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和我的书：梁晓声给孩子的散文

一本薄薄的书，承载的是母亲无限的爱啊。 《慈母和我的书：梁晓声给孩子的散文》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人世间》作者梁晓声献给孩子的一本成长散文，其中，《慈母和我的书》讲述了母亲不计代价让孩子读书的深情，《父亲的演员生涯》讲述了父亲一丝不苟演好每个小配角的敬业精神，《老妪》描绘了卖茶叶蛋老奶奶自尊自强、正直善良的品格，《老水车旁的风景》展现了流浪女孩纯洁的灵魂和光辉的人性，《倘我为马》抒发了对追求自由勇敢的赞颂……这些文章无一不包含着人生的至情至理，将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让孩子读书吧，一个再普通的孩子，当他接触书时，被书改变时，再看这个世界的眼光和之前是不一样的。

平凡之人如有一位慈母和书，那么我们的人生也就不平凡了。年幼时有母亲的陪伴和引导，有书可读，大概就是最好的童年回忆了。

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语文老师 写的骆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在想法中无论如何选择，学着像一粒种子，一生向阳，总不会错～

文笔通俗易懂，读起来很轻松，又不免有些思考和反省。

从读一本到读一类。 从读一篇到读一人。 因为《慈母情深》所以翻开了此本书，因为想要了解作家背后的故事读完了这本书。三星半吧，内容和其他作品有重复，值得一读，但又缺少和作者对话之感。 为什么书名要叫《写给孩子的散文》？不写给孩子行不行？作者自己写行不行？ 除此书外，我还拜读了梁晓声其他作品，终不得法。又想到了杨绛的《老王》，电光火石间的顿悟。他们的文字为什么那么有力量，因为他们的生命坚韧，为什么他们生命坚韧？因为父辈永远都有希望，这是生命的力量。这也是中国父母的特色，永远爱孩子，也是中国农民的特色，坚韧有力，联合初一要学习的内容。爱，不仅是父爱母爱，而是中国特色的大爱，是中国力量。

2024年3月30日 星期六 祝福早安 天气多云 气温13℃ 《慈母和我的书》 延续青春的诗性 飘扬起你青春的旗 青春是短暂的。 当我们“分解”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人生时，便尤见青春之短暂了。 从一岁到六岁，人牙牙学语，踉跄学步，处在如小猫小狗的孩提时期。除了最基本的饮食需要，再有一种需要那就是爱了，而且多多益善。孩提时期的人还不太懂得爱别人，无论对别人包括对爸爸妈妈表现出多么强烈的“爱”，也只不过是最本能的依恋，所需要的爱也只不过是关怀与呵护。 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着近乎天然的诗性成分。 孩提时期的诗性成分乃人性的单纯。 一个孩子酣睡在母亲怀里的情形，是特别美、特别动人的情形；他或她被父亲扛在肩头时的笑脸，是人类最烂漫的笑脸。 一个孩子所依恋的首先还不是父母，而是父爱与母爱。如果一个孩子失去了双亲，倘有另一个女人真能像慈母一样地爱这孩子，那么不久这孩子在她的怀里也会睡得像在最安全的摇篮中一样踏实；倘有一个男人真能像慈父般爱这孩子，并且也喜欢将这孩子扛在肩头上，那么这孩子脸上也会绽出同样快活的笑容。 孩子用本能感觉别人对他或她爱的程度。几乎纯粹是本能，不加入什么理性的判断。但孩子的本能也往往是极其细微的。某些孩子很善于从大人的表情、大人的眼里看出爱的真伪。这也几乎是本能，不是后天的经验。 在《悲惨世界》中，小女孩珂赛特夜晚到林中去拎水时第一次遇到了冉·阿让—他说：“我的孩子，你提的这东西，对你来说，太重了一点儿吧。”—于是替她拎着那桶水…… 书中接着写道：“那人走得相当快。珂赛特却也不难跟上他。她已经不再感到累了。她不时抬起眼睛，望着那人，显出一种无可言喻的宁静和信赖的神情。从来不曾有人教过她敬仰上帝和祈祷，可是她感到她心里有种东西，仿佛是飞向天空的希望和欢乐……” 珂赛特当时的心情，正是我所言—人性在孩提阶段所体现出的那一种又本能又单纯的诗性啊。 珂赛特当时八岁，倘她是今天中国城市人家的一个孩子，那么她已经该上小学二年级了。 小学时期人有整整六年可度。 小学这一人生阶段的诗性体现在人开始懂得爱别人了。“懂得”这个词不太准确，实际上人生开始就生出对别人的爱来。小学生望着他或她所感激的人，目光中往往充满着柔情了。这时一名小学生的眼睛，无论是男孩或女孩，都是会说话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我认为这一点是从小学时期开始的。 初中时期人已是少男少女了。人生处在花季的第一个节气。这时人生的诗性无须赘言，但这时的人生还不是青春。因为这时的人生还缺少青春最本质的特征，那就是生命饱满外溢的活力。 到了高中，人开始形成自己相当独立的思想了。人心里开始萌生出不同于以往的爱意了。这爱意已不再是对别人给予自己的关怀和呵护的回报了，而体现为主动的、对异性的、暗怀其情的爱慕了。也有爱得缠绵难分的情况，但大抵是暗怀其情。此时人生进入了青春期的第一个节气，正如惊蛰的节气之于四月。但高中是通向大学的最后阶梯。但凡初谙世事的儿女，都不敢松懈学业上的努力。在中国，尤其在城市，这人生最该诗意盎然的阶段，其实最乏诗意可言。 整整三年的埋头苦读，或者考上了大学，或者遗憾落榜。 此时，当年的孩子十八九岁了。 考上了大学的，自我补偿式地品咂青春，而一到了大三大四，便又为毕业后的人生去向而时时迷惘、惶惑；遗憾落榜的，则难免陷入悲观。 青春有了另外的许多负重感。 如此“分解”起来，看得分明—青春从十八九岁真正开始，一直到一个人组成家庭的时候结束。 有些人做了丈夫或妻子，心理仍然处在六月般美好的青春期。他们青春期的诗性延续到了婚后。他们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但大多数人未必如此幸运。因为做丈夫或做妻子的角色责任、角色义务，因为家庭生活的诸多常规内容，制约着人惜别青春、服从角色的要求……所以许多中年人回眸人生，常喟叹青春短暂。而这也正是我的人生体会。我将青春短暂这一个事实告诉青年朋友们，当然不是想使青年朋友们对人生产生沮丧。恰恰相反，青春既然那么短暂，处在青春阶段的人，就应善待青春！珍惜青春！ 而我最终想说的是—人啊，如果你正处在青春时期，无论什么样的挫折，无论什么样的失落，无论什么样的不公平，都不要让它损害或玷污了你的青春！ 青春应该经得起失恋…… 青春应该经得起一无所有…… 青春应该经得起社会对人生的抛掷…… 青春应该经得起别人的白眼和轻蔑…… 因为，人在生命充盈着饱满外溢的活力的情况之下都经不起的事，在生命的另外时期就更难经得起了……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 读过《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名著的人，必记得开篇的两句话—“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两句话，在中国也早已是名言了。最近我因授课要求，重新翻阅该书某些片段。掩卷沉思，开篇的两句话，仍是全书中最令我联想多多的话。 曾有学生问我—为什么这两句话会成为名言？我的回答是，首先，《安娜·卡列尼娜》成为名著，这个前提很重要。学生又问，如果《三国演义》没有成为名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不会成为名言了吗？如果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没有成为名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不会成为名句了吗？…… 当然，还可以举出另外许多例子。名言名句不仅出现在小说、诗词、歌赋中，也出现在戏剧、电影、电视中，甚至出现在法庭诉讼双方的答辩中，出现在演讲中的时候更是举不胜举…… 关于《安娜·卡列尼娜》这一部小说，托尔斯泰曾写下过三十几段开篇的文字，最后才选择了“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两句话。据说，倘用俄语来朗读这两句话，会有诗一般的语韵。这大概也是俄国人特别认同托尔斯泰的原因吧。 我的回答究竟使我的学生满意了没有？进而使自己满意了没有？不是这里非要交代清楚的。 我想强调的其实是这样一种思想—喜欢提问题的人一定是喜欢思考问题的人。人类倘不喜欢思考，我们至今还都是猴子。历史上有人骂项羽“沐猴而冠”，正是恨他遇事不动脑子好好想一想。 窃以为，错误的思想是相似的，正确的思想各有各的正确。当然，正确和错误是相对的，姑妄言之而已。 这里所说的“错误的思想”，确切地说，是指种种不良的甚至邪恶的思想。比如，以为损人利己天经地义，以为仗势欺人天经地义，以为不择手段达到沽名钓誉之目的天经地义，于是心安理得，皆属不良的邪恶的思想。是的，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些思想是相似的。它们的共同点是—夜半三更，扪心自问，有时候还是怕遭天谴的。谢天谢地，迄今为止，这样的一些思想从来不是大众思想的主流。比如“无毒不丈夫”一句话，你不能不承认它也意味着一种思想。然而真的循此思想行事的人，其实是很少很少的。何况此话原本似乎是“无度不丈夫”—果而如此，恰恰是提醒人要善于思考。 迄今为止，人类头脑中产生的大部分思想，指那类被我们大部分人所能接受的、认同的，以指导我们行为和行动的后果来判断，是对社会进步有益的—那样一些思想，它们不应只是少数人头脑中产生的思想，而应是我们大多数人，甚至每一个人头脑中都会产生的思想。 我们中国人依赖少数人的头脑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思想—实在是依赖得太久太久了，而这几乎使我们自己的头脑的思考能力变得有点儿退化了。 这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头脑失去了尊重。现在这个现象似乎也在全球化。有个美国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娱乐至死》，说的是大家都远离思考，都进入了娱乐状态，从生下来就开始娱乐，一直玩到死。他认为，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并非窒息于专制，而是死于娱乐。这实在是非常智慧的警世之论。窃以为，没有智慧的人是相似的，有智慧的人各有各的智慧。 我们需要将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头脑的尊重意识重新树立起来。 我们将会发现—正确的思想不但是人类思想的主流，不但各有各的正确，而且经常形成于我们自己的头脑之中。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于是，我们不仅仅是思想的被动的接受者，也能成思想的主动的提供者了。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于是，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别人的头脑里产生的别种的思想，只要不是邪恶的，也是必须予以尊重的。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于是，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使我们确信自己头脑里产生的思想是正确的、睿智的，即使别人也这样公认，那也只不过是关于世相，甚至是关于一件事情的许多种正确的、睿智的思想之一而已。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非但不能使我们因而变得狂妄自大，恰恰相反，将使我们变得更加谦逊和更加温良。因为我们的头脑里会产生出对我们的修养有要求的思想。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将使我们在对待人生、事业、名利、时尚、爱情、亲情、友情等方面，不再一味只听前人和别人怎么阐释、怎么宣讲，而也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了。 我们难道不是都清楚这样一种关于世事的真相吗？—别人用别人的思想企图说服我们往往是不那么容易的，只有自己说服了自己，自己才是某种思想的信奉者。 这世界上没有不长叶子的根和茎。我们的头脑乃我们作为人的“根”，我们认识世界的愿望乃我们作为人的“茎”。我们既有“根”亦有“茎”，为什么不让它长出思想的叶子来呢？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因而发现，不但人类的社会，连整个世界都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因而感受到，不但人类的社会，连整个世界都少了某些荒诞性，多了几分合理性。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因而发现，娱乐使我们同而不和，思考使我们和而不同。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将会发现，思考的过程、产生思想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这种快乐是其他快乐无从取代的。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将因而活得更像个人，更愉快，更自然…… 关于好人、坏人 同学们： 前周课上，我们也讨论到了这一话题。下面我谈我的看法，讨论是由易中天先生的一段话引起的，我先将他的话抄在黑板上： 我们中国的道德评价有个很坏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善与恶。其实君子与小人，都处在中间地带。两端是什么呢？最高的一端是圣人，圣人的等级比君子高。最低的那一端，是恶人。大量的是中间地带的普通人、寻常人。 有一位解正中先生，在《书屋》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易中天先生的话是自相矛盾的—圣人即好人中最好的人，恶人即坏人中最坏的人，这应该是没有什么歧义的。认为有圣人和恶人存在，却不承认有好人与坏人之分，于是不能自圆其说。 我们读了解正中先生的文章的主要段落，首先我要称赞，他的文章文风很好。尽管是反驳文章，但并不尖酸刻薄、咄咄逼人，态度温良，词句厚道谦和，所谓“君子文风”是也。这一点，不但我要学习，同学们也要学习。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极尽羞辱攻讦之能事，仿佛只有这样才算高明，此等文风大不可取。切记。 解文进一步认为—好坏善恶之分，这一种对人的评价，外国也是如此，不唯中国文化仅有，因而可以说是普遍的。如果说这样的评价区分是“很坏”的，那么就等于说全世界的文化在此点上都“很坏”了。 解文以上的两个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按照易中天先生的分法，我和同学们，都是处于中间地带的人，即普通人，寻常人。如果在我们看来，两端的人其实无所谓好坏，圣人非好，恶人不坏，那我们大多数人，还配叫作人吗？易先生所谓君子和圣人，还值得为一个好坏善恶不分的人类社会而君子、而圣人吗？ 如此说来，易中天先生岂不是说了段该遭到千夫所指的话了吗？ 我觉得，也不是的。如果我们不仅仅是从字面上，而是从本意上去理解易先生的话，那么我认为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理解的他的话的本意应该是—历史中和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的人，是难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分类的。而在文学、戏剧、电影中的某些人物，尤其难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区分。 比如曹操，他在判断力混乱的情况之下，误杀了吕伯奢的家人；还一不做二不休，连沽酒归来的吕伯奢老汉也杀了，这是很罪过的行径，但又不能简单地便认定曹操是一个坏人、恶人，因为他的杀念，委实并非起于他内心里一贯的“坏”。同样是这一个曹操，大军进发，马踏禾田时，他不是体恤到了农民的辛苦，命将士绕路而行吗？ 《红与黑》中的于连，好人乎？坏人乎？ 《九三年》中的朗德纳克，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王党阵营的统帅，一个“有着利嘴和爪子”的人物。他镇压起革命者及其家属来，冷酷如杀人机器，但是，他又不顾个人安危，重返埋伏圈内，为的是救三个被困在火屋中的流浪孩子，结果被公社的联军士兵们俘虏…… 他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 公社的联军司令官叫郭文，他认为他不能下令枪决一个刚刚救了三个流浪儿的命的人，尽管对方是公社的头号死敌。他放走了朗德纳克，结果自己被公社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他的做法是对呢，还是错呢？看，我们有时不但难以简单地用好坏善恶来将人归类，而且连他们的行为的对错都难下结论了。易中天先生的话，还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以下几点： 一、人的一生是一个几十年的过程，因而每一个人都是极有可能变化的个体。穷的有可能变富，富的有可能变穷，普通的有可能变得不普通，不普通的有可能变得普通；同样，曾经的好人有可能因一念之差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曾经的坏人忽人性转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也不少。所以中国有一句话是“盖棺定论”。而这一句话恰恰证明，在对人作道德评价这方面，中国文化中有很好的东西。故连陶渊明都叹：“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意思是，虽棺已盖，却还无定论。 二、人类以往的历史，风云动魄、铁血惊心的时候多，中国的历史，尤其如此。霸业的、家国的、阶级的、政治集团的、个人追求与主张的，林林总总的外因往往推动、影响乃至迫使人做出这样那样非主观意愿的抉择，因而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将人归类，便很容易犯低级的错误。比如中国有一段时间，将人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便是很坏的做法。而“黑五类”中，便有“坏分子”一类。“文化大革命”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获得平反，原来他们即使算不上是好人，也根本不是什么坏人。 三、时代毕竟不同了。但正因为时代不同了，好人坏人也更容易区分了。一个良好的时代，绝不是一个不分好人坏人的时代，而是一个对坏人的界定更严格的时代。比如在从前，一个人若被判了刑，那么从那一天始，便无疑是一个坏人了。现在我们还这样认为自然就不对了。因为一个人被判了刑，只证明他犯了法，他还有悔过自新的机会。 但恶人确乎还是存在的，比如解正文在文中所举的那类人—土匪、海盗、毒袅、黑恶势力头子、流氓团伙打手、谋财害命者、杀人放火者等，即使他们也有悔过自新的可能，但在此之前，视其为坏人，绝不等于是中了中国文化中“很坏的东西”的毒…… 但是比较一下中西文化，也确有这么一种现象，即西方人一般很少直接用“坏”这个字来评价人。对于西方人，更经常的说法是：“那家伙是人渣。”“那人是伪君子。”“凶恶透顶。”“危险。”“一个需要提防的人。”“一个仇恨社会的人。”“一个不惜用别人的生命换一听饮料来饮的人”……他们为什么很少直接用“坏”这个字呢？表意思维的习惯区别而已。“坏”是不具体的，因而不明确，仿佛把话说到家了，听来却等于什么也没说。通常情况之下，西方人的表意习惯更求明确性，如此而已。故绝不可理解成，西方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好人坏人之分的社会。那样的一个国家，古往今来，在世界上是不曾有过的…… 论寂寞 人们都认为，寂寞是由于想做事而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与说；想改变自身所处的这一种境况而又改变不了。是的，以上基本就是寂寞的定义了。寂寞是对人性的缓慢的破坏。寂寞相对于人的心灵，好比锈相对于某些极容易生锈的金属。 但不是所有的金属都那么容易生锈。金子就根本不生锈。不锈钢的抗腐蚀性也很强。而铁和铜，我们都知道的，它们之极容易生锈像体质弱的人极容易伤风感冒。 某次和大学生们对话时，被问：阅读的习惯对人究竟有什么好处？我回答了几条，最后一条是—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地抵抗寂寞的能力。他们笑。我看出他们皆不以为然。他们的表情告诉了我他们的想法—但我们需要具备这一种能力干什么呢？是啊，他们都那么年轻，大学又是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云集的地方，一间寝室住六名同学，寂寞沾不上他们的边啊！我却同时看出，其实他们中某些人内心深处别提有多寂寞。而大学给我的印象正是一个寂寞的地方。大学的寂寞包藏在许多学子追逐时尚和娱乐的现象之下。所以他们渴望听老师以外的人和他们说话，不管那样的一个人是干什么的，哪怕是一名犯人在当众忏悔。似乎，越是和他们的专业无关的话题，他们参与的热忱越活跃。因为正是在那样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的寂寞获得了适量地释放一下的机会。 故我以为，寂寞还有更深层的定义，那就是—从早到晚所做之事，并非自己最有兴趣的事；从早到晚总在说些什么，但没几句是自己最想说的话；即使改变了这一种境况，另一种新的境况也还是如此，自己又比任何别人更清楚这一点。这是人在人群中的一种寂寞。这是人置身于种种热闹中的一种寂寞。这是另类的寂寞，现代的寂寞。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心头再连值得回忆一下的往事都没有，头脑中再连值得梳理一下的思想都没有，那么他或她的人性，很快就会从外表锈到中间的。无论是表层的寂寞，还是深层的寂寞，要抵抗住它对人心的伤害，那都是需要一种人性的大能力的。 我的父亲虽然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建筑工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了流放式的对待。仅仅因为他这个十四岁闯关东的人，在哈尔滨学会了几句日语和俄语，便被怀疑是日俄双料潜伏特务。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他独自一人被发配在四川的深山里为工人食堂种菜。他一人开了一大片荒地，一年到头不停地种，不停地收。隔两三个月有车开入深山给他送一次粮食和盐，并把菜拉走。他靠什么排遣寂寞呢？近五十岁的男人了，我的父亲，他学起了织毛衣。没有第二个人，没有电，连猫狗也没有，更没有任何可读物。有对于他也是白有，因为他是文盲。他劈竹子自己磨制了几根织针。七八年里，将他带上山的新的旧的劳保手套一双双拆绕成线团，为我们几个他的儿女织袜子，织线背心。这一种从前的女人才有的技能，他一直保持到逝世那一年，织成了他的习惯。那一年他七十七岁。 劳动者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变成容易生锈的铁，或铜，被逼出了那么一种能力。而知识者，我以为，正因为所感受到的寂寞往往是更深层的，所以需要有更强的抵抗寂寞的能力。这一种能力，除了靠阅读来培养，目前我还贡献不出别种办法。胡风先生在所有当年的“右派”中被囚禁的时间最长—三十余年。 他的心经受过双重的寂寞的伤害。胡风先生逝世后，我曾见过他的夫人一面，惴惴地问：“先生靠什么抵抗住了那么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寂寞？”她说：“还能靠什么呢？靠回忆，靠思想。否则他的精神早崩溃了，他毕竟不是什么特殊材料的人啊！”但我心中暗想，胡风先生其实太够得上是特殊材料的人了啊！幸亏他是大知识分子，故有值得一再回忆之事，故有值得一再梳理之思想。若换了我的父亲，仅仅靠拆了劳保手套织东西，肯定会在漫长的寂寞伤害之下疯了的吧？知识给予知识分子之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的能力。因为靠了思想的能力，无论被置于何种孤单的境地，人都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伙伴，而那正是他自己。自己与自己交谈，哪怕仅仅做这一件在别人看来什么也没做的事，也足以抵抗很漫长很漫长的寂寞。如果居然还侥幸有笔，有足够的纸，孤独和可怕的寂寞也许还会开出意外的花朵。《绞刑架下的报告》《可爱的中国》《堂吉诃德》的某些章节、欧·亨利的某些经典短篇，便是在牢房里开出的思想的或文学的花朵。 知识分子靠了思想善于激活自己的回忆。所以回忆之于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一些过去了的没有什么意义了的日子和经历。哪怕它们真的是苍白的，思想也能从那苍白中挤压出最后的意义—它们之所以苍白的原因。思想使回忆成为知识分子的驼峰。而最强大的寂寞，还不是想做什么事而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可说；是想回忆而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是想思想而早已丧失了思想的习惯。这时人就自己赶走了最后一个陪伴他的人，他一生最忠诚的朋友—他自己。 谁都不要错误地认为孤独和寂寞这两件事永远不会找到自己头上。现在社会的真相告诉我们，那两件事迟早会袭击我们。 人啊，为了使自己具有抵抗寂寞的能力，读书吧！ 人啊，一旦具备了这一种能力，某些正常情况下，孤独和寂寞还会由自己调节为享受着的时光呢！信不信，随你…… 论崇高[插图] 一个时期以来，“崇高”二字，不知为何似乎成了人们羞于言说之词。我们有些同胞在许多公开场合眉飞色舞于性，或他人隐私。倘谁口中不合时宜地道出“崇高”二字，那么结果肯定会大遭白眼。 而我是非常敬仰崇高的。我是非常感动于崇高之事的。 我更愿将崇高与人性连在一起思考。 我认为崇高是人性内容中很重要也很主要的组成部分。我确信崇高也是人性本能之一方面。确信它首先不是任何一类道德说教的成果。既非宗教道德说教的成果，亦非政治道德说教的成果。 我确信人性是由善与恶两部分截然相反的基本内容组成的。若人性恶带有本性色彩，那么人性善也是带有本性色彩的。人性有企图堕落的不良倾向，堕落往往使人性快活，但人性也有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升华使人性放射魅力。长久处在堕落中的人其实并不会长久地感到快活，而只不过是对自己人性升华的可能性完全丧失信心，完全绝望。这样的人十之七八都曾产生过自己弄死自己的念头。产生此种念头而又缺乏此种勇气的堕落者往往是相当危险的。他们的灵魂无处突围便可能去伤害别人，以求一时的恶的宣泄。那些在堕落中一步步滑向人性毁灭的人的心路，无不有此过程。 但人性虽然天生地有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人类社会却不可能为满足人性这一种自然张力而设计情境。这使人性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常被压抑。于是便有了对崇高的赞颂与表演，如诗，如戏剧，如文学、历史、民间传说。人性以此种方式达到间接的升华满足。 崇高是人性善的极致体现，以为他人为群体牺牲自我作前提。我之所以确信崇高是人性本能，乃因在许多灾难面前，恰恰是一些最最普通的人，其人性升华到了最最感人的高度。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巴西某马戏团正在尼泰罗伊郊区的一顶尼龙帐篷下表演。帐篷突然起火，二千五百名观众四处逃窜，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一个农民站在椅子上大喊：“男人们不要动，让我们的孩子们先逃！” 他喊罢立刻安坐了下去。 火灾被扑灭后，人们发现三十几个人集中坐在椅子上被活活烧死，都是农民。 没谁对他们进行过政治性的崇高说教。他们都不是教徒，无一人生前进过一次教堂。 一八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敦水库十二英里长的堤坝全线崩溃，泻出水量四十万立方英尺，五十六亿加仑的水重达两千万吨，压塌了山谷，顿时将约翰斯敦和周围的十几个城镇摧为废墟。 下游城镇的几乎全体居民发动了空前自觉的营救。许多人为救他人而献身。 一九一三年，美国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等州洪水泛滥成灾，十二万五千居民被困在屋顶和树上，许多居民自发地组成了互救队，涌现了许多感人的、崇高的、英雄主义的事迹。七十高龄的国家货币注册公司经理帕特逊，只着短裤，独自驾舟往返于各街道之间，从水中救起几十人……十二名电报业务员坚守岗位六十余小时，她们不知亲人安危与否，半数人因过度疲劳而昏倒。俄亥俄州一所大学也涌现出了一桩桩可歌可泣的营救事迹。两名学生和一位老教授划船救了几十人后，船被大浪掀翻，师生三人一起遇难…… 伊利诺伊州州长在灾后的一次讲演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此次灾难中，上帝引导我们中许多人舍生忘死，先人后己。这些人便是上帝。他们人性中的崇高美德永垂不朽！” 世界各地从古至今的每一次灾难中都曾有崇高之烛闪耀过。我们人类的人性中的崇高美德接受过何止百次严峻的检阅？ 一九九八年，中国南北两地的抗洪救灾，也何尝不是经受这样的大检阅呢？之所以感人，恰因那种种的崇高，是被标定在人性最高的位置上昭示于我们啊！ 其他任何位置，依我看来，都非那种种崇高的位置。中国人，珍视啊！千万不要扭曲了它啊！ 论温馨 “温馨”是纯粹的汉语词。 近年常读到它，常听到它；自己也常写到它，常说到它。于是静默独处之时每想—温馨，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是某种情调吗？是某种氛围吗？是客观之境？抑或仅仅是主观的印象？它往往在我们内心里唤起怎样的感觉？我们为什么特别不能长期地缺少了它？ 那夜失眠，倚床而坐，将台灯罩压得更低，吸一支烟，于万籁俱寂中细细筛我的人生，看有无温馨之蕊风干在我的记忆中。 从小学二三年级起，母亲便为全家的生活去离家很远的工地上班。每天早上天未亮便悄悄地起床走了，往往在将近晚上八点时才回到家里。若冬季，那时天已完全黑了。比我年龄更小的弟弟妹妹都因天黑而害怕，我便冒着寒冷到小胡同口去迎母亲。从那儿可以望到马路。一眼望过去很远很远，不见车辆，不见行人。终于有一个人影出现，矮小，然而“肥胖”。那是身穿了工地上发的过膝的很厚的棉坎肩所致。像矮小却穿了笨重铠甲的古代兵卒。断定那便是母亲。在幽蓝清冽的路灯光辉下，母亲那么快地走着。她知道小儿女们还饿着，等着她回家胡乱做口吃的呢！ 于是我跑着迎上去，边叫：“妈！妈……” 如今回想起来，那远远望见的母亲的古怪身影，当时对我即是温馨。回想之际，觉得更是了。 小学四年级暑假中的一天，跟同学们到近郊去玩，采回了一大捆狗尾草。采那么多狗尾草干什么呢？采时是并不想的。反正同学们采，自己也跟着采，还暗暗竞赛似的一定要比别的同学采得多，认为总归是收获。母亲正巧闲着，于是用那一大捆狗尾草为弟弟妹妹们编小动物。转眼编成一只狗，转眼编成一只虎，转眼编成一头牛……她的儿女们属什么，她就先编什么。之后编成了十二生肖。再之后还编了大象、狮子、仙鹤和凤凰……母亲每编成一种，我们便赞叹一阵。于是母亲一向忧愁的脸上，难得地浮现出了微笑…… 如今回想起来，母亲当时的微笑，对我即是温馨。对年龄更小的弟弟妹妹们也是。那些狗尾草编的小动物，插满了我们破家的各处。到了来年，草籽干硬脱落，才不得不丢弃。 我小学五年级时，母亲仍上着班，但那时我已学会了做饭。从前，百姓家的一顿饭极为简单，无非贴饼子和煮粥。晚饭通常只是粥。用高粱米或苞谷[插图]子煮粥，很费心费时。怎么也得两个小时后才能煮软。我每坐在炉前，借炉口映出的一小片火光，一边提防着粥煮煳，一边看小人书。即使厨房很黑了也不开灯，为了省点电费……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炉口映出的一小片火光，对我即是温馨。回想之际，觉得更是了。 由小人书联想到了小人书铺。我是那儿的熟客，尤其冬日。倘积攒了五六分钱，坐在靠近小铁炉的条凳上，从容翻阅；且可闻炉上水壶嗞嗞作响，脸被水气润得舒服极了，鞋子被炉壁烘得暖和极了：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偶一抬头，见破椅上的老大爷低头打盹儿，而外边，雪花在土窗台上积了半尺高…… 如今想来，那样的夜晚，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地方，对于少年的我便是一个温馨的所在。回想之际，觉得更是了。 上了中学的我，于一个穷困的家庭而言，几乎已是全才了。抹墙、修火炕、砌炉子，样样活儿都拿得起，干得很是在行。几乎每一年春节前，都要将个破家里里外外粉刷一遍。今年墙上滚这一种图案，明年一定换另一种图案，年年不重样。冬天粉刷屋子别提有多麻烦，再怎么注意，也还是会滴得哪哪都是粉浆点子。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撑不住就打盹儿，东倒西歪全睡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细细地擦、擦、擦……连地板都擦出清晰的木纹了。第二天一早，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醒来，看看这儿，瞅瞅那儿，一切干干净净有条不紊，看得目瞪口呆…… 如今想来，温馨在母亲和弟弟妹妹眼里，在我心里。他们眼里有种感动，我心里有种快乐。仿佛，感动是火苗，快乐是劈柴，于是家里温馨重重。尽管那时还没生火，屋子挺冷…… 下乡了，每次探家，总是在深夜敲门。灯下，母亲的白发一年比一年多了。从怀里掏出积攒了三十几个月的钱无言地塞在母亲瘦小而粗糙的手里，或二百，或三百。三百的时候，当然是向知青战友们借了些的。那年月，二三百元，多大一笔钱啊！母亲将头一扭，眼泪就下来了…… 如今想来，当时对于我，温馨在母亲的泪花里。为了让母亲过上不必借钱花的日子，去再远的地方我都心甘情愿，什么苦都算不上是苦。母亲用她的泪花告诉我，她完全明白她这一个儿子的想法。我心使母亲的心温馨，母亲的泪花使我心温馨…… 参加工作了，将老父亲从哈尔滨接到了北京。十四年来，一间筒子楼宿舍，里里外外被老父亲收拾得一尘不染。经常的，傍晚，我在家里写作，老父亲将儿子从托儿所接回来了。听父亲用浓重的山东口音教儿子数楼阶：“一、二、三……”所有在走廊里做饭的邻居听了都笑，我在屋里也不由得停笔一笑。那是老父亲在替我对儿子进行学前智力开发，全部成果是使儿子能从一数到了十。 父亲常慈爱地望着自己的孙子说：“几辈人的福都让他一个人享了啊！” 其实呢，我的儿子，只不过在筒子楼出生，在筒子楼渐渐长大。 有天下午我从办公室回家取一本书，见我的父亲和我的儿子相依相偎睡在床上，我儿子的一只小手紧紧揪住我父亲的胡子（那时我父亲的胡子蓄得蛮长）—他怕自己睡着了，爷爷离开他不知到哪儿去了…… 那情形给我留下极为温馨的印象；还有我老父亲教我儿子数楼阶的语调，以及他关于“福”的那一句话。

用七天的时间读完这本书，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位对作者倍爱有加的语文老师。正是那位语文老师的鼓励给了作者勇气，也让作者充满自信。遇到一位好老师，真的此生都难忘。

从读一本到读一类。 从读一篇到读一人。 因为《慈母情深》所以翻开了此本书，因为想要了解作家背后的故事读完了这本书。三星半吧，内容和其他作品有重复，值得一读，但又缺少和作者对话之感。 为什么书名要叫《写给孩子的散文》？不写给孩子行不行？作者自己写行不行？ 除此书外，我还拜读了梁晓声其他作品，终不得法。又想到了杨绛的《老王》，电光火石间的顿悟。他们的文字为什么那么有力量，因为他们的生命坚韧，为什么他们生命坚韧？因为父辈永远都有希望，这是生命的力量。这也是中国父母的特色，永远爱孩子，也是中国农民的特色，坚韧有力，联合初一要学习的内容。爱，不仅是父爱母爱，而是中国特色的大爱，是中国力量。

我怎么能为了买一支吸水笔，就那样为难母亲呢？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对不起母亲了。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靠自己挣钱买一支钢笔。这个念头一产生，我就冒雨朝火车站走去。火车站附近有座坡很陡的桥，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帮拉货的手推车夫们推上坡，可讨得五分钱或一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