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岛敦
《山月记》 日本文豪中岛敦笔下的中国历史同人文 取材自《左传》《论语》《庄子》《史记》《西游记》《唐传奇》 《光风梦》 日本文豪中岛敦笔下的理想与现实 横跨南美、北非和东南亚等地的民间故事集 民俗传奇 日式怪谈
日本作家与中国作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除了山月记,我能看的进去的还是和中国有关的几个故事。可是,越看我越觉得这是在中国古典故事的外壳下表达着日本作家的思想内核。 无疑,作为一个日本人,中岛敦算得上是对中国古代文化非常了解了,甚至比起普通的中国人都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我觉得通过中国故事表达出来的精神思想仍然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日本作家的笔触。因为我通常很难看得进去日本作家的作品,这样写最直观的好处就是能让我沉下心来认真体会一下日本作家的作品吧。 日本作家我只认真看过太宰治和中岛敦。 《人间失格》看的我异常难受,我无法理解叶藏那纠缠他一生的痛苦到底是为什么,他有着不错的家庭出生、家人从未苛责过他、还有数个女子爱慕他心甘情愿为他付出,他莫名的就沉浸在自己内心的痛苦中始终走不出来,喝酒、抽烟、嫖妓,既无法摆脱自己的痛苦还给身边的人带来痛苦。 而中岛敦,写悟净、写纪昌、写孔子和子路、写李陵、写夏姬、写叔孙豹和竖牛,我也很难从这些故事中看出什么社会背景、对现实的思考启示,文章始终围绕着角色本人的内心。写悟净,写的是悟净患了因果病,对自我产生了怀疑,想要追寻一个“为什么”,于是遍访这河里所有的贤者、名医、占星师,向他们诚心请教。悟净叹异叹的是悟空、唐三藏、八戒性情中极致的纯粹与坚定。《弟子》也是一样,写的是子路对孔子坚定到极致的维护与崇拜。还有一点我不是很能接受,作者在书中暗示了悟空对唐三藏的敬爱、子路对孔子的敬爱“多少带点男色幻想的成分”。唐三藏的坚定与孔子的仁爱,是我这个千年后的后人也会敬佩崇拜的,作为他们的弟子,坚定的追随不难理解,为何一定要带有其他的感情才合理呢。李陵的痛苦也是一样,他没有司马迁、苏武的坚定,既留恋祖国又放不下匈奴的生活与朋友,导致了内心一生的纠结痛苦。 看骆驼祥子,我能懂祥子最后的堕落,看孔乙己,我也能理解他的迂腐潦倒。似乎中国作家写人和故事,是为了反应社会和现实,而日本作家写故事和人,是为了表达内心。 以前我觉得我不懂太宰治是因为我不了解日本的历史背景,现在我不欣赏中岛敦也许是他没有结合中国历史背景,下一个日本作家我都不知道该看谁了。
中岛敦列传 中岛敦,日本东京人氏,生于明治四十二年(公元1909年),殁于昭和十七年(公元1942年),享年仅三十三岁。他出身日本声名赫赫的汉学世家,一生浸淫中华经史典籍,尤敬太史公司马迁,深得《史记》写人叙事之精髓。终其一生,他以羸弱之躯对抗病痛与时代洪流,借中华千年古事,写尽普世之人的灵魂挣扎与人性幽微,成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不可复刻的孤绝奇才。 家世渊源,幼承汉学 中岛敦的汉学根脉,自祖辈便已深植。其祖父中岛抚山,是江户末年至明治年间名震一方的汉学大儒,毕生专治孔孟之学与太史公《史记》,在东京开设“溪荫书屋”授徒,门下弟子数百人,时人皆以“通儒”称之。其父中岛田人,克承家学,一生以汉文教育为业,足迹远至台湾、朝鲜、南洋诸岛,是日本近代少有的能通中华经史、写一手纯正汉文的学者。 这般家学,成了中岛敦人生的底色。他尚在襁褓之中,便日日听着父亲诵读《论语》《孝经》的声音;刚能识字,祖父留下的满满一屋线装汉文典籍,便成了他唯一的玩伴。他生而颖异,数岁便能通背《论语》名篇,十岁已遍读《史记》《汉书》《战国策》,尤其对《李将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自序》这些写尽英雄失路、才人抱恨的篇章,反复吟诵至能通篇背诵,常读至动情处,便掩卷长叹,涕泗横流,仿佛自己正身临千年前的现场,与那些失意之人同悲同苦。 可这份早慧,却没能给他一个无忧的童年。中岛敦两岁那年,生母便撒手人寰,父亲常年在外任职,续弦的继母换了三位,终是没能给他半分庭闱温暖。他自幼便体弱,更患上了伴随终生的哮喘顽疾,别的孩童在街巷嬉闹奔跑时,他只能独自闭户读书,稍有劳累便会咳喘不止,整夜无法安睡。孤独、病痛、寄人篱下的敏感,早早在他心里种下了悲天悯人的种子,也让他在千年前的史书里,找到了唯一的精神栖身之所——他在李广难封的愤懑里,读懂了怀才不遇的不甘;在司马迁忍辱负重的坚守里,看懂了文人的风骨与执念;在李陵进退失据的两难里,窥见了人生在世身不由己的无奈。 青年困顿,心有惶惶 成年之后,中岛敦顺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系,成了当时日本文坛最顶尖学府的学子。可彼时的日本文坛,早已不是他心中文学该有的模样:一面是私小说大行其道,文人多沉溺于个人生活的琐屑情欲,写些无病呻吟的文字;一面是军国主义思潮席卷全国,朝野上下皆鼓噪对外扩张,稍有声名的文人,多纷纷附炎趋势,执笔写起谀颂战争、鼓吹扩张的“报国文学”。 中岛敦对这两种风气,皆深恶痛绝。他始终记得太史公的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他心里,文学从来不是雕虫篆刻的消遣,更不是助纣为虐的工具,而是用来抒胸臆、通古今、明人心的东西,是要写尽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悲苦,给世间所有孤独的灵魂一点共鸣。 可他纵有一身傲骨与满腔执念,却终是逃不过内心的拉扯与自我怀疑。他一生都困在一场极致的矛盾里:他既自恃有才,不肯与文坛的庸碌之辈同流合污,不肯让自己的笔屈从于时代的疯狂;可又极度自卑,总觉得自己的才华配不上心中的文学理想,怕自己本非美玉,不敢苦加雕琢,又半信自己是美玉,不肯与瓦砾为伍。这份拧巴,让他常年郁郁寡欢,写就的文稿常常锁在抽屉里,不敢拿出来发表,只在密友之间传阅,甚至数次将自己的手稿付之一炬。 大学毕业后,中岛敦受聘为横滨高等女学校的国文教员,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教书生涯。这份工作安稳,却也琐碎,薪水微薄,要养活妻子与两个孩子,还要应付常年不断的医药费。他的哮喘一年比一年重,每到换季便会发作,发作时气息奄奄,连平躺都做不到,只能整夜靠着枕头端坐,唯有枕畔的《史记》,能稍解他的困顿与痛苦。 更让他窒息的,是越来越疯狂的时代。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国内的舆论管控越来越严,但凡有一点不迎合军国主义的声音,都会被打压封杀。昔日的同窗、文坛的旧友,大多都放下了文人的底线,执笔为战争唱赞歌,唯有中岛敦始终沉默。他不参加任何官方组织的文学活动,不写任何一句迎合时局的文字,哪怕被人指责“不合时宜”“冷漠避世”,也始终不肯退让半步。他在给友人的信里写:“当整个世界都陷入疯狂,一个文人能守住自己的笔,不助纣为虐,便已是最大的坚守。” 南洋绝笔,文思奔涌 昭和十六年(公元1941年),三十二岁的中岛敦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他辞掉了安稳的教职,远赴南洋帛琉(今帕劳),出任南洋厅地方书记官。 所有人都劝他不要去。他本就羸弱不堪,哮喘顽疾最怕湿热瘴气,而南洋地处热带,暑湿难耐,医疗条件极差,对他而言无异于以身犯险。可中岛敦心意已决,他心里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要逃离日本国内令人窒息的疯狂氛围,要找一个无人打扰的角落,把自己心里藏了半辈子的话,全都写出来;他要像太史公那样,把那些被历史裹挟的、身不由己的人的心事,一字一句写进书里。 初到南洋,他便被这片土地的阳光与海风治愈了几分。他住的地方简陋,公务也并不繁重,每日处理完不多的文书,便坐在临海的窗前,铺开稿纸执笔写作。可这份平静没能持续多久,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珍珠港,南洋诸岛尽数被卷入战火,海路彻底断绝,中岛敦成了被困在海外的孤客,归乡无计。 绝境之中,他反而彻底平静了下来。国内的纷扰、世俗的评价、未来的生死,全都成了过眼云烟,唯有笔下的文字,是他唯一的归宿。哮喘发作得越来越频繁,常常写着写着,便咳喘不止,冷汗浸透了衣衫,他便歇上片刻,等气息稍平,便又提笔继续写。南洋的漫漫长夜,他伴着海风与烛火,与千年前的古人对话,文思如奔泉,不可遏止。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在这片远离故土的南洋小岛上,写就了自己一生之中几乎所有的传世名篇:《山月记》《李陵》《弟子》《名人传》《悟净出世》《光与风与梦》,十余篇作品,字字皆含悲怆,句句尽见性情。 他写《山月记》,写唐代才子李征恃才傲物,不肯与俗吏为伍,辞官回乡一心作诗,却终因生计困顿、怀才不遇,在发狂之夜化作猛虎,困于兽身之中,人心却从未泯灭。他借李征之口,说出了自己藏了半生的惶惑:“我深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美玉,故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于是我渐渐地脱离凡尘,疏远世人,结果便是一任愤懑与羞恨日益助长内心那怯弱的自尊心。”这篇短短数千字的小说,是他半生的自况,更是写尽了世间所有人都曾有过的,在骄傲与自卑之间的拉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困顿。 他写《李陵》,更是深得太史公《史记》的精髓。他没有像后世史书那样,简单地给李陵贴上“叛将”的标签,而是用一支笔,写尽了这个男人一生的两难与孤苦:李陵率五千步兵,对抗匈奴八万骑兵,浴血奋战数十日,弹尽粮绝,身边将士尽数战死,本想假降匈奴,日后寻机归汉,可汉武帝一怒之下,杀了他满门老小,断了他所有的后路。他只能留在匈奴,终生不曾再踏回汉土一步,一边是故国的背弃,一边是异乡的疏离,终其一生,都活在愧疚、不甘、愤懑与孤独之中。 同时,他又在这篇小说里,写了为李陵仗义执言的司马迁。只因在朝堂上为李陵说了一句公道话,司马迁便被定下诬上之罪,打入大牢,受了宫刑——这是对男人最极致的侮辱。可他没有选择赴死,而是忍辱负重,在世人的嘲讽与鄙夷之中,耗尽毕生心血,写完了《史记》,把历史的真相,把人性的复杂,把那些失意者的悲苦,全都写进了书里,传于后世。 中岛敦写李陵与司马迁,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人,却有着同样的孤苦与挣扎。他不妄加褒贬,不强行评判对错,只是平静地写他们的选择,写他们的痛苦,写他们内心深处的不甘与坚守,一如太史公写《史记》,不虚美,不隐恶,只把最真实的人性,摊开在世人面前。千年前,司马迁为李陵立传,写尽了他的悲苦;千年后,中岛敦以一支异域之笔,读懂了这两个人的灵魂,也借他们的故事,写尽了自己身处疯狂时代,进退两难、无处安身的心境。 流星陨落,文名不朽 昭和十七年(公元1942年)秋,中岛敦终于搭上了一艘回日本的船,辗转回到了故土。可此时的他,早已被病痛与心血耗干了身体,哮喘已入沉疴,卧床不起,连说话都要耗费极大的力气。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山月记》《李陵》等作品,陆续刊发在日本顶级文学杂志《文学界》上。文章一经问世,便震动了整个日本文坛。没人想到,在这个举国疯狂的年代,竟还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一个日本作家,竟能把中华千年古事写得如此通透,把人性的幽微与人生的孤苦写得如此戳心,笔力之深,情怀之切,百年难遇。 一时间,整个文坛都在寻找这个叫中岛敦的新晋作家,无数杂志社、出版社登门拜访,想要约稿,想要见一见这位横空出世的奇才。可他们见到的,只有一个卧病在床、气若游丝的年轻人。面对扑面而来的赞誉与声名,中岛敦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半分激动。他一辈子都在怀疑自己的才华,一辈子都在惶惶不安中不敢示人,可当真正的认可到来时,他已经不在乎了。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该写的话,都已经写进了书里。 同年十二月四日,中岛敦在东京家中病逝,年仅三十三岁。他的一生,如一颗流星,划过日本近代文坛的夜空,绽放出了极致的光芒,便转瞬即逝。他身后留下的数十篇遗稿,被辑为《光与风与梦》一书刊行于世,此后数十年,始终长销不衰。直至今日,《山月记》仍是日本教科书里的必选篇目,三尺童子皆知中岛敦之名,他的作品被译介到全世界,尤其在中国,无数读者从他的文字里,重新读懂了《史记》里的那些人,也读懂了自己内心的惶惑与挣扎。 赞曰 太史公作《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最重人情,最悲士不遇。他写遍了世间所有身不由己的人,写尽了人性的复杂与光辉,让千百年后的读者,读之仍能心有戚戚。 中岛敦以异域之人,生百世之后,却能深通太史公之旨,隔着茫茫大海与千年时光,与千年前的灵魂对话。他一生羸弱,一生孤独,一生都在与病痛对抗,与自己的内心拉扯,与疯狂的时代对峙。他没有活很久,也没有写很多字,可他的每一篇文字,都是以自己的血与泪写就,以自己的灵魂,撞向千年前的灵魂,撞出了跨越国界与时代的火花。 他写古人,实则写尽了世间所有挣扎的普通人。千百年后,只要人还有心,还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还会在骄傲与自卑之间拉扯,还会在时代的洪流里感到孤独与两难,便依然会被他的文字打动。 中岛敦虽命途短促,然其文不朽。虽为东瀛之人,却堪称太史公千载之下的第一知音。
总体来说,还是从世界各地的一些古代故事中。得出的一些历史小说。重新分析了一些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怎么说呢?有点过分的贴近了那个历史的真实情况。作者的那个改编性还是比较小的。如果喜欢看历史人物的心理小说。还是可以读施蛰存。本书如果十分的话,也就五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