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文化中国研究丛书）

1930年代的北平是中国的学术中心。1933年6月，翁文灏说：“北平是中国最重要的学术中心，那是全世界共认的事实。……其实北平之成为学术中心也不过是民国以来的事。不过这一二十年之中北平学术真有极快的进步。新设备的增加与旧材料的整理同时并进。不但物质上材料的丰富，在研究工作上也已有若干成绩，在世界科学史中可占相当的地位。”严耕望也指出，抗战前的北平是全国的学术中心，当时史学家能享大名、声著海内者，莫不设教于此。学术造诣极高的学者如吕思勉，因长期在非学术中心的上海任教，加之其他原因，故学术成就长期被忽略，声名也不及在北京的陈寅恪、陈垣和钱穆。可见学术中心对学人有吸聚功能，这不仅表现在文史领域，社会科学方面亦是如此。例如，1925年6月何廉学成归国，离美前曾接到岭南大学函，聘其任商学院院长，月薪300元，何回信，答应考虑。船抵日本横滨，又接获南开大学商学院长信，请其担任财政学及统计学教授，起薪每月180元。何廉考虑数日，认为平津一带为当时学术中心，大学教育水准较高，虽收入特低，但前途殊大，遂毅然接受南开聘请。战前的北平可谓人文荟萃，虽时局艰难，“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政治学界不仅勤勉踏实，而且开始注重研究本国问题，此前专事稗贩西洋学说的局面逐渐改观。据陈之迈观察，抗战前，“北方几个大学的学风已由西方学术的介绍转变而为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许多方面都是新创的”。此外，物质设施与制度保障也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学人聚集北平与北平在文化学术上拥有的各种设施相辅相成。有研究者指出：“20-30年代，北京则显然是全国各种‘学术媒介’分布最密集的地点。尤其在1928年后，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北京成了一个纯粹的文化城市，远离了政治中心。此时的北京不但集中了全国约半数的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书店、图书馆也同时林立，实为全国‘学术网络’之中心。”以北平图书业为例，有人描述道：“那里的书铺之多，真是手不胜屈。正月的厂甸，几如开着图书展览会，自论斤出卖的旧纸堆，以至索价奇昂的珍本，应有尽有。……其余如东安市场及北海，皆有旧书铺。”至于图书馆，有当时全国最大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另据1936年统计，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分别居全国公私立大学图书馆藏书量的第一和第三位。又如学术刊物及一般杂志，平津地区也很发达。刊载社会科学的专门学术刊物就有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等，另外《清华学报》也经常刊登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论文。此外以政论见长的思想杂志和报纸，如《独立评论》《国闻周报》《益世报》《大公报》，均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学人奔走往来于大学、研究所、图书馆、报馆之间，涵泳于浓郁的学术场域，彼此之间的思想学术交流也相当密切。陶希圣说：“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六年之间是平津学术界鼎盛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三个学府的教授们有密切的关系。彼此往来至为频繁。”这种交流既有三两友朋之间随时随地的聚会晤谈，又有欧美同学会、中华政治学会、文友会等学会组织制度化的学术联谊活动，互通信息，切磋学术。大学之间通过兼课教学的方式，共享优质学术资源，使优秀教师发挥更大的学术影响。报纸杂志上的公开论争，使学术思想相激相荡，不断拓展与深化。—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