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问·实践社会科学系列·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

非常好！作者从中西历史进行对比分析，否定了西方所谓的国家vs社会/市场的二元对立的观点，肯定了中国所谓的国家vs社会/市场的二元合一的管理模式。另外也对中国当前的相关社会治理弊端进行了剖析，引人深思，值得一读！

作者从历史视角出发对比了英国工业革命前后，中国和英国完全不同的农业基础，导致不同的结果。 英国的农业革命和初始工业革命形成城乡良性的贸易互动，而中国人多地少形成的小农经济，与城市只是单向的贸易，农村为城镇提供优质农产品，但农民无力购买反向的城市消费品。 因此，中国江南看似出现了工业作坊和大量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但这些只是表象。 作者还对比了因人地关系不同中美两国的小农经济和大农场模式形成的原因，导致了两个国家的政治治理模式，经济形态的不同，甚至是教育模式的区别。 作者提出了中国农业应该学日韩的合作社模式，成立以村社为单位的合作社，由合作社替代农户与市场对接，提高农民的议价能力，改变中间商赚取农产品产业链最多利润的现象，让农民获得更多利润（两年前突然传出重整供销社的声音）。 作者对中西方的比较性研究得益于作者的独特经历（在中美两国的长期执教和生活），他立足于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没有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深刻洞见，是近年中西方比较性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迈向有中国特色的国社关系——基于“公共领域”的一个讨论一、导言——何为公共领域犹记得考研期间背诵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即公共领域处在国家与社会之中，是伴随着个体分离于城邦的进程而发展的：最早的公共领域应该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公民大会，公民（非常少的男性本邦成年人）聚于广场上形成决策，当然，彼时压根不存在公私界限，也没有国家社会这样的划分。 第二层次的公共领域发生在中世纪，诸侯邦国林立的情况下，唤醒忠诚需要的是一种将“血缘民族”共同体加以转化的仪式——“想象的共同体”，国王（女王）在众目睽睽之下披上华服（诸如路易十四的生活日常的仪式直播），成为邦国内部利益的实体化象征，一面与其他“地上之城”战斗，一面与“上帝之城”——天主教会战斗。 第三层次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发生在文化领域，我们知道为了发挥想象共同体的威力，各个王国一方面打破内部贸易的关税壁垒，促进资产阶级发展以增加税收，另一面加强“基础性权力”——税收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播中的简化需要实现了拉丁文字的民族化，共同的文字既可以为贵族服务，亦可以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他们聚在咖啡馆讨论商业、文学；终于在利益受损到某一程度之时，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政治公共领域形成，并在自由民主制度确立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哈贝马斯真正提出的其实是一个“后现代”“反启蒙”的问题，当世界伴随着效率至上的理性化思考落入“官僚制”等“系统逻辑”当中，生活中本该有的“小确幸”终于是无了，大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完全不顾及民主自由一类的口号，专家官僚的治理也完全不遵循大众的感情，启蒙到最后的人们陷入牢笼，开始思考未来的出路。 黄宗智与哈贝马斯分别代表中西方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殊途但同归，也有学者认为黄宗智的“第三领域”实际上就是一个带有“目的”的公共领域——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持国社关系的平衡。 二、乡治派的传统还能否复归？兼论中国的国社关系阅读到黄宗智倡导“农协”的部分时，便想起来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治派，在民族危亡的关口，乡治派既不愿抛弃传统的儒家道德体系，又无法承认现存上层建筑的有效性，用着逃避的心态走向基层，搅合着旧有观念引入的道德伦理来重构那个幻想中的美好体系，将群众觉醒寄托于教育的感悟职能之下，又试图融合农民合作的理念创造一个由“乡到县再到全国”的自治国度，终于是因为前后不搭噶的（权威不足的情况下又继续分散权威）问题分析和解决方案而草草收场，让位于构建“全能国家”的两大政党。 尽管如此，乡治派试图建设新农村的宏伟愿景还是得到包括领袖在内的一众人士的欢迎，如“发扬两个积极性”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对这种技术的有益尝试——尽管“全能国家”依旧，甚至由于箐英阶层内部的矛盾而愈发失控，但国社关系并不是极端死板（如苏联一般），这也为后来改开初期以乡镇（混合所有制）企业吸纳就业等有机调适留下空间。 改开之后，国社分离，地方积极性大幅增强，分税制改革和土地财政的启动为地方独立自主招商引资提供制度和物质保证，中国在经济腾飞的同时基本做到了政社的安定有序，这被一些西方评论家视作“中国模式悖论”——由于中国与新制度主义对于私有产权的高度称赞相反，更与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实践相违背。 黄宗智在此处反复叙述了其关于“集权的简约治理”的概念，并总在最后图穷匕见，要求开展广泛的地方自治并和人民参与结合，以避免全能国家导致的效率低下以及市场逻辑下的唯利是图等乱象。 三、压力型体制、晋升锦标赛、行政发包制到这一步，黄宗智开始上升高度，以委托－代理模型在中国制度中的几个独有理论作为支点，剖析“集权的简约治理”在实践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理解当代中国的国社关系，不能只停留在宏大的制度框架与历史文献的梳理纸上（如对彭慕兰《大分流》的严厉批判），更要深入其运行的微观机制。 首先是“压力型体制”。这指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任务传导体系，上级政府（委托人）将经济增长、维稳、环保等硬性指标层层分解、加码，传递给下级政府（代理人）。这种体制的特点是目标单一化（早期尤以GDP为核心）、量化考核、一票否决。它极大地激发了地方官员的动员能力，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强大驱动力之一。然而，其弊端也显而易见：为了完成指标，下级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导致数据造假、短期行为、环境破坏以及对社会需求的漠视。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的声音和民众的“小确幸”很容易被增长的铁蹄所碾碎。 与“压力型体制”相配套的，是作为激励机制的“晋升锦标赛”。地方官员的仕途升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辖区在各项经济指标竞赛中的排名。这套“以增长论英雄”的选拔体系，将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发展的宏大目标紧密捆绑，形成了强大的发展合力。但是，这种锦标赛模式也加剧了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如招商引资的“地板竞赛”、地方保护主义等。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官员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于那些易于量化、能够快速见效的经济项目，而对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需要长期投入且难以量化的公共服务则缺乏足够的热情。 如果说前两者解决了“为何要干”和“干的动力”问题，那么“行政发包制”则解决了“如何干成”的问题。面对“简约”的正式官僚编制和“繁重”的治理任务，国家常常将具体的行政任务（如拆迁、计生、征税）以“项目”或“责任状”的形式，“发包”给下级部门、基层组织（这些是“内包”，即政府内部）乃至非正式的社会行动者（比如企业、社会团体，属于“外包”）。这种模式展现了惊人的灵活性和执行效率，使得国家权力能够穿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但其代价是，权力的行使过程变得模糊和不规范。承包者为了完成任务，往往会采用非法或“灰色”手段，这极易引发官民冲突，成为社会矛盾的策源地。民众面对的不再是清晰可辨的“国家”，而是一个个面目模糊、行为粗暴的“任务承包方”，这严重侵蚀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 综上，这三大机制共同构成了当下中国“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它是一套为实现特定目标（之前是经济增长，现在改成多元目标）而高度优化的“动员型”治理机器。然而，这台机器在高效运转的同时，也系统性地排斥了社会的有机参与，压缩了公共讨论的空间，使得国社关系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的单向度的管理状态中。 四、结论——“第三领域”作为一种弥合方案经过上述的层层铺垫，黄宗智的药方——构建“第三领域”，发展“人民主义”的自下而上的参与——便显得顺理成章。他所倡导的，正是要为这台高速运转但面临失衡风险的治理机器，安装一个“社会减震器”和“民意反馈阀”。 黄宗智的“第三领域”不同于哈贝马斯笔下那个充满批判精神、以颠覆或制衡国家权力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它更像是一种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具有实践品格的“中间地带”。这个领域中的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农民合作社、社区议事会等），其主要功能并非政治对抗，而是协商、合作与对政府职能补充。 有趣的例子这里不便讨论，毕竟涉及到重庆的一些实践。另外便是黄宗智特意加上的对于西方理论和中国一带一路的探索，前者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后者则由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谈起，表达对于这样一个超越新自由主义经济合作模式的中国实践的期待，因而可以视作黄宗智在制度上的一些补充与思考。 最后，全书又一次回到经典的“内卷”化之上，既然已经明晰了诸多解决办法，黄宗智便试图呼吁在学界的研究中多一点创新，少一点内卷，至少这个看起来比建立“农协”要靠谱的多，至少在我的想象中，公开的利益集团还是不被主流接纳的，尽管常常会被分析。

多年来，笔者接触到众多优秀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通过他们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核心问题其实正是西方的“主流”理论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差距和背离。在当前高校的各院系中，占据主流地位和影响力的乃是西方(英美)的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意识形态，而研究生们所受到的教育其实常常要比笔者在美国所接触到的更主流化和单一化，几乎完全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术理论当作典范和科学、当作学科的权威、当作真实。但是，在最具备真实感和求真理念的优秀的研究生们之中，不少人会感到其所学的理论并不符合，或不足以认识自己所知道或感觉到的中国实际。但这些学生，在目前的西式学科化的强大潮流之下，绝大多数只能无奈地跟着潮流走。其中，有的“识时务”的学生更是学会了怎样凭借最时髦和漂亮的“理论”或方法在这股潮流中获得认可，满足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的要求，顺利毕业和就职。但其中，最好的、最具真实感的学生们，内心中仍然会充满怀疑，甚至痛苦。越有自知之明的学生、越具有真正的学术理念和真实感的学生们越如此。—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

【38】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扉页上写着，2022年9月购得，放在办公室，而后换了好几个办公地点，某天回来，时隔一年取出读了几章，去成都的飞机上读了几章，期间借出，尔后在卧室读了几章，今天又回到最初那间办公室，在午休期间，读完最后两章。合上书本瞬间，许多回忆自然浮现。 黄宗智老师不仅是业内大拿，又凭借“内卷”解释中国小农经济而破圈爆火，内卷成为显学。前几天写温骏轩地缘系列书评比作“小无相功”，其实留了一手想在这篇笔记中称黄老师的学问是真正的“九阳神功”，不仅有一以贯通诸家学问的“元学问”之感，还有于光明顶独战六大派的一番气派。 本书多处出现第一流的文献综述：学术辨析鞭辟入里，舌战群儒酣畅淋漓，简直是“本人实名反对上述所有答案”的学术表演，还是至尊旗舰Pro版。光这章都可以引出很多问题、评论和文章了，看目录和二级标题会发现，类似段落还很多，许多地方信息量密度大到“过载”，需要运一口真气，反复阅读。 本书是黄老师主持“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06，开宗明义要从实践、经验建构理论，而非当前时髦的从理论、模型、概念出发去套现实实践，已然别具一格。尔后旁征博引，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理论，对韦伯、斯密、科斯、马克思、凯恩斯等璀璨群星，展开评论与批评，厘清了“西方中心论”的种种源流，还不止，进一步翻出新高度，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本身，又展开批判，点明了不过是种应激反应般的“中国中心论”，实质上还未跳出窠臼，真是精彩。再进一步，跳出中国问题，对西方理论建构本身展开批评，太过于理想、虚幻，强调“无为政府+自由市场”，实质上遮蔽了“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福利主义——新自由主义”这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家和社会的巨大推动，甚至反动。 书名就让人目眩神迷，不由追问，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如果再加上主义二字，甚至能惊出细汗！黄老师运用二元合一的思路展开论证，譬如正义领域的“第三领域”——介于正式衙门法院的“第一领域”和纯粹风俗习惯的“第二领域”；譬如“高度中央集权+低度基层渗透”，对“皇权不下乡”进行升华；譬如将“委托——代理”转化为“承包”，进而区分政府内部中央对地方的“内包”和政府对社会、市场的“外包”；对农村经济的深刻观察，对城乡双向贸易、“单向萎缩贸易”、合作社、小农户主体地位展开论述；对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参与进行阐述；对“一带一路”“亚投行”进行展望；内容极其丰富。甚至导论和后记都非常深刻优美，后记“再论内卷化”精彩到我读了三遍。 写到这里还是觉得对本书挂一漏万，当时都觉得，可以写成两篇甚至更多书评，但同时又感到警醒，内功还是要修炼，要不然太容易走火入魔。如果说黄老师很多内容反复论证是螺旋上升，是“三翻四抖”，那么，毫不客气的说，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东西，连最基础的思辨和反思都还做不到，最起码，别说那一手文献综述的功夫，能认认真真读经典学原文的笨功夫都已成稀缺品。譬如那一段纵横学术众神山的反思与建构，很容易简化成“西方不过如此”“中华早已有之”甚至“亡我之心不死”，这种思维惰性是人之天性，地域歧视、贴标签、舆论场网络暴力莫不由此生发，但又是读书做人所应该朝乾夕惕、常常自省的。 还有，人总是觉得自己是特殊的，连带自己的家庭、小社会、族群、国家等等无不是特殊的，这又是一种人之常情，不用回忆历史上英美法俄等如何自认特殊，就说险些将世界推向深渊的那个时期的德国日本，莫不都有一套“本国特殊论”，又何尝不应警醒一二？ 因此，极度推崇本书的同时，也按此思路对本书进行反思和深化理解，同时，由于是不同时期的论文集，单独成篇都很隽永深沉，但合并后有多处重复表述和循环论证，还有一两处格式错误，并且，除了上述“人之常情”，还有一点，能感受到，本书近似物理学的冷峻笔调、深刻观察和超密集信息量的表征，展现出极其理性的视角，但深层处，还能感受到感性和深情。这种感情甚至本来就应该是理性的基础，但是太过“温情与敬意”，是否又导致某些论据论点的不客观，这是第三个“人之常情”。 在飞机上读最前面，大意是，学术界攀爬，发论文拿帽子之外，最认真的学生，还是会茫然甚至感到痛苦——那种求真的痛苦，深深触动自己，正值生日，写到那天的日记里，反复问自己，是否坚持着求真求知。 摘一段“最近读书，看黄宗智写60年求学求知，求真之痛苦，真是无可回避；看何帆《积厚成势》，抛出苏力提出的经久不衰的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问自己，什么是非你不可的付出和贡献，而不是蝇营狗苟随波逐流的？什么是宁化飞灰不落浮尘的？什么是忍受着痛苦彷徨还要坚持的？还有颜宁今年面试博士时的灵魂发问，如果你下一刻拥有几乎无限的资源和时间，你最想解决最想研究什么问题？ 直指人心，问个究竟，也是生日该问自己的问题。 但真到类似“许愿”“愿望”的环节，又不会如此冷峻，又会落下来，求一份世俗的安心平静，即使不得，也在求的路上安心。 本性具足，不假外物， 独立无倚，唯在正觉， 爱在夏天，只在寸心之间。” 2023年第38本书，最近发生了很多，暂且这样吧，11月23日记。

于我有新知，有启发，还不错。但一路翻下去是一个逐渐失望的心境，而内容本身是个逐渐蹈空的过程。 近日实在有点忙乱，总也静不下心来写几句收获与感想，待凌晨躺床上，又听几句书就睡着了，倒是“赚”了不少虚伪的读书时长，可笑。 回到主题，作者是个正经学者，心思也是好的，希望中国真的越来越好，真信、真念、真盼。 新知，一是关于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三代学者的概述，提纲挈领，虽然一瞥鳞爪，也是挺好。 二是关于2008年九年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出台前的教育行业与相关国家宏观情况，虽一直在局中，其实我于此甚无知，这里看到一星半点，甚感慨。 三是关于“两个积极”，作者说传统来之当年中央与各根据地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不免是一个组织内管理上的路径依赖)，于此，我以前也从来不曾想到。 其它一些小的点上的新知，也所在多有，比如关于县以下区的设置或源于民国，比如现在乡村教育的何去何从(其实免费教育和创新-攀高是矛盾或冲突的两个目标-做法，而所谓素质教育囿于中高考，几何完全成为口号或两张皮)，等等吧。 当然，作者最大的主张，还是批判西方对社会对中国欲加主张的二元对立，认为应按中国自有传统与道路的二元合一。其实这个论点骨子里并不新鲜，是一个近百年甚为传统的东西方不同论，无非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人本主义人类中心与天人合一等，作者无非落实到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落实到更小一些层面上，如乡村振兴云云。 当然，仔细去味，还是有很多启发的，甚至令人浮想联翩。值得翻的书，无非两点，一是新知尤洞见，二是虽无洞见，然有启发者。或也可简略为指明方向乃至路径与提出(对)问题者。 本书令人遗憾处也不少。 一是确无多少洞见-这是我翻黄先生的第二本书，似渐祛魅。 二是文章合集，后几章多互文反复。更加上论据粗疏(下一点)和说明指方向浮泛，感觉有点轱辘话的味儿了。 三是论据依据上，反复就引用那么几个，一是日本侵占满洲时的一批调查资料，二是作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在松江的调查，还一个啥吧(忽然忘却，年纪大了真是糟糕)，总体上一偏陈旧，二属局域，以此来论证指向当代中国，时空上总太那个啥了吧？ 四是一些天真一些理想，总之书斋气满满吧，无论是小的相信并反复提及的2一4%的农村税收，还是大如国家、社会的方向(如所谓借用日本模式等，不宜多说吧)，然于此，有一些些怀疑本书被删洁过。(有种模糊感觉：作者固然契牢中土之现实，然又过于拘泥、绳墨，一味只围绕“所来径”去解释其缘由，也一味以此去画延长线，似为所囿。 另，作者所据所言，较之西方传统理论、经典学说，固然更符合中国实际，然不脱书卷气、理想化，于未来也显单薄和粗疏。若要实行，一则需更详细更明确更清楚的系统方案(包括更高屋建瓴)，二则需要更实际更接地气更击中要害的实施手段或抓手，比如毛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出政权”、“支部建在连上”等等，比如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事求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白猫黑猫”、“一国两制”等等-翻中偶记) 近乎正能量满满，总是好的吧？至少一引我审视这些问题，二令我思考，可以不停去审视西方自由主义及那些标傍或高举的“普世价值”。乐观的情绪，或再影响一点平庸日常，也是甚好；而后者令我加深对环境影响论的信与义。 乘轻轨的路上，记一忘三二，也没时间与心态写下去了。

根据搜索结果，我为您整理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的主要观念和详细思维导图： --- 一、核心概念：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1. 基本定义 "二元合一"指的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的结合，而非西方理论中的二元对立。 2. 核心场域："第三领域" - 定义：介于国家正式体系与社会非正式体系之间的"半正式"场域 - 性质：国家与社会互动、互补、互塑的中间地带 - 历史表现："皇权不下县"的中央集权简约治理模式 --- 二、详细思维导图 ```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 │ ├── 一、理论基础与问题意识 │ ├── 对西方理论的反思 │ │ ├── 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源自西方近现代经验）[^15^] │ │ ├── 质疑韦伯"科层制"对中国治理的解释力[^1^] │ │ └── 指出西方理论带有"幻想的偏差"[^5^] │ └── 方法论主张 │ ├──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1^] │ ├── 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间自由穿梭[^1^] │ └── 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9^] │ ├── 二、历史维度：传统中国的治理机制 │ ├── "皇权不下县"的简约治理 │ │ ├── 中央集权：县以上正式官僚体系 │ │ └── 基层自治：依赖非正式人员（乡约、里长、甲长）[^1^][^13^] │ ├── 村庄自治机制 │ │ ├── "会首"/"首事"制度：社区公认的有威望人士[^16^] │ │ ├── 负责公共事务、治安、宗教仪式、纳税、自卫 │ │ └── 纠纷解决：民间调解为主 │ └── 正义体系 │ ├── 正式体系：国家法律与官僚审判 │ ├── 非正式体系：民间调解 │ └── 半正式"第三领域"：官民互动（如县官与乡绅合作办案）[^16^] │ ├── 三、近现代演变 │ ├── 民国时期 │ │ ├── 国家政权内卷化：正式机构扩张但效率低下 │ │ └── 半正式治理的延续与变异 │ ├── 集体化时期（1949-1978） │ │ ├── 国家权力空前渗透：村大队党支部成为国家代理人 │ │ └── 第三领域的萎缩：民间调解被政治化 │ └── 改革时期（1978至今） │ ├── 去集体化初期：返回类似民国状态，调解委员会复兴[^17^] │ ├── 2006年后：废除农业税，从"汲取型"转向"给予型"[^17^] │ └── 当前特征："给"多于"取"，"放任"多于"管制"[^17^] │ ├── 四、当代治理特征 │ ├── 行政发包制（与周黎安对话） │ │ ├── 中央-地方关系：目标责任制与GDP锦标赛[^16^] │ │ ├── 政府与市场协同：招商引资模式 │ │ └── 半合法/灰色行为：税收优惠、劳动力使用[^16^] │ ├── 国有企业角色 │ │ ├── 反驳"国家资本主义"标签 │ │ └── 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8^] │ └── 乡村振兴 │ ├── 历史回顾：小农经济的延续与变迁 │ └── 前瞻愿景：探寻没有金融股市霸权的发展道路[^8^] │ ├── 五、中西比较视野 │ ├── 西方路径 │ │ ├── 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 │ │ ├── 市民社会：功利、契约为基础 │ │ └── 对抗性法律制度：必分对错[^17^] │ └── 中国路径 │ ├── 二元合一宇宙观vs欧几里得几何演绎逻辑[^10^] │ ├── 实用道德主义：道德理念与实际运作共存[^17^] │ └── 调解优先：互让而非对抗[^17^] │ └── 六、前瞻愿景 ├── 参与式社会主义[^2^] │ ├── 非西式选举民主 │ ├── 非完全三权分立 │ └──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维并存[^2^] ├── "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新综合性视野[^8^] └── 人民与国家关系：民主主义与群众主义之间[^8^] ``` --- 三、关键学术贡献 维度 核心观点 历史观 小农经济占主导、儒法合一政治体制、正式与半正式共存才是中国真实 方法论 从经验研究出发，反对简单套用西方理论 治理模式 "集权的简约治理"：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未来愿景 建立扎根中国实际的实践政治经济学 --- 四、学术背景与特色 黄宗智的学术立场深受其独特背景影响：生长于美国、师从萧公权、曾随爱新觉罗后裔学习四书五经；父亲是庚子赔款留美儿童（哥大经济学博士），母亲是传统乡绅耕读世家闺秀。这种"中西分裂"的成长经历使其对二元对立有切身体会，最终转向倡导"二元合一"的研究理念。 本书是黄宗智"实践社会科学系列"的重要著作，延续了他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到清代法律史研究的一贯学术脉络。

试图在两个完全异质的领域：国家（暴力秩序、命令与服从的强制体系）与社会（自助与合作体系）之间寻求一元统合，结果只能是一方驯服另一方。就如同狼与羊不是一元一样，徒劳之功。

瑕不掩瑜，说两点不足之处吧，首先总的一个感觉，作为一位自认从事实践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作者离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只差捅破最后一层纸的距离，但秉持不出象牙塔的单纯学者态度，在事实上只是将社会实践视为单一的学术研究客体对待，这层纸要捅破也挺难。其次作者提出的“第三领域”确实是了不起的历史洞见，个人也认同中国制度应该构建在这种国家社会“二元一体”基础之上，但由于作者的理论总结基于作者本身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对于扎根于乡村“熟人社会”基础上的“第三领域”如何能在现代中国城市“原子化个体社会”这种环境中适用和成长而不至于沦为单纯的理论空想，作者的论述是不充分的，毕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将一种理想社会模型仅仅建构于某种历史文化传承基础上，这是不牢靠的

作者对于当时江南地区的男耕女织情况我觉得是有错误的。 清朝有记载当时江南地区已经需要从外省大量购买粮食，这一点证明了很多人（家庭）是直接脱离土地从事纺织业的，如果只是把纺织作为副业就不会出现那么大的粮食进口。 其次清朝中期开始人口大量增长，产生了很多游民，这些人的生计只能指望城市提供的工人工作。对于城市的商人，他们肯定更愿意雇佣已经没有退路的游民，而不是单纯依赖在补贴家用的女性和小孩。后者的产量不稳定而且在议价上底气更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