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星久
本书主要以合法性信念(价值规范)这一基本问题为切入点,对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展开研究。
这本书是我们时教授在地方政府管理的课程上强烈推荐我们阅读的书目,貌似读的人挺少的,目前看好像只有48个人阅读过本书,也没有人写过书评,可能是太偏学术性了吧!其实我对这本书理解也不是很深刻,只能浅尝辄止,稍微谈谈我对这本书的学习心得,也是在各位书友面前班门弄斧了! 本书主要以合法性信念(价值规范)这一基本问题为切入点,对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展开研究。 首先,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念的基本结构,是一个以德为本位、以德为核心,同时以“天命”、“功业”、即位手段之“明受”等方面相配合的信念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突出反映中国文化特色的伦理型合法性信念模式!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君主具有内圣之德,而这种内圣之德又显现为外王之功、上天之命,同时又能做到“取位以正”,那么他一定是最符合合法性信念标准、从而也一定是合法性程度最高的君主了。 相信君权来自天命、神授,君主应该是一些特异的人物,君主应该敬畏上天,等等。如果根本没人相信天命、神授观念,如果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心理需求和期待,那么君主及其统治集团从事上述繁琐复杂的敬天祭天仪式,编造那些关于“神授”奇迹的神话就毫无意义!他们的统治合法性至少是部分地倚赖于他们对于这种社会心理需求、期待的满足,倚赖于对于天命观所代表的文化秩序的遵守与认同。而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儒家取得了思想正统地位,成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儒家会取得正统或主导地位,成为几千年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集体表达?大体上来讲,法家理解的“政治”是一种偏狭的、暴力征服、暴力镇压的政治,而道家、佛家则是非政治的和超政治的。或者说,它们是以非政治或超政治的眼光看待政治的。相比来说,只有儒家才是既勇猛入世,又直面政治问题、对政治生活的意义积极肯定,因而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具有丰富政治内涵与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 儒家思想“不是以打倒现实去改造现实,而是钻入到现实之中”去改造现实。儒家这种肯定现实、注重实践的精神,这种实践方式(“践道”)上的内在性,显然使之难以逸出现实的政治格局而寻求某种制度上的创新,而更容易采取一种“体制内”的路线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从而也就具备了肯定现实政治、与现实政治权威结合的前提与可能。再加上儒家虽然想要实践其“高明之道”,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器”或“势”,即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组织力量和政治权力。 那么,具体应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理想社会秩序呢?按照儒家设计的路线,首先,要相信并致力开掘、发明扩充我们每个人身上潜在的“善端”,通过诸如“正心、诚意”一类“修身”功夫,使自己具备完善的君子之“德”,体认并践行各种社会政治关系(以所谓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五伦”为核心)的基本规则与规范,由个人的修身、明德层层外推扩充,进而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圣”而“外王”,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与政治治理。这样,儒家把政治的起点和根基深深构筑在基本的人之常情、基本的人性之善方面,进而“发乎情,止乎礼”,以家庭的孝、敬、友、爱为根基和原型,构造出以“仁”为原则和目标、辅之以礼和刑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秩序。 儒家关于君主制政体的构想与现实的君主专制基本是一致的,使它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论证。一方面承认现实,对现实具有妥协性,一方面又力求在此基础上去改造现实,超越现实。 细寻孔子及儒家天命观的思想脉络,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命定论成分:在宇宙和历史的茫茫时空中,在人世上的生死荣辱、成败兴亡背后,存在着某种人类智慧和能力无法测知、无法控制也无可奈何的神秘力量与因素,它们被统称为“天”或“天命”、“命”等等;对于“天命”或命运的安排与设定,我们只能“谨慎敬畏地承担”,只能首先敬畏它、面对它、接受它,即“顺天”、“知命”或听天由命,甚至是坦然处之。 从儒家天命观的这一层次出发,就很容易形成接受与认同现实君权的心理机制。因为,既然和人世间的许多事情一样,诸如政治生活中家天下的君主制、一姓王朝的兴衰以及某一君主的是否在位等等,也往往是由于许多复杂而又神秘莫测的原因所致,是上天在冥冥之中安排定下的,则它们对于我们人来说就是既定的、无可选择、必然接受的生存结构和前置性条件;既然我们“无力回天”,既然现实的君权和君主制度是属于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必须接受的既定生存结构和条件,则它们和人世间的许多事情一样也是势所必然、自然而然的,人们不能也无须把精力用在质疑、改变和否定这些“天定”的事物上,而应当听天由命,不怨天,不尤人,“谨慎敬畏”地承担与面对。 而在本书的的最后,也探讨了有关君权的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虽然这是由于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的合法性“表演崩溃”直接造成的,但也存在一个由隐到显的发展过程,是各种结构性诱因与直接原因等累积而成;这种危机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持续加重而导致君主统治的崩溃;另一个是经过君主的合法化努力而走向缓解。
没有“好皇帝”,只有演得好的“好皇帝”角色。 日前,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鲁西奇就《“圣王”的想象与实践》一书撰文,探讨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这一问题。演戏就是一切,可视为古代中国君主合法性政治实践的本质。君权合法性演出,首先是演给统治者以及精英集团自己看的,要让自己充分地相信自己的神圣性、合法性。其次, 是演给潜在的竞争者看的,向他们表现出自己的唯一性,以打消其竞争的念头。故而,中国历史上没有好皇帝,只有在戏台上演得好的好皇帝角色。 ——《中华遗产》2019.06期 Page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