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重新发现中国·亦城亦乡：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突围

城乡二元体制走向何方？ ——基于五本相关著作的读书报告 《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 陆铭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2016 《城乡中国（修订版）》周其仁 著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2017 《新民说·重新发现中国·亦城亦乡：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突围》 夏柱智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 2022 《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 温铁军 著 东方出版社：上海 2020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简·雅各布斯 著 金衡山 译 译林出版社：江苏 2020 摘要：城乡关系是城市社会学的重要议题，解决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更是能否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通过阅读五本比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著作，笔者了解了两种关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效率低下、发展滞后，强调农民个人权利，并认为政策改革应该符合市场规律；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平稳，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稳定，认为政策改革应该符合中国自己的国情。这种差别与他们分别对国情的判断、价值的偏向、学术方法的选择有关。通过对比以上两种观点，笔者认为低成本、可持续是判断城乡二元体制走向何方的标准。 一、国情判断：城市化水平与城乡二元体制 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既包括城乡经济社会层面巨大的差距，还包括国家政策上人为造成的制度差异，两者相互建构造成当前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国情。基于对城市化水平的不同看法，对当前国家政策的看法有所不同，笔者将在这一部分对比存在巨大差异的两种观点。 （一）城市化滞后？——经济学资源有效配置的视角所谓城市化滞后，主要是人口城市化率或者人口集聚程度较低。陆铭从发达国家通常的经验出发，认为“在工业和服务业已经在GDP中占有90%的时候，城镇人口（包括作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外来农民工）才刚刚超过50%。国际上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如果按照中国今天已经实现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陆铭认为，城乡分割体制（户籍制与土地制度）、西部大开发战略、产业发展的资本深化倾向、大城市的花园城市规划等等共同导致了城市化滞后的现状。周其仁的《城乡中国》一书侧重对中国土地制度的讨论，也认为城市化滞后：“究竟是哪一种诱因，刺激人们长年累月地喧宾夺主，非要把为城市圈地，摆到比‘人口城市化’更为优先的位置之上？本文的答案，就是题目标明的‘权利不平衡’”。所谓权利不平衡，在周其仁看来即户籍制度下农民自由流动的权利轻，而土地制度中国家征用土地进行城市化的权利重。在周其仁看来，目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归属不明晰，不能自行进入市场交易的土地制度不利于资本、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综上，陆铭和周其仁主要从经济学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得出如今城市化滞后的判断。 （二）稳定的渐进城市化——基于社会稳定的考量相较而言，夏柱智和温铁军则更加重视中国快速城镇化、现代化中的社会稳定性。其中，夏柱智在《亦城亦乡：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突围》一书中对“何谓城市化”这一问题从农民自身的角度做出了反思：1.分年龄看待，老一代农民工（60，70后）的根还在农村，进城不是为了定居而是为了提升收入，年轻一代农民工（80、90后）才有更强的定居城市的动机；2.进城的社会意涵，农民工进城是要实现阶层跃升、体面进城的。夏柱智在细致呈现了农民工工作、城市生活成本和社保制度后，认为家庭接力，家庭内部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工的渐进城市化才是如今中国应该采取的方式。 温铁军的书第一版写作时间为2004年，比前面三本书的时间都更早。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去看这本书更能够检验温铁军对如今的预测。温铁军在这一本书中综合西方现代化发展历程、当代国际经济体系格局、中国的历史与国情的角度展开立论，认为1.中国不可能重走西方殖民与剥削的现代化道路；2.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下，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不能使农民工获得足够社会保障；3.中国的小农经济以及集体化土地制度是历史上去意识形态化的客观因素的结果。综合上述三点分析，温铁军得出观点：由于不能像西方一样通过殖民战争和霸权转嫁现代化发展的成本，中国人口基数过大、人地矛盾紧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短时间内城市不能容纳大量的农村人口，农村的土地应该是保障性而非生产型的。温铁军当时预言202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50%，农村人口还将有8亿农村人口。而事实上城市化率比温铁军当时预言得更快，总人口数增长得更慢（63.89%的城市化率，大约5亿农村人口），而且全球化相比于世纪之初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呈现出倒退的趋势，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是温铁军在该书中强调的“三农”问题本质上是农民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相比于前两者更多从经济规律的结论出发，以发达国家的先例作为模板，夏柱智和温铁军有更多从历史社会乃至国际政治经济角度进行的思考。因此他们能够比前面两位学者发现更多理解中国现代化意涵的角度，试图首先回答中国人民追求什么样的现代化。 （三）当前城乡二元体制的两种未来可能性城市与乡村由于不同的自然禀赋、人口密度、产业模式是两种差异巨大的人类聚落。从西方的经验来看，现代化的过程即为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原本以农业为生、分散的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乃至如今，中国就处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当中，城乡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克服的难题。 陆铭认为，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聚集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城乡均衡。因为城市的规模效应、投资回报率高等特征自然有能力承载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农村的资源与人口之比提升，依托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科技，农村人民也能拥有与城市人一样的平均收入。周其仁对市场在人口与土地要素配置方面作用的强调与之是一样的。 但是需要注意，1.城市承载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进城定居这一过程并不是顺滑的，其中的困难需要市场以外的力量来克服；2.城市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还在制造虚无和浪费，可持续发展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必须要考量的。笔者在这里先讨论第一点。 陆铭和周其仁都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回应。他们都强调了通过教育提升农民素质和基本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并认为激活市场、把经济蛋糕做大是最基本的。陆铭进一步提出，中国应该向日本和德国而非英国、美国学习，依托先进、强大的工业而非金融业解决就业问题。 夏柱智和温铁军承认城市集聚的必然性，但在如何解决农民保障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他们都认为对于一个人地矛盾如此紧张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需要低成本地实现社会保障。首先，夏柱智和温铁军都重视发挥中国农村小农经济的优势，认为小农经济不计自身劳力的付出，粮食产出自己消耗，商品化程度低，能够作为农民城市化的退路或以代际分工的形式支持农民进城。其次，夏柱智和温铁军都认为市场、法律、行政等现代化的产物不能适应中国农村的土壤，制度成本较高，对农民不具有可获得性。夏柱智尤其强调了动员农村内生的力量、发扬农民民主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重要性，而农村土地集体化而非土地确权是维持基层民主运转、实现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保障。 综上，前面四位学者都认同城市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必由之路，但是对于如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这一问题上有所不同，给出了两种政策建议。由于夏柱智和温铁军偏重城市化进程中的稳定性问题，他们关于如何做好社会保障的思考更加深刻。 二、拒绝意识形态？——两种认识问题的方式 （一）普遍主义与多元主义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农村土地制度的集体化与私有化容易牵扯意识形态的纷争。陆铭和周其仁在他们的著作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他们要真正公共利益，要基于客观分析解除“上层建筑”的阻碍或人为的偏好。周其仁更是从历史和法律条文出发，认为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个人自由不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在革命传统下，个人权利根本就不可能被看作一座碰不得的山，也不可能被看作一道撞不得的墙。于是一旦面对实际问题，压缩个人权利很容易就被选为实现整体目标的手段。……如此氛围之中，甚至‘坚持保障不侵犯他人自由的个人权利’，也被广泛看作是一种不道德的权利主张。”在他看来，中国的土地制度与城市化发展之所以存在扭曲，就是因为没有对个人权利与自由做到充分保护，因此需要土地确权，需要迁徙自由。 相较而言，夏柱智和温铁军就没有这么鲜明的价值主张，而是强调对问题要有复杂的认识。温铁军更是经常性地强调，要进行非意识形态的讨论：“意识形态化实际就是简单化、庸俗化……什么东西一旦意识形态化以后，讨论就很难深入。所以我在发表意见以前，先要强调讨论的问题是个现实问题，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保持一致”没有关系，跟政治问题没有关系，也跟理论研究没有关系，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现实问题。”其实这种“价值中立”的主张本身就可能是一种价值判断，社会科学在这一方面已经有过很多讨论，笔者个人的看法是任何人在讨论问题时难免带有自己的价值，但是需要时刻警惕自己的价值影响自己的客观性与开放性，努力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么做为了什么？与夏柱智和温铁军一样，这样做都是为了增进我们对问题复杂性的理解，最终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 综上，两种观点分别抱持普遍主义和多元主义（所谓复杂性）的价值，这也影响到了四本书各自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分析方式。 （二）实践的逻辑？——经验与理论是怎么组织的常说经济学是洁净之手，社会学是污泥之手，对比以上两种观点地论证逻辑便可以窥知一二。笔者是社会学本科学生，目前主要掌握的也是质性研究的方法，所以我先从夏柱智和温铁军的论证方法来谈。所谓质性研究方法，追求的就不是证实自己的观点，而是在全面地感知经验的基础上在理论和经验之间找到平衡，更加具有创造性。我在这里说得平衡并非有什么规定，而是一种想象力。评价想象力的高下的决定因素是这种想象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我们对历史社会的敏感性。所以夏柱智在他的著作中能够提出“中间农民”、“一家三制”这些概念，能够对比苏南、珠三角、浙江、北京和中西部各地的经验；所以温铁军能够从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看到现代化的风险，能够意识到当今的中西部农村不能用“农业经济学”来理解。这些丰富的内容都是污泥之手才能发现的。 陆铭和周其仁强调市场规律的普适性，我在这里举周其仁讨论土地确权的例子：“科斯1959年写下‘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是一般化的法律经济学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究竟怎样做到清楚的产权界定，那就不是科斯定理可以解决的”。这种讨论往往是从一个已经被证明了的经济学原理出发，用这个标尺看经验该如何往理论靠近。这种说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底气足见经济学理论的强大，经济学理论的严谨和干净确实有这种能力。 但我在这里必须要提醒大家小心这种尝试用理论解释一切的自信。温铁军是这样反驳的：“我多次强调自己只是个‘试验员’，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做规范性的学术研究的‘学者’。因为这种规范研究，按照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说法，所追求的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我觉得这样研究的学问越精致化，就可能离客观现实越远，我们的书斋学者这样研究下去，就可能难以解释现实。”理论是复杂经验的简化，假如用理论去裁剪经验从而来指导自己的行动，那么肯定是不能成功的。 综上，所谓“拒绝意识形态的对问题复杂性的认知”又或者“徘徊于理论和经验之间的谦卑”都需要我们认识到普遍主义和多元主义、简单的理论和复杂的经验之间的张力。虽然我们不能打包票地接受什么，但我们可以拒绝虚无主义和简单的意识形态化讨论。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的明天——社会科学的意义 （一）社会科学的价值社会科学作为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要区别在于社会负载着价值的感受。吉见俊哉在反驳日本媒体界突然流行起来的“文科无用论”的舆论时声称文科反思我们的价值，具有更深远的意义。韦伯的“理性的牢笼”也是关于“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担忧。在资本充斥着的现代生活，精于算计的人们是否还有能力反思我们究竟为何而算计？其实这涉及到一个对于人类历史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即“如何定义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中国对城乡二元体制去往何方的讨论，必然也要首先从价值的方面对我们要实现怎样的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思考。 其次，伊斯特林悖论提醒我们不要迷信“经济好了自然什么都好了”这句不负责任的话。在经济学资源配置最优的考量之外，我们需要从社会、政治多方面思考我们该如何实现更美好的社会。从这个方面讲，夏柱智和温铁军等学人的探索是必要的。 （二）更可持续的未来——后现代的迷思笔者还只是本科生，既没有真正涉足城乡关系的激烈学术讨论当中，也没有完全进入到城乡关系研究的田野当中，只能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 首先，经济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永远是需要考量的尺度，但在发展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对历史社会更复杂的认知是有必要的。在这一方面，夏柱智和温铁军的著作做的努力更多。充分认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我比较认同温铁军关于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民就业、保持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观点，以及夏柱智及华中乡土派关于“低消费、高福利”的主张。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都市是一种‘人造的空间’（created environment），它消除了以前存在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在对环境问题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今天，我们需要对这种资本主义的“人造空间”保持警惕。因此，温铁军和华中乡土派从中国乡土的历史传统中对现代化进行的反思是十分有意义的。 其次，以上四本著作都认同城市集聚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是对城市具体如何承载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提供更好的城市生活，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讨论较少。而简·雅各布斯通过自己的调研和观察，早就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做出了相关讨论，强调高密度、多元性等因素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我期待进一步了解这些方面讨论。

新民说，城乡这一系列的书啊，都基本上就围绕那几个点，没多少内容，看看目录就知道讲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