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鑫宇
有效的减贫治理是如何在中国政治中实现的? 贫困村庄是如何在中国的减贫治理中被唤醒的? 如何增强村庄的政治动员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 县乡干部为什么能在脱贫攻坚中焕发出政治活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乡村基层政治中如何生长? 为什么我国拥有超出外界想象的治理能力? 本书以融通中外的话语方式,分析了中国县域减贫案例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之治”。作者基于对山西省岢岚县村庄的三次深入调研,以前沿政治学者的理论视角、深入浅出的生动语言,剖析了中国减贫治理在村庄、县域和国家层面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过程,不但可以让中外读者深入理解中国治理背后的细节,也以雄辩的语言和深厚的学理回应了西方政治学界提出的前沿问题。这是一本少有的既具有大众传播力又能对外开展严肃学术对话的中国减贫研究著作。
这么学术性的书,我竟然津津有味的读完了。说他学术性,是相对于《小镇喧嚣》一书而言。同样是描述基层的政治, 小镇更故事性一些,读起来很有代入感。这本书很多是学者从研究层面的总结性文字,有点论文的意思。如果读者喜欢这种参考消息式的语言,其实还是可以读读的。开拓思路嘛,毕竟普通人居多,即使是公务员群体,实际接触的工作层面也不可能完全看到某些角度吧!开卷有益嘛! 反正我是普通老百姓,偶尔看到书友对文字的思考会有异议。其实也是好事,大家都愿意从自己感受到的角度表达是很正常的。读这本书经常想到陈行甲,之前也读过他的书,他是减贫工作的实际参与者,政策的落实者,他的角度看到了县级干部的智慧,小镇喧嚣看到的更多是村镇干部的行事智慧。这本书更多是第三者的角度,注重解读宏观的政策逻辑,虽然也提到志愿者的行事智慧,但我觉着更多是为了解读政策而做的铺垫。 无论如何,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自然巩固了政治权力,政治的稳定又会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相辅相成的吧!之前读读梁老的《中国各阶层分析》,也会很丧,对政治和社会满是消极的情绪。但是读完这本书,民族自豪感还是会有的。 一直想带孩子去贫困地区参与一些公益活动,一直都没机会。城市里的孩子是不懂贫穷给人带去的消极情绪的。80后,经历了农村的聚变,经历的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经历了蹬自行车上学到骑电动车上班的变化,把孩子养成了自己小时候想要成为的样子。应该开心的,不是吗?今天小满,人生半满就好。但是对于贫富差距,对于政治改进,我觉着还是需要一些野心才好。新闻说2035年实现现代化,人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还有9年,期待中。
中国政治的细节——一个县的减贫治理:贫困基因的解构与中国治理的破局 作者以山西省岢岚县的减贫实践为切口,通过与非洲马拉维“越减越贫”的对照,在全球治理视野中展开了一场关于政治制度与治理能力的深刻对话。书中援引列夫·托尔斯泰名言的改编——“富裕的地区各有特色,贫困的地区大抵相同”,精准提炼出贫困地区的三重“基因密码”,而岢岚县的蜕变,则成为破解这一密码的中国方案范本。 在贫困的物质性根源层面,脆弱的生态条件构成发展枷锁。岢岚县既无山西引以为傲的煤炭资源,又困于山谷阻隔的交通瓶颈,漫长严寒更使传统农业举步维艰。这与马拉维依赖国际援助却忽视本土生态适配性的困境形成镜像——前者在“山穷水尽”中寻找“柳暗花明”,后者在“输血依赖”中陷入“造血衰竭”。中国政府的破局之道,在于将生态劣势转化为发展势能:在吕梁山区推进退耕还林与光伏扶贫协同,让荒山成为“阳光银行”;引入农业科技改良沙棘、藜麦等耐旱作物,构建“气候友好型”产业体系;举全县之力打通“出山公路”,使小杂粮搭乘电商快车走向全国。这种“因地制宜的创造性转化”,展现的不仅是资源配置的智慧,更是“把劣势当特色谋”的治理哲学。 薄弱的政治基础曾使岢岚县基层治理陷入“空心化”困境:乡村人口外流导致组织涣散,传统科层制在乡土社会面临执行梗阻。这与非洲部分国家因政权更迭引发的政策断裂形成跨地域呼应,但中国治理的独特性在于“组织再造”的持续动能。“头雁工程”让机关干部下沉为驻村第一书记,“新农人计划”用政策杠杆激活人才回流,宋家沟村“党建+网格”模式将党组织嵌入产业链,使党员成为民宿经济、养殖合作社的领路人。当基层干部以“施工队长”身份蹲点调研、帮村民绘制“脱贫路线图”时,所谓“威权治理”的叙事被彻底解构——这里没有居高临下的指令,只有“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共谋发展,彰显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韧性。 贫困的文化惯性更具隐蔽性:岢岚县曾弥漫的“等靠要”心态、“一婚穷十年”的攀比之风,与马拉维部分社区的“依赖文化”形成精神困境的共振。中国治理的突破点在于“文化赋能”的双向激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技能培训课堂,让农民掌握电商直播、家政服务等“新生存技能”,实现从“要我富”到“我要富”的意识觉醒;法治手段与村规民约的结合,通过“红黑榜”“乡贤议事会”等柔性机制,逐步瓦解陈规陋习的文化土壤。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并非单向度的“文化输出者”,而是通过“院坝协商会”等平台,让村民在公共事务参与中重建主体意识——当老党员带头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当返乡青年用镜头记录乡村变迁,文化觉醒正在重塑贫困地区的精神坐标系。 岢岚县的价值,在于以县域样本解构了“制度决定论”的认知窠臼。作者通过扎实的田野叙事证明:衡量政治文明的核心维度,不是意识形态标签,而是治理效能——能否在生态约束中找到发展路径,能否在组织涣散中重建动员体系,能否在文化沉疴中激活主体意识。中国减贫治理的三重逻辑——政策精准性(如建档立卡的动态管理)、执行穿透性(如五级书记抓扶贫)、社会协同性(如东西部协作机制),构建起超越传统发展理论的治理范式。这种范式既非西方中心论所谓的“威权效率”,亦非发展主义框架下的“制度神话”,而是根植于中华文明“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治理智慧:不盲从模板,只回应现实;不追求抽象完美,只聚焦具体问题。 当马拉维学者在岢岚光伏基地看到板下生长的中药材,当国际观察员见证村民用“积分制”管理社区事务,这本书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朴素真理:真正的现代化,从来不是制度模具的复制粘贴,而是对复杂现实的创造性回应。岢岚的山乡巨变,恰似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中国治理的微观切口——这里没有宏大叙事的喧嚣,只有“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务实,而这,或许正是中国减贫奇迹最深刻的注脚。
歪评: 整本书是断断续续看+听完的,越看到最后我越想提炼总结出可以直接用的名词和逻辑以便我的书评推荐。 但是有一些事与愿违,也有一丝眼高手低,可能对于政治治理、减贫扶贫、乡村管理这方面几乎没有过任何涉猎,导致我并没有过多的思考和论证内容。即使在我读了两遍本书最后一部份的综述、分析的内容后,还是一知半解,不足以让我输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我有一些焦虑有一些挫败,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看的不够认真,不够思辨,过于走马观花。 转折点在于今天在刷知乎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问题“读的书大部份都被忘记了,阅读的意义是什么”,关联到想写书评但是一直未开动,受到了一些启发。 首先,我想表达虽然我没有办法输出政治治理的观点,但是读完此书我会把岢岚县的乡县干部选拔、扶贫干部的扶贫工作和我自己身边人的经历做类比和匹配,这是一种用现实与书中描述互相印证,加强理解的过程,可以说带给了我现实中无法获得的概况介绍。 其次,我太过于看重看书后就是要进行观点和输出的表达,以至于忽略了“阅读可能只是一种消耗时间的动作”“阅读不是向灵魂搬运砖头而是用流水浇灌土地”,凡事要辩证看待才能找出让自己畅通的一条道路。 最后,我可能收获的并不是书里的内容,而是我看完这篇内容后带给我的切身感悟,一目十行是看,一字一句也是看,没有固定范式,任凭喜好,任凭时间。 查缺补漏和正视问题去解决永远是自我修复以及自我激励的关键。
一篇读罢头飞雪 中国扶贫攻坚战绝不是某几个政府部门、某几个贫困地区的事,而是一场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以“大禹治水”的超绝意志和勇气,通过精密顶层设计,减贫任务近乎以“军令状”形式层层压实,并通过广泛社会动员,将人力、物力、财力协同智力倾斜到中国的贫困地区,履行了共产党“先富带后富”的庄严承诺。 千百年后,“脱贫攻坚战”会像“大禹治水”一样,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之中。千百年后的世界历史不仅会看到我们整个民族的勇气、我们整个民族对“一起过上好日子”的坚定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发挥出的集体智慧与牺牲精神。
确实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书中以岢岚县贫困治理为例,详细介绍了贫困治理当中遇到的难题和解决办法,不仅于此,还深入去思考探索关于贫困治理以及治理当中的经验共性,视角上升到了国际层面,对比国际贫困地区的治理情况,来论述中国治理途径的可行性与参考性。整本书由浅入深,给人非常多的思考和认识,是非常值得推荐阅读的。 这类书若评价具体内容,我自认为是没有这个水平的,因此以下特意摘录书中我认为亮点的句子和内容,作为看书的总结,以待之后温故知新。 国家政策要在贫困村庄发挥作用,就需要在村庄内部政治中完成转化,而村民组织和村庄精英是国家政策在村庄中实现转化的中介。 要在村庄实现脱贫,就需要在村庄这个小小的政治舞台上实现国家、村民和村庄精英的政治合作。 国家的脱贫攻坚政策减少了村庄政治内耗,激活了村民民主活动,锻炼了普通村民和村庄精英。反过来,强大的村庄精英和村民民主活动又推动了国家政策落实。 村庄是一个个本地化、差异化的复杂政治系统,国家的扶贫政策要在不同的村庄政治中落实,需要能够适应本地系统的内部政治互动机制。 领导者的率先垂范是激活表率机制的关键,表率机制的前提是社会群体共享的正向的价值观和组织文化,领导者的率先垂范是激活表率机制的关键。 在治理系统中,国家运用政治权力发挥主导作用,包括制定各种法律、政策,也包括部署脱贫的方案、推广经验方法、进行考核和评估。 总的来说,面对具体治理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政府“看得见的手”要设法带动系统内“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政府的目标是推动“化学反应”,也就是说政府要善于调动相关治理主体自主地、共同地发挥作用。 政府没有超越也无法超越复杂的治理系统,没有替代也无法替代相关治理主体的自主行为。但政府明智地将政策和资源集中使用到最重要的节点上,为各类治理主体在“非集中化的分散系统”中形成解决方案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撑条件。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到政府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表现出了开放和灵活的特点,能够制定科学的政策,集中投入资源,并努力通过制度设计把不同的治理主体调动起来一起行动。中国的案例表明,在治理活动中,如果国家能够制定明智的政策、发挥正确的作用,那它应该是越强大越好,而不是越受限越好;它应该与别的主体协调,而不是相互掣肘。 到了县域层面,治理会进入具体的、复杂的当地环境。县域政府不再像中央政府一样是政策的规划者和资源的提供者,而主要是政策的执行者和资源的转化者。这种角色意味着县域政府要设法构建多主体参与的本地治理系统。就连县域政府内部管理的方式也需要和本地化的环境相适应。 为了构建治理的系统,县域政府需要和其他治理主体开展合作。县域政府很难通过政治权力向市场和村庄下达命令。哪怕背靠着国家权力和资源,县域政府在本地治理中也最多是一个主导性的合作者,需要调动企业和村庄的力量,才能有效发挥各类政策和资源的作用。 在县域治理层面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携起手来,而不是一方替代了另一方。地方政府要通过“看得见的手”推动市场活跃起来,最主要的方法是利用产业规划和公共服务吸引企业投资,扶植乡村合作社的发展。县城的新兴产业优化了城市经济结构,创造了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让一部分贫困农民有机会脱离收益微薄的农业生产,享有成倍增加的经济收入,同时也享有城镇生活的便利,一举远离了贫困线。在村庄,现代农业加工企业和物流企业进入县域以后,也为村庄分散的小农生产带来新的机会。乡村的农业合作社可以通过与县城的现代农业加工企业合作,开展更有组织性、规模性和市场竞争力的经济活动,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显著地提高收入、战胜贫困。 村庄精英在村庄政治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在脱贫攻坚中,村庄内部出现了一个权威领导团体。村干部、驻村扶贫者、经济能人和传统的宗族贤老共同推动具体治理问题的解决,并在解决治理问题的过程中各自强化了自身的地位。 治理活动是在某个地域或人群中发生的,针对解决具体领域问题的活动。 不管治理发生在哪个地方、哪个人群之中,也不管治理活动是为了减少贫困、保护环境还是消弭冲突,它都需要依赖至少三个层次的努力:在宏观层次上,国家(或者国际机构)提供正确有效的政策和外部资源支撑;在中观层次上,地方政府把宏观政策和资源转化为适应当地的环境条件;在微观层次上,相关治理主体在合适的外部条件刺激下构建政治秩序、形成集体政治行动,推动治理目标的实现。 第一种合作关系是赋能(enabling)。治理系统中各个治理主体所发挥的作用受到它们自身能力的影响。赋能就是弥补治理主体的能力缺陷,让整个系统的治理能力更加平衡。 第二种合作关系是适应(adapting)。在岢岚的减贫治理中,我们多次描述了各个治理主体主动地适应其他治理主体从而实现合作的现象。 党组织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存在和统一领导,使得它可以在最大限度上管理治理问题、塑造政治秩序。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但塑造了政治上凝聚的政府,还塑造了政治上凝聚的社会各阶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统合作用对中国的治理来说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方法不是将政府权力延伸到社会每一个细枝末节,而是通过党的力量建立超越政府管制的、更先进的治理模式,并推动人类政治制度向更高级形态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党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治理主体,既实现对政府的领导,又可以直接提供源于社会、用于社会的治理服务。 在现代治理中,政党应该超越传统上扮演的历史角色,不只是在政治权力的分配和运用方面把政府和民众连接起来,还应该在政府和民众之外发挥直接的治理作用,并把政府治理力量和社会治理力量统合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未来的政党应该是更高层面上的“第三部门”,利用自身既可以影响政府又可以影响社会的特殊角色,在新型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并有序地推动政治制度向更先进的形态发展。
在一个很凉爽的雨天,为这本书的阅读画上了句号。因为工作、生活的原因,断断续续读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高铁上、书桌前、村子里。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时常会和我在驻村帮扶的工作贯通,我就是书中所写的“外来帮扶力量”的一员,在驻村帮扶的日子里建立了锻炼成长的新认知,与其说是村子需要我,不如说是村子赋予我生命的更多,不止是工作。 回到这本书上。全书关注一个核心问题:国家(扶贫)政策是如何在一个村庄落地实现的?答案是:一个复杂的治理系统中发挥的“化学反应”。这个“治理系统”包括三个层面:宏观上是国家(中央政府)提供的政策信息、财政物资、帮扶人才等;中观上是县域(地方政府)提供的干部、地方政策等;微观上是村庄(自治组织)提供的地方文化、村庄精英等,相互交互的结果。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有“知识性”的概括总结,能帮助大多数不了解扶贫工作、具有一定理论理解力的人了解我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样板”、“案例”情况。 但作为一个真正花过不少时日做过帮扶工作的参与者,我想说几句我的体验。 1.本书是社会科学知识,可以当作有一定学识门槛的科普读物,逻辑清晰、框架明朗、要素齐全,但不接地气。这应该是一本很好的社会学读物,但也正因如此,它缺少感情、缺少细腻的案例呈现,而更注重学理性的逻辑描述和概括,这一点上我推荐《小镇喧嚣》结合阅读,能更好初步理解基层工作的逻辑,当然,实践更高。 2.这本书的政治立意高于问题研究。我印象很深的关于村子集体经济、合作社的一句描述,书中这样说:“不要忘了中国政府扶持企业成长的轨迹原本起步于贫困国家改变经济命运的努力,而不像一些西方媒体所说的出于某种恶意的竞争手段。岢岚村庄的合作社也许永远不会让世界市场感到震撼。但当地人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却一定会获得其他国家人民的尊重。”令我动容,这本书的立场,让我看到对弱者的关注。黄土堆出来的房子、出生就被父母抛弃的孩子、靠国家低保生存的老人,是真的存在的,只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存在隔离,让我们的同理心闲置蒙尘,但我们需要看到这些角落的眼睛。作为一个扶贫工作的参与者,这本书让我从日常帮扶的细碎工作中,时常会再唤起那种油然而生的振奋和使命感,这是我需要去锻炼的站位和立意。但也正因为我是扶贫工作的实务者,所以我也明白书中所讲是一种成功,甚至连经验都不足以称之,因为经验是能够推广的、复制的,但书中提及的很难,激励有余而落地不足。更为关键的是,案例成功的背后,肯定也有很多风险和隐患,比如闲置浪费、形式主义等等,没有谈及到,而这些问题无论是在成功的岢岚还是在不成功的其他地方,都一定存在,但这本书中没有解法与思考。 扶贫工作的意义毋庸置疑,当我们亲身踏上一片土地、亲眼见到一群人、亲自去做一些事,我们会明白这个世界需要一股力量。与我,谨以此书的阅读体验思考为激励,愿我永生不忘记这段经历,不忘记这份使命。与我,谨以这段经历为激励,愿我认识自己的渺小却不卑于渺小的力量,感恩平凡安乐的际遇却不怠于为他人奋斗的事业。
也许岢岚县是扶贫攻坚战成功的典范,但绝对不是中国扶贫攻坚战唯一的缩影。有一说一,本书有很强大的理论基础框架支撑,并且结合了很多实际上的细节,诸如积分制度、乡村精英角色的运转、贫困户的筛选、国家县乡以及山村精英各方的博弈过程。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言语,以及通过田野调查的实际案例分析,形象的阐述了岢岚县扶贫的过程以及众家努力的结果,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并且岢岚县这几年的变化也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实际上来讲,国家这些年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从社会治安、国家扶贫、农村医疗以及另外一些公共服务等等都是可以称赞的,但我们一定要理智的对待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上面一提倡,下面就赞歌?作为享受国家扶贫政策和异地搬迁政策的受益人,我可以简单说一些我们这里的情况,可能会与本书所阐述的有所出入。如下,坐标山西某县。首先:住房质量。因异地搬迁住房涉及到某村的公共用地,导致了此村两届干部的相互斗争,把上一届干部直接送进去了,此届干部赚的盆满钵满,导致住房地基下陷严重、房屋面积缩减,房屋质量下降。其二:异地搬迁名额初期筛选。因为村民对政策了解的严重滞后性,很多住房名额在初期都被各村干部小队长承包,还有一些所谓的关系户,诸如可能给某领导留有一套,甚至很多人脱贫了对政策还是一无所知,全凭村干部做主,各村评价标准不一,后来,小区扶贫房剩余屋居然以拍卖的方式进行出售,可笑至极。其三:管理问题。1,小区房屋装修前期,因隶属于政府工程,所以会有相关相关利益者从中下手。诸如不是自己的装修队坚决不让进。卡住小区一道门,就相当于卡住十几个村。2,因为是国家性质的扶贫小区,意识形态管控相对严重,平时的通知以及疫情防控时期的政策都以管理层(物业以及扶贫干部)的主观为标准。3,在扶贫过程中,针对出现的问题,干部更多的以连哄带骗的形式让村民签字,并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等等。说这么些,并非否定国家的扶贫政绩,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简述。电影《引入尘烟》中男主女主后来去扶贫小区采访的画面是否也要让人值得深思?或许有时候,是不是也应了那句话:看得到的地方翻天覆地,看不到的地方毫无变化呢?20221010。
书中第四章讲县域干部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鼓励党员之间针对工作的直率批评,在党章中对此有明确规定。各级党组织会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在会上不但上级干部可以批评下级干部,下级干部也可以并且有责任对上级或同级中地位略高的干部提出批评。 县乡党委的民主生活会实际上是一个地方最主要的领导干部彼此之间提出公开批评的机制。一定程度上,民主生活会也可以看作加强党员之间社会关联的一种机制。同僚之间深入交流意见、坦诚相见,会增加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彼此熟悉的干部会比彼此生疏的干部更重视在本集体中的荣誉。 党内的民主生活会,原则是实事求是,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进行思想斗争,本应是要做到咬耳扯袖,见筋见骨见思想的力度,才能真正的统一思想、加强团结。 但是就如同书中前面说的扶贫工程一样,理论上的民主生活会,如何才能在现实中真正实行,做到思想上硬碰硬后,红脸出汗后端正思想,团结同志? 现在的民主生活会,一般存在三种情况。 1.明贬实褒,语言贿赂: “我要对xx同志进行严肃批评,你身为干部经常熬夜抽烟,不顾身体,事必躬亲过于注重细节,应该保重身体,大胆放权才能更好的工作。” 2.工作问题代替思想问题 “我要对xx同志进行严肃批评,你对工作的主动性,创新性不够,队伍建设工作不够,对某工作指导力度不够,对基层工作调研不够,应该加强对基层的调研指导。” 3.较真碰硬的思想批评 “我对xx同志进行严肃批评,你工作中决策前瞻性不够,底线思维不牢,只唯上不唯实,老百姓对你有很大意见。工作中经常搞团团伙伙,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的问题,没有做到任人唯贤。你没有自我革命的主动性,你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愿较真碰硬的进行改革工作,无法适应新形势新时代,遇到硬骨头便当老好人,搞大家好,把工作变成人情场,没有党员干部的先锋精神。” 现实中第一种类型纯属扯淡,真要如此参会人员都会笑你。 第三种见血见肉见灵魂,少之又少,如果同志思想觉悟高,能诚恳接受批评,整改问题,感谢同志仗义执言,这倒是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点目的,可如果遇到思想觉悟不高的同志,将批评当作攻击,撕破脸,事后会怀恨在心,又该怎么办呢? 其他参会人员又会不会觉得你太过较真,危言耸听,或者是怀疑是不是因为你俩有矛盾才如此发言,觉得发言人不够顾全大局,太自私从而疏远他呢?到最后此人反而被疏远了,变成了不会团结同志的例子。 所以大部分人只会进行第二种民主生活会,而这便与民主生活会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所以我们需要加强民主生活会的制度改革,党员们还需要努力提高思想素质,加强作风建设,并且党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民主生活会便沦为空谈,变成形式主义了。 以制度和理性来引导人心,何其难。
总体推荐。 本书是基于给普通读者特别是外国人阐述中国的基层治理情况,从山西岢岚县脱贫这个微观案例入手。 所以,整本书的描述语言比较简洁,内容从扶贫的方方面面展开,从基层民主到县乡干部,从村民精英到企业和志愿者作用发挥,并不时就中共的治理特点予以解释。 优点是容易接受理解,读起来外行基本无门槛,能够有效了解中国基层治理的全貌。 缺点是写得太浅,基本上所有点都是点到为止,没有深挖,也没有系统地具体地阐释背后的困难和原因,如果有读书或实践积淀的读者会觉得没有新收获。 所以打4分,推荐吧,多的0.5分是开头作者写作的原因基点。
很喜欢这种见微知著的写作方法,和小镇喧嚣很像,借山西一个极其贫困的村岢岚脱贫的故事,分析总结出一个关于中国减贫治理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要回答两个问题:(1)减贫治理的系统是怎么组成的?(2)如何在复杂的治理系统中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各个治理主体形成集体行动? 针对第一个问题,治理主体的互动关系是在国家、县域和村庄三个层次上发生的。在治理系统中,国家运用政治权力发挥主导作用,包括制定各种法律、政策,也包括部署脱贫的方案、推广经验方法、进行考核和评估,扶贫财政补贴等等。到了县域层面,治理会进入具体的、复杂的当地环境。县域政府不再像中央政府一样是政策的规划者和资源的提供者,而主要是政策的执行者和资源的转化者。一方面,县域政府在村庄规划和组织农业合作社;另一方面,县域政府也把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接入村庄。最后,到了村庄层面,村庄的文化活动塑造了村民正向的价值观,增强了村民的政治认同感。村民通过经济组织联系起来,激发了勤奋创造的精神,村庄精英在村庄政治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简而言之,它都需要依赖至少三个层次的努力:在宏观层次上,国家(或者国际机构)提供正确有效的政策和外部资源支撑;在中观层次上,地方政府把宏观政策和资源转化为适应当地的环境条件;在微观层次上,相关治理主体在合适的外部条件刺激下构建政治秩序、形成集体政治行动,推动治理目标的实现。 针对第二个问题,在中国的减贫治理中发现几种典型的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 第一种合作关系是赋能,例如,驻村扶贫者就向村庄赋能。没有这种外部力量的介入,很难想象中国最贫困村庄的民主制度、经济组织和文化认同能够在短时间内重新焕发出活力。此外,政府也向贫困地区发育不足的市场赋能。 第二种合作关系是适应,其中最典型的是政府对于市场规则的适应。县域政府的招商团队为了吸引企业的投资,不但研究和回应企业的经营诉求,甚至主动地在一定程度上同化于企业的文化,以获得企业的信任。还有对村庄本土文化和组织模式的适应。中国很多地区的贫困村庄在减贫治理中广泛推广了“爱心超市”。 第三种合作关系是形成权威。在岢岚的减贫治理中,村庄和县域政府建立了有效的政治秩序,不仅依赖于规制性的权力,还依赖于在政治互动中形成的领导者权威。村民在合作社和公益岗位上获得收入,也会增强其对村干部、驻村扶贫者和经济能人的认可。在县乡政府内部,县委书记和领导班子通过表率作用和公正的奖惩获得普通干部的尊敬。普通干部为整个县域治理的成就感到骄傲,在工作、晋升和培训过程中感受到自我价值的提升,都会强化领导者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