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适之,徽州绩溪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根据早期文档资料,本套丛书精选收录了胡适经典杂文作品,包括《容忍与自由》《我们所应走的路》《人生有何意义》《读书与做人》《中国哲学史大纲》《四十自述》,全套共六册。真实再现胡适在思想和哲学方面的精粹才华。
读《胡适精选集》 当命运使年仅二十六七的胡适与年长他十二岁的陈独秀共执新文化运动之牛耳,成为名震一时的思想领袖之际,也就注定了要使他成为生前死后、褒贬歧分、“永无宁日”的人物了。 胡适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在勤奋的一生中,扮演了无数的角色: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与高深研究的倡导者、二三十年代因发表《人权论集》而遭受国民党政府通缉的自由斗士、史学家、考证学者、外交家、文化明星等等。但从大的方面归纳来看,胡适一生的事业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开创了现代新文化运动,它是中国人文传统的更新与变革,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早期围绕这一运动,在诸多文化领域里留下的著述,都是前无古人的;另一个方面是传播中国自由主义的真谛,它是近世西方文明的吸取和引进,胡适认定为“世界文化的趋势”和“中国应采取的方向。” 我们今天来考察胡适,应该谈的不仅仅是确认胡适的文化学术地位,而应当理解、阐述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再论胡适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价值,这种价值才是胡适在当下的意义。胡适的人生之旅可以用年代来衡量,但他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则应是用世纪来审度的。“胡适先生学识之渊博与其容忍之雅量,并世无第二人”——罗尔纲如是说。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首举义旗的急先锋”(陈独秀语),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宏文,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文学改良刍议》开篇即云:“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这种对传统旧文学的质疑,只能出自外来思想的观照,而不会从传统自身生发出来。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里,胡适说过:“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正是来自西方的两个思想家赫胥黎与杜威,让胡适戴上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旧文学,从而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胡适在文化上虽然倡导“全盘西化”,但看他在衣食住行诸方面的特点,绝无“西化”之痕迹。他著书立说的时候,很带有旧儒的风范。然而,谈治学,究学理,先生却毫不含糊。论及中国祖先留下的遗产时,多怀疑和批评的语气,有时甚至离经叛道。祖先的遗训便是对的么?他在整理国故时对旧文明的抨击,在旧文人中,是未曾有过的。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他说:“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这样的批评已经很温和了,现在大多数的读书人,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但是20世纪中叶前后,它确为逆耳之音。美国学者夏志清特别推崇胡适,不仅仅因为胡适的学问渊博,更因为他立言的道德勇气。胡适认为中国人讲了七百年理学,竟没有一个“圣贤”站出来指出缠足是极不人道的野蛮行为,这就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化制度”。胡适最爱写的一幅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常人一般注意“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忽略“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这层意思。其实上联教人求学,下联教人作人,此乃双璧之美,缺一而不可。当下某些所谓的学者好谈自由主义,但一遇到批评,便勃然而怒。胡适的宽容在此时此刻显示出巨大的人格感召力,难怪千家驹先生说:“胡适这种宽容精神,在当代学人中我从未见第二人。”但开风气不为师,放眼天下,谁又能像胡适一样在这么多的领域开风气之先呢。梁实秋曾经说过:“人权的想法是和各种形式的独裁政治格格不入的,在这一点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没有落伍,依然是站在时代的前端。” 纵览胡适的一生,无论是早年留学美国,还是在乱世危局的中国,以及风雨苍黄的晚年,他都坚持了民主和自由的理想。“个人若没自由,国家也不会有自由;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隶所能造成的。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种种因缘我又重读了胡适先生的一些文章,在平白朴实的文字里蕴涵着一种韧性的力量。在一个烽火连天的时代里,这样的文字可能并不合时宜,热血青年的理想主义情怀很快就把胡适扫到垃圾角落的偏僻之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驶,这样的文字重焕光彩,吸引我们一读再读。唐德刚先生称胡适是“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的的确确,胡适的精神不是以几十年来衡量的,胡适的思想价值也不是由片断的历史所决定的。昔年陈寅恪纪念王国维时所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胡适先生正可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