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

是什么塑造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是文字、语言还是政权？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大规模出现总是晚于现代文明。如果说识字阶层的出现，教育的普及，给予了民众以族群的抽象想象，那么报纸等媒体的传播，则将这一抽象的想象具象化，从而使得民族主义在现代文明出现的前一百年里成为整个社会凝聚力的妙方，甚至成为许多亚非拉国家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催化剂。 报纸在日本的出现经历了舶来文化常识普及、幕末攻伐工具、大正党争与民主启蒙、昭和战争政治动员以及战后等五个阶段。本文虽然重点关注报界在昭和战争动员中的角色，但仍然将报纸在日本近代历史进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进行了梳理，报纸本身作为伴随现代文明出现的一个标志，与舆论引导相比，更多的是民众集体无意识的测量器。当舆论的引导与民众主体意识发生分歧时，报纸往往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当报界与民众主体意识相一致时，则会大幅放大民众情绪的波动，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因此与其说日本政府借由报纸完成了民众战争政治动员，不如说被民族主义主宰的民众绑架了舆论的导向。 伴随着现代文明在日本本土生根发芽，狂飙突进的民族主义则更加凶猛的席卷而来，民众如此，知识分子同样难以幸免。福泽谕吉与德富苏峰的转变正是其中的典型，从宪政与普选支持者到皇国扩张的吹鼓手不过转瞬，甲午战争的胜利，日俄战争的胜利、一战对德战争的胜利，不断豪赌国运，加速军国主义进程的同时通过战争的工具不断对外做大蛋糕，随着战利品持续地膨胀以及国内经济矛盾的加剧，再谨慎的脑袋都难以抵制“民族主义”的诱惑。而这种诱惑就像毒药一样，终于彻底将宪政民主的现代化主轴冲毁，带着整个国家和民众一起蒙头狂奔，就算没有军部的舆论管制，报界一样会以自己的方式完成战争动员。 战后日本民主进程除了占领军的刻意主导外，大正时代留下的宪政遗产依然十足重要，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几十年的历程虽然最终实现了“王政”复古，但宪政的启蒙，法制意识的潜移默化，独立学术思考的尊重和建立，都在阴影处伴随而生，并一同完成了战后日本制度与经济的重建。 民族主义由于天生的政治正确性以及动员能力，极易喧嚣尘上绑架舆论，这次佩罗西访台在大陆网络上发酵的战争风声正是如此，当平时温文儒雅的好市民在一夜之间变成嗜血好战的鼓吹者，美国不怀好意的挑衅当然是根本原因，但战争与和平之间，永远只有一线之隔，而有些错误，只有一与零的区别。 在网络去媒体中心化的今天，报界以及传媒的影响力在下降，自媒体、民众发声越发嘹亮，自此，我们可以更加清晰的分辨舆论引导与民众自我意识形成之间的区别。 也就是说，民众完成了对战争的自我动员，而报界，不过是波涛汹涌其下的遮羞布。

福泽谕吉怀着这种强烈的自豪感历经37天航程终于来到了美国旧金山（这也是日本人首次横渡太平洋获得成功）。在美国，福泽谕吉亲身体验到西方的科技文明与风俗习惯，遇到了诸如马车、电报、地毯、香槟酒、火柴，甚至“女尊男卑”等一系列的新奇事物： 出国之前，我们这些自以为是天下无可伦比的豪爽的书生总是目中无人，不畏一切。然而刚到美国就变得像新娘子一样地渺小了，连自己都觉得可笑。 在不断地吃惊、惊叹中，福泽谕吉倍感“对事物的说明有隔靴搔痒之感”。他第一次把英语词典《韦伯斯特辞典》带回了日本，并在旧金山购买了一部由中国人子卿编写、用中文标注英语读音的中英文词典《华英通语》。在此基础上，福泽谕吉把中文转换成日文标注，即在每个英文词条后标上日语假名注音（即片假名外来语），翻译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增订华英通语》，他在该书“凡例”部分分析，今后日本和各国的贸易往来将更加频繁昌盛，“宜译此书，以应国家之急”, 为日本人学习英语，直接接触西方文明创造了极大的便利。

日本报界与日本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一是源于日本政治斗争，发生于日本佐幕派与维新派斗争之间，其二是由于报界的本身的政治属性，报纸作为公众的其本身就具有政治属性。 报纸本身是依赖于言论自由这一民主性质诞生，也就是说如果报纸如果不能取得合法的言论自由的地位或者是不能为公众舆论奋斗的精神，那么报界就会成为日本专制政府的工具，成为欺骗民众，鼓吹错误思想的工具。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从日本报界研究中，认识到日本思想界的一个矛盾现象，日本的报界人士，思想家们起初都是这样的自由民权运动者，可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确迅速地成为国家主义者，甚至成为军国主义者。按照作者的观点，是因为日本学者们大多学习的是英的自由主义者们，要求对内宪政，对外扩张，同时也受到德国体制影响，效仿德国制度。同时日本资本主义民主化不彻底，名为宪政实为军事独裁，迫害政党民主人士。于是日本报界便在国益的威名下自动（为了报纸发行量或拥护军国主义）或被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工具。 考虑到日本战后民主化，1945年在GHQ的要求下，以及战后日本的工运影响下，战争负责人比如四大社的社长，中高层人员被迫辞职或被指控为战犯。但是由于冷战以及美国政策转变下，民主左派人士遭到GHQ以及日本政府的破坏下被清除，旧的官僚负责人重回报界，宣告民主改革不彻底。但是在此过程中，参与战争的日本报界人员没有被追责，以及在日本战后报界对战争反思中也没有提出对日本报界战争责任的彻底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