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 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增订版）（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有人评价邓小南教授的学术成果是: “下死功夫，做活历史”。 制度史很有意思。研究中既要注意“正名”，也要关注“活”的制度。 邓小南教授主编的《过程·空间:宋代政治史再探研》《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上、下)》论文集中，较多地涉及了对唐宋时期“政务运作”“政务文书”的探讨。 邓小南教授的学生方诚峰著有《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其中展示了元丰改制前后宋代中央体制的演变面貌。 刘后滨教授认为:“宋人对唐代制度的理解，是宋代制度建设背后的重要理念。犹如律令在宋代政治社会中的作用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但是宋代还是以唐律为蓝本编修《宋刑统》，以唐令为蓝本编修《天圣令》。唐宋之间历史的许多层面，无论是连续还是转折，唐代都是重要的前提和发轫，到宋代才能找到落脚点。研究唐代制度的人，往往希望到宋代去找落脚点，大概不仅是时间上的连贯性使然——因为制度演进的落脚点不一定就在紧接其后的一个历史时期，而且宋代与唐代之间还隔着半个世纪的五代乱离时期——而是由于宋人对唐制的一种基于唐代文献和唐人政论基础上的深切关怀和着意构建。” 作者试图厘清、纠正宋人对唐代中央制度（特别是中后期体制）的认知，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提示我们:对于古人记载、体认的使用要采取审慎地态度，在具备一定认识基础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深入到研究当中。

这本书，是一本论文结构的书，以公文形态这个视角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政治体制由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演进过程，以及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公文形态及其运作机制。】如作者以及后记所言：【但是，正如作者在本书“结论”中指出的那样，全书结构有一种“分散失约”之憾。】读下来还真有这种感觉，如果只是想了解三省体制是如何向中书门下体制进行动态变化的，直接看导论和第四章，这两章认认真真读过，基本上就能概括了解到书本中“中书门下体制”的意思了，第五章也可以带着读。但是本书很大的篇幅是“公文形态”，不是很熟悉这一块的，就读的模模糊糊。读的时候真的很论文，文章边写便引用了很多学者的话，加上了“作者认为”“综上所述”，还真的会恍惚一下……真的会很害怕是一家之言，但是在唐朝政治体制这块，还是非常难得能读到的书。 文中一直表述的是：“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开创了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是中书门下体制建立的标志。”类似语句会看到无数次。到了第四章细说了这件事的因：“削弱宇文融的权势，将这些政务直接纳入宰相的管辖之下，是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的直接动因”，之后引出了使职，奏事文书也变由奏抄变成了奏状，围绕公文运行机制去展现权利结构的变化，中书门下长官的事权变化，最后又回归到文书方面，七八章基本上都是这个思路，所以书封“公文形态”是占首位的。基本上论证史书引证说的都是围绕这些展开的，所以在看到后面的时候，有些引用的话，或者作者的表达，在前面就已经说过了很多次的感觉。 这本书还是很严谨的，很多地方作者都是写“史无明文，难以稽考”、“由于材料阙如，难以稽考。”在《中国古代文官制度》里提及了五房，在这里进行了考证：【唐朝史料并未见“五房”的记载，不知宋人的说法何所本。】【从这些宋人的说法看出，唐后期一直都设有五房，但五房的建制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由于材料阙如，难以稽考。】也分析了五花判事和六押不是一回事，算是知识点的补充了。

刘后滨的《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近年唐代政治史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本人读后受益匪浅，其特点借用其师吴宗国教授的话，概括如下： 一是提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这一颇具开拓性的概念。作者认为，唐前期承隋之制，实行“中书掌出令，门下掌封驳，尚书掌执行”之三省体制。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中书门下作为一个独立于三省之外的常设机构，成为实体的“相府”，标志着中书门下机制的形成。中书门下机制的特点是皇帝走向执行前台，宰相超然于三省之上，从辅助皇帝决策，向具体行政事务执行的政务化转变，中书和门下成为具体行文机关，尚书都省弱化，中书门下直接指挥六部各司，以及使职系统。中书门下体制，是宋代二府三司体制的源头，后者又是前者的落脚点。 二是从公文运作回溯和印证，政治制度的运作模式。引用吐鲁番文书、传统文献中等资料，逐类分析七种“王者之言”的成文过程以及三省等各个角色在其中的作用，以印证中书门下体制的运作模式。以公文的角度来看政治体制，是本书的最大亮点。 三是着眼于制度的发展变化。任何一个时代的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分析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政治体制，认为唐的前后两期也不一样，前期为三省制，中后期为中书门下体制，宋的二府三司制是中书门下体制的落脚点。以变化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变化的逻辑和必然性。 四是对相关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分析了之前关于唐代中央权利结构的主要观点，形成了一家之言。 附录部分共13篇书评或者论文，都很有启发意义。尤其是与本书近似主题的三本书的书评（雷家骥、袁刚和谢元鲁关于唐代中央决策模式的书籍，恰好也刚刚读过），以及关于唐宋政治制度演变的论文，令人印象深刻。愈加深切感受到陈寅恪先生的观点，研究唐史需研究前后两朝之史，研究前朝史，可知演变之源头，研究后朝史，可知演变之落脚点。 本书内容较多，观点很独特，分析具体公文可以很直观感受唐政治体制的运作流程，汇集各方观点和资料也较全面，在同类著作中比较突出，堪为佳作。 作者虽是陈寅恪先生第三代弟子（陈寅恪、汪笺、吴宗国、刘后滨），但几乎看不出陈氏风格。本书行文不够简洁、流畅，其中书门下体制与宦官和翰林学士的配合方面说的比较简略，感觉没有说透。

极好的制度史著作，重在揭示隋唐政治体制的运作流程。不仅详细勾勒唐代从三省制到中书门下体制的变化，而且通过政务公文书，展现这一变化的核心细节：奏状与敕旨。三省制虽是中学课本的核心词汇，但其存续时间并不长远。皇帝走向前台，宰相走向具体政务，也成为宋制的一大源流。

“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

好评送给后记和再版后记，感觉作者是个实在人。内容只能说因吹斯汀，当然这也受制于客观上材料寡少，作者在再版后记中也提及了。立足特定资源结构驱动下的路径依赖视角，历史学者去到党政机关挂挂职，或许对研究略有裨益也未可知。再就是文笔，坦白说写作能力算不上好。

“中书门下体制”概念的提出和通过公文程式理解政务运行、制度变迁的研究理路，是本书的主要特点。 其在解释制度变化的原因时更加强调行政的主导作用，在国家决策与行政的关系中更强调行政的主导地位。作者主张唐朝的中枢行政体制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的演变过程中所进行的制度调整主要为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较少认为是统治阶级主观上为了加强集权而推动的制度变革。 此外，作者借用经济学界在讨论改革模式过程中提出的“增量改革”（在旧体制以外建立新的体制和机制，原有体制基本保持不变，是一种体制外先行的改革）这一概念，应用于唐宋间政治体制及政务运行机制的变革模式的诠释，并称之为“增量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简单地用新体制取代旧体制，而是在保留旧有制度框架或某些原有政务运行机制的前提下发生的增量变革。此种模式的制度变革，决定了制度演进过程中的渐进性和交替性。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一书是刘后滨教授的成名之作，初版于2004年，时隔近20年修订再版，其研究路径、研究成果依然对今天的唐代制度研究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本次修订再版，在修改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了3篇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书评、5篇唐宋政治制度演变的论文、5篇汉唐政治制度研究的论文，可作为原书的延伸阅读。 本书从公文形态与制度变迁关系的角度，考察了唐代政治体制由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演进过程，以及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公文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着重强调政事堂到中书门下的演变是历史的必然并且点出了唐宋变革论的实质，是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必读书目。 本书创造性地提出了“唐代中书门下体制”这一概念，打破了宋朝对三省制“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的一些误区，提出随着使职的大量出现，形成了一种新的政务运作体系，而这个新的体系影响了宰相制度和整个政治体制，遂以开元十一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建立了新的中书门下体制，以适应这种新的政务运作体系，并以此观照中晚唐至北宋初年政治制度的延续和演进。在论证的过程中，提出制度演进模式中“成长性变革”的概念，与邓小南先生所倡的“‘活’的制度史”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关注制度演进的纵向发展，后者关注制度运作的横向动态。 另外，本书关于堂案和门下省封驳的研究，或存在一些误读或争议，可参见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和胡宝华《读〈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以唐代封驳制度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两篇文章。

读这本书是因为前一天做梦给漂亮妹妹讲唐代宰相和中枢体制。现在我不仅学好了会讲了，还重新复习了两汉魏晋宰相制度，剩下只需要找到愿意听的plmm了。

非常硬 非常干 读完非常不明觉厉。想到以前朋友说及政治机构职权升降之下，用了“屋上架屋”一词，看了作者文章反而觉此词不妥。 又日本经济腾飞始则权势在通产省，后复转向大藏省，适可为本书之当代注脚。