量巨大的情书。 他经历了科学主义思潮，其中包括达尔文主义，他的作品中的人变虫子、马进化成人、老鼠具有人的缜密思维等等，其灵感和启发来自达尔文主义，也受到表现主义文学的影响。他经历了反犹主义，他走在布拉格街头的时候，有时候会受到当地人的攻击，但不严重，他甚至没有将这个视作一个具体的威胁，或者他在作品中将其抽象化了。布拉格说德语的犹太人有自己的社区，他们大约有10万人左右聚居在一起。卡夫卡也经历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潮，他曾经表示过想到巴勒斯坦去当一个工人，后期的卡夫卡和他的最后一任女友朵拉也曾经考虑过移居巴勒斯坦（至少是曾经这么说过），他们曾经设想去巴勒斯坦开一家饭店，由卡夫卡在里面担任服务员。还有一个重要的经历是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常被研究家们引用的一则日记，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当天，他在日记里记下他当天去游泳了，没有提到大战的爆发。很多论述者依此认为这表示了他和社会的一种游离的关系。 卡夫卡所读过并受到过影响的经典作家有歌德（他说过：“我读歌德的句子，就好像用整个身体走遍了那些重读音节的地方。”），福楼拜、狄更斯、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等。与他同时代的德语作家有里尔克、瓦尔泽、穆齐尔、黑塞、托马斯·曼，马克思·布罗德等，应该说是群星璀璨。其中布罗德是他的密友，是他的天才的守护人、遗嘱执行人、作品推广人。布罗德最先认出了卡夫卡身上珍贵的才能，一直催促他进行创作。在卡夫卡去世后，布罗德奔走出版了《卡夫卡全集》。卡夫卡最喜欢的福楼拜作品是《情感教育》，同时他被福楼拜书信中表达的文学观所打动，极为认同。这一观念在卡夫卡这里得到更加深刻的发展。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唯文学论”，即没有文学就没有了一切。这近乎一种文学宗教。卡夫卡从狄更斯那里学习了小说的叙述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中。在后来的长篇小说《审判》和《城堡》中，他超越了狄更斯的小说叙述法，发展出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悖论式叙述法。在哲学上，早期影响他最大的是尼采，后期影响他比较大的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他同时代的德语作家中，他和诗人里尔克在作品朗诵会上相遇过，两人见过面；有一个比他大5岁的作家瓦尔泽，两人的文本风格有接近的地方；还有一个大作家穆齐尔，和卡夫卡有过交往，卡夫卡日记中有记载，但他未对穆齐尔作出任何评论。 关于卡夫卡最著名的一个事情，是他在遗嘱中要求布罗德把所有能找到的他的作品全部无一例外地付之一炬。这个遗嘱幸亏没有得到执行，否则卡夫卡就不存在了。实际的情形是，在卡夫卡身体还健康的时候，他在他们的日常谈话中就提出过这一要求，当时布罗德表示他不可能照他的要求这么去做。卡夫卡在临终之前，写过两次遗嘱，这当然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两次遗嘱都向布罗德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们之所以不能怀疑卡夫卡这一要求的真实性，是因为他的确曾经这么做过，他把给他的第二个订婚的对象尤丽叶的信应该是全部销毁了。因为写信对于卡夫卡是一个必然的动作，已经到了订婚的阶段，不可能没写过信，但给尤丽叶的信一封也未留存下来。他也曾经让他的最后一任女友朵拉烧过他的作品，烧了一些。 卡夫卡书信的一大部分是由收信人保存下来的，由布罗德从各个收信人那里搜集起来。其中一个最大的收信人，就是和他订过两次婚的菲莉斯，她经常抱怨看不懂卡夫卡的文字，但她还是把所有的信都保存了下来。另一收信人密伦娜本身也是一个作家，意识到卡夫卡书信的文学价值，卡夫卡还曾把自己的一部分日记交给密伦娜，这就全部得以保留了下来。 卡夫卡在身后的出版和传播情况是这样的，布罗德本来计划在卡夫卡去世的当年就寻求出版他的全集，一个非常紧迫的原因是卡夫卡患病治疗期间欠下了巨额债务，布罗德想要以他的全集的出版获利来偿清他的债务，但这一过程很不顺利，主要是因为虽然有人已经意识到卡夫卡的文学价值，但没有市场。真正的第一部全集的出版一直拖到1950年才得以实现，这以后才开始了卡夫卡在欧洲的大面积传播过程。 卡夫卡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和女性的关系。小时候的卡夫卡羞涩腼腆，畏惧女性，但到了20岁这一年，他主动结束了这个过程。他和他家附近的一个女店员，未经恋爱就直接上床了。他也去过妓院。他父亲嘲讽他缺乏男子气概时，会要求他去妓院，以便成为一个男人。这令卡夫卡很羞愧。但他的确去过妓院，至少去过一次，接待他的是一个不太年轻的妓女。在有了第一次经验之后，他在日记里说，原来并不像想的那么肮脏。这体现出他对性的一种矛盾的态度。去过妓院之后，他给布罗德写信说，“我没有安慰她，因为她也没有安慰我”。说这话的前提是，这个妓女对于他们之间的这一次关系缺乏男女情爱关系中的那种亲密感感到遗憾，但卡夫卡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只是需要一次温暖的抚摸。这表示卡夫卡并非一个完全安于孤独的人。他后来的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也说明这一点。他并不像他在文字中表白的那么孤独。 卡夫卡的孤独似乎也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要求孤独，并且写出了一个人所可能有的最极致的孤独，另一方面他以书信特别是情书，与人建立绵绵不断的联系。在每一个无眠的深夜，他耽留在写给他情人的字句之上，并极力要求对方的回信。书信成为语言的喷涌，语言的自我游戏，必须置身于这样的喷涌之上，这样的游戏中，人才不至于坠落，才能维持住自身的存在。但是书信毕竟是书信，而非小说和日记，收信人的回应之所以必要，就像中世纪的典雅爱情中骑士需要一个贵夫人一样，她是一个接纳、拒绝、响应，可能中断和接续的，难以抵达却又可能到达的语言传送目的地，是写信人和信本身作为信使所驰往的目的地。爱情是解除孤独的一种可能性，需要不断地把信送往那里，以证明这一可能的有或无。“除了期待，什么也没有了，永远的孤立无援。”他在给密伦娜的信中这么说。但有期待，这很关键。 爱情除了直接催生出大量的情书，还影响到小说和其他作品的写作，但这种影响并不是性质上的影响。短篇成名作《判决》是在与菲莉斯刚刚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写的，《变形记》是随后还处在热恋中时写的。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爱情并不能影响到他对世界的看法。《致父亲的信》是在父亲阻止了他与第二个订婚对象尤丽叶的关系之后写的。这一次他终于可以把自己婚恋的失败归咎于父亲。与尤丽叶关系的终结导致他开始了长篇小说《城堡》的写作。在最后的一次恋爱关系中，也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写出了《地洞》和《在流放地》等作品。 他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日记、书信、札记、片段等等，作为出自他一人之手的作品，它们有着一个怎样的统一的性质呢？研究者对此有过多种不同的描述和概括，用来描述卡夫卡的常见的词语有悖论、幻想、黑暗、异化、奇特、自传性等等，但所有这些词语都不及“卡夫卡式”来的全面而又贴切。这说明他的独创性越过了所有现成的文学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